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枬森】杨祖陶教授著《回眸——从西南联大走来的60年》序
栏目：思想动态
发布时间：2011-03-02 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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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祖陶教授著《回眸——从西南联大走来的60年》序
作者：黄枬森
杨祖陶教授新著《回眸》即将出版，邀我作序，我不但答应了，而且感到很高兴、很愉快。我们虽然是60多年前的先后同学，又在一起作过哲学教师，但他的专业是西方哲学史，我的专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50年来又不在一地工作，接触不多，但他邀我作序，我怎么会感到高兴和愉快呢？我想这同我们几十年来的交往有关吧。
当1945年秋他进入西南联大哲学系学习时，我在三年级学习。1948年我在北京大学毕业后作研究生，1950年改为助教，他这时毕业后留作助教。这段时间，我们彼此虽然认识，但交往不多。1952年冬天我在人民大学进修时被调回北大作苏联专家助手，在新建的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工作，这是承担全校性理论课《马列主义基础》（实即《联共党史》课）的教学工作的机构，除任顾问的苏联专家鲍罗庭而外，郑昕教授任主任，成员有熊伟教授、张寄谦、杨祖陶和我。我们四人谁也没有系统讲过这门课程，只有我从人大带回一些资料和我的课堂记录。于是我们4人就采取集体备课的方式，各人准备好了自己的讲稿，经过讨论和修改，分头给全校各系开设了这门大家都很生疏的课程。祖陶是我们中间年龄最小的，但他特别认真，下工夫最大，效果颇佳。这次合作使我们有了更加密切的接触，使我对他有更深的了解，在我心目中形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青年学者的形象。一年以后，我被调回哲学系作苏联专家萨坡什尼可夫的助手，离开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但我们从此建立了比较亲密的友谊。他同肖静宁结婚后，我们两家都成了好朋友。
祖陶后来虽然被调去了武汉，但空间上的距离并未使我们的友谊疏远。我始终敬重这个少言寡语、踏踏实实的青年学者，我的孩子十分亲近她们的活泼开朗的肖阿姨。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不仅学术环境宽松了，人们的交往也频繁了。他们来北京时一定会来我家里坐坐，我们去武汉时也一定要去拜访他们，有一次我和刘苏去庐山开会，中间还在他们家里住了几天，受到他们的热情照顾与款待。但是，由于他不喜欢抛头露面，不善于表现自己，难以“实现自己的价值”，一直默默无闻，他在西方哲学史上的造诣达到了多高的水平，我也没有了解。
2001年我收到了他与人合作编译的《康德三大批判精粹》一书，使我眼前一亮，过去深藏不露的真功夫开始显露了。我对康德哲学虽然没有研究，但我过去曾一度崇尚过康德哲学，读研究生时选它为研究方向，“啃”过三大批判的原文和英译，深知其晦涩艰深的难度，现在摆在我眼前的《精粹》已近全文的一半，而且第一次全部从德文译出，我认为这是我国西方哲学史研究中的一次重大学术成就。同时我还想，既然一半已经出来，全译的出现不会太远了。果然，仅仅三年，“三大批判”的全译就开始先后出齐了。不过，当2004年我看到“三大批判”全译本齐崭崭摆在我眼前时，我一面惊叹于这个工程的艰巨和成就的巨大，一面又感到疑惑不解：《精粹》的第一编译者杨祖陶怎么在“三大批判”中变成了校者？对此，校者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译本序中作了解释，其过程是：译者写出初译稿，校者对初译稿进行大量非常细致的修改，“在初稿上用极小的字体校改得密密麻麻，几乎要把原文都淹没不见了”，然后译者再作最后的订正和定稿。但这种解释看似有理，我仍然认为难以理解。我不是翻译家，不熟谙翻译界的规矩，但我总觉得这个过程说明，这明明是两个译者的合作，哪里像一般译者与校者的关系呢？最近看了《回眸》中的一些文字，我对这个问题才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
看了《纯粹理性批判》中译本序后，我了解了《精粹》和“三大批判”的具体翻译过程，我认为《精粹》的署名是完全准确的，祖陶不仅是译者之一，而且是第一译者。“三大批判”原封不动地包括了《精粹》，也就是在《精粹》的基础上用完全相同的方法补上了《精粹》原来没有选译的一半，完成了“三大批判”的全译。两种书的翻译过程既然完全一样，为什么署名截然不同呢？如果《精粹》的署名是正确的，“三大批判”的署名应该与之相同；如果《精粹》的署名错了，“三大批判”的署名才正确，为什么不说明改动的理由呢？我认为改动毫无道理。
按照一般的理解，一本译作是译者完成翻译后交校者校正，不能说译者和校者合作翻译。而“三大批判”的“译者”和“校者”的关系自始至终是一个合译的过程。“三大批判”中译本是合作翻译的成果。不仅如此，从翻译过程、工作分量、作用大小来看，“校者”杨祖陶显然起了主要的作用。因此，我认为“三大批判”的署名未能反映翻译的真实过程。我还认为署名不仅是一种权利，而且是一种责任，是不能马虎从事的。最近我看到《回眸》后记中有“在合作翻译‘三大批判’的艰巨的主导工作中”的词句，我感到这个说法与我的想法不谋而合。
以上我谈了我在同祖陶的几十年交往过程中的一些想法，下面想谈几点我对《回眸》一书的几点认识。
首先，我认为此书足以说明祖陶能作为主要译者完成“三大批判”的翻译不是偶然的。完成三书的翻译虽然不是轰轰烈烈的、震古铄今的事业，但以其在西方哲学史的重要地位、分量和难度而言，堪称哲学翻译中的不朽贡献。经过百余年的努力，西方哲学史中的重要著作差不多都有了从原文译出的比较令人满意的中文译本，只有从德文译出的比较令人满意的“三大批判”的中文译本迟迟不能出现。这一憾事终于伴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在珞珈山上被完成了，这不但是译者的光荣，也是武汉大学的光荣。从祖陶的学术经历来看，正是他具备了完成这一重任的必要的充分的条件。一个是对西方哲学史，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思想内容的深刻理解，一个是对中文和外语，特别是德语的熟练掌握，再一个是超出名利网、甘坐冷板凳的“为真理而真理的理论精神”，这些条件是长达一个甲子的岁月里从西南联大开始，到北京大学，再到武汉大学阅读、讲解和钻研西方哲学史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和在风风雨雨、坡坡坎坎的艰苦生活中磨练出来的。在我看来，没有这种真功夫、真本领、真品格，是很难完成这个艰巨事业的。
其次，《回眸》不仅是祖陶一生求学为学的生动写照，而且是我国大学教育中学术传统形成、传承、发扬的一面镜子。《回眸》分为四部分，其中一、求学为学，二、译事回眸，四、论著举要，这三部分直接回忆了祖陶从1945年进入西南联大60多年以来在西南联大、北大和武大求学为学的过程及其成果。其内容主要涉及翻译和研究两方面。他具体地叙述了他在这两方面如何受到了哪些名师们的耳提面命的教导和耳濡目染的浸润，如何在风云变幻莫测、道路坎坷曲折的复杂环境中坚持自己的科学翻译和科学研究，而卓有成就。合译“三大批判”是他的翻译成果的代表，而一系列关于西方哲学史，特别是关于康德、黑格尔哲学思想的研究成果则是他的科研成果的代表。他为什么、怎样获得这些优异的成果，《回眸》都有令人信服的解说。不仅如此，通过他在学术上的成长与成熟，我们还可以看出，中国大学的学术传统是如何形成、传承、发扬的。
我在阅读《回眸》时注意有两个提法多次出现，一个是“务求其新，必得其真”；一个是“为学术而学术的理论精神和为自由而自由的实践精神”，前者可以说是他从事学术活动的“求新务真”的根本方法，后者可以说是他从事学术活动所追求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根本精神。在我看来，这正是中国自有现代大学100多年来在风风雨雨中逐渐形成的学术传统，这两个提法正好作了极好的概括。
在我看来，所谓大学，就是对关于世界（自然、社会和精神）的基本学科进行科学的学习、研究和发展的场所，大学的教研活动必须求新务真，新与真结合，缺一不可。这对于今天学术界不管真伪，一味求新的虚夸浮躁风气是一剂良药。这也是教师们倡导的为真理而真理的理论精神在学术工作中的运用。
为真理而真理、为科学而科学、为艺术而艺术等说法在过去是受到严厉批判的观点，曾被戴上资产阶级“白专道路”的帽子。改革开放以来有人提了，但像祖陶这样把它作为科学研究的根本精神提出来，确实少见。这足见祖陶的坚持真理的精神和敢说真话的勇气。在我看来，从根本上讲，除本能活动而外，人的活动总是有目的的，不存在为××而××的活动，但在一定条件下或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的活动常常出现这种迷恋的情况，特别是在一种创造性的活动中，很需要这种精神。一个人如果随时随处都在考虑自己的科学活动对自己有什么好处，能赚多少钱，碰到困难时就会考虑坚持下去值不值，更不会为之付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许多伟大的创造都不会产生了。历史上成就大创造、大事业者莫不具有这种执著、迷恋，甚至“疯狂”的精神。科学史、哲学史、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处处都闪烁着这种精神。
为自由而自由的实践精神对我是一个新观点。我认为不能把为自由而自由理解成追求绝对自由，人世间从来也没有过绝对自由这种东西。真正的自由不是无条件地“心想事成”，而是实践的成功，伟大实践的成功必须有科学观点的指导和百折不回的奋斗，这就是为自由而自由。显然它是同为真理而真理的理论精神完全一致的，可以说这种实践精神是这种理论精神在实践活动中的体现，也可以说这种理论精神是这种实践精神在理论活动中的体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我想这正是中国现代大学百多年来逐渐形成的宝贵的教育传统。
科学与民主是“五四运动”前后在中国兴起的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旗帜，这两面旗帜后来牢牢地树立在我国大学教育中，成为中国大学教育的共同传统。这两个口号最初是科学与人权，如果称之为科学与自由、科学与革命，我想其意义都是一致的。科学与民主的口号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起过引导作用。建国后中国大学教育的性质有所变化，但这两面旗帜并没有消解，而是改变了性质，并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如对学生教育要求又红又专，德才兼备，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等等。祖陶沐浴在此学术传统的阳光雨露中几十年，传承了这种传统，有所表达，有所发扬，是顺理成章的，尽管他关于这两种精神的思想直接来自他的西方哲学史的长期而深入的研究，对此，我下面再谈一点想法。
第三，此书表明作者关于理论精神与实践精神相结合的思想直接来自作者对西方传统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和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现代哲学的研究，这种精神是与马克思主义一致的。
在改革开放初期，他曾“首次大声疾呼要倡导得自古希腊哲学、在德国古典哲学得到典型发展、被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评价的‘为真理而真理的理论精神’和‘为自由而自由的实践精神’”。后来，他又进一步主张“要求从西方哲学引进中国传统哲学所缺乏而为中国现实所必需的两种精神：肇始于古希腊哲学而发扬于德国古典哲学的‘为真理而真理的理论精神’和贯穿于近现代西方哲学中以个体的独立性、主体性、能动性、自由意志为标志的‘为自由而自由的实践精神’”。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显然是这两种精神在中国传播的开始。由于俄国革命的影响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这两种精神的性质不能不带有马克思主义的因素。祖陶的学术风格主要成长于建国以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自然是很明显的。他自述从1952年至1956年在北大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工作“给我提供了一个学习、钻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机会，从而树立了没有黑格尔就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就不能深入理解黑格尔真谛的信念”。尽管祖陶的研究方向是德国古典哲学中康德黑格尔哲学，但他不像有些西方哲学史专家那样把自己锁在一个狭小的范围之内，不愿意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反，他也十分关注中国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状与将来，他在《21世纪中国哲学前景展望》中说：“21世纪我国哲学的发展前景将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将在传统的基础上和百家争鸣的过程中，产生出适应中国现实发展趋势的新形态和新成果，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将在自觉反映时代变革精神和百家争鸣的过程中实现自身内容和形式的革新，向着既超越中国哲学，又超越西方哲学的崭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前进。”他还进一步认为：“只有在鼓励最大限度的百家学术争鸣和在同百家的学术的争鸣过程中才能实现其对百家的‘指导作用’和在百家中的‘主体地位’，而当它在这样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辩证发展时，它也就真正实现了它应有的‘指导作用’和‘主体地位’。”这些语重心长的言词包含了对过去哲学状况的许多看法和对将来哲学的深切希望，对于这些没有充分地表述出来的思想，值得我们深入琢磨和推敲的思想，我想就用不着我来饶舌了。
(2010-06-09)
（黄枬森先生是著名哲学家、北京大学哲学系资深教授，此序载杨祖陶著：《回眸----从西南联大走来的60年》，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11月。）
作者：黄枬森
杨祖陶教授新著《回眸》即将出版，邀我作序，我不但答应了，而且感到很高兴、很愉快。我们虽然是60多年前的先后同学，又在一起作过哲学教师，但他的专业是西方哲学史，我的专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50年来又不在一地工作，接触不多，但他邀我作序，我怎么会感到高兴和愉快呢？我想这同我们几十年来的交往有关吧。
当1945年秋他进入西南联大哲学系学习时，我在三年级学习。1948年我在北京大学毕业后作研究生，1950年改为助教，他这时毕业后留作助教。这段时间，我们彼此虽然认识，但交往不多。1952年冬天我在人民大学进修时被调回北大作苏联专家助手，在新建的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工作，这是承担全校性理论课《马列主义基础》（实即《联共党史》课）的教学工作的机构，除任顾问的苏联专家鲍罗庭而外，郑昕教授任主任，成员有熊伟教授、张寄谦、杨祖陶和我。我们四人谁也没有系统讲过这门课程，只有我从人大带回一些资料和我的课堂记录。于是我们4人就采取集体备课的方式，各人准备好了自己的讲稿，经过讨论和修改，分头给全校各系开设了这门大家都很生疏的课程。祖陶是我们中间年龄最小的，但他特别认真，下工夫最大，效果颇佳。这次合作使我们有了更加密切的接触，使我对他有更深的了解，在我心目中形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青年学者的形象。一年以后，我被调回哲学系作苏联专家萨坡什尼可夫的助手，离开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但我们从此建立了比较亲密的友谊。他同肖静宁结婚后，我们两家都成了好朋友。
祖陶后来虽然被调去了武汉，但空间上的距离并未使我们的友谊疏远。我始终敬重这个少言寡语、踏踏实实的青年学者，我的孩子十分亲近她们的活泼开朗的肖阿姨。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不仅学术环境宽松了，人们的交往也频繁了。他们来北京时一定会来我家里坐坐，我们去武汉时也一定要去拜访他们，有一次我和刘苏去庐山开会，中间还在他们家里住了几天，受到他们的热情照顾与款待。但是，由于他不喜欢抛头露面，不善于表现自己，难以“实现自己的价值”，一直默默无闻，他在西方哲学史上的造诣达到了多高的水平，我也没有了解。
2001年我收到了他与人合作编译的《康德三大批判精粹》一书，使我眼前一亮，过去深藏不露的真功夫开始显露了。我对康德哲学虽然没有研究，但我过去曾一度崇尚过康德哲学，读研究生时选它为研究方向，“啃”过三大批判的原文和英译，深知其晦涩艰深的难度，现在摆在我眼前的《精粹》已近全文的一半，而且第一次全部从德文译出，我认为这是我国西方哲学史研究中的一次重大学术成就。同时我还想，既然一半已经出来，全译的出现不会太远了。果然，仅仅三年，“三大批判”的全译就开始先后出齐了。不过，当2004年我看到“三大批判”全译本齐崭崭摆在我眼前时，我一面惊叹于这个工程的艰巨和成就的巨大，一面又感到疑惑不解：《精粹》的第一编译者杨祖陶怎么在“三大批判”中变成了校者？对此，校者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译本序中作了解释，其过程是：译者写出初译稿，校者对初译稿进行大量非常细致的修改，“在初稿上用极小的字体校改得密密麻麻，几乎要把原文都淹没不见了”，然后译者再作最后的订正和定稿。但这种解释看似有理，我仍然认为难以理解。我不是翻译家，不熟谙翻译界的规矩，但我总觉得这个过程说明，这明明是两个译者的合作，哪里像一般译者与校者的关系呢？最近看了《回眸》中的一些文字，我对这个问题才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
看了《纯粹理性批判》中译本序后，我了解了《精粹》和“三大批判”的具体翻译过程，我认为《精粹》的署名是完全准确的，祖陶不仅是译者之一，而且是第一译者。“三大批判”原封不动地包括了《精粹》，也就是在《精粹》的基础上用完全相同的方法补上了《精粹》原来没有选译的一半，完成了“三大批判”的全译。两种书的翻译过程既然完全一样，为什么署名截然不同呢？如果《精粹》的署名是正确的，“三大批判”的署名应该与之相同；如果《精粹》的署名错了，“三大批判”的署名才正确，为什么不说明改动的理由呢？我认为改动毫无道理。
按照一般的理解，一本译作是译者完成翻译后交校者校正，不能说译者和校者合作翻译。而“三大批判”的“译者”和“校者”的关系自始至终是一个合译的过程。“三大批判”中译本是合作翻译的成果。不仅如此，从翻译过程、工作分量、作用大小来看，“校者”杨祖陶显然起了主要的作用。因此，我认为“三大批判”的署名未能反映翻译的真实过程。我还认为署名不仅是一种权利，而且是一种责任，是不能马虎从事的。最近我看到《回眸》后记中有“在合作翻译‘三大批判’的艰巨的主导工作中”的词句，我感到这个说法与我的想法不谋而合。
以上我谈了我在同祖陶的几十年交往过程中的一些想法，下面想谈几点我对《回眸》一书的几点认识。
首先，我认为此书足以说明祖陶能作为主要译者完成“三大批判”的翻译不是偶然的。完成三书的翻译虽然不是轰轰烈烈的、震古铄今的事业，但以其在西方哲学史的重要地位、分量和难度而言，堪称哲学翻译中的不朽贡献。经过百余年的努力，西方哲学史中的重要著作差不多都有了从原文译出的比较令人满意的中文译本，只有从德文译出的比较令人满意的“三大批判”的中文译本迟迟不能出现。这一憾事终于伴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在珞珈山上被完成了，这不但是译者的光荣，也是武汉大学的光荣。从祖陶的学术经历来看，正是他具备了完成这一重任的必要的充分的条件。一个是对西方哲学史，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思想内容的深刻理解，一个是对中文和外语，特别是德语的熟练掌握，再一个是超出名利网、甘坐冷板凳的“为真理而真理的理论精神”，这些条件是长达一个甲子的岁月里从西南联大开始，到北京大学，再到武汉大学阅读、讲解和钻研西方哲学史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和在风风雨雨、坡坡坎坎的艰苦生活中磨练出来的。在我看来，没有这种真功夫、真本领、真品格，是很难完成这个艰巨事业的。
其次，《回眸》不仅是祖陶一生求学为学的生动写照，而且是我国大学教育中学术传统形成、传承、发扬的一面镜子。《回眸》分为四部分，其中一、求学为学，二、译事回眸，四、论著举要，这三部分直接回忆了祖陶从1945年进入西南联大60多年以来在西南联大、北大和武大求学为学的过程及其成果。其内容主要涉及翻译和研究两方面。他具体地叙述了他在这两方面如何受到了哪些名师们的耳提面命的教导和耳濡目染的浸润，如何在风云变幻莫测、道路坎坷曲折的复杂环境中坚持自己的科学翻译和科学研究，而卓有成就。合译“三大批判”是他的翻译成果的代表，而一系列关于西方哲学史，特别是关于康德、黑格尔哲学思想的研究成果则是他的科研成果的代表。他为什么、怎样获得这些优异的成果，《回眸》都有令人信服的解说。不仅如此，通过他在学术上的成长与成熟，我们还可以看出，中国大学的学术传统是如何形成、传承、发扬的。
我在阅读《回眸》时注意有两个提法多次出现，一个是“务求其新，必得其真”；一个是“为学术而学术的理论精神和为自由而自由的实践精神”，前者可以说是他从事学术活动的“求新务真”的根本方法，后者可以说是他从事学术活动所追求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根本精神。在我看来，这正是中国自有现代大学100多年来在风风雨雨中逐渐形成的学术传统，这两个提法正好作了极好的概括。
在我看来，所谓大学，就是对关于世界（自然、社会和精神）的基本学科进行科学的学习、研究和发展的场所，大学的教研活动必须求新务真，新与真结合，缺一不可。这对于今天学术界不管真伪，一味求新的虚夸浮躁风气是一剂良药。这也是教师们倡导的为真理而真理的理论精神在学术工作中的运用。
为真理而真理、为科学而科学、为艺术而艺术等说法在过去是受到严厉批判的观点，曾被戴上资产阶级“白专道路”的帽子。改革开放以来有人提了，但像祖陶这样把它作为科学研究的根本精神提出来，确实少见。这足见祖陶的坚持真理的精神和敢说真话的勇气。在我看来，从根本上讲，除本能活动而外，人的活动总是有目的的，不存在为××而××的活动，但在一定条件下或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的活动常常出现这种迷恋的情况，特别是在一种创造性的活动中，很需要这种精神。一个人如果随时随处都在考虑自己的科学活动对自己有什么好处，能赚多少钱，碰到困难时就会考虑坚持下去值不值，更不会为之付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许多伟大的创造都不会产生了。历史上成就大创造、大事业者莫不具有这种执著、迷恋，甚至“疯狂”的精神。科学史、哲学史、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处处都闪烁着这种精神。
为自由而自由的实践精神对我是一个新观点。我认为不能把为自由而自由理解成追求绝对自由，人世间从来也没有过绝对自由这种东西。真正的自由不是无条件地“心想事成”，而是实践的成功，伟大实践的成功必须有科学观点的指导和百折不回的奋斗，这就是为自由而自由。显然它是同为真理而真理的理论精神完全一致的，可以说这种实践精神是这种理论精神在实践活动中的体现，也可以说这种理论精神是这种实践精神在理论活动中的体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我想这正是中国现代大学百多年来逐渐形成的宝贵的教育传统。
科学与民主是“五四运动”前后在中国兴起的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旗帜，这两面旗帜后来牢牢地树立在我国大学教育中，成为中国大学教育的共同传统。这两个口号最初是科学与人权，如果称之为科学与自由、科学与革命，我想其意义都是一致的。科学与民主的口号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起过引导作用。建国后中国大学教育的性质有所变化，但这两面旗帜并没有消解，而是改变了性质，并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如对学生教育要求又红又专，德才兼备，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等等。祖陶沐浴在此学术传统的阳光雨露中几十年，传承了这种传统，有所表达，有所发扬，是顺理成章的，尽管他关于这两种精神的思想直接来自他的西方哲学史的长期而深入的研究，对此，我下面再谈一点想法。
第三，此书表明作者关于理论精神与实践精神相结合的思想直接来自作者对西方传统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和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现代哲学的研究，这种精神是与马克思主义一致的。
在改革开放初期，他曾“首次大声疾呼要倡导得自古希腊哲学、在德国古典哲学得到典型发展、被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评价的‘为真理而真理的理论精神’和‘为自由而自由的实践精神’”。后来，他又进一步主张“要求从西方哲学引进中国传统哲学所缺乏而为中国现实所必需的两种精神：肇始于古希腊哲学而发扬于德国古典哲学的‘为真理而真理的理论精神’和贯穿于近现代西方哲学中以个体的独立性、主体性、能动性、自由意志为标志的‘为自由而自由的实践精神’”。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显然是这两种精神在中国传播的开始。由于俄国革命的影响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这两种精神的性质不能不带有马克思主义的因素。祖陶的学术风格主要成长于建国以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自然是很明显的。他自述从1952年至1956年在北大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工作“给我提供了一个学习、钻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机会，从而树立了没有黑格尔就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就不能深入理解黑格尔真谛的信念”。尽管祖陶的研究方向是德国古典哲学中康德黑格尔哲学，但他不像有些西方哲学史专家那样把自己锁在一个狭小的范围之内，不愿意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反，他也十分关注中国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状与将来，他在《21世纪中国哲学前景展望》中说：“21世纪我国哲学的发展前景将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将在传统的基础上和百家争鸣的过程中，产生出适应中国现实发展趋势的新形态和新成果，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将在自觉反映时代变革精神和百家争鸣的过程中实现自身内容和形式的革新，向着既超越中国哲学，又超越西方哲学的崭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前进。”他还进一步认为：“只有在鼓励最大限度的百家学术争鸣和在同百家的学术的争鸣过程中才能实现其对百家的‘指导作用’和在百家中的‘主体地位’，而当它在这样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辩证发展时，它也就真正实现了它应有的‘指导作用’和‘主体地位’。”这些语重心长的言词包含了对过去哲学状况的许多看法和对将来哲学的深切希望，对于这些没有充分地表述出来的思想，值得我们深入琢磨和推敲的思想，我想就用不着我来饶舌了。
(2010-06-09)
（黄枬森先生是著名哲学家、北京大学哲学系资深教授，此序载杨祖陶著：《回眸----从西南联大走来的60年》，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