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婚姻的神圣性从何而来？ 民政、礼俗不能混淆

作者：李竞恒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布，《南方周末》2020年9月17日

民政部、全国妇联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婚姻家庭辅导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要通过引导结婚当事人读誓言、领取结婚证，在“庄严神圣仪式”中缔结婚姻，“推广体现优秀中华文化的传统婚礼”，让当事人感悟家庭蕴含的责任担当。

笔者认为，这个出发点很好，家庭是公共生活的最小细胞，通过对家庭价值的重视以及担当，是培育社会责任感的重要组成和训练部分。

不过，婚姻的“神圣性”恐怕不是来自于民政登记或领取结婚证等现代世俗程序，而恰恰应该是落脚在“中华文化的传统”上。

实际上，世界各民族的婚礼最初都具有传统礼俗甚至宗教文化的背景，这些根植于古老礼俗的文化，都是自带“神圣性”的。如古希腊、罗马的婚礼，被视为家族宗教圣火、祭祀关系的内容，是神圣的礼仪。

“妇人加入了夫家的宗教，这诚如柏拉图所言，是由神所使然的”，“这种神圣婚礼在印-欧族中，大约与家庭宗教有着一样的古老历史”（[法]库朗热：《古代城邦》）。

在欧洲中世纪，婚姻被视为“七圣事之一”，但这种“圣事”的圣性，不是基于世俗机关的民事登记或程序，而是基于传统礼俗、社区教堂举行仪式之类的。

婚姻的民事机关登记，其实是很现代的产物，起源于法国革命，1791年《宪法》宣布婚姻是纯粹世俗化的民事契约；1792年规定新婚夫妇的结婚必须首先到居住地的市政府登记，才受法律承认。

所有市政府，必须有一名副市长专门负责婚姻登记。此后的《拿破仑法典》规定，结婚应在政府工作人员处登记，登记簿在签名后送存于当地法院的书记课。

这种覆盖全民的婚姻登记管理，从现代国家的治理角度，当然是必要的，因为这对于户籍信息的管理、财产权的保护、税收的清晰、对民族国家想象共同体的认同等都是有意义的。

但是，这些部分，却和婚姻古老的“神圣性”关系不大。

对于中华文化传统来说，婚姻的“神圣性”同样是具有非常古老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

《礼记·昏义》说：“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

意思是，婚礼的意义是将两个家族小共同体凝聚为合作者，通过婚礼建立的家庭，要对祖先的神庙负责，也要开枝散叶，养育子嗣，形成一个死者、生者与未出生者的神圣共同体，也是一条生命的河流，所以君子认为婚礼是有“神圣性”的。

这种基于家庙礼俗的婚礼仪式，有繁复的内容，《仪礼·士昏礼》就包括了纳彩、问名、纳吉、纳徵、请期、亲迎等六个主要程序，称为“六礼”，前五个部分，是在女方家的家庙中举行的，也是带有神圣性的。

最后确定下来，要举行亲迎，时间选定在黄昏，婚礼古称“昏”就是因此，现在江南一带，还保留着黄昏时候举行婚礼的传统习俗。

因为这个时间点，既不是白天，也不是黑夜，而是阴阳交汇的时间，对应着人伦的阴阳合作。

女家在家庙为祖先准备了竹席，还有神灵坐的凭几，新郎亲迎之后，对席共牢“三饭”。

这一礼仪，简朴而肃穆，新人夫妇都是穿以黑色为主体的服饰，乘黑色马车，也没有大红大紫的吹吹打打，甚至有一点淡淡的哀伤，女方家三天不熄灭庭院的火炬，男方家三天不演奏音乐。

古老的庄重肃穆之礼，也是神圣性的体现。

后世婚礼多用大红盖头，其实是元朝以来不断涌入西北外来游牧文化的结果，中亚很多族群都有婚礼红盖头的习俗。

很多人对“传统婚礼”的想象画面是“红盖头一拜天地”，这其实并不是中国传统古礼。

当然了，红盖头之类在民间既然已经成了“民俗”的一部分，作为“俗”当然可以用，以至于现在要穿西装、婚纱拜天地、拜父母，作为一种俗，也未尝不可，反正拜拜天地，也还是有点“神圣性”的。

“推广体现优秀中华文化的传统婚礼”、在“庄严神圣仪式”中缔结婚姻，当然是好事，但需要注意的是，从法国起源的现代国家婚礼民政程序，本身无法提供这种“神圣性”的根本来源，它的根基只能是追溯到古老习俗和小共同体的礼仪文化之中。

民政和礼俗之间，不能混淆。前者提供现代法律的信息登记，以便于民事管理和财产保护等，后者则提供基于家族或礼俗支撑的庄严、神圣、肃穆。

当然，“礼俗”之间，还可以进一步细分，礼是大传统的经典，是神圣来源。

但后世无法复用古礼，只能从权，有了朱子家礼之类，其实也是礼。俗，则是民间大红盖头之类，是小传统。

对于俗，当然需保护，但破坏婚礼神圣性的一些“俗”，如《汉书·地理志》《风俗通》佚文等都记载有，至迟从汉代开始就有的“闹婚”民俗，这些很可能起源于史前的原始狂欢。

作为一种“俗”，自然古老，但却是消解婚礼神圣性的，因此需要“礼”加以匡正和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