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王安石一辩

作者：吴钩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 “我们都爱宋朝”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庚子八月廿八日庚寅

          耶稣2020年10月14日

不少网文都提到，王安石为捂住人们的嘴，不准他们非议新法，便派皇城司的逻卒伺察于市井间，发现哪个人讪谤新法，立即抓起来治罪。严格来说，这也不是网文的凭空捏造，而是受了北宋林希的《野史》的误导。

《野史》是这么记载的：

“熙宁年间，曾孝宽以修起居注侍上，因言民间往往有怨语，不可不禁。安石乃使皇城司遣人密伺于道，有语言戏笑及时事者，皆付之狱。上度其本非邪谋，多宽释之。保甲民有为匿名书揭于木杪，言今不聊生，当速求自全之计，期诉于朝。安石大怒，乃出钱五百千，以捕为书者。既而村民有偶语者曰：‘农事方兴，而驱我阅武，非斩王相公辈不能休息。’逻者得之付狱，安石以为匿名书者必此人也，使锻炼成狱。民不胜榜掠，而终不服。法官以诟骂大臣，坐徒三年。上笑曰：“村民无知。”止令臀杖十七而已。”

但林希的《野史》与与谣棍邵伯温的《闻见录》一样，所述王安石轶事近于诬谤，不可采信。理论上说，皇城司直隶于内廷与枢密院，非中书所能指挥，当时的枢密使文彦博是保守派领袖，他怎么可能容许王安石指使皇城司？再者，以王安石“人言不足恤”的自负，士大夫的攻讦他都当放屁，又怎么可能会浪费心力去理会市井间的议论。

事实是，熙宁五年正月，曾孝宽跟王安石说：“有军士深诋朝廷，尤以移并营房为不便，至云今连阴如此，正是造反时，或手持文书，似欲邀车驾陈诉者。”于是安石在御前会议中说起此事。

文彦博听了，说：“近日朝廷多更张，人情汹汹非一。”

王安石说：“朝廷事合更张，岂可因循？如并营事，亦合如此。此辈乃敢纷纷公肆诋毁，诚无忌惮。至言欲造反，恐须深察，又恐摇动士众为患。”

神宗也认为必须派人侦探诋毁朝廷之军士主名，文彦博建议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司、侍卫亲军步军司三衙负责调查，王安石则提议委皇城司。神宗说：“不如付之开封府。”

最终神宗的决定，应该是让皇城司派出逻卒暗中侦查，开封府则负责审讯。《宋史·神宗本纪》记载的“置京城逻卒，察谤议时政者收罪之”；判西京留守司御史台司马光在抨击王安石的札子所称：“又潜遣逻卒，听市道之人谤议者，执而刑之。”实际上就是这么一回事。

而神宗派逻卒伺察营中事之后不久，熙宁五年十一月，参知政事冯京又向神宗反映：“皇城司近差探事人多，人情颇不安。”

神宗说：“人数止如旧，探事亦不多，蓝元震（内侍）又小心，缘都不敢乞取，故诸司不安。”

众辅臣说：“外间以为若十日不探到事即决杖，故多捃摭细碎。”

神宗说：“初无此处分。此辈本令专探军中事，若军中但事严告捕之法，亦可以防变。”

这时，王安石说：“专令探军中事即无妨，若恃此辈伺察外事，恐不免作过。孙权、曹操用法至严，动辄诛杀，然用赵逵、吕壹之徒，皆能作奸乱政。陛下宽仁，不忍诛罚，焉能保此辈不作奸？三代圣王且不论，如汉高祖、唐太宗已不肯为孙权、曹操所为，但明示好恶赏罚，使人臣皆忠信，不敢诞谩，天下事安有蔽匿不闻者？细碎事纵不闻，何损于治体？欲闻细碎事，却致此辈作奸，即所损治体不细。”

可见王安石是明确反对特务政治的。他不可能为封住别人的嘴而指派皇城司逻卒伺察外事，只因林希的捏造、司马光的指控，南宋以降史家的以讹传讹，王安石才背上了这口大黑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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