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二千纪是古代文明从历史舞台上消失，由古典文明取而代之的过渡时期。在中东地区，希伯来人攻取耶利哥城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事件。斯时，摩西已逝，族群首领是约书亚。约书亚治军治族严明，一举攻下耶利哥城。这是希伯来人在迦南攻取的首座城池。这一事件在历史上有着重大意义，而耶利哥人的最终结局也成了地中海文明发展过程中弱势种族与文化的参照。按圣经约书亚记记载，城中所有人，无论男女老幼，全部被杀。只有妓女喇合一家获生，因为在战争之前喇合容留希伯来人的两个密探并保护他们安全出城。希伯来人的强大力量本已为耶利哥人所恐惧，间谍刺探情报并返回更令耶利哥人彻底无望。约书亚攻打耶利哥城的事件发生于何时，有不同说法，基督教认为是在公元前十五世纪，西方史学界的主流观点则晚到公元前十二三世纪。如果从更宏大的历史背景看，我们不必深究确切时间，事件发生的时代恰恰是地中海和中东地区以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以及米诺斯文明为主的古代文明，向以古希腊为代表的古典文明过度的时期。

    在同一片大陆的东端－－中国，古代文明向古典文明的过渡发生得稍晚，在公元前十一世纪。这一巨变借武王伐纣而迅速完成。虽然同样是一个民族取代另一个民族成为地域的宗主，但这一转型与地中海的进路却完全不同。不但时间短，没有长期的杀伐征战，而且原来的文明区域几乎没有遭到破坏，新的文明完全建立在旧文明的基础上，而且文明的内容继承了原有的优势，又综合了新统治民族的优良传统。中国起步虽晚，其后的发展却是惊人的，中国的古典文明与印度和地中海的古典文明几乎同步，文化层次上毫无逊色，甚至可以说略微超前且更加出色。由此衍生的中国两千年帝制则是世界公认的文明龙头。而这一切都与武王伐纣所遵循的政治价值体系有密切关系。

    也许作为拥有华夏祖先的中国人不应该讥笑地中海文明历史中的残暴，因为社会环境使然。也许耶利哥对中东文明的意义与商朝对中华文明的意义没有可比性，但事件背后为两个文明所坚持的价值理念和这样的典故在后世的影响，却极具比较价值。周武王克商，其目的在于获取天下共同承认的天命。战争胜利后，周人不但保留了中原原有文化和居民，而且在商朝原地封武庚以继商祀，并向箕子请教治国之道。管蔡之乱后，周公镇乱再封宋微子。这对后代有巨大的标榜作用。耶利哥人则不同，非但当时的命运悲惨，而且也没有被后世给予一个应有的历史位置，却如木偶般地被视作历史发展的道具。这造成基督教在传播其教义的时候对原生文明的漠视，而不是将其作为一个对等的文化看待。美洲澳洲文明的湮灭，是人类永久的伤痛，西方学者可曾反思？而基督教神学家可曾愧疚？地中海文明对耶利哥的苦难与文化损失的漠视与遗忘，是导致日后许多弱势文明被摧残甚至毁灭的重要原因。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圣经中的这种民族自私，对日后基督教扩张中所造成的人类文明的损失，要负多大的责任，基督教世界应该深刻反省。

    胜利者在撰写历史的过程中，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与统治的合法性，往往会程度不同地使用春秋笔法。这样的做法虽然模糊了历史，往往却准确而且详备地凸显了统治种族所崇尚的宗教价值取向。据此，我们可以推测，中国的武王伐纣可能没有像史记等正统记载那样商朝大军临阵倒戈，而更可能如同逸周书中所记载的曾经流血漂橹。而在中东地区，神是否无视民族平等的天律，废弃先来后到的法则，将迦南美地应许给希伯来人，也是颇可怀疑的事情。而且跟神有关的历史远比跟仁义道德有关的历史更加难以考证，因为战争的失败方与后人无从知道神跟胜利者说了什么。我们姑且将历史真实的考证任务留给历史学家，单从两个文明所崇尚的不同价值来讨论二者的差异和对后世的影响。

    商王帝辛摒除异己，一意强行。微子从谋士建议而逃亡。箕子认为逃亡是归罪于君主而向民众自邀名节，所以进谏。后来因为王子比干强谏殒命，箕子恐惧而诈疯被囚。尚书中有洪范一篇，圣贤之气直逼尧舜，传为武王问政箕子时由箕子所做。在正史中，对商纣王的否定并没有伴随任何对其文化和种族否定，所以善良的孟子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战争中的死难难以避免，而征讨的目标也仅限在商纣王一人，种族非但不问罪，反而因为其文化的发达而保留原有居住地和宗庙祭祀。这里既有对文化的尊重，也有对种族的尊重。或者从另一角度说，种族并不成为善恶与天命的评判标准。从这里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出当时周人对此次战争的理想期待，他们对待异族的态度，和对广泛的文化及原有政治体制的尊重。征服者的这种文化与种族原则，直接导致了后世政权更替过程中胜者对主体文化的尊从，从而使得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五千年连续一贯的文明。

    同理，希伯来人的圣经所记述的历史，最确凿可信之处也在于其所崇尚的价值。希伯来人对一神论的坚守的确可贵，他们的上帝第一选民之说，体现出他们价值取向的执着。同时这又是自私的民族主义，对其他民族和文化的贬低敌视，彻底拒绝了民族归顺融合与文化交互的道路。信仰的坚守和民族的自私二者共生，也许是历史的无奈，而对于当地其他民族则是灾难。占领耶利哥城的行动，对希伯来人不需要任何其他的理由，因为这是上帝的应许与意志。妓女喇合为保全自己和全家性命，出卖本城人而与希伯来密探私下媾和。为什么喇合做出出卖本城人的行为？是出于对城中腐败的憎恶还是简单地出于自私？约书亚记中几乎没有做任何交代，却借此机会大肆宣扬希伯来人作为神所拣选与恩赐的民族的说法，耶利哥人的生命与文化不被理解也不被尊重。希伯来文化对这种普世公义的漠视，导致后世无法确定喇合是背信弃义的叛徒还是弃暗投明的义士。其中凸显了犹太文化价值观，就是超越一切利益和个人理解的善恶而对信仰的坚守，这的确是希伯来文化对人类的重大贡献；同时，不去甄别善恶，不去思辩事理，只对片面的古代文献彻底相信，历史进程中为人类带来的苦难与损失是不计其数的。在中国，无论什么朝代，什么利益方，弃暗投明者都会得到褒扬，而出卖民族者，都会被认为是道德败坏。这种大是大非问题，在中国传统中是断不可模糊的，这是一个根本的文化差异。希伯来人的义完全建立在与神的距离和是否合于神的旨意上，当上帝的旨意不再是普世的，而是牢固地和民族利益绑在一起的时候，对一个民族为义的行为，往往会是对普世的罪恶。当代华人基督徒，在自己民族文化奄奄一息的时刻，依然津津乐道于耶利哥城的神迹，从希伯来人站在自己的利益上而确定的神命价值角度看待原生文明的毁灭，无疑是令祖先心碎，令上帝摇头，令人类齿寒的事情。

    喇合的后代中有圣人耶稣，宋微子的后代中则有圣人孔子。也许这是二者最耐人寻味的共同点了。耶稣彻底粉碎了犹太人因为种族和生活习性而自以为圣洁的宗教意识，但是依然强调了完全不问来由的信的宗教地位。后代的耶稣信徒将旧约全书如数继承，没有人有能力与资格做出耶稣式的诠释与鉴别，导致在民族平等上本来就分歧的旧约与新约的杂糅。两千年基督教神学家的聪明才智则将简单的民族自私拔高成深奥的对神称义。人类于此的幸与不幸，依然需要总结。而前不久揭发出的孔庙附近欲建哥特式大教堂的本心根源，很可能也出于这种地中海文明给世界散布的毁灭原生文明的人文惯性。

    不知道会有多少基督徒在这次事件中将曲阜视作中国的耶利哥城。当然作为物质实体，二者绝对没有可比性，也不会有人昏聩到如此地步。但是从精神价值上思考，是否会有参与此事的基督徒甚至于牧师主教等人将曲阜比作耶利哥城，认为拿下曲阜后，就象当年摧毁耶利哥城一样在中国儒教徒的心中摧毁了一道防线，而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就会势如破竹了呢？基督徒们以此和现实的传教过程相比，和自己的心路历程相比，可能是顺理成章的。在受侵犯方被视作罪恶的行为，在侵犯方看来，尤其是超越了个人利益，认同这种宗教传播的主要结果是为所有人带来福音的前提下，基督教内部能够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就不容易了。我不赞同大家以恶意揣测基督教徒，他们的目的也应该在人类的幸福，但事与愿违。如同耶稣所言：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筹建教堂者的出发点是什么？外人眼里的宗教扩张，在基督徒那里却是拯救同胞。但是许多基督徒看中曲阜的地标性意义是最可能的。哥特式建筑，也许并不见得有意要力压孔庙，但是注重外表的华丽以体现三一神的伟大当不假。这倒颇合当代的社会氛围，而且对当代重外表轻内心的错误有推波助澜的作用。本人只想提请他们从这样的思路考虑建堂的事情：如何能真正实现曲阜人的福祉？如何能给中国同胞真实的宗教信仰？也许还有，如同他们所想象的，如何拿下曲阜？信与不信，到底是华丽教堂的功用，还是个人内心的反省？在曲阜建造哥特式教堂遭到十位儒学者联名反对并征集签名不久，在全国政协的某宗教问题座谈会上，某位牧师发言，”强调宗教和谐必须以尊重和包容为前提、以交流和对话为途径，切不能强调自身特点产生狭隘和排他” ，他认为“不能用此消彼长的传统思维方式去应对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交流与共融。” 这恰恰是打着传播福音的旗号，干着亏损基督的事情。耶稣在登山宝训中说：别人要你的外衣，你就把内衣也给他。当下的基督徒却是抢了别人的外衣后，在抢别人的内衣时抱怨别人为何如此不驯服。在这样的位置建这种风格的教堂，直接导致尖锐的宗教冲突，辱没了圣人的声誉，亏损了基督的盛德。

    这次事件中儒教圈的很多朋友将基督教称作耶教，对方没有大作文章，但是内心肯定是不接受的。一些基督徒的确表现了不错的涵养，而儒教中很多人则有着不同程度的怨恨。这种称呼是否有必要，是否能够体现宗教间的互相尊重，需要讨论。正所谓：富而不骄易，贫而无怨难。

    信仰自由是个人的基本权利，这一价值取向是社会走向幸福的基本保证。文革时期将一切古典宗教都视作封建迷信的时代，和中世纪的欧洲极端歧视异教徒并且迫害异端的时代，是为人类永远告别的历史，没有哪个国家政府愿意重蹈覆辙。但是，当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皈依了某种宗教后，对于其他的伟大文明和宗教却应该存有敬意和温情，绝对不能排斥与诋毁。当代华人基督徒对待自己传统文化的态度，无论从文化多样性的角度，还是从传承文化上自己对人类的责任角度，都不能是蔑视甚至打压。现实的情况却不然，有些人在儒道佛等传统文化衰微的历史时期趁火打劫，甚至牵强附会无中生有地侮辱抹黑自己的祖先与传统，欲除之而后快。这种思路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敌人。其实基督教或者说其母体犹太教的历史传承中也屡次遭遇到类似的困境，如果希伯来人当年对待自己的传统象这些华人基督徒对待中华文化一样，在伽勒底帝王尼布甲尼撒时代，犹太教就早已灭亡了，何待耶稣的诞生？信仰宗教不信仰其精神与灵魂，只眩惑于其表象与皮毛，既破坏了自己的传统，也扭曲了那一强势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