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的名义，祸国的实质---启蒙一下周立波们
    
    
    
    儒家在政治上以民为本，爱国但反对爱国主义和国家主义。社稷次于民，立国为民，国家利益必须服从人民利益而不能凌驾于人民利益之上。爱国但反对爱国主义，就像爱集体但反对集体主义，倡科学但反对科学主义，重亲情但反对“父母主义”亲情至上，道理是一样的。
    
    
    真正的爱国主义都有问题，何况假的呢？
     
    
    凡是缺乏民意合法性的专制政权，特别是现代特权阶级，都喜欢冒充或僭窃国家、祖国的名义，以便利用和窃取人民朴素的爱国情感，为维护和稳定他们的特权统治服务----这就是假冒的爱国主义。有西哲早已识破这种乾坤大挪移功夫，一针见血地指出：国家主义是专制特权的遮羞布，爱国主义是政治流氓的庇护所。
     
    
    （其实，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也不鼓吹爱国家或爱祖国。马克思承认，国家就是专政工具，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暴力机器。马克思还说过“工人阶级是没有祖国的”。）
     
    
    在特权社会，凡是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喜欢高喊爱国口号者，都是既得利益者、别有用心者及帮闲帮忙者。在极权时期，国民都不得不被迫说些假话，在后极权国家，国民拥有了不说话的自由，正派的、自爱的人就不屑于再说“理直气壮的爱祖国”之类话了，因为那等于是在表态爱某个组织，或者爱压迫自己的专政工具和暴力机器。
     
    
    专制当道，国家就非自由，特权猖獗，民权就无保障。专制主义、特权阶级及其奴才帮闲们都是祸国殃民的东西，根本没有高谈爱国的资格。如果有人再打爱国主义的招牌喊“理直气壮的爱祖国”之类口号，我们应该“理直气壮的”告诉他：爱祖国更要爱人民，爱祖国爱人民，就要理直气壮地反专制反特权----那才是对祖国的真爱和大爱。2010-11-26东海儒者余樟法
     
    
     
    
    
    享受生命，享受一切
    
    
    
    一个贵人享尽荣华富贵，一生就像生活在温室里和蜜罐里似的，人人也都羡慕他的幸运和幸福，他自己也十分满足。垂垂老矣的时候，有智者却怜悯和笑话他：你这一生实在太乏味太无趣太不幸太浪费了。
     
    
    世人都喜欢一帆风顺，都向往和追求荣华富贵，这是人之常情。不过，对于儒者来说，贫贱寂寞艰难困苦也是一种人生的财富和享受----它们也是有滋有味的呢。甜固然是好味道，酸咸苦辣也各有其味呀。
     
    
    一切都是过程，一切都会烟云，一切都是“命运的恩赐”，一切经历包括苦难都可以成为美好的记忆。于良知而言，艰难困苦是更好的食粮，酸咸苦辣有更高的营养。
     
    
    人生不会永远是阳春。风霜雨雪各有各的美，春夏秋冬，各有各的好。无论贫富贵贱，无论毁誉骂赞，无论盛世乱世，儒者都是幸福的，享受生命的每一天，享受一切，包括苦难、老病和死亡。
     
    
    对于死亡，儒者会尽量推迟它的到来，以便更多地品尝和享受人生的各种滋味，更多地为民为国为所处的时代作贡献，更好地尽心尽性成就自己的良知本性，争取回首平生无愧无悔。
     
    
    当死亡不可避免地到来的时候，儒者会从容地直面它和迎接它，把它当做人生最后的风景和享受。据一些“死而复活”者介绍，濒死体验十分美妙，在感知、情感等方面会产生超常的感觉，比如感觉时间改变、迅速回顾一生重要经历、心情超常平和欣喜等。作为人生“最后的晚餐”，那或许是一生中最丰盛奇妙的呢。
    
    2010-12-3东海儒者余樟法
     
    
    
    宋代的基层选举
    
    
    
    比起党主时代来，君主时代不仅政治的道德性、文明性和宽容度普遍要高，某些制度设置方面也要合理先进一些。这里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
    
     
    据梁启超介绍，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颁布的保甲法有如下内容：（一）十家为一保，五十家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二）每保设置保长一人，每大保设置大保长一人，由主户中有能力的人充任。每个都保设置都保正一人，副保正一人，由众人所折服的人担任。凡是都保正和副保正，都由选举产生。（见梁启超《王安石》第180页，解玺璋译写）
     
    
    由500户人家选举产生一个都保正和一个副保正---级别虽然不高，但至少比现在村一级选举的级别要高一些。古代家庭普遍较大，每户十几口、几十口成员很正常。500户，至少相当于现在一个乡镇了。
     
    
    而且，请注意，古代是没有党组织的，都保正之上可没有一个书记管着。历代王朝的乡村自治程度普遍比现代高。
     
    
    正常人都知道，党主专制反动于现代民主制度，但绝大多数人不知道，党主专制对于古代君主专制也是一种反动。我在《调整两千年，一飞九万里》一文中深刻指出：
     
    
    “拉长眼光看，自尧舜以来，我们的政治整体上是在不断倒退、越来越严重地背离儒家道统，尽管汉唐宋等有所回归，终究有限。几千年来，一切都在发展，都在与时俱进，唯独政治领域例外。在这个领域，历史绕了一个几千年的大弯子啊。从原始时代的天下为公到禹以后的天下为家，从贵族共治的家天下到秦始皇开始的一人独大的家天下，从以儒家学说为主要指导思想的家天下到以马列主义为意识形态的党天下，逆时而退的辙迹颇为明显。”
     
    
    我在《螺旋式的文明历史性的弯》又一次指出：“人类文明在各个领域都是与时俱进的，但是，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人类道德有可能反向‘发展’----人类知识积累越丰富，思维心智越提高，道德尤其是政治道德反而有可能越落后和倒退，政治文明的脚步有可能停滞不前或逆时而退。”“中国有史以来几次政治大倒退，特别是秦始皇时代和文革时代政治恶化和反动，都是在儒家受到严重摧残乃至毁灭的情况下发生的。”2010-12-2东海儒者余樟法
     
    
     
    
    真理至上、良知至上----回洪君
    
    
    
    洪君在东海《高举仁本大旗，回归中华正统──关于修宪的呼吁》一文后编按曰：
    
     
    
    【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各个人类社会，都有其特色，也有其共性；都有其珍宝也有其垃圾。当一个社会因为历史的原因而问题重重、需要转型时，有人要求“全盘西化”，把本土的东西当作废物抛弃，把西方的东西当作奇珍拥抱；有人要求“回归传统”，让外来的东西滚蛋，老祖宗的东西才是宝贝。这两种人分别地把“是不是西方的东西”或“是不是老祖宗的东西“，当作鉴定该用的好东西的“标准尺度”。于是，前者拒绝孔子，会说出“孔家店哪会有什么珍宝！”的论断；后者拒绝泊来品，会说出“马克思的东东是外来的，哪会是好东西！”的论断。
     
    
    在世界村加上因特网的今日，是不是应该无成见地检验古今中外的所有的珍宝和垃圾、乃至一些还不知道有无应用价值的东东，具体地加以品评选择，思构自己的转型道路，把“外人的东西”或“自家的东西”不当作是不是好东西的评准，待客观择定后再来看看外来的东东和自己的家当到底各有哪些、获得自己的青睐。】
     
    
    东海非常赞成“把“外人的东西”或“自家的东西”不当作是不是好东西的评准”这样的观点。一种文化、学说、思想、信仰、主义及制度，是不是好东西，在于是否具有文明性、道德性、科学性、真理性等，与产地何处、属于哪家何干？
    
    
    崇古与崇洋都不是严肃正确的态度，儒家的态度是真理至上、良知至上。王阳明早就强调：
     
    
    “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又说：“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
     
    
    儒家仁本主义之所以是好东西，而且比自由主义乃至佛道两家都要好，就是因为仁本主义的文明、道德、科学、真理诸“性”特别强烈，其本体论、人性论、生命观、价值观的正确度特别高。对于这些“自己的家当”，东海已有大量文章予以透析。
     
    
    另外，东海固然要求“回归传统”，却不主张“外来的东西滚蛋”。在自由的平台上、法律的范围内，任何文化、学说、思想、信仰、主义都应该享有它的自由。
     
    
    在确立仁本主义思想主体的前提下，自由主义固然值得学习（我的基本态度可详见《中西合璧，以儒为体----儒家与自由主义关系初论》），“马克思的东东”也有某些营养可以汲取----当然前提是必须撤消其宪法地位和思想特权。
     
    
    对于“马克思的东东”的根本性错误，东海已有二十多篇文章予以揭露和批判，如《异端论》、《错在了根本，错放了地方》、《马克思的无知》、《马克思主义批判》、《马克思谬论》、《高举仁本大旗，回归中华正统》、《马家把人变成鬼，儒家把鬼变成人》、《假的比真的好，终究不是好东西》、《欢迎附庸孔孟，警惕假冒儒家---兼批判马克思主义》、《良知严重不明者---剥去马克思主义者的外衣》等等。欢迎回批。
     
    
    为什么 “马克思的东东”必须从宪法中“滚”下来，理由更是超级充分，有《驱除马列，还我中华---关于彻底去马列化的呼吁》一文待发。
    
    2010-12-7东海儒者余樟法
    
     
     
    
    中国应该再次出兵朝鲜
    
    
    
    金氏王朝，这个下流无赖的政权，堪称朝鲜人民的灾难制造者、国际社会的麻烦制造者、人类社会的毒瘤。对这个毒瘤的支持、扶植、培养、供奉，是对朝鲜人民的犯罪和对中国人民的“浪费”-----
    
    
    为了这个反文明、反人类的邪恶政权，我们不仅浪费了大量的财产资源，而且还曾经“浪费”了几十万人同胞的生命。昨日作诗《郑重提醒》，其中有句曰：“有的牺牲是造孽犯罪，有的奉献是为虎作伥”，用在这里正好。
     
    
    可悲的是，中国至今仍然被这个毒瘤“绑架”着，还在继续为之输血（据说朝鲜90%的进口能源、80%的日常用品和45%的食品来自中国的捐助），还在继续不择手段地偏袒、庇护它。正如网友所嘲：“由中国主导的六方会谈，从无核谈到有核，成就惊人。”
     
    
    这么做，岂止是国格扫地、尊严扫地而已？金氏王朝罪孽深重，朝鲜人民灾难深重，中国难辞其咎。
     
    
    中国当局必须立即停止对金氏王朝任何形式的支持、偏袒和庇护，并且有必要表态呼吁或支持联合国再次针对朝鲜军事行动，彻底割除这个毒瘤。
     
    
    解铃还须系铃人，去毒还须下毒人。中国还应该再一次出兵朝鲜，配合国际社会，为“割瘤”行动作出应有的贡献----这是过而改之，是自我雪耻，是以实际行动道歉和还债赎罪：对国际社会的道歉，对朝鲜人民还债赎罪。 
     
    
    我相信，如果付诸自由表决，大多数正常、正派的人都会赞成：消灭金氏王朝，解放朝鲜人民。这是文明社会的期盼，也是中国人民的心声。 
    
    2010-12-15东海儒者余樟法
     
    
     
    
    过门不入真遗憾
    
    
    
    2010年11期《中华诗词》，刊发了两首拙作《夜读谭嗣同》，其中有句：“豪剑柔情真俊杰，外儒内佛大慈悲”，应该作“内儒外佛”才是。谭嗣同虽然很有佛学思想，立足点却是儒家。此诗写于十多年前，当时见识有限，寄稿时又没注意修正，贻笑大方了，特此自我惭愧一下。
     
    
    翻阅《中华诗词》时看到同页有一首七绝《过孔庙》诗写到：“老来无事一身轻，尽脱功名不读经。孔庙门前求测字，莫如约友饮兰亭。”作者梁仲华。
     
    
    不测字，脱功名，老来无事，约饮兰亭，从诗中看，作者无疑是一个风雅老头。
    
    同时也表现了对孔孟之道的藐视。或许作者以为，孔孟之道就是功名之道、而功名之道就是庸俗之道吧。
     
    
    但是，经过孔庙而不入，以不读经为高，以饮兰亭为雅，纵然风雅，也非大雅。
    
    
    作者有所不知，孔门儒典里，有学问的“头”、灵魂的家，有生命的真相、社会和政治的正道。过门不入，乃是人生大憾啊。
     
    
    《孟子-盡心下》引孔子语：“过我门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乡原乎！”可见，除了乡愿，有人过其门而不入室，孔子都会引以为憾，认为自己没有尽到启蒙、开发的责任。《法言义疏》：“憾焉者,非憾其人,乃自憾启发有未至也.此自圣人诲人不倦之意。” 
    
     
    
    现代人不读经不尊孔，无异于自断文化之根，自伤心性之本，错过了致良知、明本心的机会，反自以为高，岂不可憾！中国现代社会、政治的种种问题，归根结底，也是不读经不尊孔造成的。（明清的问题则是严重偏离儒家经典所致）东海早就指出：
     
    
    不学孔子，不识儒家之圆满；不学孟子，不识儒家之庄严；不学公羊，不识儒家之远大；不学程朱，不识儒家之高明；不学陆王，不识儒家之精微。不学东海，不知儒家之豪华圆融、无量光明也。2010-12-21
    
    
    
    
    
    改造丛林、“摆平”中国的关键----有感于钱文忠的一句话
    
    
    
    据网友介绍，去年11月在第三届新东方家庭教育高峰论坛上，有人问钱文忠，这几年讲国学、讲《三字经》《弟子规》，你觉得最大的难处在哪里？钱文忠认为，最大的困难是如果按照《弟子规》《三字经》的标准培养出来的孩子，到社会上90%是吃亏的。钱文忠说：
     
    
    “你把孩子按照《弟子规》那样培养成忠诚、守信、孝悌、守规矩的孩子，到社会上混混看，马上被人摆平，这是大问题啊。” 
     
    
    钱文忠先生这句话，确实说明了一个大问题：我们的社会已经极端不正常。一个容不下“忠诚、守信、孝悌、守规矩的孩子”的社会，毫无疑问是莽夷化丛林化了。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弟子规》属于儒家“小学”，在仁义礼智信五常道中归于“礼”的范畴，而且是待人接物的“小礼”。（儒家“大礼”是关于政治文明和制度建设的学说。）另外，《弟子规》属于“次经典”，并非原始经典----四书五经才是儒家原始经典。
     
    
    “把孩子按照《弟子规》那样培养”是必要的，但毕竟只是儒家教育的第一步，起步阶段，不能局限于此。儒家“大学”，下学上达，内圣外王，智勇并重----仁者必有智，仁者必有勇，并非仅仅懂得“忠诚、守信、孝悌、守规矩”而已。
     
    
    在莽夷化丛林化的社会，智勇双全的仁者，即使仍然会吃亏，会“被人摆平”，但也不是那么容易或那么“马上”的。另外，仁者即使个人吃亏受难“被人摆平”，也不会放弃摆平蛮夷、改造社会、改良中国、“摆平”社会（把社会摆向升平和太平）的理想追求。
     
    
    “摆平”社会需要仁者的拼搏奋斗，需要众多仁人志士的共同努力，而仁人志士必须具备“忠诚、守信、孝悌”等基本的道德素养-----缺乏这些基本道德者，就不是仁人志士而是小人甚至恶人了。（至于“守规矩”，要看是什么规矩了。符合仁义原则的规矩和仁义道德本身，儒者当然非守不可、不守不行。）
     
    
    正因为“忠诚、守信、孝悌、守规矩”而“马上被人摆平”的恶劣现象普遍存在，
    
    
    更需要全面加强儒家经典教育，普遍开展中华文化的启蒙和教化----这是从根本上中止社会陷入恶性循环的希望所在，是化莽夷为华夏、变丛林为文明的关键路径所在。2010.1.2东海儒者余樟法
    
     
    
     
    
    真理未必掌握在多数人手里----答网民
    
    
    
    或说：“个人崇拜就是愚昧落后的典型症状，我只知人无完人，不知有什么圣人存在！真理永远掌握在大多数人手里！”（跟于东海《尊孔与反孔---兼论中国为什么落后》）
    
     
    略答如下。一、尊崇孔子，以孔子为学习对象，是尊重圣贤、尊重真理、信仰良知的表现，与一般个人崇拜、权力崇拜及偶像崇拜性质完全不同。真理崇拜良知信仰恰恰是反对个人崇拜、权力崇拜及偶像崇拜的。
     
    
    二、金无足赤，但金子毕竟是金子，毕竟比破铜烂铁殊胜，同样，但圣贤毕竟优秀、高尚得多，是人世间最伟大圆满的人。比较而言也可以说，圣人就是完人。
     
    
    三、真理未必永远掌握在大多数人手里，恰恰相反，很多时候，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毒死苏格拉底、烧死布鲁诺、选举希特勒上台、参加文化大革命的，都曾经是“大多数人”。
     
    
    寥寥数语就犯下三大错误，足见某些反儒人士的愚昧颠倒无知无畏。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不尊儒不知礼，不知儒不懂理---一开口就错呵。
    
    2011-1-13东海儒者余樟法
    
     
    
     
    
    关于心物一元简答
    
    
    
    或问：“上座部佛法中，持‘心物二元’的看法，并且能按此‘心物二元’的理论展开实践。那么，东海兄的‘心物一元’如何指导实践的呢？”（跟于东海文章《儒家的立场---经得起任何检验和批评》）
     
    
    东海答：意识和物质，“同出而异名”，同出于一元，这个“元”，即《易经》的乾元，佛教称之为真如佛性（即万法归一的“一”，“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的心识）、儒家称之为良知仁性或“性与天道”等等。这就是心物一元论的主要涵义。
     
    
    唯物论以物质为第一性，唯心论以意识为第一性，心物一元论认为，意识和物质都属于现象，“元”才是本质和第一性的“东西”，它于宇宙为道体，于生命为性体，于人类为心体。
     
    
    说上座部佛法为心物二元论，是严重的误读。不论大小乘，不仅佛教，儒佛道三家都是一元论，不同在于对这个“元”的证悟各各有异。概乎言之，佛教空寂，道家虚静，所谓道虚佛寂，儒家对这个“元”的认知，既有空寂虚静的特征，又有生生不息、新新不已的健德，所谓“天行健”是也。
     
    
    注意：《易经》有乾元坤元，貌似二元论，其实坤之元即乾之元，仍是一元。熊十力一再强调：
     
    
    “易以乾元为万物之本体，坤元乃是乾元，非坤别有元也。”、“乾坤同一乾元实体，如众沤同一大海水，不得言二元。乾坤两方面虽有相反之性，而乾实统御坤（即心统御物），相反所以相成，正是全体流行之妙，而可言二元乎？”、“乾元、坤元，唯是一元，不可误作二元。”（《体用论·乾坤衍》）
     
    
    对这个“元”（道体和性体）认知的不同，即不同的本体观和本性观，必然导致不同的人性观、生命观、世界观、体用观，以及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社会观等等。（关此，东海造有《本体观决定一切》一文，待发。）儒家与佛道两家其它诸子百家以及唯物唯心各种“主义”的不同，无不发源于此。
     
    
    对“元”的认知的偏差和错误，是根本性原则性的偏差错误，略有偏差就不得了，这里一错，更是差之千里后果严重。儒家仁本主义之所以具有高度的真理性，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对良知仁性的认知特别正确、深刻、全面、透彻，最适合用来指导人生、社会、政治及科学等等各种实践。
     
    
    反过来，各种实践活动又都有助于致良知。信解行证，信是信仰，解是理解，行是实践，证是证悟，四个次第相辅相成。证悟良知者，即明自仁心见自仁性者，自然能够正确、深刻、全面、透彻地把握心物一元、体用不二、天人合一的道理，这样的人信口而言都是经典，信步而行都在“道”上。
    
    
    2011-1-13东海儒者余樟法
    
     
    
     
    
    人世至尊唯孔子，生平最怕是浑人
    
    
    
    或曰：“尊敬没错，但不要上升到这个高度,因为我们还有老子庄子荀子墨子韩非子孙子等等,他们一样值得尊敬.孔子不是道德与正义的化身。”（《尊孔与反孔---兼论中国为什么落后》）
     
    
    东海简答：上面提到的各位古人，韩非子显然不值得尊敬，老子庄子荀子墨子孙子值得尊敬，但都不如孔子更值得尊敬。韩非子根本不讲道德，而且反道德；老子庄子荀子墨子孙子对道德的重要性都有一定的认识，但都不够，他们关于道德的理论和实践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偏差。
     
    
    例如，道家重道轻德，知体而不知用，荀子以性为恶，以德为伪（人为），知用而不知体，墨子于体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不知利己利他都是本性良知的作用。
    
    
    根据体用不二的原则，知体而不知用，体亦不全；知用而不知体，用亦有限。
     
    
    唯儒家体用一如，全体大用，因为孔子对道德的理解和认知最为全面透彻，故其道德实践最为圆满、道德修养最为高深，孔子堪称有史以来最伟大最圆满的人。某种意义上说，他就是道德与正义的化身，而儒家是古今中外最为大中至正的学说。（中华文化以儒家为正统、主统和主要代表，不是偶然的。）对孔子，怎么尊重都不为过。
     
    
    当今中国，知道“尊敬孔子没错”，算是有水平的了，比那些认为反对尊敬孔子、以尊敬孔子为大错大恶的浑人强多了。但其所言仍颇为糊涂，特予简析如上。
     
    
    人之大小取决于道德与智慧（两者密切相关，到了根本处，智慧与道德合而为一。）与外在的社会政治地位没有关系。凡从根本上否定仁义道德、反对儒家和孔子者，无论地位多高权力多大，都是小人，秦始皇洪秀全mzd之流更是小人之尤、恶人之尤。
     
    
    人们反儒反孔各有原因错综复杂，但归根结底不外乎二：一是道德残缺，一是智慧残缺。有时候，缺智比缺德更可怕。缺德或可修补，小人有可能转小为大，一般恶人有可能化恶向善；缺智则难以教诲，你把道理讲得最清楚，他照样不明白----是真的不明白。老子说：下士闻道大笑之；孔子曰：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这种浑人就是典型的下士下愚。东海曾经说过：不妨与恶人讲理，不要对浑人弹琴。
     
    
    小人恶人坚持错误的时候，不一定没有认识错误的能力，只不过被不良欲望和物质利益牵了鼻子，不愿意承认罢了。浑人则根本分不清好坏真伪是非对错，与之谈五经，茫如坠烟雾，与之说真理，格格不能入。
     
    
    而且，这种人一旦坚持起错误来或者作起恶来，往往特别理直气壮大义凛然意志坚定，无意识不知不觉故，无见识以恶为善故。这种人经过洗脑之后最适合作秦始皇洪秀全mzd之流的帮凶。2011-1-14东海儒者余樟法
    
     
    
     
    
    儒家道德人人可以实践
    
    
    
    或曰：“无法普及的道德是没有价值的道德，儒家讲道德提高到无人企及的地步，这种做法看起来非常美好，道德非常崇高，可是结果就是造成了普遍性的道德谎言。”（狼心苍苍跟于东海随笔《定义一下反儒派》）
     
    
    这样的批评显然是对儒家的无知。儒家的道德是人人可以实践、时时事事可以实践的。在儒家，利己利他是圆满统一的，不像墨家那样一味要求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儒家鼓励利他也鼓励利己，底线是不可为了利己而损人。
     
    
    圣人是儒家最高的人格理想。儒家认为，只要尽心尽性不懈努力，人人都有成德成圣的希望，到了大同时代，“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但那只是一种美好的社会理想。在漫长的历史时间段里，儒家并不奢望人人成圣，故在道德上理想追求很高但基本要求很低，只要守住某些道德底线，不歪门邪道不损人利己，就不愧为君子了。
     
    
    另外，儒家的道德要求和规范有一定的倾向性：倾向于文化人和政治家，倾向于有相当政治、文化、社会地位者，所谓“春秋责备贤者”。一般民众只要守法足矣，所谓“礼不下庶人”。2011-1-14东海儒者余樟法
    
    
     
    
    最好的尊重----兼代孔子对当局说
    
    
    
    首先得承认，当局能够给予儒家和孔子一点点尊重（尽管显得又虚伪又别有用心），很难得，不仅与当年那种反儒批孔的疯狂不可同日而语，比起众多红卫兵遗孽乃至自由派中的反儒派都显得正常些。
     
    
    不过，更好的或者我更希望的是，当局不尊儒也不“管”儒：不要用唯物主义那一套来导向儒家，不要用各种言论管制来压制儒家，让儒家拥有“传道授业解惑”的自由和“丧家犬”的自由。
     
    
    对于真理来说，言论自由及自由的发言平台、传播渠道比什么都重要。（儒家最讲究以理服人，也最善于以理服人。）而这一点，在当今中国，堪称最大的奢侈，是当局不可能提供的。这就注定了当局不可能真正尊儒。
     
    
    当局尊儒，其实于儒家流弊多多。不仅是因为假惺惺，更因为这个政府自身不值得尊重。当局一尊儒，把某些对儒家一知半解的人士都吓跑了，甚至推到对立面去了。
     
    
    依照仁义原则，参考孔子生平表现，孔子如果重来，我相信，他宁愿到处碰壁，也不会接受这样的政府这样的尊重。孔子明白，尊重有真与伪、实质与形式、有发自内心与别有用心之别。虚伪和别有用心的尊重，还有来自“不值得尊重者”的尊重，都不足挂齿或值得警惕。
     
    
    至于把对方管得紧紧的牢牢的、要对方接受自己的导向否则就加以恐吓或冠以“煽动”的所谓的“尊重”，更是“奴蓄”或“倡优蓄”，别说孔子，略有自尊心的人都会引以为耻为侮辱，避之唯恐不及。这样的尊重，只有奴才倡优们才会引以为荣，唯恐求之不得。
     
    
    我相信，孔子如果重来，会对当局说：尊重我比反对我好，真尊重比假尊重好，你不“管”我最好。（换了孟子，可能会再加上一句：没有你对我更好）等你文明化健康化了再来尊重我吧，目前的你，如果允许我当一条丧家犬，就是对我最好的尊重。2011-1-17东海儒者余樟法
     
    
     
    
    不要以拟人观念测天----答客难
    
    
    
    或说：“东海老师护教之热情令人佩服。然而，本人认为，天有两方面：人格化的和非人格化的。两方面都不能偏废。”（跟于《我们的天和神----提醒有关基督徒》）
    
    
    东海答：仅凭“护教之热情”是不够的。儒家讲究以德服人和以理服人，卫道护教，首先凭的是真知正见的力量。要以理服人，就要对儒家义理见得深、认得真、解得透。（当然，如果把道理讲透了而别人照样不服，那就是别人的问题了。）
     
    
    天，在古籍中有多义，或指自然之天（即天地之天，头顶的顽空），或指人格化之天，或指本体之天。《易经》“天行健”、“天德不可为首”的天，孟子“形色天性也”、“尽心则尽性，尽性则知天” 的天，《中庸》“天命之谓性”的天，都是就本体而言的；《易经》的乾元、孔子的“性与天道”、程朱的天理、王阳明的良知，指的都是这个本体。
     
    
    本体之天，是不能用拟人的方法去猜测臆度的。儒家典籍中，唯《尚书》中的上帝相当于人格化、拟人化之天，至少有人格化倾向。作为殷商时代的文献，孔子删述时必须尊重事实，不能随意改动，其中上帝亦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和历史意义，在义理上，则不可认为究竟，因为它偏离了仁本主义的生命观和本体论。仅《论语》中“子不语怪力乱神”等教导就可以证明，殷商时代的上帝崇拜及鬼神崇拜不合儒家基本义理。
     
    
    本体之天有形而上、第一性的涵义。它“妙万物而为言”，天地万物包括人类都是它生生不息地“陶冶”出来的，自然之天也属于它的“产物”，一切物质、精神现象都是它所现的象。但是，它本身是没有人格更没有任何形象的，它超越一切物质、精神现象。人格化的天与人格化的神一样，都不如理不如实，不为儒家所可。熊师十力说：
     
    
    “夫神之为义，可析言以二，曰依他与自性。但二者虽可分说而究不可分，不可分而又不妨分说，其妙在此，其难穷在此，其不可思议在此。印度外道以天神为作者，与西洋受自希伯来之一神教，皆于依他与自性二义可分说而不可分、不可分而又不妨分说处未能透悟，故不免差毫厘而谬千里。彼等以超越感而盛扬依他，而忘却超越万有之一神为吾所依之他者，乃即是吾之自性，元非外在，吾人更不可以拟人之观念测神也。”（《摧惑显宗记》）
     
    
    儒家本体之天兼具超越性和内在性，就内在于每一个人而言，即天性、自性，即《中庸》的“天命之谓性”，相当于唯识宗的“圆成实性”（说相当于，是因为儒佛两家对自性的认知有所不同）。只知超越性的一面而不知本体“即是吾之自性”，就会心外拜天或心外拜神。如果进一步“以拟人之观念测神”，就是双重的错误，更荒唐了。2011-1-19
     
    
     
    
    独尊儒家与百家争鸣----答客难
    
    
    
    有自称新道家者说：“新道家的文化主张：独兴一木，不若重建森林！独尊儒术，不若百家争鸣。”
     
    
    当今中国，论意识形态是“马家”当道，论思想影响则自由主义俨然显学，儒家连基本的言论自由都得不到保障，连尊重都没有得到，谈何独尊？
     
    
    其实，董仲舒建议汉武帝“独尊儒术”，其措施是将五经列为标准教材，规定不通一经者不能作官，以此确立儒家思想的正统与主导地位，并非独存儒家，更非儒家独裁。
     
    
    所谓“罢黜百家”，是“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并未禁止人们学习诸子百家，并未剥夺诸子学说在社会文化生活中的生存权。汉武帝以后，汉朝在尊奉儒家的同时，仍然“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诸子传说，皆充秘府”。
     
    
    自由主义“独尊”，为西方社会的民主自由提供了思想保障。在中国，只有汲取了自由主义精华的现代儒家获得主体、主导地位，才能不断优化制度改良政治，那么，我们社会的自由度不仅非君主时代可比，超越西方也大有可望。
    
     
    或曰：我们“独尊”自由主义就够了，何必另搞一套？答：这不是另搞一套，而是对中华道统的回归和光大。百年历史证明，没有中华文化（儒家为主要代表）的指导，民主自由求之不得；即使侥幸民主化了，没有本土文化的支撑，也是飘浮和劣质的。2011-1-18东海儒者余樟法
    
    
     
    
    后马时代
    
    
    
    儒者在过去君主时代有机会得君行道，在未来民主社会也有机会得民行道，唯独在马家之国，根本没有行道的可能，连传道的自由也难以保障，儒者所能够做到的只能是守死善道。
     
    
    马列之国，号称共和，其实是极权体制，比君主制更为专制，领导人不称君主帝王，却比有史以来所有君主帝王拥有更大的特权，更暴更昏，经过唯物主义洗脑的知识分子和民众则比君主制下更愚昧。上上下下不仅普遍缺德，而且普遍缺智，愚民政策在弱智化民众的同时也会弱智化特权群体。
     
    
    到了后马列、后极权（威权）时代，情况会有所好转，但比起古代的开明专制来仍然大为不如。后马家时期，马家似被架空被虚置，实际上仍然拥有宪法和意识形态地位，仍然是政治、社会层面的指导性思想，领导层的人性观、生命观、世界观、政治观等依然是唯物主义的。（后马时代，唯物主义很容易庸俗化，丧失原来表层的伪理想色彩，蜕化成赤裸裸的物质主义及特权主义实用主义----这是唯物主义的必然趋势----但本质无异。）
     
    
    鉴于原意识形态在全球范围的丑化烂化，当局迫不得已给儒家和孔子一点点尊重，却完全是形式化、装饰性的，叶公好龙式的。真正的儒家和孔子，真正的经典精神《春秋》大义，仍然遭到严厉的排斥、高度的防范和肆无忌惮的歪曲阉割。（这些工作离不开某些学者乃至所谓的儒家的帮忙。）明乎此，当前的诸多相互矛盾的现象就不难理解了，例如，祭孔，却不去开展儒家经典教育；树孔子像，却不许有全国性的儒家组织；将孔子学院几乎办遍全世界，国内却一所也没有……
     
    
    当局的尊儒，真诚度显然为负，不仅难以望汉唐宋之尘，比起满清来也差之千里。与其说是尊重，不如说是利用，而且是最恶性的利用，是实质的侮辱。在这样的情况下，别说行道兼善，即使孔孟重来，恐怕连“传道授业解惑”的自由也无法保证，如果他们不肯受唯物主义思想指导，不肯向中华文明的乱臣贼子称臣的话----他们当然不肯，否则就不成其为孔孟矣。
    
    2011-1-19东海儒者余樟法
     
    
     
    
    横渠四句略解
    
    
    
    宋代张载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又作“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人称“横渠四句”。对此，反儒派不必说了，都是胡解乱释，文不对题或离题万里，一些学者也未能说到点子上。特略解如下。
     
    
    为天地立心。天地之心，即道心。宇宙万物都是道心的作用。可是，只有人，才有健全的意识，才能产生“裁成天地、辅相万物”的主观能动性，才能证悟道心。一句话：人的生命及人的意识是道心最美妙的作用，只有人才能悟道、弘道。
     
    
    道心，亦即王阳明的良知（孟子的恻隐、羞恶、是非、辞让之心，属于良知的作用）。就宇宙而言称道心，就人类而言称良知心。万物一体的“体”，指的就是这个道体和心体。所以致良知就是悟道，就是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文化教育、道德教化、制度优化、物质开发、经济发展等，都有助于“正”生民的“性命”，都属于为生民立命的工作，其中良法良制的建设又是最为根本的。制度落后，文化道德制度科技经济等领域都会出现问题。
     
    
    这里的“命”，指“性命”，“天命之谓性”，人之本性，天之所命。为生民立命，就是为立天理立良知立本性，让广大民胞树立真正正确的生命观人生观价值观。
     
    
    这两句话可以换一种说法：为自己致良知（古之学者为己），为同胞致良制（在政治层面，为生民立命以致良制为要旨。）或许这样显得不那么“宏大”，好理解一点。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成果。儒学是往圣之绝学，致良知即可以继绝学；仁道（仁义之道、中庸之道）是万世太平之道，立仁道即可以开太平。
     
    
    四句话相辅相成。为天地立心，就宇宙而言，也是就自性而言，是立己、成己；为生民立命，就人类而言，也是就他人而言，是立人、成人；为往圣继绝学，就道统而言；为万世开太平，就政治而言。四句话合而为一，归结为致良知。换句话说，良制建设、道统传述和太平追求，都属于致良知的“工作范围”。
    
    2011-1-22东海儒者余樟法
    
     
    
     
    
    儒家的隐
    
    
    
    儒道两家都有隐者，但两家隐的动机、目的及方式都有所不同。
     
    
    “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儒家的“见”和“隐”，都是就政治层面而言的。儒家的隐，是另一种方式、另一个角度的积极入世，是为了维护“道”的完整、真正和尊严，是守死善道。对野蛮无道的政权，儒家不与之合作，不为之捧场，不为之站台，故不得不隐，堪称中国特色的不合作主义。
     
    
    这种隐，逃避的仅仅是政治的龌龊，不是逃避责任逃避社会逃避个人风险，也不是避名逃名、隐姓埋名、洁身自好、自命清高。恰恰相反，儒家的隐，是为了更好地传良知之道授仁义之业，更好地担当起文化的、社会的、历史的责任。
     
    
    从道家的角度看，儒家即使迫不得已而隐，也是似隐非隐、很不彻底的。而在儒家看来，道家的隐，有利也有弊，其不合作的精神值得肯定，不负责任的态度不值得效仿。因此，孔子在《论语》中，对道家的隐士既有认同又不完全认同，曾直言指出“鸟兽不可与同群”，人类终究是不能象鸟兽一样生活或与鸟兽共同生活的。
     
    
    天下有道（指适合行道的时代），可以堂堂正正地建功立业显身扬名，如果避而不“见”，那是逃避责任，“邦有道，贫且贱，耻也。”天下无道，必然瓦釜雷鸣小人得志逆淘汰，这种时代追求富贵显达，难免付出人格代价，儒者不隐何为？不隐非儒也，“邦无道，富且贵，耻也。”
     
    
    现，为了行道，隐，为了守道。儒家不论现和隐，都是为了“于红尘中清修”，贫贱不移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直到将生命与道合而为一。儒家的道，仁义也，中庸也，天理也，良知也，那是儒家的原则、本位、信仰，是最高的标准和真理，一切价值意义的源头。2011-1-26东海儒者余樟法
     
    
     
    
    神本唯物两皆非----学舌罗素先生
    
    
    
    儒家的高度真理性，正在于对神本唯物两“主义”的超越。仁本主义的“仁”，就形而上、第一性而言，很“神”，但不是人格神；它兼具物质性和意识性，是各种物质现象和意识现象的最高依据，但不是物质也不是意识。
    
     
    奈何世人多一根筋、“两极管”思维，非白即黑，非善即恶，非此即彼，反对基督教，则信仰唯物论；反对唯物论，就支持唯心论，或者信仰基督教。殊不知神本唯物两皆非。（神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唯心主义。唯心主义以意识为第一性，神本主义的人格神，则是意识的虚构物。）
     
    
    关于基督教，诺贝尔奖1950年获得者罗素先生如是说：“……我个人觉得支持基督教的，才大多是胡作非为之辈。有一件事十分奇怪：宗教愈热烈，独断的信仰愈深，残酷的事情就愈多，社会情况就愈腐败。在所谓信心时代，当人们毫无保留地信仰基督教时，就有宗教裁判和宗教裁判的酷刑，数百万不幸的女子被当作女巫活活烧死，各种残酷的人性，假藉宗教之名而迫害人类。环顾世上，我们发现仁慈情操的每一次进步，刑法的每一次改良，减轻战祸的每一个步骤，有色人种待遇的每一次改善，奴隶制度的每一次缓和，世上一切道德进步的过程，都一致遭到有组织的教会反对。我十分慎重地说一句话：基督教以其教会组织的形态，一向是而且今天依然是道德进步的主敌。”
     
    
    罗素对神本主义的批判，略改一下，用在唯物主义“身上”，也很合适。东海特学舌如下：
     
    
    信仰马克思的，大多是胡作非为之辈。有一件事十分奇怪：“马教”愈热烈，唯物主义信仰愈深，残酷的事情就愈多，社会情况就愈糟糕。在毛时代，当人们毫无保留地信仰马克思时，就有极权政治和极权政治的冷酷，数以亿计的不幸的国民被打成阶级敌人，各种残酷的人性，假藉革命之名而迫害人类。
    
    
    文革以后，刑法的改良，人祸的减轻，国民待遇的改善，专制制度的缓和，都是唯物主义信仰及其组织形态的被动退步造成的。我十分慎重地说一句话：唯物主义信仰群体，一向是而且今天依然是道德进步的主敌。
    
    2011-1-20东海儒者余樟法 首发民主论坛
    
     
    
     
    
    回首生平堪自笑，轻浮炫耀杂粗豪
    
    
    
    儒家思想千头万绪，归结为一句话：以仁为本。在个人修养方面，做一个好人是最低要求，做一个大人是最高追求。好人是“仁”的最低底线，大人是“仁”的最高境界。
     
    
    回首生平，底线从未突破，不坏心眼不损人利己不说假话，然境界毕竟有限。吕端曰：
     
    
    “世有十态，君子免焉：无武人之态：粗豪，无妇人之态：柔懦，无儿女之态：娇稚，无市井之态：贪鄙，无俗子之态：庸陋，无荡子之态：儇佻，无伶优之态：滑稽；无闾阎之态：村野，无堂下人之态：局迫，无婢子之态：卑谄，无侦谍之态：诡暗，无商贾之态：炫售。”（《呻吟语》）
     
    
    “十态”之中，柔懦娇稚贪鄙庸陋滑稽村野局迫卑谄诡暗诸态差幸能免，儇佻、粗豪、炫售三态皆具，而且曾经相当严重。恃才傲物卖弄才华，是炫售；粗野无礼桀骜不羁，粗言秽语大大咧咧，是粗豪；亲近小人交结痞子，胡调乱侃乱开玩笑，是儇佻。
     
    
    出生最底层，浪迹大社会，不知不觉中沾染了一身江湖气，上述表现都是这些习气的残遗。回首当年，错把下流当风流，错把轻浮当潇洒，错把粗野当质朴，错把粗俗当豪放，错把莽撞当勇敢，错把流氓习气当英雄本色，无任惭惶。
     
    
    同时，看到自己在孔孟之道的的引导下渐渐长大成人，习气渐消真气渐充，又深感欣慰。最要感谢的是儒家经典和历代圣贤，让我了解生命真谛，懂得反求诸己，从而不断发现自己的种种疾病而自疗，而享受反身而诚的大快乐。
     
    
    其次，江湖上那些无忌惮的小人也功不可没，他们都是我负面的老师。古人说得好：“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如果说圣贤是正面的镜子，众多恶意的反儒派就是负面的镜子，他们的“小”，他们的丑陋表演，让我对儒家的真善美和伟光正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不断强化着我把自己做“大”的决心和信心。
    
    2011-1-28东海儒者余樟法
    
     
    
     
    
    提醒基督徒：撒谎可耻，知错要改
    
    
    
    希望好人、名人出于自己门下或与自己同门，乃人情之常，正如古人所言：“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庭阶耳。”但是，必须实事求是，不能撒谎，不能乱攀。
     
    
    香港黄福荣先生舍己救人，大陆企业家陈光标先生汶川抢险，都值得敬佩，值得由衷赞美。曾有基督徒公开“提醒”过我：黄福荣先生是基督徒。前不久，《基督时报》发表文章，宣称陈光标为基督徒。而陈光标日前接受采访时称自己没有具体的宗教信仰。有网友指出，黄福荣也是“被”基督徒的。
     
    
    这种为了“为上帝做见证”而置基本事实于不顾的令人厌恶的做法，在基督教中并非偶然。据知情人士揭露，西方政治家科学家“被”基督徒、“被”信仰上帝的现象相当严重。方舟子多年来不断揭发的一个基督徒的谎言，就是“爱因斯坦是基督徒”。
     
    
    撒谎传谎可耻，知错要改，这是常识，也是古今中外正派人物正派势力的共识。看来这方面基督教是很成问题的。以前与几个基督徒打过网络交道，有过思想争论。那几个基督徒很不老实，喜欢伪造对方的观点，而争论的目的似乎不是也为了明理而是为了卖弄和“争赢”，且反起儒来可以与文革红卫兵媲美。这些人很有必要了解一些道德、文化常识。此后见着他们绕道走。
     
    
    不过，基督教的问题是更加“经典性”的，其根本教义缺乏对人性（良知本性）对生命对科学常识的尊重，充斥暴力和“神话”，这是比一般的撒谎要严重得多而又难以改正的问题----除非把新旧约改了。例如，基督教经典中六日创世和上帝在创世后第七日休息、地球只有六千多年的历史之类说法，都是明显违反科学常识的、幼稚荒谬的“神话”。这种根子上、骨子里的不诚实，才是致命的。
     
    
    宗教具有超科学的特征，当然不能用科学标准去衡量，但是，一门“高级”的宗教，必须具有相当的科学精神，不能违反科学常识，不能存在不可“弥补”的常识错误和逻辑漏洞。2011-1-31东海儒者余樟法
     
    
     
    
    千古罪人，实至名归
    
    
    
    一般知识分子拥护马列毛思想并因此反对孔孟之道，大有可能，别说文革期间，即使现在，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如李敖辈为毛氏及其思想招魂呢，我相信李敖是真正把毛思想当做真理了。
     
    
    但是，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创立新理学思想体系、被誉为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的冯友兰，不可能眼盲如此，不可能认识不到马列毛思想的根本错误和孔孟之道的高度正确，不可能丧失这种基本的是非对错的辨别能力-----尽管他有学无行不明本心。（无行，说明心不明。）可以肯定，冯友兰痛批孔孟拥护马列毛，绝非思想认识问题，完全是道德品质问题。
     
    
    当年儒家遭遇空前的浩劫，原因错综复杂，主观方面，与“解放”以来儒家群体的无真气、不争气、不自爱、不自重不无关系。我说过，当时如果有十个梁漱溟，形势或许会有所不同，即使文革照样进行，儒家的尊严也不至于这样扫地以尽，民众对儒家的误会和鄙弃也不至于如此之深。
    
     
    扬雄说：“人必其自觉也，然后人爱诸；人必其自敬也，然后人敬诸。”；孟子曰：“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古人云：“不自重者取辱，不自畏者招祸。”冯友兰作为儒家领袖人物，自轻自贱自侮自辱达于极致，斯文扫地莫此为甚，不谓之“自作孽”不得也。
     
    
    自古大儒行藏出处，无不自尊自重毫不苟且，连枉尺直寻都不干；某些名儒即使曲学阿世总有限度，即使被异族俘虏时表现不佳甚至作了贰臣，多少有点底线留点体面（统治者也多少会给一点脸），从没有象冯友兰之流那样，积极主动地、完全彻底全部干净地不要脸。
     
    
    不了解、不理解儒家义理和真相者，还以为冯友兰真的代表儒家，以为儒家就是这类卑鄙小人呢。他把自己的脸丢光的同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也把儒家的脸丢尽了，儒门千古罪人，名至实归。在东海新浪草堂《儒门罪人冯友兰》后，有新浪网友的发言说得好：
     
    
    “当年抗战临近胜利，冯氏在重庆北培写成贞元六书，号称要上继往圣，下开来者，何等意气风发。士尚志，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这是儒家的最低要求。冯友兰不能坚持信念，为了保住地位，不惜曲学阿世，媚主求荣，自己受辱事小，败坏儒学事大，你冯友兰堂堂老师大儒，在学术界领袖群伦，结果来一个见风使舵，你让人对儒家学问还怎么起信，孔孟周张二程朱陆阳明等古圣先贤全受他连累，真是儒家的千古罪人。单论学术界地位，熊十力马一浮梁漱溟加起来都不及冯友兰，冯接替胡适执掌北大哲学系数十年，门人弟子遍天下，弟子中陈x蒙文通黄xx等人皆为名校院系首脑，乃当今中国学界之权威，其学派把持了大部分学术资源，以至于用实在论解释中国哲学之方式长期占据主流，就连余英时也认为冯的哲学史写得好，一般青年学子如想了解中国哲学，多从冯氏著作入手，不知不觉已被误导，实在可叹。”2011-2-8东海儒者余樟法
    
     
    
    虎变、豹变与革面
    
    
    
    有成语曰洗心革面，比喻彻底改变。如果分而言之，洗心与革面意思大不同。革面是变化面貌，是没有内心基础的“突变”。因此在《易经》中，洗心是圣人之事，“圣人以此洗心”；革面是小人之态，“小人革面”。
    
     
    《易经》说：大人虎变，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大人德位双高，君子略逊于大人，但都是道德高尚者；豹变略逊于虎变，也是文质彬彬、斐然可观的变化。“上六居革之终，变道已成，君子处之，虽不能同九五革命创制，如虎文之彪炳，然亦润色鸿业，如豹文之蔚缛。”（《易经》孔颖达疏）。唯有小人，只是见风使舵换上了一付新面孔，“但能变其颜面容色顺上而已”。
     
    
    大人君子无论是变革政治、变革社会还是变革自己，都建立在内在的道德基础和思想逻辑上，都是向好的方向变，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小人革面就不一定，如果大人在位，君子在上，他们会顺从而变好，否则就会变坏，与政治社会环境一起败坏。
     
    
    儒者治学也一样。随着学问、智慧、道德、阅历以及年龄的增长，思想认识也会不断提高，或者有所改变，何况儒家本身就是一门充满开放性发展性的学说，重义、重变革、讲“时中”原则和“礼以义起”，岂能一成不变？
     
    
    但不论怎么变，仁义礼智信、《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等等原则、对孔孟和历代圣贤的尊重都不能变、不许变也不会变；而且，不论怎么变，都有一定的思想发展脉络可寻。
     
    
    总之不论怎么变，真正的儒者只能豹变、虎变而不可能“革面”，不可能突破底线变成卑鄙小人。就拿熊十力和冯友兰来说，熊十力早年投身革命，后来研习佛学，再后来又归本儒家而援佛入儒，是君子豹变的模范；冯友兰从儒学大师变成骂孔先锋，则是小人革面的典型。2011-2-7
     
    
     
    
    智勇不足难为仁
    
    
    
    
    仁智勇三德缺一不可。仁不足，智会沦为邪智；智不足，勇会沦为莽勇，勇不足，人会变成孱头。智勇不足，肯定成不了仁，即使有，也有限。王夫之说：
     
    
    “居心之厚薄，亦资识与力以相辅，识浅则利害之惑深，力弱则畏避之情甚。夫苟利害惑于无端而畏避已甚，则刻薄残忍加于君臣父子而不恤。”
     
    
    识浅是智不足，力弱是勇不足。识浅力弱，就仁不起来，却很容易流于刻薄残忍。
    
    
    王夫之接着举了一厚一薄两个例子，说明“识暗而力柔者”不可用以为臣、不可交以为友的道理，颇为发人深省：
     
    
    “张敞，非昌邑之故臣也，宣帝有忌于昌邑，使敞觇之，敞设端以诱王，俾尽其狂愚之词，告之帝而释其忌，复授以侯封，卒以令终，敞之厚也。徐铉，李煜之大臣也，国破身降，宋太宗使觇煜，而以怨望之情告，煜以之死。铉之于煜，以视敞于昌邑，谁为当生死卫之者？而太宗之宽仁，抑不如宣帝之多猜。铉即稍示意旨，使煜逊词，而己藉以入告，夫岂必逢太宗之怒；则虽为降臣，犹有人之心焉。铉遂躬为操刃之戎首而忍之，独何心乎！无他，敞能知人臣事君之义，导主以忠厚，而明主必深谅之，其识胜也。且其于宠辱祸福之际，寡所畏忌，其力定也。而铉孱且愚，险阻至而惘所择，乃其究也，终以此见薄于太宗而不得用。小人之违心以殉物也，亦何益乎！有见于此而持之，则虽非忠臣孝子，而名义之际，有余地以自全。无见于此而不克自持，则君父可捐，以殉人于色笑。若铉者，责之以张敞之为而不能，况其进此者乎？故君之举臣，士之交友，识暗而力柔者，绝之可也。一旦操白刃而相向，皆此俦也。”（清·王夫之《读通鉴论》）
    
     
    张敞和徐铉都堪称名人，张敞做过京兆尹，有张京兆西阁画眉的佳话，徐铉是五代时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诗词家。但两人品质大不同：张敞宅心仁厚，有见识，有担当，既保全了废帝刘贺，也“导主以忠厚”，让宣帝得仁恕之名。徐铉正好相反，结果害死了故主，又让新主子看扁了、抛弃了。
     
    
    不过，徐铉尽管“孱且愚，险阻至而惘所择”，毕竟是如实传达故主李煜之言，
    
    
    不是设词构陷故意害人，比起文革中的许多知识分子和所谓的儒家，又高尚得多、仁厚得多了。2011-2-6
    
     
    
     
    
    圣人所说都是圣经
    
    
    
    道德与智慧到了最高处，圆融合一，一体同仁。因此，只要“圣贤浩气随时养”，就可以“智慧奇葩信口开”。
     
    
    一般人都可能言多必失，圣人最多也无失。一般人言多了，容易出偏出错，重则造恶业，误人误己甚至害人害己。圣人发言，可以“觉后知、觉后觉”，可以立人达人，可以“传道授业解惑”，可以把生命真相和各种真理指示给广大“不明真相者”。故圣人言多，功德亦水涨船高。
     
    
    释迦牟尼说出来的都是佛法，记载下来则为佛经。同样，儒家圣人所说都是仁法和圣经。（贤人之言也是经典，但相对而言，贤人言论圆满度略逊，偶尔可能会有小偏差。故圣人所说为最高经典，贤人为一般经典。）2011-2-7
    
     
    
     
    
    深深的悲悯
    
    
    
    世间无非两种人：君子与小人、善人与恶人、圣贤与盗贼。圣贤是最善也是最大的人，大得容得下天地万物；盗贼是最恶也是最小的人，小得甚至容不下亲人。对君子不能不亲近，对善人不能不尊重，对圣贤不能不敬仰；对小人不能不轻蔑，对恶人不能不厌恶，对盗贼不能不痛恨。
     
    
    轻蔑厌恶痛恨中，又有一种深深的悲悯，归根结底他们都是病人。他们生病，内因是自己不争气，外因是各种政治、制度、社会、家庭环境及思想文化环境有问题。世无圣贤上无大人，政治无道制度不良，教化不行邪说流行，一般人想不变小变恶变盗贼，难矣哉，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也是受害者，被恶制邪说所误啊。2011-2-6
    
     
    
    底线之一
    
    
    
    我在随笔《底线不可突破，是非必须澄清》中把“不可以反孔”列为四大道德底线之一。尊孔者不一定是君子（也可能是伪君子），反孔者一定是小人（偶有例外，极其罕见。）尤其是身为大儒而回过头来反孔，更是特别卑下恶劣的小人。反对、诋毁、诬蔑、辱骂孔子者，不是无知、智弱，就是无耻、德残，或者两者兼备。
    
     
    
    英雄惜英雄，圣贤重圣贤，德智越高者，越能理解孔子和儒学，就越尊孔。儒者对孔子尊重的程度、对儒家信解的程度因人而异，但都有基本的尊重和信解。至于其它学派宗派及一般人士，未必能够信解儒学尊重孔子，只要不反对、诋毁、诬蔑、辱骂孔子，就可以“达标”了。故我同时也说明：“可以不尊孔”。2011-2-7
    
    东海儒者余樟法 首发民主论坛
    
     
    
     
    
    有知识的愚民李敖
    
    
    
    就像花越毒越艳丽一样，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是非常艳丽的，其本质上、原则上的错误被表面、局部、枝节的正确或似乎正确掩盖着。缺乏中华文化特别是儒家正知正见者，没有亲自深刻领教过它的“厉害”者，是很容易被它迷惑、吸引和征服的，知识分子也不例外。
     
    
    李敖变成毛氏信徒，无限肉麻地为毛泽东及其思想招魂，象当年的红卫兵一样疯狂地喊毛主席万岁，可悲，但不奇怪。有时候，有知识的愚民愚起来，比一般愚民更厉害。我相信，李敖喊毛主席万岁不是功利原因更不是外力强迫，纯粹属于认识问题，他是是真正把毛泽东当做伟人、把毛泽东思想当做真理了。2011-2-7
    
    东海儒者余樟法 
    
     
    
     
    
    简答洪哲胜主编
    
    
    
    “就我所了解的神本主义，以基督教为例，人都是神造的、都是有原罪的，而神爱世人，因此，人们必需敬拜神、归荣耀神。但是，这并不排除在敬拜造物者的同时，也逐渐形塑“神本主义的人本主义”；就是说，人们除了敬拜造物者以外，认为同为上帝所造出来的人们，理应是有着兄弟姐妹之情的平等、友爱的一个人群；并且随着人意识的成熟发展，让自由民主的理念，在这种“神本主义的民本主义”的基础发展出来。而事实上，跃过了中世纪的神本乱局，自由民主的理念和实践也逐一在基督教国家给发展出来了。如果要给出“神本主义必然导致中世纪的政教合一、而无法导致自由民主”的命题，那么，论者显然还需要证明：神本主义底下，产生不出敬敬拜造物者的民本主义。”
     
    
    这是民坛洪哲胜主编在东海《文化共识的重要性》一文后的编按。他认为， “在敬拜造物者的同时也逐渐形塑‘神本主义的人本主义’”、神本主义底下可以产生“敬敬拜造物者的民本主义”云云，是一个普遍的误会。
     
    
    政教分离之后，神本主义被迫弱化、虚化、去政治化之后，源于基督教经典的神权专制的强烈冲动受到制度性的刚性压抑，人本主义与神本主义可以同时并存，
    
    
    相安无事。这是人本、民本冲破神本的结果，是文艺复兴运动抗争的成果。洪先生得出人本、民本主义从神本主义中产生的结论，可谓倒果为因。 
     
    
    洪先生所涉及的问题我在诸多批判神本主义的旧作中已有阐说。例如，在《基督不是自由的妈！》中曾经指出：
     
    
    “众所周知，基督教被罗马皇帝定为国教后，西方进入黑暗的中世纪，从此人性被神性吞没，人的价值和尊严被践踏。从历史渊源上讲，西方人文精神在古希腊就已经孕育而成。英国当代著名学者阿伦-布洛克曾说：“古希腊思想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是，它是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上帝为中心的。”但真正的人的发现，要归功于以人性解放为宗旨的文艺复兴运动。在与“神为中心”的“神性主义”相抗衡中，人的价值和尊严得以重新确立。自由主义是以中世纪末开始的世俗化运动为前提的，世俗化内容包括在人类生活中对上帝信仰的冷漠、在活动空间上对上帝领地的压缩，在人的力量自信和价值上对上帝权威的剥夺。正是人权从神权下得到解放，才有了自由主义的形成和发展。”
    
    2011-2-8东海儒者余樟法
    
     
    
    批判的道德
    
    
    
    拨乱反正、摧邪显正、维护正义、文化社会、文明政治，都离不开正常、正义的批判。这也是儒者的文化责任。所以，“外人皆称夫子好辩”，孟子一连说了两句“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於我心有戚戚焉。对于圣贤来说，辩论本身就是在造经。
     
    
    当然，必须强调批判的道德，必须是道德的批判，必须注意批评的正当性和批判的正义性，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道理”为准绳。“道理”，指“有道”之理，儒家义理为最正最真最“有道”之理。批，是为了立人达人，救世仁民，为了卫道，象孟子一样，为了“正人心，息邪说，距陂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
     
    
    道德批判，针对的是重大的不道德、反道德的现象（小节不论），特别是各种错误思想罪恶行为，为己积德，于人（他人、社会及被批判者）有功。如果犯法，说明法律有问题，更证明批判的必要。
     
    
    批判最忌的是不如理（强词夺理）、不如实（捕风捉影或悬空构陷）。那是不正常、不道德的批判，那是侮辱、污蔑、人身攻击，君子所忌，小人所为，是作恶甚至犯罪。吕端说：“言语之恶，莫大于造诬；行事之恶，莫大于苛刻；心术之恶，莫大于深险。”（《呻吟语》）
     
    
    另复须知，赞美也有正常与非正常、正义与非正义之分。赞美错误是非正常，赞美邪恶是非正义，都是罪恶。那些赞美邪知邪见、暴君暴政者，无不罪孽深重。因此，不论赞美还是批评，如理如实、实事求是至关重要。儒家应该批判必须批判的，赞美值得赞美的。不论批判还是赞美，都要对社会、对儒家、对自己、对良知负责。2011-2-8东海儒者余樟法 
    
     
    
    不识“性”的王国维
    
    
    
    本性至善，习性易恶（习性有善习、恶习、无记习三种，一般人善习难养而恶习易成），这是儒佛道三家主流共同认可的，也可以说是共识----不同在于对本性证悟和“至善”的理解，儒家以“生生”为至善、佛教以“空寂”为至善、道家以“虚静”为至善。三家众多的修炼法门，归根结底都是对治人类各种恶习以求复归本性的。
    
    
    昨夜看王国维《论性》一文，看了开头就看不下去了，勉强自己看完，不由得好笑。想不到一个威名赫赫的大师级人物，对人性的认识如此浅陋，居然分不清本性习性之别。
    
    
    他甚至不知道古人论性善性恶都是从根本上“论”的。性善论并不否认恶习的顽固（正因为恶习顽固，所以修炼不易），只是认为善才是更加根本而根深蒂固的，性恶论也不否认人性中有善的一面，只是错把习性当做本性了。有点可怪，从王国维的诗词文章看，应该是读了不少儒经佛典的，怎么还会犯这种常识性错误呢。
    
    
    王国维在文中历举了中国哲学史中的性善论性恶论，自以为是地认为它们都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又都可以驳倒，故认为性善性恶是不能讨论的。他说：
     
    
    “至执性善、性恶之一元论者，当其就性言性时，以性为吾人不可经验之一物故，故皆得而持其说。然欲以之说明经验或应用于修身之事业，则矛盾即随之而起。余故表而出之，使后之学者勿徒为此无益之议论也。”（王国维《论性》）
     
    
    把这么重要的哲学问题归于“无益之议论”，真亏老先生出口。于此可见，王国维于良知仁性（或曰真如佛性）茫茫然，既不能信也不能解，更谈不上证了，不论以儒佛道那一家标准衡量，他都没有入门，称之为国学大师完全名不副实。还是称词学大师或史学大师恰当些。
    
    2011-2-14东海儒者余樟法
    
      
    
    如果孔孟成了领导人
    
    
    
    看到一个标题：“一个连领袖都不尊敬的国家怎么能算好的国家”，蛮有意思的，不过说错了。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一个连领袖都不值得尊敬的国家怎么能算好的国家。
     
    
    本来，领袖应该是文化、智慧、道德等方面水平最高的人物。然而，由于文化导向的问题，民主社会“小人领袖”很正常，“盗贼领袖”也大有可能，只不过，有制度的制约，盗贼的危害终究有限罢了。选贤与能、圣贤领袖的理想，只能在儒家民主社会才有望实现。
     
    
    有人调侃：“啥时候请回孔孟来，一个做总书记，一个做总理。”孔孟重来，绝不会、也绝不可能当共产党的总书记。不过不妨设想一下，如果孔孟成了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根据儒家的思想义理和原则，根据他们一生的表现，他们会怎么做。
     
    
    别的方面皆不论，首先在制度上，孔孟必会根据“礼，时为大”、“礼以义起”的要求进行与时偕进的、革命性的改良；如果建立儒家政党，必会坚持“民为重社稷次之党为轻”的原则，真正地把国民利益放在第一位。
    
    2011-2-15东海儒者余樟法
    
     
    
    反孔批孔者中绝无真儒
    
    
    
    或说：“某些人尊孔护孔，却不配为儒，是伪君子伪儒家；某些人反孔批孔，却
    
    充满儒家精神，是真君子真儒家。就像某些禅者呵佛骂祖照样是佛门中人一样。”
     
    
    东海答：这是似是而非的说法。
     
    
    某些人尊孔护孔却不配为儒者，这种现象确实存在。任何学派宗派都是参差不齐的，都有不良人士存在。可是，却不能反推出“某些人反孔批孔是真儒家”的结论。（反孔批孔人士中有真君子倒是可能的。这种人反孔批孔是认识水平问题而不是道德品质问题，只不过，水平如此低下、认识如此错误，道德也高不到那里去，充满不了儒家精神。）
     
    
    呵佛骂祖，是禅门中反对偶像崇拜和表现“佛性自由”的一种特殊形式，在禅门中也非常态，唯大觉悟者偶一为之，一般佛徒是不允许这么做的。
     
    
    儒家与禅宗不一样，本来就不存在偶像崇拜。孔子是儒家的最高代表，是真理的象征、良知的化身。崇拜孔子不是偶像崇拜，而是良知崇拜和真理崇拜。良知自由也不允许这么表现。孔子曰：从心所欲不逾矩。反孔批孔是大“逾矩”，是严重违反良知律的。呵佛骂祖者中或有真佛，反孔批孔者中绝无真儒。
    
    2011-2-14东海儒者余樟法
    
     
    
    合作与“先生”的前提
    
    
    
    或说：“关于儒家与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的关系，我的体验是，儒家如果与资本主义合作，我们只能做学生，且不能阻止当今世界若水之趋下的西化潮流；如果与社会主义合作，我们则能做先生，并且能够期许一种突出社会发展伦理本位与道德本体的新的文化与文明发展的方向与道路。”云云。
     
    
    儒家与任何势力、任何“主义”合作，都不能出卖良知，象冯友兰一样“批孔面谀”，背叛儒门；也不能放弃原则，以别的“主义”为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否则连儒家都不是了，还奢谈什么“做先生”？
     
    
    师有师之道，有师道的尊严。儒家必须坚持仁义原则、中庸之道不动摇，坚持儒家文化的主体地位不动摇。在这个基础上和前提下，才可以谈合作，才有资格“做先生”，才能够期许一种“新的文化与文明发展的方向与道路”，才谈得上“为道德的健全与民族的进步而不断努力。”2011-2-16东海儒者余樟法
     
    
    
    
    儒者岂能反孔？良知绝对真实！
    
    
    
    或说：“冯氏之书，本人藏有一十三册，精读起来，觉得册册中肯，当然也小有瑕疵，但不至掩瑜。至于建国后冯氏之表现，吾恰恰以为是儒者之风骨的。盖钱牟徐诸子者，忠于故主，而冯贺等人者，忠于新君是也。无论如何，不忠于君上，不为儒者！”云云（跟于东海随笔《儒门罪人冯友兰》）
     
    
    儒者无论忠于什么，首先都要忠于孔孟之道（忠于自性良知），这是最高原则，第一位的忠。忠于人民忠于国家忠于事业，都应该在此基础上展开。至于忠于君上，更不能违背之一原则。
     
    
    “钱牟徐诸子者忠于故主”，不失“儒者之风骨”，而冯氏的“忠于新君”，却是通过对孔孟之道的背叛和反戈一击来表现的。出卖良知，效忠暴政，还说什么儒者！道德文章，道德是第一位的。如此人品，还谈什么文章著作？如此言行背离，即使“册册中肯”，也不足道。
     
    
    而我觉得，冯氏见地不可能中儒家之肯，其中必有重大纰缪，我没有详细读过其书，还望读过的同仁谈谈。在冯氏《人生哲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第一版）第十章“新儒家”“余论”中他写道：
     
    
    “新儒家皆承认性善之说，而王阳明所说之良知，尤为其哲学系统之根基，以今观之，亦不过一种假定, , 耳。”云云。
     
    
    我认为冯氏的根本问题就出在这里。以良知为假定，纵有道德也无根，纵有学问也无头。牟宗三《忆熊十力先生》一文曾回忆熊先生与冯氏对于良知的辩论，冯氏以为良知是个假设，即遭熊师当面呵叱。熊师十力说:“你说良知是个假定,这怎么可以说是个假定. 良知是真真实实的,而且是个呈现,这须要直下自觉,直下肯定。”
           
    
    牟宗三评论说:"良知是真实,是呈现,这在当时是从所未闻的.这霹雳一声,直是振聋发聩,把人的觉悟提升到宋明儒者的层次。”又说：冯氏之语底根据是康德。但冯氏终生不解康德，亦只这样学着说而已。至于对良知，则更茫然。
     
    
    看来，熊师霹雳一声，振动了牟宗三，在此基础上展开和证成为“道德的形而上学”，却并未震醒冯氏。冯氏一生的种种问题，恐怕就出在这里。信解行证，缺一不可。象康德以上帝为假设一样以良知为一种理论预设，连基本的“信”都谈不上，其见解和行为怎么可能正确呢。2011-2-15东海儒者余樟法
     
    
     
    
    踏遍天涯返故乡----简答网民问
    
    或问：“木鸟新年好，我通过看您的帖子慢慢地有一点感悟，以前以为你是一个腐儒，现在发觉你还懂点科学，也懂道学儒学基督学，我想了解一下，你是如何最终选择了儒学为根本之道的，我想了解一下这个具体的过程，不知道木鸟老先生能否满足这个愿望。能否把这个思路具体转变的过程说给我听听，我想也许比结果更重要。”
     
    
    东海答：要说“具体转变的过程”，那要很长篇幅，只能简说一下。
     
    
    儒佛道三家都是可以安心立命的学说，因为三家都可以明心见性。只是佛道所明见的心性或蔽于空寂、或蔽于虚静，所谓道虚佛寂，不如儒家良知之全体大用。于虚寂不灭中蕴大生广生、新新不已之健德。
     
    
    东海兼爱三家，但青年时代对儒家经典研之不深、究之不彻，误以为儒家不过是关于世间伦理道德的教诲，缺乏形而上的探索，故重佛道而轻儒。后来谢绝世事沉浸其中，经过多年的强探力索，终于发现儒家“极高明而道中庸、至广大而尽精微”之妙，发现儒家不仅外王学可以为社会开辟长治久安的道路，其内圣学之高妙与佛道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于是毅然皈儒，从此大本确立，乾坤定矣，真有一种“踏遍天涯返故乡”的感觉。毫无疑问，儒家是最美善、最真实、最伟大的家，是真正的精神之家、灵魂之家、生命之家，是我永远的家，也是一切人类最好的家。有诗自题曰：穷高极远不知疲，嗜异贪奇意似痴，踏遍千山方觉悟，最平常处最神奇。
     
    
    至于法家、马家、基督教及西方文化，只是作为世俗知识去了解而已。以儒佛道文化的眼光看，法家马家甚为粗陋（陋于义理、陋于道德、陋于知人心），尼采康德缺乏内在根基，基督教更不足道，唯自由主义在制度建设方面值得学习，但也仅此而已。2011-2-17东海儒者余樟法
     
    
     
    
    神本、佛本与仁本
    
    
    
    或曰：“佛-非人也，佛家是典型的神本，以佛解儒，以佛入儒，皆非正途。儒家仁本首先在于正名分，也即五伦之德，三纲五常之本。佛家离家入佛，在根本上来说是有悖儒家根本理念的。东海慎思之。”
     
    
    东海谨答：在神本宗教中，神创世造人，神与人是割裂的，神性至善，人性唯恶。
    
    
    而在佛教中，人人皆有佛性（泛而言之众生皆有佛性），人人佛性平等，意味着人人皆有成佛的可能。“在根本上来说”佛教与神本宗教原则相悖，与儒家则颇为相通。
     
    
    儒家是仁本，以成仁（成圣）为人格理想；佛家是佛本，以成佛最高追求。儒家的良知仁性与佛教的真如佛性指的都是生命本性，两家对“性”的认知和证悟同中有异。佛性不灭，仁性也不灭，此其同；佛性不生，仁性生生（即易经三原则之一，所谓“生生之谓易”），此其异。
     
    
    佛教为出世法，儒家为世法（其实儒家非入非出，入世出世无二无别、完全合一），两家的世界观人生观各种价值观的差异都根源于此。
     
    
    所谓援佛入儒，是指使用了某些儒教名相，参考了某些儒教知见。是否儒家正宗或正途，最高标准在于是否符合“儒家根本理念”。熊十力先生援佛入儒，根本上仍是纯粹的儒家，董仲舒反而“道脉”不纯。他的“三纲五常”中的“三纲”，就是援法入儒的产物，这已不仅是参考，而是把法家的东西照搬过来，以“五常”統之，不能说有悖于儒家根本理念，但有所偏离则毫无疑问。
    
    2011-2-14东海儒者余樟法
    
     
    
     
    
    仅仅不损人是不够的
    
    
    
    利己主义有两种：恶性的（悖情悖理的）与良性的（合情合理的）。前者为了利己不惜损人，后者利己而不损人，不伤害任何人，所谓“悉天下奉一身而不取”、“杀一人取天下而不为”。两者的共同点是“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
     
    
    杨朱就是良性利己主义。如果在公平公正文明的社会，杨朱的利己主义无弊无害；如果人人都能做到利己而不损人，社会也一定公平公正文明。
     
    
    问题在于，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任何社会都有恶性利己主义的个人和群体。特别是在政治不明、社会不平、政治性的恶性利己主义泛滥的时代，杨朱学说的危害性就不言而喻了。道理很简单：杨朱们缺乏利他爱人利天下的内在冲动和制恶扬善致良制的道德力量。
     
    
    只要世界上还有恶性利己主义的人物和势力存在，杨朱学说就要不得！
    
    2011-2-9东海儒者余樟法
    
     
    
     
    
    从“吴起偾表”说起
    
    
    我说过，法家表面上也是很重视取信于民的。商鞅“徙木示信”故事，众所周知。《容斋随笔》里介绍了一个类似的“吴起偾表”的故事：
     
    
    “吴起治西河，欲谕其信於民，夜置表於南门之外，令於邑中曰：有人能偾表者，仕之长大夫。民相谓曰：此必不信。有一人曰：试往偾表，不得赏而已，何伤？往偾表，来谒吴起，起仕之长大夫。自是之后，民信起之赏罚。”
     
    
    《容斋随笔》还指出，商鞅“徙木示信”的做法就是效仿吴起的。儒家强调信，以之为五常道之一，乍一看，法家也很重视信，表现得很儒家的样子。但请注意这是“表面上”的。
     
    
    儒家仁义礼智信，不可或缺。法家不讲仁义礼，智与信都是与道德剥离开来的。信，对于法家来说，不是作为道德修养和政治品质来强调的，而是一种御民之术，一种推行恶法的工具，故智非正智，信非诚信。
     
    
    商鞅利用老交情取得魏国公子昂的信任而袭杀公子昂这件事，就充分说明了诚信在他心目中的分量，说明了商鞅是何等的欺诈奸恶、刻薄冷酷和心肠毒辣----这几乎也是历史上大多数法家人物及其信徒共同的性格特征。前面提到的吴起就有“杀妻求将”的故事。可见这类法家多么令人毛骨悚然，做朋友做老公都有可能大祸临头。
     
    
    另复须知，某些历史人物被纳入法家的范畴，并不准确。如诸葛亮王安石等，虽受法家影响，但本质上仍是儒家，与商鞅一起并列为法家代表人物的伊尹，更是儒家的政治典范。管仲属于法家，却非常重视道德礼义的作用，在开篇《牧民》中开宗明义，提出了著名的“四维”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可谓颇有儒风，与后来的韩非子、商鞅、李斯等“正宗”法家性质不一样。
     
    
    就与儒家的关系而言，历史上有过三种法家：一是阳儒尊儒的，一是不反儒的，一是反儒的-----这种法家最可怕。鲁迅说仁义道德吃人，其实反仁义反道德的东西才是吃人的，其中又以反儒的法家最勇于和擅于吃人，吃起人来有名义有理论没有底线。
     
    
    秦始皇和毛泽东为政治性“吃人盛宴”上古今两大主人，而韩非李斯鲁迅们则是最好的理论吹鼓手。没有仁义道德的骚扰、干涉和闹场，大大小小的政客们吃起人来多么理直气壮大义凛然！2011-2-13东海儒者余樟法
    
     
    
     
    
    再谈两种自由
    
    
    
    没有言论自由、信仰自由、不受迫害的自由等等，这是外在不自由，即政治、社会不自由；心为身役、身为物役，被潮流、风俗和各种贪婪欲望牵着鼻子走，良知不能自主，这是内在不自由，即道德、良知不自由。
     
    
    外在自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赖民主制度的保障，内在自由则唯有优秀的文化、道德才能供给，以道德为核心、对道德良知的认知最为全面深入透彻的儒家文化，可以给内在自由最好的培养。孔子“从心所欲不逾矩”，堪称内在自由的最高境界。
     
    
    吕端说：“圣人不随气运走，不随风俗走，不随气质走。”不受时代风气社会风俗甚至不受个人气质的影响，由良知本性完全做主，这是何等的自由。唯有圣人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
    
     
    贤人可以不随气运、风俗走，但难免“落”了气质，“圣人不落气质，贤人不浑厚便直方，便着了气质色相；圣人不带风土，贤人生燕赵则慷慨，生吴越则宽柔，就染了风土气习。”（《呻吟语》）
     
    
    在不自由的社会，照样可以做一个自由人；在没有尊严的环境中，照样可以做一个有尊严的人。例如，即使匮乏言论、信仰、不受迫害的自由，不能说真话，不能干好事，你至少可以不表态、不合作、不干坏事、不说假话、不歌功颂德。
     
    
    积极主动地改良去社会和政治，去改变外在的种种不自由，在黑铁时代发出黄金的声音来，那更是人格的高耸和尊严的高扬，更是良知自由的积极表现。
    
    2010-12-19东海儒者余樟法
    
     
    
     
    
    本体观，决定性地影响着……
    
    
    
    腐败的根源是制度。一种制度如果赋予某个组织、阶级、群体特殊的权力，那就很容易产生大面积的腐败。阿克顿早已指出：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对此很多人都知道，但很多人知道的也就到此为止了。他们不知道，制度的根源是文化，文化是政治的统帅、制度的核心。他们更不知道，文化的根源是对“第一性”的认知（本体观）。
     
    
    为什么说制度的根源是文化？一个国家和社会以什么样的文化（学说、主义）为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就会导向什么样的制度。自由主义必然导向民主自由，马列主义必然导出极权体制（修正之架空之，则会走向“后极权”的威权政治。）儒家以仁义为基本原则，以王道为政治追求，以大同为社会理想，又有一定的现实精神和历史尊重，故在君主时代会导出开明专制，在民主时代会导向民主法治，并以之为王道德治的初级阶段。
     
    
    为什么说文化的根源是本体观？因为有什么样的本体观就有什么样的本性观（对人之本性的认知）世界观和生命观，就有什么样的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社会观等等，就会形成什么样的学说、主义和文化体系。儒佛道三家根本差异，就在于对本体和本性的认知上（对此熊师十力在《新唯识论》、《摧惑显宗记》诸著中有深入到位的阐说，有兴趣者可拜读之。）大多数西方哲学派别及马列主义，对作为“第一性”的本体，或悬空虚构，或臆想误认，或完全否认（否认本体也是一种“本体观”）， 都属于无本之学。
     
    
    综上所述，本体观决定性地影响着文化的优劣，文化决定性地影响着制度的好坏，制度决定性地影响着政治和社会的文明度也决定性地影响着腐败的程度。因此，对本体本性的认知丝毫马虎不得偏误不得。一种思想学说主义文化体系在这里若有丝毫偏差，就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产生严重的错误，进而在实践中造成严重的后果。
     
    
    儒家文化的优越性真理性，正体现于本体观的高度正确。很遗憾世人对它所知有限，而目前中外流行的以物为本、以心为本、以神为本的本体观，都不识本性本心，都是错误的。源头上偏一点点都会在实践中出问题，何况源头上就大错？宋大儒陈伊川先生早就指出：
     
    
    “大抵儒者潜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终则不可救。如‘师也过，商也不及。’於圣人中道，师只是过於厚些，商只是不及些，然而厚则渐至於兼爱，不及则便至於为我，其过不及同出於儒者，其末遂至杨墨。至如杨墨，亦未至於无父无君，孟子推之，便至於此。盖其差必至於是也。”（《河南程氏遗书》）
     
    
    另复须知，腐败对制度、制度对文化、文化对人的德智又有巨大的反作用力。绝大多数人的德智水平，被其所在国家的哲学、文化特别是被制度深度影响着、根本性地决定着。人决定制度，制度也决定人。不良的制度及文化哲学，会对广大官民产生恶劣的作用，极大地败坏社会、政治道德。只有极少数先知先觉和先行者才能摆脱各种文化、政治、制度、社会等等外在环境的影响和制约，率其本性、循其良知而行，并且致力于儒化政治、改良制度和对社会移风易俗等。
    
    2010-12-15东海儒者余樟法
    
     
    
     
    
    最好的修行
    
    
    
    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东海尊孔作宪而乱臣贼子与异端外道皆惧。特权阶级固然虎视眈眈，一些外道人士及弱势群体同样恨我入骨。东海所置身的环境、面临的现状和秉持的态度，正如《儒行》所述：
     
    
    “适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谗谄之民有比党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虽危，起居竟信其志，犹将不忘百姓之病也”。
     
    
    正因为“不忘百姓之病”，不忘社会文化之责，孔子不能不作春秋，东海不能不继承孔子精神，弘扬春秋大义，“知其不可而为之”，尽心而已。我是把自己的所作所为视为一种修行的。要修行，就难免各种妖魔鬼怪的打搅。《醒世姻缘传》第三十二回“女菩萨贱粜赈饥，众乡宦愧心慕义”开头有一段话说得有理：
     
    
     “但凡人做好事的，就如那苦行修行的一般。那修行的人修到那将次得道的时候，千姿百态，不知有多少魔头出来琐碎。你只是要明心见性，任他甚么蛇虫毒蟒，恶鬼豺狼，刀兵水火，认得都是幻景，只坚忍了不要理他，这就是得道的根器。那唱《昙花记》的木清泰，被宾头卢祖师山玄卿仙伯哄到一座古庙独自一人过夜，群魔历试他，凭他怎的，只是一个不理，这才成了佛祖。若到其间，略有个怯惧的心肠，却不把弃家修道几年苦行的工夫可惜丢吊了？这人要干件好事，也就有无数的妖魔鬼怪出来打搅。你若把事体见得明白，心性耐得坚牢，凭他甚么挠乱，这一件好事，我决要做成，这事便没有不成之理。你若正这件事做得兴头，忽然钻出个人来，象那九良星打搅蔡兴宗造洛阳桥的一般，灰一灰心，懈一懈志，前功尽弃。”
     
    
    做好事本身就是一种修行。对于儒者来说，致力于传播正知正见、追求良制良法，就是最大的好事最重要的修行，当然也必遭到各种邪知邪见恶势力的污蔑阻扰乃至迫害。士不可以不弘毅，不可以缺乏孟子的“三不”（“不淫不移不屈”）精神。2011-1-19东海儒者余樟法
     
    
     
    
    儒家的四依四不依
    
    
    
    佛教有“四依”说，即：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依智不依识、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依，依止、依凭、依据之义。这个“四依”法很值得儒家参考。
     
    
    依法不依人：儒者当以仁法（良知正法）为依，不可以人为依。即使其人有名有望，如所说不合于儒家义理，也不可依止。如冯友兰，名实相违、言行相悖，绝不可依；又如荀子所说，就不尽合理，不可依。韩非李斯们依之成为法家，以害人始，以害己终。
     
    
    依义不依语：儒者当以义理为依，不可以语言文字为依。尽管儒家经典文字特别精确，堪称“一句顶一万句”，终究不可“依语”，一是语言文字本身有局限性，二是言各有当，经典也有方便之言对机之语。“依语”，就有可能断章取义，或知一遗二，或彼此矛盾无所适从。
     
    
    依智不依识：良知是至善，也是大智----至高智慧。儒者当以本心本性所具的智慧为依（本心本性为同义复词，佛教称真如佛性，儒家称良知仁性），即以良知为依，不可以识心为依。因为识心只是本心的作用，靠不住。一些人意必固我，意气用事，自以为是，择不善而固执，甚至被各种不良习气、意念牵着鼻子走而不自知，就是“依识”所致。
     
    
    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儒者当以了义经为依，不可以不了义经为依。圣人所作为了义经，贤人所作为不了义经，一般儒者著作为辅助性读物。
     
    
    依人依语依识依不了义经，也能有所成就成为儒者，但成不了大儒，更成不了圣贤。（当然，圣人可依。圣人就是良知的代表、智慧的象征，圣人所说就是儒家“大法”和大义，就是了义经。）2011-2-15
     
    
     
    
    两种自由
    
    
    
    或指责儒家限制人的自由，不利于人的发展。这是一大误会。自由有两种：一是自然生命的自由，一是本质生命的自由（即良知自由）。
    
     
    人性有本、习之分。本性至善（超越善恶概念）而习性多恶。如果任凭自然生命随习性之所欲地自由起来，难免逾矩出规乃至作恶犯罪---孔子七十，才敢自称“从心所欲不逾矩”。所以，任何人的自然生命的自由都必须受到一定限制。法律条款是硬限制，道德规范是软限制。两种限制都是必要的。自由主义的自由也是法律许可范围内的自由。
     
    
    当然，限制必须是良性的，法律条款也好道德规范也好，都必须合情合理合时合宜，某些不道德的条款和规范必须进行改良。（注意：某些道德规范如果不合情理不合时宜，也有可能违背仁义原则，出现“道德规范不道德”的情况。例如历史上的某些道德规范，或只适用于一定时间段内，或当时就不道德，违反儒家经义。）
     
    
    儒家主张以良制良法剥夺“作恶犯罪的自由”，以道德规范限制某些不良行为，这正是为了维护道德培养良知，提升人们文化生命、本质生命的自由，更好地培养人、发展人、成就人。
     
    
    另复须知，道德尽管很“软”，不带外在强制性，对于儒者来说，约束力却极大，比法律更大。文化、文明程度越高的人，越容易遵守良性的道德规范和内在的良知律令。儒者或不遵恶法，不遵某些不道德的“道德规范”，却非遵守和执行良知令不可。而良制良法良规，都是良知的作用和体现，是良知的制度化、法律化和规范化。2010-10-28东海儒者余樟法
    
     
    
    变与不变
    
    
    
    一些方面要与时偕行，与时消息，因地制宜，通权达变，不可固执；一些方面则不可不固执。一些事无可无不可，可以这样可以那样。可以贵可以贱，可以贫可以富，甚至可以生可以死，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一些事则不可，只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贫贱不可移，富贵不可淫，威武不可屈。
     
    
    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在一些原则问题和基本立场上，儒者更应该是则是，非则非，可则可，不可则不可，来不得半点迟疑、摇摆或乡愿式的折中。有些人动了变了，无伤大雅，有些人这方面的变动则是不可想象的。假如孔孟的原则立场略有变动，历史就会改弦易辙，就要重新书写。孔子主动向老子学礼，积极到列国“跑官”，但他不会动摇对仁义原则的坚持，不会改变对苛政的批判和道家的态度----即有所许可又有所批判。201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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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