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世界展望——从孔子像重回天安门广场说起
作者：李瑞全（台湾中央大学哲学研究所教授,曾任台湾鹅湖月刊社社长）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邮报》发表 



儒家邮报编辑先生大鉴：
 
    本人是台湾中央大学哲学研究所教授,亦曾为台湾鹅湖月刊社社长，承贵报自创刊以来一直惠寄,获益良多,非常感谢。
 
    对于近期在贵报上所讨论的几个议题,心有慼慼。近日为鹅湖月刊社论(2011年2月号)写了一篇有关天安门前立孔子像的相关评论意见,不知能否借贵刊与广大读者朋友们作一意见交流.谨附上该文电子档,请参酌为感。 
  
                                        李瑞全  敬上



〔正文）


    新一年开始，一月士一日天安门东侧的国家博物馆矗立了9.5公尺的孔子像。这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唐师君毅先生生前曾说，把国外的人像挂在天安门广场上，成为中华文化之主，是最不能忍受的。他期望也相信总有一天这些人像会去掉，中国回归中华文化。之前改悬毛像，对唐先生可能已比较好接受一些。但我们相信唐先生最欣慰的当是回归到中华文化的主流去。近三十年，中国大陆在开放改革之中，确也是步步回归到中华文化的主体去。不但官方开了绿灯，且动用资源去支持有关的活动，如全球广设孔子书院，各大学广设儒家研究中心，且经费非常充裕，全力支持各种研究孔子与儒学的学术活动。在政治上，官方对儒学也采取了相当容忍的态度，不但支持学界的研究，甚至对较为极端的活动，如蒋庆先生之创设儒教，主张以儒学为国教，有取代马克斯主义的意态，当权者都能容忍，等等，证明大陆官方有重新回归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行动表现。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民间的发展，大陆近年的孔子热与论语之研读广受欢迎，书刊大卖等，显示民间对孔子与儒学，或说儒学的精神都有一回归与支持的表现。在共产主义式的统治之下，曾如此受官方大力批判和压迫的人物与思想，民间敢于自发出头，实是不可思议之事。蒋庆先生之高举儒学与儒教，俨然是一不大不小的异类流派，仍然活跃和不断发展，大陆风向可说一叶知秋。今天孔子像矗立在具有明显政治意义的天安门广场，显然是中国政治与思想在二十一世纪寻求出路上的一重要的里程碑。当然，由于大陆军政体制的复杂性与可变性，及难以预测之意识形态的固执性，虽可审傎乐观，后续的发展尚有待观察。


    从当代新儒家的角度来说，虽然自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列强以军事霸权入侵中国，继而有经济与宗教文化的强压，儒家在清末已步步丧失原有的文化、社会、政治的主导地位，从希冀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迄革命式的民主建国，到五四运动之打倒孔家店，儒家在政治与言论之主导权已让位给主张和崇尚西方文化的西化派与共产主义。但是，儒者心中仍然坚信中华文化仍生存在中国人民的生活与价值之中，文化的根并未中断。当代新儒学在海外港台的发展兴盛，是这一点信念的表现。依儒家之本义，自孔子以来儒家所主张的乃是人性人情之常的常情常理常道，个人则修身立命，理想落实在每个人生命生活之中，是使人能安身立命的日常道理。历代帝王所以表面尊崇儒家，并非儒门中人之力，实是普及民间社会的价值与制度的客观基础。只要看看历代大儒，从来在生时都得不到真正的礼遇与任信，如朱子死时不准公祭，甚致被诬为假道学；王阳明屡立大功也屡受朝中忌嫉，基本上是外放以终。帝王只利用儒学来笼络士人与统治百姓，只放手文化教养，碰到政体则莫不强力镇压。朱元璋当年即曾严批孟子，把所有具有民主意味的章节都要删除，若孟子生在当世，恐怕不免十族之株。事实上，孔、孟、荀当年盛名天下，但各国诸侯都敬而远之，屡受排挤。孔子之文教影响主要在民间，经历春秋到西汉，数代儒者之教育工作成果已使儒家思想不可动摇，儒学已成民间文化与价值之主流，深入民心，已非任何帝王所能摌除得了。秦始皇即以暴力进行了一次焚书坑儒之举，但绝对不成功。到汉初儒学已成政治上的主流，史记列孔子为世家，汉人尊孔子为素王，喜言孔子为汉立法，甚至到西汉末王莾尚能假禅让夺权，等等。凡此可见儒家在秦汉之社会力量，并非儒者之虚矫之言。法家只能成为中国文化中帝权的暗流。汉武帝之独尊儒术，实如汉高祖之因见商山四皓扶持太子，知道民心所向，不敢也不能撤换，也为了王朝之发展与开拓，尊崇儒学只是顺势而行而已。


    在封建王朝之下，大皇帝军政大权在握，儒者既无实质的社会政经力量之支持，且缺具组织之群体，只能以个人对上进行道德劝说，以仁政王道来虚笼王权，政治上实难有真正儒家之公天下的理想可言。政治儒学是被王权所扭曲的附庸。王莾假借禅让政治而行篡夺之实，只成为后世枭雄夺权的借口。汉光武之后，禅让已成王朝禁忌，是杀头灭族之事。但儒者仍掌握了教化的责任，在传统社会中对社会与百姓起了屏障作用，多少保住治权的开放，开科取士，减低帝王国戚与酷吏对人民的残害，也让民间社会的人文价值，人力地力得到发展。中华文化与社会在西方民主科学兴盛之前，实是世界最前沿的发展，到十八世纪的欧洲思想家如莱布尼兹等，仍尊崇中华文化与儒学。故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不免以天朝上国自居，直到鸦片战争才见出闭关锁国之落后。经历一百五十多年之辗转发展，中华文化重新站上世界舞台，儒家式文化对人类亦当有更进一步的贡献可期。


    儒家重人文化成之理想对当代全球社会来说，可以有的贡献良多。在政治上，儒者向来都以天下苍生为念，不在一家一姓，以至一族一国。各民族建立现代的民族国家固然有其必要性，也应是人类客观社会所不能或缺的部份。但若限于以民族国家之自主自利为终极，则绝非儒家所接受的价值。在民族国家之上，实应有一跨国族界限的天下一家的理想存在。人类自是一体不可分割的存在，人类甚至与天地万物都有不可割断的关系。犹如家族与乡镇既不可废，但亦不可自谓为与其他家族乡镇不相干，各自为利即可。国与国之间亦如是。民族国家之间如今只成自然状态式的并存，最后不免以森林法则来解决国际间大事。大国常藉国家利益而行霸权之暴力。此实非儒者所理想之天下太平的境界。跨国之民主共和是人类必须成功的大道，否则必以邻为壑，以侵凌战伐来解决纷争，最终不免如二次大战或今日全体人类所遭遇的全球暖化所发生的危机。


    牟师宗三先生生前认为中国当代的政治经济问题，主要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颠三倒四，盲目崇洋与自毁长城，随意识形态起舞，造成百年的观念灾害。牟先生承认传统文化须融入民主与科学，但经济问题实只须当权者放开让开，让人民自由自力开发，解放生产力，自然能创造生活所需，经济生产即源源不绝。至于中国文化中之重家庭伦理道德、勤俭节约、敬祖畏天，追求与天地自然合一之情操，是稳定家庭与个体生命团结和谐共存的核心价值与实践，也是救治当今世界，特别是西方哲学界，所表现出｢无体、无理、无力｣之软疲放肆弊病之重要疗药。


    经过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我们期待中华文化在二十一世纪有更蓬勃的发展，让全人类能在和而不同，互助互爱，忧戚与共之下，达成天下太平的大同世界。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