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谁适应谁？对于儒家来说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有句流行话叫：你得适应社会而不是社会去适应你。奉行者无非随波逐流的庸夫俗子小市民而已。这种话豪杰之士不屑说，儒者更不会说。
     
    
    孟子说过“待文王而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儒者对于社会，不是消极地适应它，而是要积极主动地“兴”起来改良社会，让社会来适应“我”。
     
    
    文化、道德与制度三者相辅相成都可以作用于社会，都是改良社会至关重要的手段、渠道和方法。不过，制度改良不是一蹴可几的，需要各方面条件的成熟，需要良性的思想文化为基础和导向。自由主义是良性的，汲取了自由主义精华的仁本主义是更加良性的，对于中国的良制建设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我在《爱我故乡，忧我遂昌----庚寅暑假回乡杂记》一文中曾提及，一些亲友出于关爱，谆谆劝告东海要适应社会，其情可感可哀复可悯。我说：
     
    
    “儒家适应社会还是社会适应儒家，这是一个重要而又浅层的问题，答案不言而喻。对于一个风俗极端劣化、道德早已沙化的社会，道家那种隐士式的逃避都有不负责任之嫌，何况适应和迎合它？如果东海这样的人物都去适应和迎合它，那中国真的没有希望了。
     
    
    物欲驱人如恶鬼，天良命我发真言。儒者唯一的选择是以正确的思想、优秀的文化去启蒙、引导、教化社会。东海个人的能力和影响有限，但从长远来看，儒家文化、儒家精神的伟力是无限的。社会无论怎样溃败恶劣，终将要逐步适应儒家。”
    
     
    
    二
    
    
    
    如果一时没有机会弘扬仁本主义，没有能力变革不良制度，一时不能挽狂澜于既倒，让社会来适应自己，怎么办？
     
    
    那就坚守自己的立场和原则，与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独善其身，以身殉道----身与道俱，道伸则身与共进，道屈则身与俱退。儒者生活不妨委屈，贫富贵贱一切随缘，必要时生命亦不妨牺牲，唯独不能委屈和牺牲了仁道。对于儒者来说，什么都可以亏，道不能亏，心不能亏。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有一句名言：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诸葛亮原意或许只是一种自谦的表白，说自己只希望在乱世里姑且活着。但是，性命二字，实涵深意，不仅指肉体生命。人之本性，天之所命，性命，指的是良知本性----本质生命和生命本质。比起这个“性命”来，生命倒变成次要的了。
     
    
    有句歌词唱到：守着寂寞守着你。当天下无道、道之不行的时候，儒者对于“道”也应该这样，守着长夜守着你，守着孤灯守着你。
     
    
    对待寂寞的态度如何，可以见出一个人的智慧。最低下者是耐不住寂寞；较高者耐得住寂寞，能够自我安慰，自我放松，或者寻找各种办法娱乐自己。最高境界是甘于寂寞，爱好寂寞，不把寂寞视为寂寞而是视之为一种享受。
     
    
    反思而诚，万物皆备于我，世人知不知道，理不理解，认不认可，都无所谓。吕端说得有趣：“万金之贾，货虽不售不忧；贩夫闭门数曰，则愁苦不任矣。凡不见知而愠，不见是而闷，皆中浅狭而养不厚者也。”（《呻吟语》）
     
    
    历代圣贤和大儒都是坚守真道而甘于寂寞者。他们一方面诲人不倦著述不休，追求不息拼搏不止，满怀热情一腔热血，一方面又有一种孤冷表现和孤往精神，如熊师十力所说：“凡有志于根本学术者，当有孤往精神。人谓我孤冷，吾以为不孤冷到极度，不堪与世谐和。”（《十力语要》）
    
     
    
    三
    
    
    
    有句古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在世人眼里，儒家似乎有些不识时务，不合时宜，所谓“迂远而阔于事情”：迂腐，理想化，空谈大道理，与现实相差太远，对处理具体的事情没有什么价值----这是梁惠王等诸侯王对孟轲的评判，语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孟轲，邹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天下方务于合纵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儒家自有尊严在，那是王道和师道的尊严。道不同不相为谋，你不能认同我的道，我还不给你干呢，退回来，守死善道，从事教育或者述作，把仁义之道、良知之光传承下去。孔子孟子如此，历代大儒无不如此。立德立功立言，立功有赖于一定的外缘，立德则反求诸己而已矣，立言也不必求之于外。
     
    
    士，在中国古代代表着知识、文化阶层，是官员队伍的预备队，有一定的社会、政治地位，也有相当的独立人格和文化尊严，战国士人的表现尤为杰出，子思、孟子等第一流、超一流大人物不用说了，一些二三流人物，也会有精彩的表现。
     
    
    《战国策》卷十一的《齐策四》中有一个故事。颜斶是齐国的一位隐士，齐宣王听说他的高名，特别招见。交谈中宣王被触怒，“忿然作色”，然颜斶关于贵贱的说辞让齐宣王心服口服，愿师事之。《战国策》写道：
     
    
    “齐宣王见颜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悦。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亦曰王前，可乎斶对曰：夫斶前为慕势，王前为趋士。与使斶为趋势，不如使王为趋士。”（《战国策》）
     
    
    当今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包括一些戴着儒家桂冠的学者，与古代士人相比可就望尘莫及了（当然，齐宣王的风范更是当今领导人望尘莫及的）。他们无不积极主动地趋向马家帮，随着马家帮的指挥棒跳舞，以帮忙和得宠为荣，正可谓：当局之德风，文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四
    
    
    
    与时消息，通权达变，但基本原则和道德精神不能变。在文化境界、道德追求上在原则问题上，儒家不会去“适应社会”，更不会去“适应”、苟同、迎合君主。搞法术势的法家和搞合纵连衡的纵横家的表现正好与儒家相反，枉尺直寻算什么，舔痈舐痔亦不在话下，谁适应谁这个问题对于他们根本不成问题，适应社会、迎合君主本是他们的拿手好戏。
    
     
    例如商鞅，通过秦孝公宠臣景监得见孝公，先说以五帝的“帝道”，不受秦孝公欢迎，次说以三王的“王道”，亦不被采纳，继说以春秋五霸的“霸道”和等而下之的“富国强兵之术”，终得孝公重用。又如苏秦，先欲帮助秦国“连横”，不得用，后游说六国“合纵”；又如张仪，先投奔已经发达的苏秦，共同“合纵”，因苏秦不接纳，投奔秦国，搞起“连横”。
     
    
    这些人没有原则，不问是非，蝇营狗苟，朝秦暮楚，与人俯仰，首鼠两端，怎么与自己有利怎么干，极端个人主义。如果说杨朱的个人主义是良性的，利己而不损人，法家纵横家的个人主义则是恶性的，为了利己，为了一己荣华富贵，不惜损人损天下。
     
    
    在世人眼里，苏秦张仪之流“一怒而诸侯惧， 安居而天下熄”，似乎很成功，很“大丈夫”，在儒家看来，不过“妾妇之道”而已。何谓大丈夫？孟子有精彩的描述：“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
    
    
    2011-2-22东海儒者余樟法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