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勤勤】《东西均》“时”论解析

栏目:学术研究
发布时间:2020-10-15 00:40:17
标签:《东西均》、方以智

《东西均》“时”论解析

作者:周勤勤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9年第6期

 

内容提要:方以智非常重视从“时”的角度探讨哲学问题,在《东西均》中也对“时”从多个视角进行了论述,赋予“时”相应的含义,如时间性概念、时代性概念、与相关词合成的哲学性概念等。方以智还在许多地方使用了在现代意义上与其含义相同的“同时”概念,并且往往把相反特性的事物、行为对举,阐发“存泯同时”的观点。“时中”是变变不变、不变而随变者。方以智如此重视“时”,与他所处的时代和人生抱负有关,也与他需要阐发的哲学思想有关。

 

关键词:方以智/《东西均》/“时”论

 

标题注释: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卓越学者研究项目“阐释与创新——方以智哲学的特质”的阶段性成果。

 

一、引言

 

梁启超由于所见材料有限,对方以智的评价主要针对其《通雅》一书:“密之学风,确与明季之空疏武断相反,而为清代考证学开其先河,则无可疑……他虽极博古而亦不贱今,他不肯盲从古人,全书千数百条,每条都有自己独创的见解。依我看,《通雅》这一部书,总算近代声音训诂学第一流作品。”①1957年,侯外庐先生对方以智进行了全方位研究,称方以智是中国的百科全书派大哲学家。②但对方以智的研究并没有持续下来,直到1980年代才有任道斌和蒋国保的著作出版,一是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帮助的《方以智年谱》,③二是《方以智哲学思想研究》。④后者对方以智哲学思想进行了全面探讨。该书讨论了《东西均》的篇章问题和方以智的辩证法思想等,但没有涉及《东西均》中“时”的问题。由于方以智的著作一直没有完整出版,学者大多通过有限的出版物和馆藏的抄本进行研究,使其在一段时间内并没有深入下去。近几年,方以智著作的陆续出版,尤其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方以智全书》于2019年7月的出版,⑤将有助于学者们更方便地进行研究。《方以智全书》共10册,收录方以智著述35种,涵盖哲学、天文、物理、医学、语言、文学等诸多领域。近年来,对方以智的研究可称为热点之一,学者们陆续出版了一些学术著作,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有学者以《东西均》《药地炮庄》为主,兼及《易余》《冬灰录》《一贯问答》和《青原志略》等,对方以智庄学思想进行了系统研究;⑥有学者以明末清初“天崩地陷”的社会大动荡作为时代背景,以方氏易学中的“忧患意识”作为切入点,探讨方以智“贯通中西,炮鼎百家”的学术理路,着重分析方以智“寓义理于象数”,“质测”与“通几”,“资格”,“自由”与“共由”等重要观念;⑦有学者对方以智心性论进行研究,⑧但都没有涉及《东西均》中“时”的问题。有位学者只是在讨论方以智父亲——方孔炤的易学思想时,才涉及“时”的问题——“时”与“三理”,但也是在《周易时论合编》的范围内探讨的。⑨就目前来看,没有学术论文对《东西均》“时”论进行探讨。时间问题已经引起了学者的关注,有学者对马克思时间观与儒家时间观进行了比较,认为马克思把时间区分为感性时间、活的时间和自由时间,认为人的感性就是形体化的时间,人类劳动时间是“活的时间”,自由时间是个体可以自由支配的实现个人全面发展的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儒家时间属于内在于生命的时间,要求生命把握宇宙时间的节拍,“与时偕行”,实现生命的永恒,即在辩证时间的体验中获取超验时间。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二者又表现为外在时间与内在时间、现实时间与超验时间、线性时间与循环时间的差异,属于两种异质的时间观。二者存在互补性。⑩

 

方以智非常重视从“时”的角度探讨哲学问题,方以智与其父合著的《周易时论合编》从“时”的角度对《周易》进行了大量论述,(11)在《东西均》中,也从多个视角对“时”进行了论述,赋予“时”相应的含义,包含时间性概念、时代性概念、与相关词合成的哲学性概念如“时中”等。本文侧重对《东西均》及方以智“时”论进行解析。

 

方以智对“时”有自己的定义。方以智在解释“代错”时说:“本无代错,随其代错。月代量而错以星也,纪日、月、星之差而错成时也。天何道乎?时而已矣。时何道乎?差错而已矣。圣人知之,以差为步,以逆为学。日差于天,月差于日,星互差于日。合差而时显,积差而天显……《易》,逆数也;学,逆几也。以顺用逆,逆以为顺。天差而不差,学天者过而无过矣。《礼运》曰:‘日星以为纪,月以为量’,其代错之所以不息乎?其不息之所以代错乎?”(12)“月代量”,即方以智自引《礼记·礼运》之“月以为量”,指以月为计时单位。“合差而时显”,通过利用日、月、星之差,便可使“时”显现出来,即形成历法。方以智据此认为“时”是“天”演绎出来的。“代错”一词出自《中庸》:“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13)“代”,指相继、交替;“错”,指更迭。在《东西均开章》中,方以智对“代错”和“时”做了更进一步的解释:“代而错者,莫均于东西赤白二丸。白本于赤,二而一也。赤者平起赤,而高、中白;白者能白、能黑而满轮出地之时本赤。因其所行,错成生死。明而暗,暗而明,昼夜之生死也;生明死魄,一月之生死也;日一北而万物生,日一南而万物死,一岁之生死也,时在其中矣。”(14)“赤白二丸”指日月,并明确说月亮的光来自于太阳(“白本于赤”),两者相反又相因。太阳、月亮有规律地移动形成了“时间”——日(昼夜)、月、岁。

 

方以智对“时”有高度评价,他说:“子思赞天地之所以大,孟子称之以时”。(15)“子思赞天地之所以大”,指《中庸》称“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有如“天地之所以为大也”。孔子遵循尧舜之道,效法周文王、周武王之制,犹如天那样伟大。“孟子称之以时”,指孟子称孔子为集文化大成的时代的圣贤。

 

对于“时”,方以智在《东西均》中有很多表述,分别表示时间点、时间段、时代、时辰、季节等含义,和“中”、“义”、“宜”等结合形成具有哲学意义的概念。

 

二、以“时”指时间点或时间段、时候

 

以“时”指时间点或时间段、时候,《东西均》对此的表述很多,如“时已推移,而不知变”,(16)讲不能因时而变。“圣人通昼夜而知阴阳之几,折半因,合大因焉。犹十二时而用其半为六爻,椭轮正变,可例推矣……当阴含阳之时,亦重阳也;当阳冲阴而包之之时,亦重阳也。”(17)“十二时”指的是12个时辰,后面两个“时”就是指时候。指时辰的还有:“新率测中国申时,欧逻巴方子时”等,(18)可以看出,方以智不仅说有12个时辰,而且说,中国和欧逻巴有不同的时辰,透显出时区的概念。方以智对“十二时”也有说明:“日、月并照,而天、地之内,惟日为主,月与星汉皆借日为光。以日行成岁,以日成昼夜,以日成寒暑,月岂敢并日哉?日东而月西,东升而西降,东生而西杀,故四时以春生统秋杀。十二时用九,自寅至戌,以三属夜,亦贵昼也。”(19)“十二时”中的亥、子、丑属夜,寅至戌属昼。“日”居于统治地位,岁、昼夜、寒暑都是由“日”形成的。这里也讲到了“四时”,“四时”就是春、夏、秋、冬四季,而且“春生统秋杀”。以“四时”指代春、夏、秋、冬四季的表述还有:“则天地未分前者,即贯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中;冬至子之半者,即贯四时二十四节中”。(20)“阴风忍阳气于亥、子、丑,而出于九会,以长养收藏,故风转四时。”(21)春、夏、秋、冬四季以及二十四个节气有长养和收藏的区分。

 

“溯之天地未分前,则位亥、子之间,不得已而状之图之,实十二时皆子午、无子午也。”(22)古人认为子时为一日之始,亥时为一日之终。方以智认为追溯到天地未分之前的“先天”也应该位于亥、子之间。由于昼夜是循环的,所以说皆子午、无子午。人们不得已而这样描述及区分亥、子等时间点。方以智进而推论时间的无穷性:“庄子曰:‘有未始有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夫未始有者’,是三层也。今日之始者,子时也;子之先,即亥之后也。一层而一层,一层而又一层,以为深乎?”(23)“今日之子时前,即昨日之亥时后;而天地之大生死,即一日之十二时也……巧历善算,法且数变,而必以三十年为一世、十二世为一运、三十运为一会、十二会为一元,足准者,以年月日时为确征也。”(24)方以智认识到昼夜的连续和更替,世、运、会、元,都要以年、月、日、时为基础进行计算和确定。“如此而原始要终,三世之故莫明于此。曰过去者,昨日而已;曰未来者,明日而已。更元其元,犹时其时也。”(25)“原始要终”,就是指探究天地万物的始终。“三世”,指过去、现在、未来,如同昨日、今日、明日。开始之前有开始,今时对于未来来说是彼时。方以智认识到了时间的连续性和永恒性。

 

将“时”用作时候的表述还有:“赤者平起赤而高中白,白者能白、能黑而满轮出地之时本赤。”(26)“下地之时,善在恶中,理在欲中,前喻素彩是也。”(27)这叙述了性善论和理欲观。至善是与生俱来的,“人自下地,动而有为,即是恶矣。劫初善,劫末恶;赤子善,长而恶。谓之良知、能者,其未生前之至善,生时与来,相继不失也”。(28)这一观点接近于孟子的性善论和王阳明的致良知说。

 

还有以“无时”、“时时”连用,代表经常、不停地、不间断地。如“自古及今,无时不存,无处不有,即天也,即性也,即命也,即心也”。(29)天、性、命、心,方以智认为是永恒存在、无处不有的。“蒙长者有独子,聪明,负直气,使才,颠狂,不事事,破长者之家。长者旦夕经纪,怒子不孝,闭而缚之,时时逸出,逾月不返”,(30)描述了聪明、任性、使才、颠狂、不事事的不孝之子被长者用绳子捆绑、关在家里却经常逃出、逾月不回的情况。“所谓集大成者,能收古今之利器,以集成一大棘栗蓬也;而使万劫高者时时化而用之,卑者时时畏而奉之,黠者时时窃而假之,贤者时时以死守之,尽天下人时时衣而食之,故万劫为其所毒,而人不知也……无外无间,时时光明”。(31)集大成的人,能收古今之利器,使高者、卑者、黠者、贤者为其所用,天下所有人常常衣食无忧。

 

方以智还把“时时”用于对气本论和象数的描述。“声为气之用,出入相生,器世色笼,时时轮转。”(32)声是气之发用,器世的色界和色笼的无色界不断轮转。“声音象数之微,天地鬼神生死利害之几,时时橐籥于心,触处便可以知昼夜、通古今。”(33)“橐籥”出自《老子》:“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34)“橐籥”,指的是古代冶炼时用以鼓风吹火的装置。方以智认为,声音象数、天地鬼神生死利害变化之几微,如果时时在心中思考,那么阴阳变化之道可以随遇而知。还有“于时”连用,表示根据时间或情况,如“皆备之我,即无我之我;克己之己,即由己之己。于时空尽,于时不空;于时解脱,于时担荷”。(35)方以智指出:孟子有“万物皆备于我”的有我说,孔子有“毋我”的无我说。所以,有我之我即无我之我。孔子一方面讲“克己复礼”,另一方面讲“为仁由己”。方以智据此强调:不可拘泥,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决定或空或不空,或解脱或承担。(36)

 

方以智还在许多地方用了在现代意义上含义相同的“同时”概念,并且往往把相反特性的事物、行为对举,多次阐发“存泯同时”的观点。如“所以为均者,不落有、无之公均也;何以均者,无摄有之隐均也;可以均者,有藏无之费均也。相夺互通,止有一实,即费是隐,存、泯同时。”(37)公均、隐均、费均既相互否定,又互相贯通。公均不落有、无,是所以为均者;隐均以无摄有,回答何以为均,二者皆虚。费均表现为有藏无,是可以均者,只有它是实的。事物的本质和现象离不开事物本身,二虚都藏在一实中,即费是隐、存(有)泯(无)同时。关于存、泯同时的表述还有“开顶门背面之目,破不落有、无之镜,而覆存、泯同时之帱,一罄欬,三教毕矣”。(38)“随流见得,不落有、无,吾何妨以贯虚于实;即有是无,遮照存泯,同时俱镕此一味之中道法界耶?”(39)虚与实、有与无、存与泯既同时存在,又可以相互打通。“存、泯同时,舍存岂有泯乎?而侗(笼统)首上首者,且执其隐语名字之坯瓶而不知归实,岂不大可悲耶?”(40)存、泯同时,没有存就没有泯。离实言虚,是很可悲的。“龙溪专主‘四无’,学单提耳。抑知无所得仍属方便,而舍存无泯为同时六相乎?”(41)方以智认为,王阳明大弟子龙溪(即王畿)提出的“四无”说,是对王阳明四句教即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的一种理解。王畿认为,既然心无善无恶,那么心的发用意、知、物,也应是无善恶的。这是效仿禅宗,只图方便。舍存则无泯,圣眼能够在一一事相中,同时见到佛教所说的六相圆融。“印泥、印水、印空,三印且破,又何嫌于刻销乎?存、泯同时,各不相坏。形既无形,声亦无声,何不可乎游形而戏声?”(42)印泥、印水、印空,是佛教宗门的三种譬喻,可以打破三印的界限,不必拘泥。因为存、泯可以同时,而不相破坏。

 

用“一时”、“无时”讲完整性、不间断性,“不落有、无又莫妙于《易》矣。‘太极’者,先天地万物,后天地万物,终之始之,而实泯天地万物,不分先后、终始者也;生两而四、八,盖一时具足者也。自古及今,无时不存,无处不有,即天也,即性也,即命也,即心也”。(43)方以智把“大一”作为无极,阴阳作为有极,太极先于天地万物,又在天地万物之中,与天地万物相始终。两、四、八,分别指两仪、四象、八卦。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非历时次第生成,而是一时具足的。

 

以“时”指时代,如“开辟七万七千年而有达巷之大成均,同时有混成均;后有邹均尊大成;蒙均尊混成,而实以尊大成为天宗也”。(44)即指出与孔子(以《论语·子罕》所指孔子封号大成指代孔子)同时代的有老子(以《老子》“有物混成”借指老子)。“孟子辨孔子时之杨、墨,而不辨同时之庄子,谓孔子留杨、墨以相胜,孟子留庄子以相救,不亦可乎?”(45)方以智认为,孟子对孔子同时代的杨朱和墨子进行辨别,正是为了战胜杨、墨;对孔子同时代的庄子则不进行辨别,是为了不同的表述方式和主张可以相互补救。《孟子》中记载了孟子对杨朱及墨翟的批判。战国中期,杨朱、墨翟的学说非常流行,与儒家鼎峙而立。《孟子·滕文公下》有“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之说。(46)儒、墨同为显学。为了维护孔子的儒家学说,《孟子·尽心上》对杨、墨的主张进行了批判:“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47)孟子认为,“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孟子·滕文公下》)。“为我”将直接动摇统治阶级政权,破坏儒家的“仁义”之道;而“爱无差等”思想,则破坏了“忠孝”观念。无君、无父,不合人道和儒家伦理,与禽兽无异。孟子认为杨、墨学说危害很大,因而特别担心,“杨墨之道不息”,则“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48)一旦“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孟子·滕文公下》)。(49)孟子对杨朱、墨翟进行批判,目的是发扬儒家学说,维护君权与封建纲常、孝道。

 

三、组成“时中”等哲学概念

 

儒家称立身行事,合乎时宜,无过与不及为“时中”。《易·蒙》:“蒙亨,以亨行,时中也。”孔颖达疏:“谓居蒙之时,人皆愿亨,若以亨道行之,于时则得中也。”《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朱熹认为,“君子之所以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随时以处中也”。(50)

 

“时中”是方以智重要的哲学概念,在《东西均》中多有论述。方以智“时中”思想来自《周易》和《中庸》。《周易》极富“时”的智慧,立身行事,以“时中”为原则,在合适的时机行动,或待时而动,或与时偕行,或时穷则变。

 

方以智有很深的文字学、音韵学功底,而且有怀疑的精神。对名词、概念有疑问的,他都会进行考订。《东西均》有《译诸名》篇,专门探究“诸名”之由来。对“时中”等概念方以智也进行了论述。他说:“通言之,则遍满者性,即遍满者心,未有天地,先有此心;邈邈言之,则可曰‘太极’,可曰‘太一’,可曰‘太无’,可曰‘妙有’,可曰‘虚满’,可曰‘实父’,可曰‘时中’,可曰‘环中’,可曰‘神气’,可曰‘烟煴’(氤氲),可曰‘混成’,可曰‘玄同’。”(51)笼统地讲,“心”在天地之前就存在,太极、太一、太无、妙有、虚满、实父、神气、烟煴(氤氲)、混成、玄同,和时中、环中可以通称或互称。

 

“通圆中,秉正中,而措其时中,是以寓罕于雅,无行不与,但系好学之铎,而道不容声矣。”(52)关于“时中”,方以智《易余·中告》说:“因言时中:时者,变变不变;中者,不变而随变者也……言时中者,合调适节之均钟也”。(53)“时中”是变变不变、不变而随变者。关于“均钟”方以智在《东西均开章》说:“乐有均钟木,长七尺,系弦,以均钟大小、清浊者,七调十二均,八十四调因之。均固合形、声两端之物也。”(54)《国语·周语下》说“律所以立均出度也”,(55)要用律管来定出音的高低。由于造瓦之均和均钟之均分别主形、主声;两相对立,但在均这里得到合一:均是合形声两端之物。“时中”恰恰是“合调适节之均钟”,“时中”具备均钟的特性。

 

“《诗》《书》《礼》《乐》,雅符也;《易》《春秋》,阴阳之合符也。《易》以统之,《春秋》以终之,六觚之公准成矣。《易》以袭准律,《春秋》以律准袭。权时中之几,游公是之矩。”(56)方以智按照《论语·述而》之“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把《诗》《书》《礼》《乐》称为雅符。雅言,指以周王朝的京畿之地的陕西语音为标准音的周王朝的官话,也被称作“正言”。关于《易》与《春秋》,方以智认为《易》《春秋》一言天道,一言人事,人事符合天道,那么阴阳就合符了。《易》在六经中居统领地位;《春秋》成书,则六经成矣。律,指规则,有遵守义,按律处置;袭,指因循、继承。要使人事符合天道,用天道指导人事,这样才能运用权衡“时中”、掌握“公是”的方法。这也说明权衡“时中”、掌握“公是”的方法来自《易》《春秋》。

 

“子思劈天荒以千古相传不可言之中,恐堕滉洋,忽创‘喜怒哀乐之未发’一语当之,而又创出中和之节,则明示未发之中即和合于已发中矣。中非无过不及之说也,前后俱非,前后相续;时时此中,乃庸其中;适得而几,成毁通一中。非无过不及之说,而又岂废无过不及之中乎?”(57)方以智认为,子思破天荒地对号称相传为尧舜所创“千古相传不可言之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之“中”进行了阐释,在《中庸》中创发了“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之思想。中和,“明示未发之中即和合于已发中”,未发之中与已发之中相和合。中与过、不及是变动的,过、不及因中而起,中又因过、不及而来,只有“时时此中”,掌握“时中”的方法,才能用中。《中庸》有“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58)“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59)是舜成为舜的重要原因之一。这说明了“时中”方法的重要性。

 

方以智从“时中”的角度对人进行评论。“宗一公曰:‘愚不肖庸而不中,嗜欲而已;贤智中而不庸,意见而已。两皆不合中庸之道,皆不足坏中庸之道。何也?便嗜欲则不敢立意见,立意见则不敢纵嗜欲,以有忌惮也。惟以意见纵嗜欲,则无忌惮之小人,最善匿影,惟时中者乃能决破之。然则如何?以天下万世为心,毋自欺而好学,则在药病中,风吹不着矣。’”(60)方以智在引述宗一公所言愚、不肖与贤、智之人“不合中庸之道,皆不足坏中庸之道”后提出,有嗜欲则不敢立意见,立意见则不敢纵嗜欲,因为有所忌惮、有所求。以意见纵嗜欲的人,是无忌惮之小人,最善于伪装和隐匿,只有“时中者”能够决破以意见纵嗜欲的无忌惮的小人。因为,“时中者”以天下为心,且好学,所以具备这个能力。“时中者游我,从我之所欲,即实即虚,无可不可;无上者尊我,不使人加我之上,我遂无事。”(61)这是说能够做到“时中”的人,与我交往,能够从我的需要出发,虚虚实实,无可不可,左右逢源。

 

方以智对冬、夏不同区分的观点进行了辨析,他说:“人多不知冬即夏、夏即冬之故;知之矣,则扫人之言冬、夏者。愚为释曰:自太岁视之,谓无冬、夏;自冬、夏用之,谓无太岁,此可相夺而相融也。须知冬即夏、夏即冬之故,即在冬而夏、夏而冬之中,则人之冬而夏、夏而冬者,固无碍于冬即夏、夏即冬,尤无碍于冬自冬、夏自夏也。此谓存、泯同时之时中。”(62)即从“时中”的角度看,主张冬去夏来、夏去冬来的观点。这并不妨碍别人持冬即是夏、夏即是冬的观点,更不妨碍持冬只是冬、夏只是夏的观点。因为从太岁的角度看,没有冬、夏之别。“擒纵自如,谷响鉴肖,无首无尾,无古无今,前后不相谋,易位而适可,时乘其中,应节如环,是真无死、生而随死、生矣”。(63)方以智认为时间像轮那样运转,没有止息。能够做到“时中”者,就能够看淡生死,自由自在,犹如《庄子·齐物论》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

 

还有专门与“时”结合在一起的具有哲学意味的术语,如时乘者、因时尽变、因时变变、时学、时宜、时之等。“全均者曰:名教者寄声托形之场也,时乘者太极阴阳匋也,轮回者消息也,迦延狱者名教场之杵也。”(64)“时乘者”借指易学派,这一提法源自《易·乾·彖》之“时乘六龙以御天”。《东西均》还有一处说到“时乘”:“潜之潜,圣人勿用,惟以见惕立教,而以潜复之体,时乘六爻”。(65)

 

因时尽变观念与《周易》“时中”原则相符,或待时而动,或与时偕行,或时穷则变。“孰知又有合尼山、鹫峰、苦、蒙、嵩少之制,而粗则烙之、熏之,精则析之、片之,不废燂汤饮谷者乎?因时尽变,何事不然?何故不信?”(66)尼山、鹫峰、苦、蒙、嵩少,指儒、佛、老、庄、禅。燂汤,指温水。人和事情都会根据时间发生变化,人们应该根据“时中”原则行动。

 

因时变变与因时尽变意义相近,“匋则尽古今是匋也,狱则尽古今是狱也。因时变变,可全可偏,必知其全,偏乃合权”。(67)做到因时变而变,则可全提或可偏至。因时变变也可以简略为时变。“谁其直天地之气,见天地之心,心尽自知,五至三无,慎和其中,以劳天下,通乎时变,厚载以不息,是谓天符,是谓神化,是谓真宗。”(68)精通时变,不断地厚德载物,可以称得上天符、神化和真宗了。

 

“坏天地、开天地者,皆风轮也。皇、帝、王集于孔,而佛入中国,以次救世,宗、教、理学,各相盛衰,皆为风力所轮,不得不然,而皆不知其所以然,安得知时变之圣人出,而重转风力,以全提哉?”(69)孔子是集皇、帝、王大成并知时变之圣人,尽管佛、宗、教、理学,各相盛衰,都有一定的必然性,都由风力所轮。知时变之圣人出后,能够重转风力,完全提起宗门之纲要。

 

“有因、无因,何为?又安知有因、无因之为大因、公因耶?有质论者,有推论者,偏重而废一论乎?不通天地人之公因,即不知三圣人之因,即不知百家学问异同之因,而各护其门庭者各习其药语,各不知其时变,何尤乎执名字之拘拘也?吾折衷之而变其号曰‘所以’,此非开天辟地之质论而新语也耶?”(70)不通晓天地人之公因,就不知儒道释之始祖三圣人之因,就不知百家学问异同之因。百家各护其门庭之见,从自身的历程出发,而且各说各话,都不知因时变变,实在是太拘泥了。方以智因时变变,不受一家之言局限,折衷气、理、太极、自然、心宗等名字,变通称之为“所以”。

 

时乎与时变有所不同,不是讲变,而是讲先后、次第。“游与(舆)之辐,遗遗其彻(辙)。不先不后,时乎先后;不次不第,时乎次第。”(71)时乎就是适应情况之不同而成其先后、次第。时学就是经常学习,“私己者,以不知有公心耳。圣人知私心横行之弊,而表其空空之公心以天之,故不专标性命而以时学”。(72)圣人知道私心横行的弊端,所以,不专标性命之学,提倡学而时习之。“风雨露雷,时行物生”,(73)“若悟无言无隐之时行物生,即悟精义入神之何思何虑”。(74)风雨露雷,时行物生,是一种自然现象。方以智还进一步说如果悟到时行物生的自然现象,就能够悟到精义入神的一多、有无之辩证关系。《易·系辞下》亦有“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句。(75)

 

“大”、“时”对用,如“凿大凿时者曰:尼山中和平庸,聪明之士皆恨其无快人意处”。(76)凿大凿时,指凿破赞大称时,孔子(即尼山)中和平庸。“破大用大,破时用时,相悖相害,无不相容,岂与争驾乎?”(77)即指我自能破大而用大、破时而用时,所破所用虽相反相害,实则相容。

 

四、方以智重视“时”的原因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方以智如此重视“时”,与他所处的时代和人生抱负有关,也与他需要阐发的哲学思想有关。“方以智的学问修养和政治活动自然要受家世和朋辈的影响,他的先生王宣(号虚舟子,著有《物理所》)对他的影响也很大,但决定他的思想的还是他所处的时代。”(78)方以智生活在一个“天崩地解”、矛盾复杂的时代,历尽人生坎坷,其政治和学术深受时代的影响,同时其思想形成又有渊源。方以智在晚年概括他坎坷的一生为:“角丱鼓箧,即好旷览而湛思之。长博学,治文辞已,好考究已,好物理已,乃读《易》,九闳八埏,无不极也。非知《易》也。中觏大难,濒死十九,忽以嗒然,遂傥然矣。”(79)“小子半生虚过,中年历诸患难,淬砺刀头,乃始悟三世之易、虚舟子之河洛、宗一公之疑信。”(80)方以智一方面悲叹时代的艰辛和人生的无奈说:“欸斯世之难处兮,又奚之而可适?夜耿耿兮鸡不鸣,睇东方兮何时明。独储与兮不寐,长太息兮人生。”(81)这表达了方以智青年时期在黎明前的黑暗时代期盼出现光明的无奈,因为他处在“不能自强,又不能逃”的乱世。如方以智所说之“吾处此世,而不能自胜,又不能逃”。(82)另一方面,方以智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抱负,不管是年少之时还是经历挫折以后,始终有自己的坚守和追求。少年时期,方以智耕读于龙眠山下,出入“稽古堂”中,既培养注重实践的风气,又博览群书,打下扎实的文化基础。家庭环境培养了方以智广泛的学习兴趣和经世致用的学风;《易》学的家学渊源,给了他认识世界的武器。方以智少年时还受学于王宣、白瑜,对自然科学、考据学有浓厚的兴趣,有丰富的经史知识和良好的文学修养。方以智的座师余飏治学以谨严、尊实为长,“不以信者为无疑”,对方以智具备怀疑精神也有一定作用。

 

方以智尽管处在艰难多变的逆境中,仍然奋发有为,自认为“实无救时之略……其罪一也”。(83)尤其流离于湘粤山区时,在“僦居敝庐,上漏下湿,鸡豕杂处,槁等山农。旧疾时发,举室颠连”的困境中,(84)他仍整理《通雅》《物理小识》。方以智晚年禅游江西,定居吉安青原山,放情山水,专研学问。他说:“吾将聚千圣之薪,烧三世之鼎,炮之以阳符,咀之以神药,弥缝之以象数,妙叶之以中和,裁成之以公因反因,范围之以贞一用二,时当午运,秩序大集,使天下万世晓然于环中之旨、三一之宗。谓方氏之学继濂、洛、关、闽而兴,集昙聃归涂(笔者认为‘涂’为‘途’之误)之成,克尽子职,所以报也”。(85)其社会活动的基本内容是弘扬曹洞宗风,宣扬平和,认为“人人有安生奉法之乐,天下固以太平矣”。(86)他提倡释、道、儒三教合一,“药地大医惟均,使缁流安本来之衣钵,书生奉中和之俎豆”。(87)“惟愿神明代出。时集大成,乃使正法久住于世,以答天地君亲师,普供人天贤圣佛”。(88)可以说,伴其一生的人生抱负,才使他不畏时艰,发愤有为。方以智《东西均》要探讨日月和物质、人事在时空中的运动、变化,也不能脱离“时”。

 

注释:
 
①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60页。
 
②侯外庐:《方以智——中国的百科全书派大哲学家(上篇)——论启蒙学者方以智的悲剧生平及其唯物主义思想》,《历史研究》1957年第6期,第1~21页;侯外庐:《方以智——中国的百科全书派大哲学家(下篇)》,《历史研究》1957年第7期,第1~25页。
 
③任道斌编著:《方以智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
 
④蒋国保:《方以智哲学思想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⑤黄德宽编:《方以智全书》,黄山书社2019年版。
 
⑥邢益海:《方以智庄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⑦刘伟:《天下归仁:方以智易学思想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年版。
 
⑧刘元青:《方以智心性论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⑨彭战果:《无执与圆融:方以智三教会通观研究》,民族出版社2012年版。
 
⑩参见朱人求、王玲莉:《自由时间与辩证时间——马克思时间观与儒家时间观之比较》,《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年第5期,第34~40页。
 
(11)彭迎喜指出:“本文根据《周易时论合编》本身所含材料及其他文献,证明《周易时论合编》一书为方孔炤、方以智父子二人合著,并且不能简单地认为是由方以智的《图象几表》与方孔炤的《周易时论》拼合而成,事实上,全书自始至终都是方氏父子合著。”参见彭迎喜:《〈周易时论合编〉的作者问题》,《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第66页。
 
(12)方以智:《东西均》,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4~155页。
 
(13)《中庸章句集注》,《四书五经(全三册)》上册,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15页。
 
(14)《东西均》,第4页。
 
(15)《东西均》,第147页。
 
(16)《东西均》,第2页。
 
(17)《东西均》,第43~44页。
 
(18)《东西均》,第12页。
 
(19)《东西均》,第44页。
 
(20)《东西均》,第24页。
 
(21)《东西均》,第111页。
 
(22)《东西均》,第20页。
 
(23)《东西均》,第20~21页。
 
(24)《东西均》,第21~22页。
 
(25)《东西均》,第22页。
 
(26)《东西均》,第2页。
 
(27)《东西均》,第45页。
 
(28)《东西均》,第46页。
 
(29)《东西均》,第19页。
 
(30)《东西均》,第48页。
 
(31)《东西均》,第147页。
 
(32)《东西均》,第110页。
 
(33)《东西均》,第102页。
 
(34)冯国超主编:《中国传统文化读本——老子》,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页。
 
(35)《东西均》,第40页。
 
(36)参见方以智著,庞朴注释:《东西均注释》,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93页。
 
(37)《东西均》,第1页。
 
(38)《东西均》,第16页。
 
(39)《东西均》,第107~108页。
 
(40)《东西均》,第109页。
 
(41)《东西均》,第43页。
 
(42)《东西均》,第8页。
 
(43)《东西均》,第19页。
 
(44)《东西均》,第3页。
 
(45)《东西均》,第116页。
 
(46)《孟子章句集注》,《四书五经(全三册)》上册,第48页。
 
(47)《孟子章句集注》,《四书五经(全三册)》上册,第105页。
 
(48)《孟子章句集注》,《四书五经(全三册)》上册,第48页。
 
(49)《孟子章句集注》,《四书五经(全三册)》上册,第48页。
 
(50)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9页。
 
(51)《东西均》,第78页。
 
(52)《东西均》,第82页。
 
(53)方以智著,张昭炜整理:《易余(外一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46~49页。
 
(54)《东西均》,第1页。
 
(55)来可泓:《国语直解》,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4页。
 
(56)《东西均》,第42页。
 
(57)《东西均》,第19页。
 
(58)《中庸章句集注》,《四书五经(全三册)》上册,第2页。
 
(59)《中庸章句集注》,《四书五经(全三册)》上册,第3页。
 
(60)《东西均》,第64~65页。
 
(61)《东西均》,第100页。
 
(62)《东西均》,第49页。
 
(63)《东西均》,第26页。
 
(64)《东西均》,第3~4页。
 
(65)《东西均》,第53页。
 
(66)《东西均》,第13页。
 
(67)《东西均》,第4页。
 
(68)《东西均》,第74页。
 
(69)《东西均》,第111页。
 
(70)《东西均》,第106页。
 
(71)《东西均》,第34页。
 
(72)《东西均》,第79页。
 
(73)《东西均》,第131页。
 
(74)《东西均》,第85页。
 
(75)《周易本义》,《四书五经(全三册)》上册,第65页。
 
(76)《东西均》,第147页。
 
(77)《东西均》,第148页。
 
(78)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4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122页。
 
(79)《易余(外一种)》,第1页。
 
(80)方以智著,邢益海校注:《冬灰录——外一种〈青原愚者智禅师语录〉》,华夏出版社2014年版,第70页。
 
(81)方以智著,张永义校注:《浮山文集》,华夏出版社2017年版,第50页。
 
(82)《浮山文集》,第60页。
 
(83)《浮山文集》,第325页。
 
(84)《浮山文集》,第326页。
 
(85)余飏:《报亲庵序》,吴道新纂辑:《浮山志》,黄山书社2007年版,第52页。
 
(86)《东西均》,第83页。
 
(87)王辰:《青原志序》,方以智编、张永义校注:《青原志略》,华夏出版社2012年版,第8页。
 
(88)《冬灰录——外一种〈青原愚者智禅师语录〉》,第282页。

 

责任编辑:近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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