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方王门”到“关学”：阳明学的地域化研究

——以关中南大吉为中心

作者：秦蓁（陕西师范大学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来源：《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摘要

《明儒学案》将南大吉定位为“北方王门”，《关学编》则定位南氏为“关学”，二者的不同定位共同体现了南氏的阳明学学术性质和关中地域性。南大吉一生学思经历的转变都与阳明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以阳明弟子身份在关中地区讲学“致良知”，将阳明学与关中传统的横渠学相融合，成为阳明学关中地域化的发端。南氏理学知识的突破、门户之见的突破、认知自觉的突破，是哲学意义上的自我超越性的突破。南氏家族对“致良知”的创新性尝试及与冯从吾的交往与诠释，体现了阳明学关中地域化的独特发展模式。

关键词：南大吉；《明儒学案》；关中；致良知；地域化

明代学术史编著对南大吉（1487—1541）的学派定位和思想叙述有所涉及的共两部：《明儒学案》和《关学编》，二者对南大吉的学术历程和思想叙述相差无几，但对南氏的学术派别定位有所区别。黄宗羲《明儒学案》列南氏为“北方王门学案”，以阳明学为学派归属；冯从吾《关学编》定位南氏“关学”，以关学为学派归属；他们对南大吉“北方王门”与“关学”的不同定位似乎有所冲突，实则大有深意。不同学派归属表现了对南大吉定位的不同意图：《明儒学案》试图建构一个整体的明代儒学体系，以阳明心学为主要立场，将南大吉作为阳明学的一支予以划分；《关学编》试图建构关中地域的理学系谱，以广义理学为立场，以关中地域为范围，将南大吉作为关中理学的分支之一阳明学看待。亦即：从师承关系来看，南大吉的阳明学身份无可厚非；但如果从地域性学术史来看，南大吉在关中的理学贡献也不容小觑。比对之，“北方王门”与“关学”投射于南大吉的共同交点为：阳明学和关中地域。南大吉虽非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但身处阳明学与关学的交点，在“王门”和“关学”的学术发展中担当着不同的角色，其传播“致良知”之于学术史的贡献及其学术特色和精神，共同赋予了阳明学发展在关中的地域化，在思想史和哲学史视角下的意义显得尤为重要。

一、“北方”和“关中”：阳明学的地域性

阳明学因在各个地域文化环境中的传承和发展而有其“地域性”，《明儒学案》较早用地域名将王学门派划分成七派，其中包括“北方王门学案”，“北方王门”又可细分为四支，其中包括陕西的关中王门。1按此，南大吉作为《明儒学案》“北方王门”唯一一位关中地域的阳明学学者至关重要，故有关阳明学发展的关中地域性，不可不对与南大吉相关的学术史编著《明儒学案》和《关学编》细加分析。

《明儒学案》定位南大吉为“北方王门学案”的重点依据是南氏与王阳明的师承关系，兼取南氏关中讲学和籍贯的地域性。这样的定位方法和依据是黄氏在编纂过程中的总体分类原则。事实上，南大吉可以说是王阳明早期讲学和阳明学兴起阶段有重要贡献的弟子之一，黄宗羲并没有将南大吉的重要贡献作为首要的分列标准，而是将“北方”的地域性范畴作为更加优先的考量。这与南大吉在阳明学思想上并无创建的实施以及关中地域的阳明学群体比较微弱不无关系。

对各学者学术资料的收集和采用上，黄宗羲编著《明儒学案》过程中尽量自原著采摘，而南大吉资料的收集为“不曾采入”，理由是“所见而复失去者”2。黄宗羲采用的相关南大吉资料与冯从吾《关学编》采用的资料基本一致，并没有更多的或特别的突出资料。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南大吉的资料如黄氏所言有所遗失，已不得见；另一方面是《关学编》的编纂要比《明儒学案》早了七十年，黄氏在原始资料缺乏的情况下应该是不会绕过对《关学编》的参考借鉴。《关学编》所载的一段材料在《明儒学案》中并未被记载：“同门递观传诵，相与叹仰钦服，因而与起者甚多。王公报书为论良知，旨甚悉，谓关中自横渠后，今实自南元善始”，3或许不能因此证明黄宗羲的个人主观对各地域阳明学的偏差，但至少能看出黄宗羲不愿提及此记载中南氏被同门认可和受阳明高度肯定，及其与横渠学之间的相关性。除此之外，南大吉的相关学术资料，在绍兴与关中的保存应有所区别的，因为南大吉与王阳明和阳明学关系最直接、最紧密的时期都是在绍兴，其回归关中后便与阳明学学者之间的联系少之又少，加之嘉靖三十四年（1555）关中大地震的全面性破坏，南大吉两位儿子皆丧生于地震中，南氏有关资料更是难以寻觅，这成为学术史记载不得不简略的因素。

黄宗羲定位阳明学并区别更详细的学派划分，重点以地域作为其参考和区分的衡量标准，如余姚学案、浙中王门、江右王门、浙东王门、泰州王门等。仅就命名地域的范围来看，北方王门学案的“北方”所包含的地域范围远远大过其他王门，黄氏在“北方王门学案”中列有山东、河南、陕西三省。相比其他王门，“北方”涵盖了更广阔的地理区域，属于比较笼统的划分方法。“北方王门”既无法体现出北方各个地域之间的区别，又无法呈现各地域不同的阳明学发展特点，黄宗羲将山东、河南、陕西的阳明学学者同处一室的方式实属“僵硬而不足”。4《明儒学案》在地域范畴上将南大吉笼统地划拨至“北方”，《关学编》中南氏的地域则具体到“关中”，虽然“北方”并没“关中”具体，但也是基于地域性的考虑因素，此为二者的共同关注点。若考虑到《关学编》地域范围，比起黄宗羲全国范围的地域广度，具体到“关中”便也不足为奇。《明儒学案》重点以阳明学为基本立场，且以阳明学之学术思想分化为更加详细的标准来区分阳明弟子和阳明后学，并以此划分王门学派；相比其他阳明弟子的分类而言，地域性考量似乎更加突出。当然，黄宗羲这种不足也是有一定缘故的，比如从阳明学兴盛地域的广度和深度看，以王阳明讲学地和故乡为中心向东南地域所辐射的范围是阳明学发展与建构的重镇，而北方在明代中晚期阳明学的传播和速度上也确实相对缓慢滞后，这或许也成为黄氏不得不将关注重心都放在东南地域的原因。此外，黄宗羲本就身处东南，远离北方，无论是从地域认同的因素考虑，还是从远离北方的地理条件考虑，都对研究明代学术形成一种客观局限。即便如此，“北方王门学案”的处理也显得过于笼统和粗糙，其对“北方”涵盖的三个不同地域实属“僵硬而不足”的操作方法，如从顺序看南大吉却是“北方王门”中最末一位，而《明儒学案》对王学的分类首要的是根据师承关系予以认可，“北方王门学案”所列七人中，只有南大吉是直接师承王阳明，其余六人皆不直接承师于王阳明。

冯从吾《关学编》的编纂得到了其他关中学者的高度肯定，他对关学的定位和建构直接影响到后世关学的再建构。冯氏编纂的重要目的当是建构关中的学术道脉，之所以收入南大吉，重点依据两个衡量标准：一为关中的地域性范畴；二为关中的理学道脉传统。关于地域性范畴，林乐昌对“关学”概念界说时称“地域性”为空间维度的“稳定的自然地理条件”，5南大吉是渭南人，其家族在渭南也有一定的影响力，南氏本人在师从王阳明前后都在渭南、讲学，且与关中各地的学者亦有不同程度的地交流与往来。关于关中理学之道脉传统，6《关学编》收录的都是以宋明理学作为学术研究内容的学者，并且在南大吉之前的关中学者也大都以程朱理学为学术旨归，之所以将师从王阳明的南大吉收录其中的重要理由是，南氏的学术思想和学术精神并出理学范域。这体现出冯氏在面对明代晚期阳明学与朱子学争辩最激烈的时期，并没有因所谓的门户之见而对其中一方有所偏袒或排斥，冯氏对理学范畴的界定与阐释是基于宏观的理学视域，客观而中肯的，详观冯氏《关学编》中收录的四十四位学人便可以理解。吕妙芬认为冯氏《关学编》：“编纂的目的，除了保存历史、建立关中理学的道脉系谱，更有欲透过整理先贤事迹言行，激发当代士人延续张载所开创的关学学风之意。该书编纂的原则是：专门辑录关中理学者，历代名臣并不泛入。”7可见，冯氏编纂选录南大吉最重要的依据是南氏的理学学者身份。尽管冯氏意欲建构关中学派及其思想史，但没有如马理（1474—1555）一般排斥阳明学，反而将师从王阳明的南大吉选编，一方面显示了不以门户之见轻易排除学者的包容态度和开放的理学观，另一方面显示了比较宽泛的阐释关中理学的涵盖范围，既有张载之学，又有程朱之学，同时也不排除阳明学。冯氏如此的定位南大吉，加之其广阔的理学视域和胸怀，乃以宋明理学之重要学术思潮和学术形态为其所向，当然也显示了其最终的学术志向是儒家圣贤之学，绝不局限于某门某户的狭小视域。如此宏观的理学视域、开放的理学心态、包容的理学胸襟，实是阳明学能够于南大吉身后在关中地域进一步发展的重要保障。

二、南大吉一生中与阳明学相关的两个转变

南大吉在任绍兴知府时拜师王阳明，时值其中年成熟、仕途繁盛，黜官后归乡渭南。南氏师从王阳明，遵从师命传播“致良知”于关中，此为关中有阳明学之始。南氏一生因仕途而辗转在关中与绍兴之间，却因其政治阅历而促成其思想内容和学术旨归呼应了明代中期儒学新思潮的兴盛，同时也为关中的学术直接输入了时代最前沿的思想内容，并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历史影响。那么，南大吉在关中的“致良知”讲学对于明代阳明学学派发展有着怎样的意义与价值？从明代学术思潮发展的整体性视角和阳明学传播的地域性视角来看，南大吉无疑是阳明心学兴盛和扩展的重要人物之一，除了在阳明学兴盛时期的绍兴有重要贡献，更重要的是在关中对阳明学学派发展的努力。

依据南大吉学思历程和所处地域的变化，其学术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487—1522），承习程朱理学；第二阶段（1523—1526），拜师王阳明且任职绍兴；第三阶段（1527—1541），讲学“致良知”及阳明学的关中地域化实践。嘉靖二年六月，南大吉“就学于座主阳明王先生之门”，因问政而拜于王阳明门下。8南氏在任期间，为阳明学的初步兴盛作出很多贡献，如嘉靖三年重起稽山书院，令弟南逢吉刊刻《传习录》，并撰有《刻传习录序》9；嘉靖四年修万松书院，等等。嘉靖五年，因执政者厌恶排挤阳明学而导致南氏罢官，之后回归故乡渭南。南大吉从绍兴到渭南，因环境与处境的改变，其内心夹杂着焦虑、困惑与寻求。其诗《示弟子及诸门人十五首》便是明证：

昔我在英龄，驾车词赋场。朝夕工步骤，追从班与杨。

中岁遇达人，授我大道方。归来三秦地，坠绪何茫茫。

前访周公迹，后窃横渠芳。顾言偕数子，教学此相将。10

诗中写出了南大吉平生三个阶段之间的两次转变。

第一、二阶段的转变主要是思想上从程朱理学转向了阳明心学。转变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所处地域与思潮环境的改变。他从理学氛围至浓的家乡关中，辗转至心学思潮兴起的阳明家乡绍兴。南大吉给好友的信《寄马西玄仲房书》中提到“南北风气不同，人情土俗亦各有宜”11，周围环境的巨大变化对个人思想和生活有着很大的影响，南大吉基于个人立场，对历史处境与思潮氛围予以了明确的回应：对阳明的“致良知”思想，从最初的“犹未能信”到“深悟，痛悔执贽请益”。12当然，他的这种回应并不是没有依据的随意转变，这也就涉及到了第二个因素。二是南大吉身份认同的主要方面是仕者优先，且因政而学变。此时的身份虽然是学者与仕者兼有，实际上，仕者的身份更加突出，因为此时的“学”在一定程度上是配合“仕”的。他将学术思想与仕途事功紧密相连，这正是他在绍兴任职期间的重要政治作为和主要学术方向。从身份上看，南大吉任绍兴知府在先，拜师王阳明、笃信“致良知”在后；从思想与身份的关系来看，南大吉先有临政之惑，后求教于阳明，才有了对“致良知”的新悟与笃信。南大吉就问政求教于阳明，其问题都是出于“仕者”身份在政治治理上的困惑而发的。《明儒学案》记载，南大吉发问自己临政之过于阳明：“大吉临政过多，先生何无一言？”进而体悟“身过可免，心过奈何”的“入圣之机”；南大吉是在问政阳明时，自得“良知”之悟：“良知自知之”。13此外，南大吉其他求教于阳明也是发于“政问”。南大吉因“政问”而“学变”，这无疑体现了他的学术思想与政治治理之间的关系。在这一转变中，南大吉的“学”与“政”思想及其关系，因为身份上的重点偏差及其作为而引发思想和行为上的转变。一二阶段的转变在身份上变化不大，是仕者身份优先兼有学者身份，并且仕途也是处于较平稳上升的状态。相比于提升的、顺意的一、二阶段的转变，二、三阶段的转变则是茫然的、徘徊的探寻。

第二、三阶段转变的鲜明表现是身份的转变，由仕者身份兼有学者身份转变为完全的学者身份，转变后的经历显现了他个人的生命体验与学术探寻，更有着他对历史思潮及其地域环境改变之后的重要回应。个人生命体验方面，就身份言，他在绍兴为官，在渭南为民；就情绪言，有黜官的忧郁，有丧女之后的沉痛，还有着远离师友及心学思潮重地的茫然。14历史思潮回应方面，在绍兴，他处于阳明心学的地域中心，沉浸在阳明心学的浓郁思潮氛围中；在渭南，却已然远离了其师其学，并且处于驳斥，甚至排斥阳明心学的理学环境之中。如当时关中学者吕柟、马理、杨爵都对阳明心学抱有驳斥或拒斥的态度。这个过程中，自师从阳明到寻求横渠芳迹，15“坠绪何茫茫”反映了他的疑惑与探寻。这正是南大吉对于远离阳明心学重地和重新身处关中的彷徨与困惑，也反映了南大吉作为学者个体对历史情境和思潮变化的真实体验。就个人思想而言，这正是一种内在紧张与激荡的张力显现。

三个时期总体看来，南大吉思想上的重要转变处于一、二阶段之间，从关中的传统理学走向了阳明的“致良知”心学；南大吉身份上的主要转变是二、三阶段之间，即从学者与仕者身份的兼有转向了学者。尽管思想有了重要转变，身份上并没有鲜明的变化；而身份有了突出的变化，思想的探寻似乎并没有表现得很明显，他仍旧笃信“致良知”并传播之。但是这种身份上的转换与其学术思想之间的关系更值得深究，因为，身份的完全转变并不意味着思想上的转变；而思想上对待学与政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因为仕者身份的疏离而远离政治。两个转变总的说是南大吉从师事阳明于绍兴转为传播阳明学于关中，既是学术形式的重大转变，又是学术目的的转变，南氏这些学术思想及其处境的变化成为阳明学发展关中的关键。

三、南大吉讲学：阳明学在关中的发端

南大吉讲学“致良知”对16世纪20年代中期关中地域的学术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和影响：“渭南南氏兄弟的讲学方始开创了阳明学在关中地区的新局面。南大吉、南逢吉师承阳明于‘致良知’精意已出之后，于阳明良知学信从尤笃，而宣讲亦尤力，遂于明代关中讲学中形成一独特风景”“嘉靖初年，南大吉兄弟在渭南县的讲学活动，无疑给信守程朱之学的关中地区带来了一种新鲜的空气”。16根据陈时龙对关中讲学的考察和分析，可以说南大吉在关中的学术贡献最重要的是讲学“致良知”，不仅传播了阳明学的思想，也成为阳明学在关中地域的发端，开创出关中学术与讲学的“新局面”和“新空气”，给予关中学术前所未有的独特性。南大吉以王阳明弟子身份在关中地域传播阳明学，且试图与关中学术传统相结合，其“致良知”讲学可谓阳明学关中地域性的发端。

（一）南氏何以成功传播阳明学

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是，身处政治上排斥阳明学且关中学者同样持疑阳明学的氛围和环境下，南大吉何以传播王学于关中，难道仅仅因为其师王阳明的寄望？南氏之前，关中区域已经有学者接触并遵信王阳明之学，但并没有宣传之，如16世纪的李伸和嘉靖初年的唐龙。而比南大吉稍长的关中学者吕柟，就对王阳明的“致良知”说持驳斥态度。尽管吕柟并不反对阳明学术，但吕柟在关中地区的学术影响力较大，他的这种驳斥态度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相当多关中学者对待阳明学的心态。南大吉能够成功传播王阳明“致良知”之学的主要因素可以归为以下几点。第一，关学的学术氛围影响或铺垫的可能性。明代中期，关学学者中已有排斥阳明学的鲜明态度，比较典型的有吕柟、马理和杨爵。“无论是吕柟相对委婉的态度还是马理决绝的态度，他们对于阳明之学的排斥是一致的。这种态度，在当时的关中地区及其友人之间，是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的。”17这些学者排斥阳明学并非盲目的，他们都与阳明学的学者有交流和来往，对阳明心学也有一定的了解，但是仍旧坚持其排斥态度。关中学者驳斥的背面实际是对阳明心学传播可能性的一种铺垫或反向彰显，为南氏兄弟的宣讲和传播起到了一定的助力作用。第二，南大吉的身份对传播阳明学有着更高的被接受性和认同感。南大吉兄弟都直接拜师阳明，直接受教于阳明，这种师生关系是其传播“致良知”之学顺利的最有力助力，更容易被信任和接受。他在阳明家乡的仕途经历也使得其宣讲传播阳明学拥有较高的身份接受度，更易被认同。另南大吉本身是关中人，其家族在当地也具有一定声望，这种籍贯所属的地域认同性是他能够顺利传播阴阳学不可忽视的素因。第三，南大吉采取了符合关中传统的传播方式。南大吉采取的是民间性的、学者式的书院讲学方式，他的讲学又结合科举内容的教授及其人才的培养，具备了吸引生源的功能，这样的方式较不易被一向重视科举的关中人士拒绝或排斥。同时，他并没有将宣讲对象定义为普通大众，而是将其传播对象重点预设为具有一定知识背景和志向士人，这也有利于在已经有排斥氛围铺垫的，或多或少对阳明学有所耳闻的士人中传播阳明学。

（二）南氏的学术特色和精神

南氏的学术特色主要体现为三点：第一，笃信“致良知”为学术标志。南氏拜师阳明后，始终笃信“致良知”；回归关中后，将“致良知”作为讲学的旗帜。第二，政学合一为行道原则。南氏将政治与学术紧密结合，治学经历随着仕途变化表现出不同的转变。仕途顺利期主动自觉地趋向学术，以学术作为政治事功重点；黜官讲学也未与政治相剥离，以科举人才培养为政治表现方式。第三，以求道和“道化”为学术追求与境界。南氏突破理学门户的藩篱之后，没有止步于“致良知”，更趋向于追求志向“圣贤之学”的“道”。一面跨越门户藩篱，与关中学者互相交流；一面结合科举培养与学术讲学，将“致治之道”与“教学之道”融合一体，寻求“道化”之境。

南氏的学术精神较少通过著作文献和思想内容显现，更多是通过政治仕途和学术讲学的实践呈现而来。最突出的是强烈的实践精神。绍兴仕途恰值其学术的新悟和突破时，他多次请教阳明政事，遵从阳明政德、政和、亲民的政治思想，18同时为王阳明的讲学及发展给予了大量的经济和政策支持。19归乡关中后，实践师训传播“致良知”，讲学于启善寺、湭西书院，培养科举人才，为当地科举士人的发展积蓄力量、做出贡献。其次是批判精神：一是对古今之政的批判，批判实时政治，提倡三代之王道，亦有对古今学术的对比和批判；二是对门户之见的批判，在众人疑惑且非议阳明之学时仍“笃信而诚服之”。南大吉在关中排斥阳明之学的氛围中勇于突破门户之见，与关中学者加强交流来往。个人处境与学术思潮、学者氛围与地域影响、阳明心学的思潮冲击与关中传统学术坚守二者潜在力量之间的紧张与激荡，彰显了南大吉对批判性与开放性兼取的态度和精神。

（三）关中地域的阳明学发端

南大吉在关中成功宣讲传播“致良知”是阳明学在关中的发端，其学术特色和精神彰显了阳明学在关中的地域性特点。首当其冲的是笃信“致良知”构成了阳明学关中地域化学术史的一个重要内容。南大吉之后的关中学术中，但凡相关阳明学的学者都笃信“致良知”说，如冯从吾、张舜典、李二曲等。虽说这些学者都与阳明后学学者有交往，他们笃信“致良知”也并非直接承接自南大吉，但南大吉笃信并宣讲“致良知”无疑是阳明学在关中地域的首次亮相，其形成的影响力和冲击力当是关中学术前所未有的，而关中学者笃信“致良知”说也是在南氏之后才有。次之特点是将阳明学与科举士人的教育相结合。南氏在讲学传播阳明学时考虑到关中学人所需的实际状况，将科举教育与“致良知”讲学汇集一堂，这也是南氏身后关中学者们讲学的现象，最重要的是符合了关中地域的社会状况与士人心态。第三个特点是将阳明的“致良知”学与关中学术传统相结合。王阳明在给南大吉的临别书信中，就寄希望于南氏传播其学说的同时能够与关学相结合，并能够对关中地域当时的学术风气有所改变：“关中自有横渠之后，此学不讲，或亦与四方无异矣。自此关中之士有所振发兴起，进其文艺于道德之归，变其气节为圣贤之学，将必自吾元善坤始也。”20南氏在关中讲学“致良知”的同时也与关中学者相互交流，与马理之间的交往最为密切，其父亲去世的墓志铭是吕柟所作，关中学者康海也为其父撰写墓碑。正因如此，南氏讲学“致良知”并没有遭到关中学者的排挤和对抗，“泾野为薛文清门人，学朱子之学；渭南二南则阳明受业弟子，各不相是，而未始不交重也”。21

四、哲学史视角：阳明学在关中的学派地域化

（一）南大吉学术的主观突破

道学理论上，南氏的学术转变是因为“中年遇达人，授我大道方”的从程朱理学转向阳明心学的承学之变，但如果将南氏个人的学术之路做一宏观审视，他对阳明“致良知”的笃信只是学术观念的转变，而他在关中讲学“致良知”并非只是传播师道如此简单，其中更有“前访周公迹，后窃横渠芳。顾言偕数子，教学此相将”的自我反思、学术追求、道学理想。南氏在关中讲“致良知”学，既是遵从师命传播思想，又是自我价值的体现；既是对儒学道统的自我追寻，又是关中地域认同的实践之举；既是试图通过新思想和新内容对关中横渠之学的接续，又是为关中学术创造新契机、开端新局面。这样的“致良知”讲学实是在关中地区将阳明学与关中传统历史的横渠学相融。

南氏在明代中晚期关中学术史上构成创新性影响的学术实践，对南氏自身来说是哲学层面的寻找自我与超越性突破，主要表现有三。一是学术知识的突破。即理学突破，即从传统体制理学到阳明心学。尤其是南氏回归关中之后，逐渐将“致良知”之说融入到关中地域的学术传统之中。二是门户成见的突破。一方面是能笃信阳明学，即门户之见的突破，他在《寄马西玄仲房书》中自言，在众人疑惑并非议阳明心学的环境中，他突破官方体制理学，勇于笃信支持阳明学；另一方面是潜伏暗含的关学之突破，敢于在非常不利的地域环境和思想氛围中，带入新鲜的思想内容与思潮冲击，使得阳明学能够被关中学者接受，直至在渭南地区产生一定的影响。三是自我超越性突破。跨越知识见闻，在自己的认知和自觉主动性上的突破，是一种境界的超越。这种境界上的追求，并没有特别明显的支撑和表现，而是体现为他归乡之后的迷茫和追寻。正是这种追寻让他跨越了学派，能够在时代思潮的整体性和历史性上磨合阳明学与程朱学，以阳明的“致良知”为思想内容之利器，突破关学的保守和荒疏。从哲学意义上看，南大吉的自我超越性突破显然跨越了前二者，也是他成为关中学者的最重要体现。

（二）南氏家学与阳明学的关中地域化

昔王文成共讲学东南，从游者几半天下，而吾关中则有南元善、元贞二先生云。故文成共之言曰：“关中自横渠后，振发兴起必自元善昆季始。”二先生录公语几数万言，藏之家塾。元贞先生孙子兴太史，仿苏季明校正蒙例，离为四篇，曰立志、格物、从政、教人。总题曰《越中述传》，而嘱余为序。余惟文成公之学，一致良知尽之矣，今离而为四，何也？曰：此正所以致良知也。22

其中，“立志、格物、从政、教人”是对南氏兄弟的学术和实践的撰述；体例上仿照苏昞（季明）编次《正蒙》是在南氏兄弟身后对阳明学发展的新尝试，尽管这种尝试并没有得到更广泛的扩展，但无疑是阳明学的“致良知”学在关中传播几十年之后，已经出现了将之与关中传统的张载之学相融合的现象，这种现象可能不是一种普遍现象，但作为王门弟子和南氏家学予以呈现确实可以说明一些问题。譬如即便是曾拜师阳明、笃信“致良知”学的南氏家族，同样对关中的传统学术有着莫大的崇敬和信心，同时也因为身处关中地域的环境、氛围、心理等因素所使然，关中的学术与地域性不可避免影响着阳明学的发展。南大吉侄孙的述传，无论是在内容的解析分“致良知”为四，还是在体例上模仿《正蒙》，都与东南地域的阳明学有着非常明显地区别，是关中地域所独有的，可以说是阳明学的学派关中地域化的典型表现。

《越中述传序》显示了阳明学在关中地域的两个发展层面：一方面冯从吾与南大吉后人之间的学术交往，同样都笃信“致良知”，都有强烈的关中地域意识，并期望将阳明学与关中传统学术相结合；23另一方面冯从吾以“致良知”一语便可道尽阳明学，这与南大吉讲学关中以“致良知”为旗帜不谋而合，而冯从吾以“立志、格物、从政、教人”为南大吉“致良知”工夫，是对南氏学术实践的肯定。

（三）关中地域化的阳明学

《关学编》里南大吉的辑录有：“王公（阳明）报书为论良知，旨甚悉，谓关中自横渠之后，今实自南元善始。”24这种描述确实来自王阳明给南大吉的书信，也透露出冯氏的个人主观色彩与意图，即将阳明学“致良知”思想纳入关中地域学术之中，接续关中传统学术与横渠精神。

清末关中学者柏景伟的《柏景伟小识》25是对冯从吾《关学编》建构意识的进一步具体阐释，其中关于南大吉学术的影响，已经从冯从吾时的“致良知传播”变化为：“阳明崛起东南，渭南南元善传其说以归，是为关中有王学之始。”26这里的“关中有王学之始”实是将“王学”直接接引至关中地域，并且“有王学之始”意味着阳明学自南大吉之后在关中有进一步发展和深入。与此同时，意味着将阳明学等同于程朱理学一样的学术形态和思想资源，都是构成关中学术的一个面向和思想脉络发展纳入关中的理学体系之中。问题的关键是，如此接引是直接将阳明学僵硬地搬运至关中呢？还是对阳明学的吸纳融会，使之成为关中地域化的王学？这二者的区别显然是对阳明学在关中还是阳明学关中地域化的区分。

王阳明的寄语：“关中自横渠之后，今实自南元善始”，27隐含了南氏关中讲学可以有两种发展方向或模式：一种是阳明学在关中地域单纯地传播与扩展，这种状况下只是阳明学的一种地理范围的延伸，虽然扩展了阳明学讲学的地域范围，但缺少了学术活力和生命力，这应是王阳明本人所不愿见到的；另一种是阳明学在关中的地域化的学术发展，也就是将阳明学作为关中继北宋横渠学术之后的新发展和新成长，借此挽救关中“自横渠之后，此学不讲，或亦与四方无异矣”28的学术颓态，同时将阳明的“致良知”学说融入关中学术传统，能够实现“自此关中之士有所振发兴起，进其文艺于道德之归，变其气节为圣贤之学”29，如此愿望乃是在道学大视域下的不同学术思潮的跨地域性的学术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已然蕴含向关中地域化发展方向趋近的意思。

五、结语

总而言之，南大吉以王阳明弟子身份的“致良知”讲学为关中学术直接输入了最前沿的儒学思想，开创了关学发展的新局面，是阳明学在关中的发端，为阳明学在关中的地域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是在阳明学的影响下，南大吉的学思之路才发生了两次重大转变，其学术实践也着眼于将阳明学与关中地域性相结合：一面以实现阳明的师训和寄望为宗旨；一面以接续传统关学的张载思想为目标，进而张扬出其学术性认同与地域性认同之间的交互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关中的阳明学绝非是对阳明学的生搬硬套，它有着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其发展过程中学术性认同与地域性认同之间的激荡互动，最终成就了关中地域化的阳明学。它首先表现为南大吉家学源流对阳明学的传承以及与张载学术思想的相互融合。此后则在冯从吾的《关学编》及其续补编中勾勒出阳明学在关中的发展脉络，即从传播阳明学到“关中始有王学”，这为思想史发展的历史性作了一个间接的陈述与记载，同时也是从学派意识层面对哲学史进行的阐释与建构。最终在李二曲思想中走到了对阳明心学和朱子理学两种思潮的系统性整合的新关学架构之中。可见，阳明学的关中地域化，即就是明清关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面相，亦是阳明学转化与关中学术转型之间双向互动的结果。

注释：
 
1钱明：《学派·分布·传承：中国地与阳明学绪论》，《贵阳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
 
2黄宗羲：《明儒学案发凡》，《明儒学案》，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5页。
 
3冯从吾：《关学编》卷四，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52页。
 
4吕妙芬：《阳明学士人社群：历史、思想与实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导言》第5页。吕妙芬认为《明儒学案》“以地域和师承对阳明学派所做的分类是有根据、有效力的一种方式，只不过这种分类被运用于处理时段较短、欲更仔细探讨阳明学派的建构与发展以及学者的互动时，便显得僵硬而不足”。
 
5林乐昌：《论“关学”概念的结构特征与方法意义》，《中国哲学史》2013年第1期。
 
6对“关中理学之道脉传统”，吕妙芬提出这一说法，认为《关学编》构建了关学的道脉传统系谱，见《明清之际的关学与张载思想的复兴：地域与跨地域因素的省思》，《中国哲学与文化》（第七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5页。
 
7吕妙芬：《明清之际的关学与张载思想的复兴：地域与跨地域因素的省思》，《中国哲学与文化》第七辑《明清儒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8页。
 
8南大吉：《南大吉集》，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29页。
 
9南大吉：《南大吉集》，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3页。
 
10南大吉：《示弟子及诸门人十五首》，《南大吉集》，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1页。
 
11南大吉：《寄马西玄仲房书》，《南大吉集》，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8页。
 
12南大吉：《清乾隆绍兴府志卷四三·人物志三》，《南大吉集》，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64页。
 
13黄宗羲：《北方王门学案》，《明儒学案》卷二十九，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653页。
 
14南大吉：《瑞泉南先生纪年》，《南大吉集》，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29页。
 
15南大吉：《示弟子及诸门人十五首》，《南大吉集》，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1页。
 
16陈时龙：《明代关中地区的讲学活动》（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2017年第28期。
 
17陈时龙：《明代关中地区的讲学活动》（上），《政治大学历史学报》2017年第27期。
 
18王阳明：《亲民堂记》，《王阳明全集》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50-252页。
 
19王阳明：《稽山书院尊经阁记》《万松书院记》，《王阳明全集》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52-256页。
 
20王阳明：《答南元善》，《王阳明全集》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21页。
 
21李元春：《李元春集》，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58页。
 
22冯从吾：《越中述传序》，《冯少墟集》卷十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51页。
 
23冯从吾的关学意识和地域意识，参见吕妙芬，《明清之际的关学与张载思想的复兴：地域与跨地域因素的省思》，《中国哲学与文化》（第七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5-58页。
 
24冯从吾：《瑞泉南先生》，《关学编》卷四，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52页。
 
25柏景伟：《柏景伟小识》，《关学编》附录一，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69页。
 
26柏景伟：《柏景伟小识》，《关学编》附录一，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69页。
 
27王阳明：《答南元善》，《王阳明全集》卷六文录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21页。
 
28王阳明：《答南元善》，《王阳明全集》卷六文录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21页。
 
29王阳明：《答南元善》，《王阳明全集》卷六文录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21页。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