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均》“时”论解析

作者：周勤勤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9年第6期

内容提要：方以智非常重视从“时”的角度探讨哲学问题，在《东西均》中也对“时”从多个视角进行了论述，赋予“时”相应的含义，如时间性概念、时代性概念、与相关词合成的哲学性概念等。方以智还在许多地方使用了在现代意义上与其含义相同的“同时”概念，并且往往把相反特性的事物、行为对举，阐发“存泯同时”的观点。“时中”是变变不变、不变而随变者。方以智如此重视“时”，与他所处的时代和人生抱负有关，也与他需要阐发的哲学思想有关。

关键词：方以智/《东西均》/“时”论

标题注释：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卓越学者研究项目“阐释与创新——方以智哲学的特质”的阶段性成果。

一、引言

梁启超由于所见材料有限，对方以智的评价主要针对其《通雅》一书：“密之学风，确与明季之空疏武断相反，而为清代考证学开其先河，则无可疑……他虽极博古而亦不贱今，他不肯盲从古人，全书千数百条，每条都有自己独创的见解。依我看，《通雅》这一部书，总算近代声音训诂学第一流作品。”①1957年，侯外庐先生对方以智进行了全方位研究，称方以智是中国的百科全书派大哲学家。②但对方以智的研究并没有持续下来，直到1980年代才有任道斌和蒋国保的著作出版，一是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帮助的《方以智年谱》，③二是《方以智哲学思想研究》。④后者对方以智哲学思想进行了全面探讨。该书讨论了《东西均》的篇章问题和方以智的辩证法思想等，但没有涉及《东西均》中“时”的问题。由于方以智的著作一直没有完整出版，学者大多通过有限的出版物和馆藏的抄本进行研究，使其在一段时间内并没有深入下去。近几年，方以智著作的陆续出版，尤其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方以智全书》于2019年7月的出版，⑤将有助于学者们更方便地进行研究。《方以智全书》共10册，收录方以智著述35种，涵盖哲学、天文、物理、医学、语言、文学等诸多领域。近年来，对方以智的研究可称为热点之一，学者们陆续出版了一些学术著作，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有学者以《东西均》《药地炮庄》为主，兼及《易余》《冬灰录》《一贯问答》和《青原志略》等，对方以智庄学思想进行了系统研究；⑥有学者以明末清初“天崩地陷”的社会大动荡作为时代背景，以方氏易学中的“忧患意识”作为切入点，探讨方以智“贯通中西，炮鼎百家”的学术理路，着重分析方以智“寓义理于象数”，“质测”与“通几”，“资格”，“自由”与“共由”等重要观念；⑦有学者对方以智心性论进行研究，⑧但都没有涉及《东西均》中“时”的问题。有位学者只是在讨论方以智父亲——方孔炤的易学思想时，才涉及“时”的问题——“时”与“三理”，但也是在《周易时论合编》的范围内探讨的。⑨就目前来看，没有学术论文对《东西均》“时”论进行探讨。时间问题已经引起了学者的关注，有学者对马克思时间观与儒家时间观进行了比较，认为马克思把时间区分为感性时间、活的时间和自由时间，认为人的感性就是形体化的时间，人类劳动时间是“活的时间”，自由时间是个体可以自由支配的实现个人全面发展的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儒家时间属于内在于生命的时间，要求生命把握宇宙时间的节拍，“与时偕行”，实现生命的永恒，即在辩证时间的体验中获取超验时间。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二者又表现为外在时间与内在时间、现实时间与超验时间、线性时间与循环时间的差异，属于两种异质的时间观。二者存在互补性。⑩

方以智非常重视从“时”的角度探讨哲学问题，方以智与其父合著的《周易时论合编》从“时”的角度对《周易》进行了大量论述，(11)在《东西均》中，也从多个视角对“时”进行了论述，赋予“时”相应的含义，包含时间性概念、时代性概念、与相关词合成的哲学性概念如“时中”等。本文侧重对《东西均》及方以智“时”论进行解析。

方以智对“时”有自己的定义。方以智在解释“代错”时说：“本无代错，随其代错。月代量而错以星也，纪日、月、星之差而错成时也。天何道乎？时而已矣。时何道乎？差错而已矣。圣人知之，以差为步，以逆为学。日差于天，月差于日，星互差于日。合差而时显，积差而天显……《易》，逆数也；学，逆几也。以顺用逆，逆以为顺。天差而不差，学天者过而无过矣。《礼运》曰：‘日星以为纪，月以为量’，其代错之所以不息乎？其不息之所以代错乎？”(12)“月代量”，即方以智自引《礼记·礼运》之“月以为量”，指以月为计时单位。“合差而时显”，通过利用日、月、星之差，便可使“时”显现出来，即形成历法。方以智据此认为“时”是“天”演绎出来的。“代错”一词出自《中庸》：“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13)“代”，指相继、交替；“错”，指更迭。在《东西均开章》中，方以智对“代错”和“时”做了更进一步的解释：“代而错者，莫均于东西赤白二丸。白本于赤，二而一也。赤者平起赤，而高、中白；白者能白、能黑而满轮出地之时本赤。因其所行，错成生死。明而暗，暗而明，昼夜之生死也；生明死魄，一月之生死也；日一北而万物生，日一南而万物死，一岁之生死也，时在其中矣。”(14)“赤白二丸”指日月，并明确说月亮的光来自于太阳(“白本于赤”)，两者相反又相因。太阳、月亮有规律地移动形成了“时间”——日(昼夜)、月、岁。

方以智对“时”有高度评价，他说：“子思赞天地之所以大，孟子称之以时”。(15)“子思赞天地之所以大”，指《中庸》称“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有如“天地之所以为大也”。孔子遵循尧舜之道，效法周文王、周武王之制，犹如天那样伟大。“孟子称之以时”，指孟子称孔子为集文化大成的时代的圣贤。

对于“时”，方以智在《东西均》中有很多表述，分别表示时间点、时间段、时代、时辰、季节等含义，和“中”、“义”、“宜”等结合形成具有哲学意义的概念。

二、以“时”指时间点或时间段、时候

以“时”指时间点或时间段、时候，《东西均》对此的表述很多，如“时已推移，而不知变”，(16)讲不能因时而变。“圣人通昼夜而知阴阳之几，折半因，合大因焉。犹十二时而用其半为六爻，椭轮正变，可例推矣……当阴含阳之时，亦重阳也；当阳冲阴而包之之时，亦重阳也。”(17)“十二时”指的是12个时辰，后面两个“时”就是指时候。指时辰的还有：“新率测中国申时，欧逻巴方子时”等，(18)可以看出，方以智不仅说有12个时辰，而且说，中国和欧逻巴有不同的时辰，透显出时区的概念。方以智对“十二时”也有说明：“日、月并照，而天、地之内，惟日为主，月与星汉皆借日为光。以日行成岁，以日成昼夜，以日成寒暑，月岂敢并日哉？日东而月西，东升而西降，东生而西杀，故四时以春生统秋杀。十二时用九，自寅至戌，以三属夜，亦贵昼也。”(19)“十二时”中的亥、子、丑属夜，寅至戌属昼。“日”居于统治地位，岁、昼夜、寒暑都是由“日”形成的。这里也讲到了“四时”，“四时”就是春、夏、秋、冬四季，而且“春生统秋杀”。以“四时”指代春、夏、秋、冬四季的表述还有：“则天地未分前者，即贯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中；冬至子之半者，即贯四时二十四节中”。(20)“阴风忍阳气于亥、子、丑，而出于九会，以长养收藏，故风转四时。”(21)春、夏、秋、冬四季以及二十四个节气有长养和收藏的区分。

“溯之天地未分前，则位亥、子之间，不得已而状之图之，实十二时皆子午、无子午也。”(22)古人认为子时为一日之始，亥时为一日之终。方以智认为追溯到天地未分之前的“先天”也应该位于亥、子之间。由于昼夜是循环的，所以说皆子午、无子午。人们不得已而这样描述及区分亥、子等时间点。方以智进而推论时间的无穷性：“庄子曰：‘有未始有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夫未始有者’，是三层也。今日之始者，子时也；子之先，即亥之后也。一层而一层，一层而又一层，以为深乎？”(23)“今日之子时前，即昨日之亥时后；而天地之大生死，即一日之十二时也……巧历善算，法且数变，而必以三十年为一世、十二世为一运、三十运为一会、十二会为一元，足准者，以年月日时为确征也。”(24)方以智认识到昼夜的连续和更替，世、运、会、元，都要以年、月、日、时为基础进行计算和确定。“如此而原始要终，三世之故莫明于此。曰过去者，昨日而已；曰未来者，明日而已。更元其元，犹时其时也。”(25)“原始要终”，就是指探究天地万物的始终。“三世”，指过去、现在、未来，如同昨日、今日、明日。开始之前有开始，今时对于未来来说是彼时。方以智认识到了时间的连续性和永恒性。

将“时”用作时候的表述还有：“赤者平起赤而高中白，白者能白、能黑而满轮出地之时本赤。”(26)“下地之时，善在恶中，理在欲中，前喻素彩是也。”(27)这叙述了性善论和理欲观。至善是与生俱来的，“人自下地，动而有为，即是恶矣。劫初善，劫末恶；赤子善，长而恶。谓之良知、能者，其未生前之至善，生时与来，相继不失也”。(28)这一观点接近于孟子的性善论和王阳明的致良知说。

还有以“无时”、“时时”连用，代表经常、不停地、不间断地。如“自古及今，无时不存，无处不有，即天也，即性也，即命也，即心也”。(29)天、性、命、心，方以智认为是永恒存在、无处不有的。“蒙长者有独子，聪明，负直气，使才，颠狂，不事事，破长者之家。长者旦夕经纪，怒子不孝，闭而缚之，时时逸出，逾月不返”，(30)描述了聪明、任性、使才、颠狂、不事事的不孝之子被长者用绳子捆绑、关在家里却经常逃出、逾月不回的情况。“所谓集大成者，能收古今之利器，以集成一大棘栗蓬也；而使万劫高者时时化而用之，卑者时时畏而奉之，黠者时时窃而假之，贤者时时以死守之，尽天下人时时衣而食之，故万劫为其所毒，而人不知也……无外无间，时时光明”。(31)集大成的人，能收古今之利器，使高者、卑者、黠者、贤者为其所用，天下所有人常常衣食无忧。

方以智还把“时时”用于对气本论和象数的描述。“声为气之用，出入相生，器世色笼，时时轮转。”(32)声是气之发用，器世的色界和色笼的无色界不断轮转。“声音象数之微，天地鬼神生死利害之几，时时橐籥于心，触处便可以知昼夜、通古今。”(33)“橐籥”出自《老子》：“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34)“橐籥”，指的是古代冶炼时用以鼓风吹火的装置。方以智认为，声音象数、天地鬼神生死利害变化之几微，如果时时在心中思考，那么阴阳变化之道可以随遇而知。还有“于时”连用，表示根据时间或情况，如“皆备之我，即无我之我；克己之己，即由己之己。于时空尽，于时不空；于时解脱，于时担荷”。(35)方以智指出：孟子有“万物皆备于我”的有我说，孔子有“毋我”的无我说。所以，有我之我即无我之我。孔子一方面讲“克己复礼”，另一方面讲“为仁由己”。方以智据此强调：不可拘泥，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决定或空或不空，或解脱或承担。(36)

方以智还在许多地方用了在现代意义上含义相同的“同时”概念，并且往往把相反特性的事物、行为对举，多次阐发“存泯同时”的观点。如“所以为均者，不落有、无之公均也；何以均者，无摄有之隐均也；可以均者，有藏无之费均也。相夺互通，止有一实，即费是隐，存、泯同时。”(37)公均、隐均、费均既相互否定，又互相贯通。公均不落有、无，是所以为均者；隐均以无摄有，回答何以为均，二者皆虚。费均表现为有藏无，是可以均者，只有它是实的。事物的本质和现象离不开事物本身，二虚都藏在一实中，即费是隐、存(有)泯(无)同时。关于存、泯同时的表述还有“开顶门背面之目，破不落有、无之镜，而覆存、泯同时之帱，一罄欬，三教毕矣”。(38)“随流见得，不落有、无，吾何妨以贯虚于实；即有是无，遮照存泯，同时俱镕此一味之中道法界耶？”(39)虚与实、有与无、存与泯既同时存在，又可以相互打通。“存、泯同时，舍存岂有泯乎？而侗(笼统)首上首者，且执其隐语名字之坯瓶而不知归实，岂不大可悲耶？”(40)存、泯同时，没有存就没有泯。离实言虚，是很可悲的。“龙溪专主‘四无’，学单提耳。抑知无所得仍属方便，而舍存无泯为同时六相乎？”(41)方以智认为，王阳明大弟子龙溪(即王畿)提出的“四无”说，是对王阳明四句教即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的一种理解。王畿认为，既然心无善无恶，那么心的发用意、知、物，也应是无善恶的。这是效仿禅宗，只图方便。舍存则无泯，圣眼能够在一一事相中，同时见到佛教所说的六相圆融。“印泥、印水、印空，三印且破，又何嫌于刻销乎？存、泯同时，各不相坏。形既无形，声亦无声，何不可乎游形而戏声？”(42)印泥、印水、印空，是佛教宗门的三种譬喻，可以打破三印的界限，不必拘泥。因为存、泯可以同时，而不相破坏。

用“一时”、“无时”讲完整性、不间断性，“不落有、无又莫妙于《易》矣。‘太极’者，先天地万物，后天地万物，终之始之，而实泯天地万物，不分先后、终始者也；生两而四、八，盖一时具足者也。自古及今，无时不存，无处不有，即天也，即性也，即命也，即心也”。(43)方以智把“大一”作为无极，阴阳作为有极，太极先于天地万物，又在天地万物之中，与天地万物相始终。两、四、八，分别指两仪、四象、八卦。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非历时次第生成，而是一时具足的。

以“时”指时代，如“开辟七万七千年而有达巷之大成均，同时有混成均；后有邹均尊大成；蒙均尊混成，而实以尊大成为天宗也”。(44)即指出与孔子(以《论语·子罕》所指孔子封号大成指代孔子)同时代的有老子(以《老子》“有物混成”借指老子)。“孟子辨孔子时之杨、墨，而不辨同时之庄子，谓孔子留杨、墨以相胜，孟子留庄子以相救，不亦可乎？”(45)方以智认为，孟子对孔子同时代的杨朱和墨子进行辨别，正是为了战胜杨、墨；对孔子同时代的庄子则不进行辨别，是为了不同的表述方式和主张可以相互补救。《孟子》中记载了孟子对杨朱及墨翟的批判。战国中期，杨朱、墨翟的学说非常流行，与儒家鼎峙而立。《孟子·滕文公下》有“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之说。(46)儒、墨同为显学。为了维护孔子的儒家学说，《孟子·尽心上》对杨、墨的主张进行了批判：“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47)孟子认为，“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孟子·滕文公下》)。“为我”将直接动摇统治阶级政权，破坏儒家的“仁义”之道；而“爱无差等”思想，则破坏了“忠孝”观念。无君、无父，不合人道和儒家伦理，与禽兽无异。孟子认为杨、墨学说危害很大，因而特别担心，“杨墨之道不息”，则“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48)一旦“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孟子·滕文公下》)。(49)孟子对杨朱、墨翟进行批判，目的是发扬儒家学说，维护君权与封建纲常、孝道。

三、组成“时中”等哲学概念

儒家称立身行事，合乎时宜，无过与不及为“时中”。《易·蒙》：“蒙亨，以亨行，时中也。”孔颖达疏：“谓居蒙之时，人皆愿亨，若以亨道行之，于时则得中也。”《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朱熹认为，“君子之所以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随时以处中也”。(50)

“时中”是方以智重要的哲学概念，在《东西均》中多有论述。方以智“时中”思想来自《周易》和《中庸》。《周易》极富“时”的智慧，立身行事，以“时中”为原则，在合适的时机行动，或待时而动，或与时偕行，或时穷则变。

方以智有很深的文字学、音韵学功底，而且有怀疑的精神。对名词、概念有疑问的，他都会进行考订。《东西均》有《译诸名》篇，专门探究“诸名”之由来。对“时中”等概念方以智也进行了论述。他说：“通言之，则遍满者性，即遍满者心，未有天地，先有此心；邈邈言之，则可曰‘太极’，可曰‘太一’，可曰‘太无’，可曰‘妙有’，可曰‘虚满’，可曰‘实父’，可曰‘时中’，可曰‘环中’，可曰‘神气’，可曰‘烟煴’(氤氲)，可曰‘混成’，可曰‘玄同’。”(51)笼统地讲，“心”在天地之前就存在，太极、太一、太无、妙有、虚满、实父、神气、烟煴(氤氲)、混成、玄同，和时中、环中可以通称或互称。

“通圆中，秉正中，而措其时中，是以寓罕于雅，无行不与，但系好学之铎，而道不容声矣。”(52)关于“时中”，方以智《易余·中告》说：“因言时中：时者，变变不变；中者，不变而随变者也……言时中者，合调适节之均钟也”。(53)“时中”是变变不变、不变而随变者。关于“均钟”方以智在《东西均开章》说：“乐有均钟木，长七尺，系弦，以均钟大小、清浊者，七调十二均，八十四调因之。均固合形、声两端之物也。”(54)《国语·周语下》说“律所以立均出度也”，(55)要用律管来定出音的高低。由于造瓦之均和均钟之均分别主形、主声；两相对立，但在均这里得到合一：均是合形声两端之物。“时中”恰恰是“合调适节之均钟”，“时中”具备均钟的特性。

“《诗》《书》《礼》《乐》，雅符也；《易》《春秋》，阴阳之合符也。《易》以统之，《春秋》以终之，六觚之公准成矣。《易》以袭准律，《春秋》以律准袭。权时中之几，游公是之矩。”(56)方以智按照《论语·述而》之“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把《诗》《书》《礼》《乐》称为雅符。雅言，指以周王朝的京畿之地的陕西语音为标准音的周王朝的官话，也被称作“正言”。关于《易》与《春秋》，方以智认为《易》《春秋》一言天道，一言人事，人事符合天道，那么阴阳就合符了。《易》在六经中居统领地位；《春秋》成书，则六经成矣。律，指规则，有遵守义，按律处置；袭，指因循、继承。要使人事符合天道，用天道指导人事，这样才能运用权衡“时中”、掌握“公是”的方法。这也说明权衡“时中”、掌握“公是”的方法来自《易》《春秋》。

“子思劈天荒以千古相传不可言之中，恐堕滉洋，忽创‘喜怒哀乐之未发’一语当之，而又创出中和之节，则明示未发之中即和合于已发中矣。中非无过不及之说也，前后俱非，前后相续；时时此中，乃庸其中；适得而几，成毁通一中。非无过不及之说，而又岂废无过不及之中乎？”(57)方以智认为，子思破天荒地对号称相传为尧舜所创“千古相传不可言之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之“中”进行了阐释，在《中庸》中创发了“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之思想。中和，“明示未发之中即和合于已发中”，未发之中与已发之中相和合。中与过、不及是变动的，过、不及因中而起，中又因过、不及而来，只有“时时此中”，掌握“时中”的方法，才能用中。《中庸》有“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58)“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59)是舜成为舜的重要原因之一。这说明了“时中”方法的重要性。

方以智从“时中”的角度对人进行评论。“宗一公曰：‘愚不肖庸而不中，嗜欲而已；贤智中而不庸，意见而已。两皆不合中庸之道，皆不足坏中庸之道。何也？便嗜欲则不敢立意见，立意见则不敢纵嗜欲，以有忌惮也。惟以意见纵嗜欲，则无忌惮之小人，最善匿影，惟时中者乃能决破之。然则如何？以天下万世为心，毋自欺而好学，则在药病中，风吹不着矣。’”(60)方以智在引述宗一公所言愚、不肖与贤、智之人“不合中庸之道，皆不足坏中庸之道”后提出，有嗜欲则不敢立意见，立意见则不敢纵嗜欲，因为有所忌惮、有所求。以意见纵嗜欲的人，是无忌惮之小人，最善于伪装和隐匿，只有“时中者”能够决破以意见纵嗜欲的无忌惮的小人。因为，“时中者”以天下为心，且好学，所以具备这个能力。“时中者游我，从我之所欲，即实即虚，无可不可；无上者尊我，不使人加我之上，我遂无事。”(61)这是说能够做到“时中”的人，与我交往，能够从我的需要出发，虚虚实实，无可不可，左右逢源。

方以智对冬、夏不同区分的观点进行了辨析，他说：“人多不知冬即夏、夏即冬之故；知之矣，则扫人之言冬、夏者。愚为释曰：自太岁视之，谓无冬、夏；自冬、夏用之，谓无太岁，此可相夺而相融也。须知冬即夏、夏即冬之故，即在冬而夏、夏而冬之中，则人之冬而夏、夏而冬者，固无碍于冬即夏、夏即冬，尤无碍于冬自冬、夏自夏也。此谓存、泯同时之时中。”(62)即从“时中”的角度看，主张冬去夏来、夏去冬来的观点。这并不妨碍别人持冬即是夏、夏即是冬的观点，更不妨碍持冬只是冬、夏只是夏的观点。因为从太岁的角度看，没有冬、夏之别。“擒纵自如，谷响鉴肖，无首无尾，无古无今，前后不相谋，易位而适可，时乘其中，应节如环，是真无死、生而随死、生矣”。(63)方以智认为时间像轮那样运转，没有止息。能够做到“时中”者，就能够看淡生死，自由自在，犹如《庄子·齐物论》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

还有专门与“时”结合在一起的具有哲学意味的术语，如时乘者、因时尽变、因时变变、时学、时宜、时之等。“全均者曰：名教者寄声托形之场也，时乘者太极阴阳匋也，轮回者消息也，迦延狱者名教场之杵也。”(64)“时乘者”借指易学派，这一提法源自《易·乾·彖》之“时乘六龙以御天”。《东西均》还有一处说到“时乘”：“潜之潜，圣人勿用，惟以见惕立教，而以潜复之体，时乘六爻”。(65)

因时尽变观念与《周易》“时中”原则相符，或待时而动，或与时偕行，或时穷则变。“孰知又有合尼山、鹫峰、苦、蒙、嵩少之制，而粗则烙之、熏之，精则析之、片之，不废燂汤饮谷者乎？因时尽变，何事不然？何故不信？”(66)尼山、鹫峰、苦、蒙、嵩少，指儒、佛、老、庄、禅。燂汤，指温水。人和事情都会根据时间发生变化，人们应该根据“时中”原则行动。

因时变变与因时尽变意义相近，“匋则尽古今是匋也，狱则尽古今是狱也。因时变变，可全可偏，必知其全，偏乃合权”。(67)做到因时变而变，则可全提或可偏至。因时变变也可以简略为时变。“谁其直天地之气，见天地之心，心尽自知，五至三无，慎和其中，以劳天下，通乎时变，厚载以不息，是谓天符，是谓神化，是谓真宗。”(68)精通时变，不断地厚德载物，可以称得上天符、神化和真宗了。

“坏天地、开天地者，皆风轮也。皇、帝、王集于孔，而佛入中国，以次救世，宗、教、理学，各相盛衰，皆为风力所轮，不得不然，而皆不知其所以然，安得知时变之圣人出，而重转风力，以全提哉？”(69)孔子是集皇、帝、王大成并知时变之圣人，尽管佛、宗、教、理学，各相盛衰，都有一定的必然性，都由风力所轮。知时变之圣人出后，能够重转风力，完全提起宗门之纲要。

“有因、无因，何为？又安知有因、无因之为大因、公因耶？有质论者，有推论者，偏重而废一论乎？不通天地人之公因，即不知三圣人之因，即不知百家学问异同之因，而各护其门庭者各习其药语，各不知其时变，何尤乎执名字之拘拘也？吾折衷之而变其号曰‘所以’，此非开天辟地之质论而新语也耶？”(70)不通晓天地人之公因，就不知儒道释之始祖三圣人之因，就不知百家学问异同之因。百家各护其门庭之见，从自身的历程出发，而且各说各话，都不知因时变变，实在是太拘泥了。方以智因时变变，不受一家之言局限，折衷气、理、太极、自然、心宗等名字，变通称之为“所以”。

时乎与时变有所不同，不是讲变，而是讲先后、次第。“游与(舆)之辐，遗遗其彻(辙)。不先不后，时乎先后；不次不第，时乎次第。”(71)时乎就是适应情况之不同而成其先后、次第。时学就是经常学习，“私己者，以不知有公心耳。圣人知私心横行之弊，而表其空空之公心以天之，故不专标性命而以时学”。(72)圣人知道私心横行的弊端，所以，不专标性命之学，提倡学而时习之。“风雨露雷，时行物生”，(73)“若悟无言无隐之时行物生，即悟精义入神之何思何虑”。(74)风雨露雷，时行物生，是一种自然现象。方以智还进一步说如果悟到时行物生的自然现象，就能够悟到精义入神的一多、有无之辩证关系。《易·系辞下》亦有“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句。(75)

“大”、“时”对用，如“凿大凿时者曰：尼山中和平庸，聪明之士皆恨其无快人意处”。(76)凿大凿时，指凿破赞大称时，孔子(即尼山)中和平庸。“破大用大，破时用时，相悖相害，无不相容，岂与争驾乎？”(77)即指我自能破大而用大、破时而用时，所破所用虽相反相害，实则相容。

四、方以智重视“时”的原因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方以智如此重视“时”，与他所处的时代和人生抱负有关，也与他需要阐发的哲学思想有关。“方以智的学问修养和政治活动自然要受家世和朋辈的影响，他的先生王宣(号虚舟子，著有《物理所》)对他的影响也很大，但决定他的思想的还是他所处的时代。”(78)方以智生活在一个“天崩地解”、矛盾复杂的时代，历尽人生坎坷，其政治和学术深受时代的影响，同时其思想形成又有渊源。方以智在晚年概括他坎坷的一生为：“角丱鼓箧，即好旷览而湛思之。长博学，治文辞已，好考究已，好物理已，乃读《易》，九闳八埏，无不极也。非知《易》也。中觏大难，濒死十九，忽以嗒然，遂傥然矣。”(79)“小子半生虚过，中年历诸患难，淬砺刀头，乃始悟三世之易、虚舟子之河洛、宗一公之疑信。”(80)方以智一方面悲叹时代的艰辛和人生的无奈说：“欸斯世之难处兮，又奚之而可适？夜耿耿兮鸡不鸣，睇东方兮何时明。独储与兮不寐，长太息兮人生。”(81)这表达了方以智青年时期在黎明前的黑暗时代期盼出现光明的无奈，因为他处在“不能自强，又不能逃”的乱世。如方以智所说之“吾处此世，而不能自胜，又不能逃”。(82)另一方面，方以智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抱负，不管是年少之时还是经历挫折以后，始终有自己的坚守和追求。少年时期，方以智耕读于龙眠山下，出入“稽古堂”中，既培养注重实践的风气，又博览群书，打下扎实的文化基础。家庭环境培养了方以智广泛的学习兴趣和经世致用的学风；《易》学的家学渊源，给了他认识世界的武器。方以智少年时还受学于王宣、白瑜，对自然科学、考据学有浓厚的兴趣，有丰富的经史知识和良好的文学修养。方以智的座师余飏治学以谨严、尊实为长，“不以信者为无疑”，对方以智具备怀疑精神也有一定作用。

方以智尽管处在艰难多变的逆境中，仍然奋发有为，自认为“实无救时之略……其罪一也”。(83)尤其流离于湘粤山区时，在“僦居敝庐，上漏下湿，鸡豕杂处，槁等山农。旧疾时发，举室颠连”的困境中，(84)他仍整理《通雅》《物理小识》。方以智晚年禅游江西，定居吉安青原山，放情山水，专研学问。他说：“吾将聚千圣之薪，烧三世之鼎，炮之以阳符，咀之以神药，弥缝之以象数，妙叶之以中和，裁成之以公因反因，范围之以贞一用二，时当午运，秩序大集，使天下万世晓然于环中之旨、三一之宗。谓方氏之学继濂、洛、关、闽而兴，集昙聃归涂(笔者认为‘涂’为‘途’之误)之成，克尽子职，所以报也”。(85)其社会活动的基本内容是弘扬曹洞宗风，宣扬平和，认为“人人有安生奉法之乐，天下固以太平矣”。(86)他提倡释、道、儒三教合一，“药地大医惟均，使缁流安本来之衣钵，书生奉中和之俎豆”。(87)“惟愿神明代出。时集大成，乃使正法久住于世，以答天地君亲师，普供人天贤圣佛”。(88)可以说，伴其一生的人生抱负，才使他不畏时艰，发愤有为。方以智《东西均》要探讨日月和物质、人事在时空中的运动、变化，也不能脱离“时”。

注释：
 
①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60页。
 
②侯外庐：《方以智——中国的百科全书派大哲学家(上篇)——论启蒙学者方以智的悲剧生平及其唯物主义思想》，《历史研究》1957年第6期，第1～21页；侯外庐：《方以智——中国的百科全书派大哲学家(下篇)》，《历史研究》1957年第7期，第1～25页。
 
③任道斌编著：《方以智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
 
④蒋国保：《方以智哲学思想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⑤黄德宽编：《方以智全书》，黄山书社2019年版。
 
⑥邢益海：《方以智庄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⑦刘伟：《天下归仁：方以智易学思想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年版。
 
⑧刘元青：《方以智心性论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⑨彭战果：《无执与圆融：方以智三教会通观研究》，民族出版社2012年版。
 
⑩参见朱人求、王玲莉：《自由时间与辩证时间——马克思时间观与儒家时间观之比较》，《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年第5期，第34～40页。
 
(11)彭迎喜指出：“本文根据《周易时论合编》本身所含材料及其他文献，证明《周易时论合编》一书为方孔炤、方以智父子二人合著，并且不能简单地认为是由方以智的《图象几表》与方孔炤的《周易时论》拼合而成，事实上，全书自始至终都是方氏父子合著。”参见彭迎喜：《〈周易时论合编〉的作者问题》，《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第66页。
 
(12)方以智：《东西均》，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4～155页。
 
(13)《中庸章句集注》，《四书五经(全三册)》上册，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15页。
 
(14)《东西均》，第4页。
 
(15)《东西均》，第147页。
 
(16)《东西均》，第2页。
 
(17)《东西均》，第43～44页。
 
(18)《东西均》，第12页。
 
(19)《东西均》，第44页。
 
(20)《东西均》，第24页。
 
(21)《东西均》，第111页。
 
(22)《东西均》，第20页。
 
(23)《东西均》，第20～21页。
 
(24)《东西均》，第21～22页。
 
(25)《东西均》，第22页。
 
(26)《东西均》，第2页。
 
(27)《东西均》，第45页。
 
(28)《东西均》，第46页。
 
(29)《东西均》，第19页。
 
(30)《东西均》，第48页。
 
(31)《东西均》，第147页。
 
(32)《东西均》，第110页。
 
(33)《东西均》，第102页。
 
(34)冯国超主编：《中国传统文化读本——老子》，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页。
 
(35)《东西均》，第40页。
 
(36)参见方以智著，庞朴注释：《东西均注释》，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93页。
 
(37)《东西均》，第1页。
 
(38)《东西均》，第16页。
 
(39)《东西均》，第107～108页。
 
(40)《东西均》，第109页。
 
(41)《东西均》，第43页。
 
(42)《东西均》，第8页。
 
(43)《东西均》，第19页。
 
(44)《东西均》，第3页。
 
(45)《东西均》，第116页。
 
(46)《孟子章句集注》，《四书五经(全三册)》上册，第48页。
 
(47)《孟子章句集注》，《四书五经(全三册)》上册，第105页。
 
(48)《孟子章句集注》，《四书五经(全三册)》上册，第48页。
 
(49)《孟子章句集注》，《四书五经(全三册)》上册，第48页。
 
(50)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9页。
 
(51)《东西均》，第78页。
 
(52)《东西均》，第82页。
 
(53)方以智著，张昭炜整理：《易余(外一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46～49页。
 
(54)《东西均》，第1页。
 
(55)来可泓：《国语直解》，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4页。
 
(56)《东西均》，第42页。
 
(57)《东西均》，第19页。
 
(58)《中庸章句集注》，《四书五经(全三册)》上册，第2页。
 
(59)《中庸章句集注》，《四书五经(全三册)》上册，第3页。
 
(60)《东西均》，第64～65页。
 
(61)《东西均》，第100页。
 
(62)《东西均》，第49页。
 
(63)《东西均》，第26页。
 
(64)《东西均》，第3～4页。
 
(65)《东西均》，第53页。
 
(66)《东西均》，第13页。
 
(67)《东西均》，第4页。
 
(68)《东西均》，第74页。
 
(69)《东西均》，第111页。
 
(70)《东西均》，第106页。
 
(71)《东西均》，第34页。
 
(72)《东西均》，第79页。
 
(73)《东西均》，第131页。
 
(74)《东西均》，第85页。
 
(75)《周易本义》，《四书五经(全三册)》上册，第65页。
 
(76)《东西均》，第147页。
 
(77)《东西均》，第148页。
 
(78)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4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122页。
 
(79)《易余(外一种)》，第1页。
 
(80)方以智著，邢益海校注：《冬灰录——外一种〈青原愚者智禅师语录〉》，华夏出版社2014年版，第70页。
 
(81)方以智著，张永义校注：《浮山文集》，华夏出版社2017年版，第50页。
 
(82)《浮山文集》，第60页。
 
(83)《浮山文集》，第325页。
 
(84)《浮山文集》，第326页。
 
(85)余飏：《报亲庵序》，吴道新纂辑：《浮山志》，黄山书社2007年版，第52页。
 
(86)《东西均》，第83页。
 
(87)王辰：《青原志序》，方以智编、张永义校注：《青原志略》，华夏出版社2012年版，第8页。
 
(88)《冬灰录——外一种〈青原愚者智禅师语录〉》，第2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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