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压舱石的航行

作者：科斯提卡·布拉达坦

译者：吴万伟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庚子九月初三日乙未

          耶稣2020年10月19日

法国大革命及其现代政治实验对当今世界具有重要意义。

“我非常痛苦地看到，你似乎已经相信，任何一个理智的人，如果其想法与你不同，就肯定不是好人。”如果觉得这种想法源自上周在华盛顿特区意外听到的保守派人士的对话，这是可以原谅的，但事实并非如此。这句话是法国大革命时期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罗兰夫人（玛丽简罗兰Marie-Jeanne Roland de la Platière）在两个多世纪之前说给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Robespierre）的话。这样的指责非但没有帮助这位恐怖专政设计师改变想法，反而可能让他变得更加不耐烦，因为他相信，革命需要恐怖就像烈火需要燃料一样。“恐怖不是别的东西，它就是正义、行动、严厉和决不妥协。”在他看来，革命首先就是要实现历史正义。这样的批评也没有帮助罗兰夫人：最终，她也被关进监狱，还被押上断头台处决。她是真诚和热情歌颂革命的孩子，但是，正如皮埃尔·韦格纳（Pierre Vergniaud）的名言所说，“革命就像撒旦会吞噬掉自己的孩子。”（韦格纳本人在1793年10月也被革命所吞噬。）

罗伯斯庇尔的时代与我们的时代有很多相似之处。当他指控雅各宾派同胞“堕落成为邪恶的记者”，其“存在的每一天都对社会带来巨大危害”时，我们不由得想起当今美国记者的遭遇，他们有时候被当作“民众的敌人”和社会和谐宁静的颠覆者来对待，恨不得将其彻底干掉才好。在“需要团结和统一”的借口下，不同意见或意见分歧很容易被当作叛国行为。正如杰里米·波普金（Jeremy Popkin）在其精彩的《新世界开始》中观察到的那样，甚至在恐怖统治开始之前，法国革命群体“越来越多地看到，其对手不仅被人误导和蛊惑而且成了国家的叛徒，需要从肉体上彻底消灭。”一旦你心里想着要干掉某人的话，将其付诸实践就变得非常简单了。

正如波普金显示的那样，“法国革命是现代政治的所有可能性都被首次进行检验的实验室，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可能性皆如此。”我们不仅仅分享了法国革命提出的人权、自由和平等等哲学，我们思考政治和社会的方式，思考社会变革和政治变革的方式也归功于它们。在很重要的意义上，我们仍然使用法国革命时期形成的范畴，仍然使用他们的语言理解当今政治现实甚至我们自己。正是通过他们，我们了解了很多政治梦想：以为能让我们切断与令人羞耻的过去的联系而创造一个全新世界的迷人幻想---这些在两百多年前的法国都形成和演示过了。难怪我们要更加密切地关注法国大革命，它或许教导我们有关当今政治想象的一些重要内容。如果这样的革命梦想容许恐怖统治的专政，它可能变得多么危险。

法国大革命的核心是一项激进创新工程。法国人现在突然发现，多个世纪以来他们使用的整个社会和政治机构体系既有压迫性又缺乏理性。这两套机构和起来构成的旧政权（l’ancien régime）如今成了让人感到丢人的东西，可能被理性设计的向前看的新机构所取而代之。新颖性成为革命的首要要求：一切都必须被从头开始创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时候甚至包括新政权带来的东西。在轮到乔治·雅克·丹东（Georges Danton）被吞噬之前，曾说“我们必须再次观察一切，重新创造一切。”他说，《人权宣言》“不是没有毛病的，值得由真正自由的人重新评估。”只有永远革命才具有充分的革命性。

我们仍然使用法国大革命创造的范畴：我们仍然使用他们的语言来理解当今政治现实和我们自己。

我们或许可以从启蒙作家的作品中瞥见彻底与过去划清界限的理论需要，但是，感受到这样的区分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就在人们跟随波普金对革命重大事件的描述时，感受到的不仅是革命试图创造的东西所产生的巨大社会震撼而且还包括广泛传播的焦虑和惊慌。在处决了路易十六国王之后，国民大会（革命时期的法国第一届政府）的一名激进成员菲利普·勒巴斯（Philippe Le Bas）的话语中至少有一丝恐慌。勒巴斯曾投票支持将国王砍头，但是现在他逐渐开始认识这个新世界了：“我们已经行动，回头的路已经被切断，无论是否愿意，我们只能硬着头皮朝前走，现在人们可能真的说‘要么自由地活着，要么死去’。”如果他们的大胆试验失败的话，革命已经再也没有任何东西革命可以依靠了。从前的做法和机构都已经统统被抛弃，从日历到度量衡到公共教育，一切都要被重新创造。对于这些梦想家来说，没有任何东西是禁止进入的。革命时期巴黎雨后春笋般大量出现的政治俱乐部之一的“真理之友”社团成员不仅梦想着要“重新创造宇宙”本身，而且还要创造“人类的一种新宗教”。

有人担忧，恰恰是因为革命者没完没了地创新使得革命工程不仅不切实际，而且极度危险。正如波普金显示的那样，革命的批评家们很少比埃德蒙德·伯克（Edmund Burke）更加入木三分的。在其《法国大革命的反思》在1790年11月出版的时候，话题还在进行中，但伯克成功地抓住了革命的利害关系密切的若干核心议题。他认为革命者的“根本性错误恰恰在于否定过去：“你开始生病了，因为你开始蔑视拥有的一切。”他认为，单靠理性的生活是虚弱和不完美的，很容易被手头任务的复杂性所吞没。在谈及人生中更严肃问题时，我们不应该过多地依靠理性：“我们害怕把人放在完全依靠自己私人拥有的理性基础上生活和贸易的位置上，因为我们怀疑每个人的存货都很小，人性错综复杂，社会的对象可能具有最大的复杂性。”接二连三出现的引人注目的失败－－－恐怖统治、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的崛起、复辟（光荣政党遗留下来的恶劣风俗）似乎证明了伯克批评的合理性。

在这方面，法国革命预演了最近的一些彻底切断联系的尝试，他们试图彻底切断与过去或与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革命或者中国的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联系。在所有这三个案例中，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只得到了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教训：保留人性比理性更重要。我们是复杂的混合体，有理性和情感、逻辑和想象力、常识和偏见。诸如当地文化和依恋、特定的风俗习惯、古老的传统和怪异的情感虽然看起来有些缺乏理性，但在任何真实的社会中，这些东西至少都与哲学家们梦想的抽象观念一样重要。风俗习惯的包袱或许仅仅是个压舱石，但如果没有这样的东西，航行可能就太仓促和危险了。在匈牙利英籍作家亚瑟·库斯勒（Arthur Koestler）的小说《中午的黑暗》中，布尔什维克党人鲁巴萧克（Rubashov）被诬陷为“反革命”而遭到监禁和审判，在监狱中等待被自己的革命吞噬的时候，他逐渐认识到“我们扔掉了甲板上的压舱石，我们能够抓住的锚只有一个：对自我的信仰”。

这句话来自激进的理性主义者，这是一种承认，因为信仰的理由从来也没有办法理解。当罗伯斯庇尔意识到法国人不可能摆脱某种形式的宗教生活时，他想到了对超级存在的崇拜，也做出了很不情愿的妥协。几年之后，拿破仑试图修复与教会的关系，这显示出他比革命者更好地理解人心。不是说他相信上帝，而是他知道如果他没有表现出对上帝的任何信仰的话，民众就不会相信他。这可能有些玩世不恭，但并不令人觉得绝望。

做人就是乱糟糟的、极其复杂之事，我们能得到的东西常常模糊不清。

波普金为我们描述了法国大革命，提供了极其丰富和细腻的且没有偏见的细节，这是值得称赞的善举。他成年的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研究法国大革命上了，但他对这个话题的激情并没有使他变得盲目。比如他对罗伯斯庇尔的立场就具有批判性，同时也注意到平衡和公平。波普金写到，“罗伯斯庇尔从来不是列宁那样的革命领袖。”在罗伯斯庇尔恐怖统治时期受到迫害的人并不能从中得到任何安慰。

波普金研究法国大革命多年之后所得到的主要教训其实简单明了和虎头蛇尾得令人吃惊：当所有的话都说尽和所有的事都做尽之后，其信息和结果“仍然模糊不清”。做人就是乱糟糟的、极其复杂之事，我们能得到的东西常常模糊不清。重新创造一个世界也不过如此。

本文评论的书《新世界开始了：法国大革命的历史》

A New World Begins

The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Jeremy D.Popkin

Basic Books

$35|640 pp.

作者简介：

科斯提卡·布拉达坦（Costica Bradatan），《洛杉矶书评》宗教和比较文学版编辑，德克萨斯理工大学哲学系教授，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哲学荣誉研究教授，著有《生死之间：哲学家实践理念的故事》（中央编译出版社2018）。

译自：Sailing Without Ballast By Costica Bradatan

https://www.commonwealmagazine.org/sailing-without-ballast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