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朱子诞辰89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清华大学举行
“纪念朱子诞辰89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清华大学举行
来源：“Tsinghua哲学系”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庚子九月十七日己酉
耶稣2020年11月2日
2020年10月28日至29日，由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清华大学哲学系、中华朱子学会联合主办的“纪念朱子诞辰89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人文学院四楼会议室和清华大学甲所隆重举行，五十余位专家学者围绕朱子思想诠释、朱子与宋代理学、朱子与明清儒学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
28日上午，大会开幕式在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四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首先由华东师范大学朱杰人教授、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教授致辞。在致辞中，朱杰人教授提到今年是非常特殊的一年，在这样的背景环境下举办纪念朱子诞辰890年的学术会议有着特别的意义。
陈来教授在致辞中提到，中华朱子学会于2010年成立，到今年刚好是10周年，因此今年在清华大学举行纪念朱子89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也有着特别的意义。十年来，中华朱子学会举办了一系列的活动：一方面与众多高校和地方县市合作召开了多次有关朱子学的学术会议，另一方面，协作组织了多次“朱子之路”的活动。
主题演讲由四川师范大学蔡方鹿教授主持，湖南大学朱汉民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朱杰人教授、清华大学陈来教授分别发表演讲。
朱汉民教授在演讲中特别突显了朱熹《中庸》学的特点和贡献，他认为朱熹以“理”来诠释“中”，这样就可以从知行一体中拓展出知识理性，从主客互动中拓展出主体精神，从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中构建出天人一理的哲学体系，正是因为朱子的这种诠释路径，才进一步提升了中庸之道的哲学意义，使之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经典。
朱杰人教授的演讲主旨是朱子道统系谱中的韩愈，他分析了韩愈之所以不能在朱子的道统系谱中占据一席之地的原因，但同时也通过相关论述揭示出朱子对韩愈的复杂态度。在演讲最后，朱教授还特别提到道统传承的现代意义，他认为现在的国学教育过多偏重在诗词文章方面而忽略了道统的传承，这种情况有待改善。
陈来教授的演讲则以朱子论“义”为中心，分析了古典儒学中“义”的观念，他认为朱子十分强调义德是主体面对恶的德性，所以他在《四书集注》中主要以“义者宜也”来训“义”，但是朱子在对“义”字作哲学界定时，主要是发挥了汉儒的裁制、断决之说。在此基础上，陈教授认为朱子对“义”的理解一是继承了汉代以来经学的裁断训义，二是把义纳入了四德论体系，三是扩展了义在仁体宇宙论中的意义。
主题演讲之后，由丁四新教授主持，蔡方鹿教授、向世陵教授、张学智教授、吴震教授、何俊教授与肖永明教授先后作了大会发言。
蔡方鹿教授对四川省朱熹研究工作进行了总结：举办朱子学会议、学术活动及推广普及活动共25次，发表朱熹研究及相关论文170余篇，出版《朱熹文集编年评注》等文集、著作、论文集共35部，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蔡教授进一步对今后开展朱熹研究工作的思路提出展望：如可将朱熹研究与宋明理学整体研究、中国道统思想、及其在东亚的流传演变影响结合起来，对朱熹理学与功利学派的关系做进一步深入研究等10条研究思路。
向世陵教授指出“民吾同胞”、有生之类“同体“，是朱熹创设社仓的理论基石。朱熹本着恻隐、爱民的初心，针对性地对汉隋常平仓、义仓等制度的缺陷进行补救，创设推广社仓之法。向教授进一步分析了朱熹社仓法及赈灾措施的不足，并指出，朱熹认识到社仓赈济只是不得已的补救手段，国家政治的关键在人君平时如何端正身心、施行仁政、兴修水利，将救灾与劝农生产结合起来。
张学智教授解析了艮斋田愚性理学的结构及其特色。他指出艮斋思想以朱子学为主，兼综畿湖学派，提出了“性师心弟”、“性尊心卑”等学说；他的性理学着重在坚守传统伦理，为民族国家奠立社会基础；发挥东方学术的宗教意味，为士人安身立命寻找理论基石；坚持义利之辨，反对新学的功利主义。晚年特重修持实践，诠释传统礼仪，阐扬宗法文化，为保存传统文化作了最后的抗争。
吴震教授认为，以“气本体论”或“太虚本体论”来定位张载哲学，均为有失。张载的气学论述只是其哲学的逻辑起点，而重建“天人合一”“性即天道”“易即天道”等命题为标志的道学理论才是张载哲学的终极关怀。“妙万物而谓之神，通万物而谓之道，体万物而谓之性”三句构成了张载道学理论的内在结构，阐明了以“性与天道合一”为旨趣的道学思想。张载哲学的理论性质应归属为道学，其思想对于宋代道学具有重要的型塑意义。
何俊教授以此前没有得到深入专题性研究的《论孟精义》为中心，从文本、语言、身体、仁义、存养、辩学诸视角逐一考察这一朱熹形塑程朱理学的初期文本和标志性作品，细致分析了朱熹对程朱理学的话语形塑过程。他认为到了朱熹这里，程朱理学的话语构型已基本摆脱了经学，使理学成为新的学术思想形态。
肖永明教授指出，朱熹的形象从晚年履受攻讦到成为中国思想学术史上堪与孔子比肩的文化偶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他集中探讨了从朱熹逝世前后到13世纪中期，朱熹形象是如何在学术和政治权力的交互作用下被塑造的。肖教授指出，来自学术的内在动力与政治权力基于自身需要的选择起到了关键作用。而对朱熹形象的塑造，至今一直在进行。
28日下午，分组讨论会分别在甲所宾馆甲二、甲三会议室进行。
第一组第一场会议以“经典与文献”为主题，由肖永明教授主持，朱杰人教授评议，共有六位报告人发言。
顾宏义教授详细比对了《朱子文集》和《名臣碑传琬琰集》中所收录的张浚《行状》，他认为朱子《文集》中的张浚《行状》乃是原稿，而《琬琰集》中的则是日后修改稿，这种修改出自张浚子弟、门人之手，由此可见南宋高宗朝的政权纷争以及复杂的人事关系。
许家星教授以胡炳文、陈栎的争论为重点，梳理了自宋以来众多学者所卷入的《四书集注》的版本之争，他点出了胡、陈二人所分主的宋本与祝本的五大差异，这些差异实质上是对朱子四书的解释权之争。他认为《四书集注》的版本差异及其呈现的义理之辨，启示学人在理解朱子学时应该遵循文本与义理并重的途辙。
唐纪宇教授关注朱子的《小学》一书，他认为在朱熹那里小学和大学共同构成了古代完整且完善的教育体系，其中小学偏重在具体的道德实践，即“事”的层面，而大学则指向对于“理”的认识，朱熹的这种为学安排突出了“理”与“事”的辩证关系，也使得读者对于《论语》中为学的内容有了更为准确和丰富的把握。
程旺教授认为现在学界对易图、礼图的研究已经很丰富了，但是对于四书图的研究仍然相当缺乏，他认为图式、图像等文本引入四书学的领域，是一个十分可行的研究视角，在这种程度上，四书图学的研究可以和易图、礼图的研究一道，共同构成“图式经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汤元宋教授聚焦于《朱文公文集》中的书信部分，他通过分析宋元两朝文集中对朱熹书信真迹的题跋，尤其是未被收录到《文集》中的书信，可以清晰的看到《文集》的编纂者如何基于政治、学术的考量而对朱熹的文献加以再整理，通过这些编纂过程可以看出朱熹之学与朱熹后学的差异。
赵金刚教授认为《朱子语类》的成书包含了一个从“语录”到“语类”的过程，从类编之中可以看出编纂者自己对于朱子思想的理解，总体而言，黄士毅按照强调形上学的思路对门类进行了排序，黎靖德则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优化材料，通过梳理分析这个过程可以看到，《语类》编纂本身就体现了朱子学的展开与发展。
朱杰人教授在评议中指出，现在关于朱子学研究的文献资料越来越丰富，文献的版本、编纂过程也被更清晰的进行了解，在这个过程之中就可以看出后人对朱子学的不同理解，这也提示我们在朱子学的研究过程中必须要文献、思想齐头并进。
第一组第二场会议以“朱子思想诠释”为主题，由许家星教授主持，杨立华教授评议，共有六位报告人发言。本场论文报告较为集中的讨论了朱子的道体学：杨柱才教授通过分析太极之体与太极之道的哲学意涵，从而对朱子的道体思想进行新的诠释；田智忠教授揭示了朱子“道体论”和“理气论”的内在矛盾，突显了“形上形下”二分和“流行全体”之间的两难，而“即体即用”的模式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困扰朱子的难题；王鑫教授认为朱子在解释义理之辨的命题时将理气论的模式引入了进来，从而使“义”与“利”在形上层面获得了更为本质性的说明。翟奎凤教授则讨论了朱子晚年明德论思想的禅学背景，赖区平教授阐述了朱子的儒学史观，李卓研究员则通过分析真知与乐行的关系说明了不勉而中的道德生活何以可能的问题。
杨立华教授在评议时指出，对一些概念进行深入挖掘，是目前中国哲学推进的一种方式，回顾以往的研究，不禁会让人反思很多重要的概念为什么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如“道体”、“真知”这些概念都有深入挖掘的必要性，但以此为研究对象进行推进时要谨慎、着实。
第二组第一场会议以“理学与礼学”为主题，由郭晓东教授主持，何俊教授评议，共有五位报告人发言。殷慧教授的论文认为，宋明理学视野中的“修身以礼”，一方面在经典诠释上，深入发展了《礼记》中的心性修养理论；另一方面，在生活世界中对礼义的领悟与礼仪的践履相互促进，尤其是“涵养须用敬”的提出，正是对“修身以礼”这一古典精神的领会与创新。李记芬教授认为，对“克己复礼为仁”的解释可分为克己与复礼两个方向。前者以朱熹为代表，从修养工夫论的角度，将复礼归入克己：后者以荀子为代表，从礼义的制定和习行角度，将克己收归到复礼之中。和溪教授梳理了“祠堂”的缘起，极为详尽地考察了朱子《家礼》中的祠堂制度，认为它是神圣空间与现实空间的交融，在其中，参与者以祭祀活动实现宗族生命的延续不息，是中国文化中所特有的“生”之形式。张倩茹研究员将正嘉时期朱子学的代表学者魏校置于后大礼议时期这一复杂的历史背景之中，对其政界及学界交游作出了详细的考察，为其学术立场的“变易”与“不易”作出了较为合理的解释。王硕教授从本义和喻义两个方面，梳理、分析了“金声玉振”的多重意蕴，辨明了诸种诠释的高下得失，并以此为切入点，对竹帛《五行》与《孟子》进行比较，从而管窥思孟学派的发展历程。
第二组第二场会议以“朱子学的发展”为主题，由张学智教授主持，吴震教授评议，共有六位报告人发言。郭晓东教授分析了朱子在《中庸章句》中对“至圣”章与“至诚”章的诠释，他认为朱子对这两章的诠释深受游、杨的影响，“至圣”章是“小德之川流”，“至诚”章是“大德之敦化”，但是，对于这种解释路径，王船山并不接受并从体用的角度提出了批评。张品端教授总结了日儒山崎暗斋的朱子学思想，指出山崎暗斋作为虔诚的朱子学者，尊奉朱子学，排斥佛教和陆王之学，以敬内义外为道德实践的两大原则，强调把仁爱带入日常生活的公共领域，倡导心神合一，并提倡忠君报国，将神道思想发展为神国思想。孙宝山教授梳理了蔡清对《四书集注》的阐释和突破：蔡清在《四书蒙引》中对《集注》的内容进行了细化充实和辨析阐释，这种阐发一方面弥补了《四书大全》作为官学的不足，另一方面对后来的四书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高海波教授特别梳理了宋明理学中意志思想深化的过程，他首先在哲学层面上将“意志”和“意念”的概念区别开来。他指出，在朱子那里，无论是“意志”还是“意念”都是属于已发的范畴，朱子否认了未发时存在“意志”的作用，这从他对《大学》“正心”的诠释之中可以看出。高教授并且认为与朱子相比，王船山更加重视“意志”的作用，但是这种“意志”并不是终极的道德标准，最后还是要归到性理处。通过这个发展过程可以看出，王夫之深化了宋明理学家对意志的讨论，再往前一步就可以推导出先验的道德意志。邓庆平教授指出，黄榦对朱子提出的五行的两种次序即生之序与行之序一直心存疑问。黄幹经过与学生友人的不断讨论，最终形成了一个有别于朱子五行次序的新理解。李可心教授认为，顾宪成对朱子格物中的一草一木亦须格的倾向不以为然，并与学友高攀龙展开了辩论。但顾宪成对朱子格物说的理解，也有变化，李教授在文中也分析了这些变化。吴震教授对以上诸学者的报告进行了评议。
甲所第二会议室
29日上午，讨论会继续以分组会议的形式分别在甲二、甲三会议室召开。
第一组第一场会议以“朱子与北宋理学”为主题，由顾宏义教授主持，杨柱才教授评议，这场论文报告重点关注了周敦颐的《太极图》以及朱子的相关的解义。
唐文明教授从周敦颐的太极图出发，他认为太极图的第一层指涉的是太极本体，第二层是气化，第三层是形化，第四层指的是人道，也就是德化，第五层是德化后的可能世界，第五层的世界可能变好也可能变坏，这是以人道的方式来承接天道的结果，整个太极图的五层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义理系统。
傅锡洪教授从明道自家体贴出来的“天理”二字为线索来呈现周敦颐和二程之间学问的传承关系，二程虽然没有直接征引过“无极而太极”一语，但从“心普万物而无心”、“情顺万物而无情”等表述中可以看出二程继承和拓展了濂溪的思路，明道的“天理”二字恰好把自然和生生这两面包括在内，这实际上是对“无极而太极”内涵的高度概括。
陈睿超教授从朱子对于《太极图》的诠释角度切入，他认为朱子正是通过对《太极图》的创造性诠释，才能将二程的理学，邵雍的数学，张载的气学融为一炉，从而成为“理一元论”的易学哲学基础。
除此之外，李震教授分析了朱子对邵雍成卦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他认为朱子从自己的哲学观念出发对“一分为二”说进行了成卦式的解读，既澄清了邵雍易学的宗旨，也在朱子自己的易学建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胡荣明则梳理了宋代理学家对“舜不告而娶”的三种诠释向度。
第一组第二场会议以“朱子与南宋理学”为主题，由唐文明教授主持，殷慧教授评议，这场论文报告关注了朱子与其同时代学者的论学活动，从而辨析了他们思想之间的异同处及可能存在的相互影响。杨少涵教授通过十三经之中没有一个“真”字的角度来谈朱子之道、陆子之禅，朱雷教授则对朱陆的《太极图说》之辩进行再讨论；李丽珠教授从太极的概念出发比较朱子与张栻思想之间的异同，焦德明研究员则通过朱子在中和旧说时期的“敬”论来分析朱子与张栻在工夫论上的相互影响；肖芬芳教授则梳理了朱子与叶适之间的学术思想交涉和他们关于三代道统的争论。
甲所第三会议室
第二组第一场会议以“朱子学与明清儒学”为主题，由张志强教授、朱人求教授主持评议。陈壁生教授的文章认为在朱子的教化思想中，礼教与理教是互相配合的。大体上，教天子、士大夫，启发德性，学做圣人，用理教；而其教庶民，则损益经义、制为新法，是礼教。郭园兰教授则围绕朱熹对“克己”、“复礼”、“为仁”三者关系的观点进行了梳理，并分析了朱熹这种诠释的原因。秦晋楠教授以冯友兰先生对罗钦顺理气论的诠释为中心，指出冯先生对罗钦顺在理气论上对朱熹的批评，有早年、晚年两个版本的诠释。方遥教授探讨了李光地的六艺、格物之学，概括了李光地在音韵学、兵法、音乐、天文、历法方面的研究成果。申祖胜教授指出，吕留良有关《中庸》的诠释顺承了朱子的脉络，又针对俗学、异学提出了一些自己的主张。杜保瑞教授聚焦顾东桥捍卫朱子立场与阳明在大学诠释上的争论，认为双方的批评都有偏失之处。他还指出回归《大学》文本，朱子的解释是正解，阳明是创造性的哲学溢解。
第二组第二场会议以“道学•佛老•政治”为主题，由高海波教授主持，孙宝山教授评议。徐公喜教授指出，1194年朱熹作为侍讲，仅经46日被罢黜，其中有其特殊的四个方面的历史因素。这些因素，可以说也正是庆元党禁起因的反映。朱人求教授总结朱子的战争观，以合乎天理的战争为正义，不合乎天理的战争为非正义。朱子力主抗金，主张以王道对抗霸道，追求协和万邦，天下太平。李春颖教授指出，朱子对唐代至宋初从政治、经济、礼俗等外在角度及程朱从理论内部对佛家的批判都不完全满意，他的排佛思想重在批评佛学“弥近理而大乱真”之处。王琦教授聚焦朱熹《经筵讲义》中的帝学思想，指出朱熹紧扣《大学》三纲领，将帝王纳入了“天理”所规范的范围，要求帝王按照理学的标准修身，成就圣王功业。刘沁教授指出，朱熹体用观中的“体”有两种不同的含义：本质意义上的本体之体与形而下经验意义上的体段、体质之体。细致剖析了本质与存在之间的辩证统一和相互关系。孙宝山教授、杨立华教授分别对上述发言人的报告给出了点评与建议。
与会人员合影
分组会议讨论环节结束后，本次大会的闭幕式在甲二会议室举行。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教授对本次学术研讨会的论文报告情况进行总结，他首先肯定了本次研讨会的参会论文内容丰富、质量很高，总的来说，在四个方面特别突出：第一，在传统朱子学义理方面，这些研究在比较的视野之中进一步展开，尤其多篇论文都涉及到了对“道体”的理解，这反映了学术界的新动向，也是可以进一步加强完善的方面；第二，在四书学研究方面，学界之前较为关注《集注》和《或问》，这次则有对《论孟精义》的关注，还有对于四书图学的关注，这是一种新拓展；第三，在经典诠释方面，比较集中在周敦颐的《太极图》、《太极图说》、朱子的《太极解义》这几个文本上，不少学者都关注这个课题，对理学中的老问题进行了新的诠释和解读；第四，明清朱子学的研究逐渐得到重视并被凸显。学界以前较多关注的是朱子门人，现在则逐渐将眼光放在了明清朱子学的发展脉络上，这次会议的论文讨论到了蔡清、罗钦顺、魏校、吕留良、李光地等一大批明清朱子学者，相信未来明清朱子学的研究会有进一步发展。最后，陈来教授特别提到，这次朱子学会议的新生力量很可观，有很多年轻学者、女性学者加入到了朱子学研究的队伍中来，期待大家做出新的成绩！
责任编辑：近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