桃李春风

作者：罗慕赫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庚子七月廿四日丁巳

          耶稣2020年9月11日

孔子曾在鲁桓公的庙堂中见到欹器，它放在座位的右边，后世座右铭即来源于此。图为清光绪年间造铜鎏金欹器，欹器“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孔子由此感叹为人处世“满招损，谦受益”。

图为孔子观欹器的场景。

明清两代出现了大量以孔子生平为题材的连环画。这是清人焦秉贞所绘《孔子圣迹图》中的《学琴师襄》。

东汉《熹平石经》残石。《熹平石经》是我国刻于石碑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本，它均用典雅的隶书撰写，在书法史上亦极有价值。

《中国纪检监察报》编者按：中华民族是尊师重教的民族。正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们将传授我们技能、启迪我们心灵的师者，视为生命中可敬可亲的长者，以礼相待、深情思念。又到一年丹桂飘香，师者的恩情永不忘，我们从国家博物馆推出的“高山景行——孔子文化展”中，选出相关文物，讲述它们的故事。愿天下的师者不忘立德树人初心，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

座右铭是怎么来的

毕业纪念册上常有“座右铭”一栏，座右铭是我们对自己的勉励与提醒，往往字数不多，却寓意深刻。有时我们将座右铭郑重写下，悬挂在书房一角，让我们时时得见，加深对它的印象。

座右铭起源于何处？战国时期的荀子在自己的著作中有一篇《宥坐》，宥通右，这篇讲了春秋时期孔子的一则小故事。孔子与弟子们在鲁桓公的庙堂中见到了一种欹器即中空倾斜的器皿，孔子不知道这是什么器皿，恭敬地向守庙者请教，守庙者说这就是放在座位右边用以自警的器皿。孔子说：“吾闻宥坐之器者，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这种器皿原来中空时是倾斜的，往其中注入适量的水后，它的位置就端正了，如果注入的水过多，就会倾覆，洒出水来。这只是孔子听说的，是否真实，还要当场试验一番，孔子让弟子们往器皿中注水，果然验证孔子听说的无误。孔子由此不禁感慨，天下万物哪有满而不覆的呢？

孔子的得意弟子子路又问，敢问老师有没有“持满之道”？孔子回答：“聪明圣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让。勇力抚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谦。此所谓挹而损之之道也。”

优秀的师者，能从生活中寻找到教育学生的好材料。孔子通过欹器的“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教育弟子为人处世“满招损，谦受益，戒盈持满”。

这种欹器容纳了如此深刻的做人道理，确乎适合放在座右以时刻提醒自己。但欹器究竟长什么样呢？欹器在汉代以后逐渐失传，后代虽然多有研究和仿制，但存世者寥寥，我们看到的这个欹器是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清宫造办处制造的。此外，在展览中一幅明代的《孔子观欹器图轴》中，我们看到了三个并排悬挂在横梁上的欹器，它们正好展示了上述欹器的三种状态。

欹器所蕴含的戒满与持中的道理影响后世深远，无论是高居庙堂，还是野处江湖，这一道理都行得通。紫禁城中和殿中，“允执厥中”的匾额高悬，这四字来源于《尚书》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十六字心传历久弥新。而对于市井百姓、乡野村夫，他们从戏曲、说书中所觅到的，依旧是“三条大路走中央”的劝告。

孔子怎样向师襄学琴

相传孔子曾“删诗书，修春秋，定礼乐，序易传”，对“六经”做了一番整理，后来由于《乐经》失传，变成了“五经”。孔子“述而不作”，其学术根本、思想旨趣都体现在对经典的整理，及后世记其言行的《论语》等书中了。除了通过文字了解孔子，我们还可以通过图像了解孔子，这是一种更直观也更富趣味性的了解方式。

孔子图像产生于汉朝，这几年颇受关注的西汉海昏侯刘贺墓中，出土了有孔子和其弟子形象的衣镜框，而孔子见老子的故事，则是汉代画像石上最流行的题材之一。这些图像都是单幅的，到明清两朝，讲述孔子一生经历的连环画大量问世，它们被称为《孔子圣迹图》，有黑白的也有彩色的，一般都有文字予以解说。除了孔子外，孟子等圣贤也有相应的圣迹图。

翻阅《孔子圣迹图》，这位被尊称为“至圣先师”的师者，本身就是位虚心好学的学生。我们结合相应的图像，来讲两个孔子问学的故事。

孔子还不到而立之年的时候，曾以博学的郯子为师。郯子有一回来鲁国访问，当被问及少昊氏为何以鸟名官时，郯子因少昊氏是其祖先，故了解个中缘由，少昊氏即位时，恰有凤鸟来临，故以鸟名官。孔子听闻此事后，就去拜访郯子，讨教上古官制，后来孔子深感“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孔子去拜访郯子的路上，还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他在路上遇见了一位有名的贤士程子，两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不一会儿，孔子唤弟子子路取一束帛来赠给先生，子路不答，再过了一会儿，孔子又以相同的话吩咐子路，子路还是不答。子路心中有个疙瘩，他听说士人之间若不经中间人介绍就相见，就如未有媒妁之言便嫁娶一样，是君子所不为的。孔子开导子路，程子乃贤士，此时若不向他表示自己的敬意，以后还不知何时能再见，何必拘泥于小节呢？由此可知，孔子重礼仪，但却不拘泥于繁文缛节。

后来，孔子又向师襄学琴，这时孔子已有了一定的基础，师襄建议他可以学些新东西了，孔子说：“我还没有掌握好这曲子的节奏”，于是继续练习。过了一段时间后，师襄认为他已掌握了节奏，可以往下一步了，孔子说：“我还没有领悟到这曲子的内涵。”过了一段时间后，师襄认为他已能了解内涵了，可以往下一步了，孔子又说：“我还没有理解这曲子赞颂的人是谁呢。”过了一段时间后，师襄观察到孔子的神情与之前不太一样，他分明读出了他神情中的恭敬，还有一种登高望远的自信，孔子说他感觉到这曲子所赞颂的人是文王，师襄肃然起敬，说这曲子正是《文王操》。这则故事既是孔子学琴的故事，也是良师善教的故事，教学应循序渐进，不仅教授技术，亦启迪心灵，最终要达到的是改变人的气质的目的。

孔子从三十多岁就开始教授学生，他打破“学在王官”的桎梏，让普通人也有机会接受教育。孔子在杏坛设教，培养出七十二贤，他们又开枝散叶，将文化的星火传播下去。一代又一代的师者，夯实文化的根基，壮大文化的规模。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唯有学盛，才能国强。

汉朝人的课本长什么样

新学期一到，学生们手捧新课本，对新的学期充满了期待。那么古人的课本长什么样呢？我们先来看看这件《熹平石经》残石。

众所周知，汉代独尊儒术，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以传习儒家经典，汉代选拔人才亦注重其经学修养，但当时造纸术和印刷术都还不发达，学生们只能通过传抄的方式获得经典文本，而在传抄的过程中难免出现错误，这对于准确理解经典、通晓圣贤之意带来了许多障碍。

汉灵帝时，才女蔡文姬的父亲蔡邕发现“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熹平四年（175年），他和其他关心此事的人向朝廷上奏，请求“正定六经文字”，获得汉灵帝同意。蔡邕是当时知名的书法家，他亲自上阵，“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这批立于都城洛阳太学门外的石碑被称为《熹平石经》，是我国刻于石碑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本。《熹平石经》面向公众开放，史书记载石经落成后，前来抄经的学生络绎不绝，把街道都堵塞了。

《熹平石经》共计46碑，我们如今只能想象它完整立在洛阳太学门外的恢宏场面了，石经落成已在东汉末年，战乱频仍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就要来临了，洛阳城池饱受战火，石经也残损严重，及至今日，我们只能见到一些残石，但即便是残石也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那漂亮的隶书，被认为是汉代书法的高峰。

《熹平石经》开创了后世将儒家经典刻石传播的传统，在此之后，曹魏、唐朝、后蜀、北宋、南宋、清朝均刻立儒家石经，其中一些完整保留到了今天。读者朋友们可以在西安碑林博物馆看到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完成的《开成石经》，114块高两米的石经填满了整个展室，这是一座真正的“经典之林”。在北京的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可以看到完整的《乾隆石经》，这时印刷术与造纸术已相当发达，学生们早已人手一套儒家经书，石经的课本功能不再显著，而越发彰显出接续传统、弘扬儒学的纪念碑功能。

从《熹平石经》到《乾隆石经》逾一千五百年，课本内容也在不断增加，《熹平石经》所刻的经典是《周易》《诗经》《尚书》《仪礼》《春秋》及诠释《春秋》的《公羊传》，这些是“五经博士”传习的经典，此外《熹平石经》还刻写了《论语》，因此共计七种经典。到《开成石经》，又增加了《周礼》《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谷梁传》《孝经》《尔雅》，总计十二种经典。到《乾隆石经》增加了《孟子》，总计十三种经典，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儒家十三经”。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