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仁者寿”
作者：封宗霖 刘兴家 陈淑珍 
来源：作者赐稿



【内容摘要】“仁者寿”是孔子的生命伦理观，本文从四个方面进行论证。一是仁者具有博大深厚的仁德，如此则使仁者处世和善、人际关系良好，从而以德润身，促成心广体胖。二是仁者具有崇高、文静的乐观精神，仁者时时心情舒畅，如此则有通经活络之效、延年益寿之用。三是仁者有涵养、心性宁静得风雨不动沉稳如山，如此则使仁者心脏搏动稳定、呼吸匀细深长、身体一直处于最佳生命状态，因而延缓了衰老。四是仁者重养生，着力实行养生理论，这与长寿更有直接关联。


【关键词】　泛爱众；克己复礼；仁者乐；仁者静；仁者寿

 

“仁者寿”是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的生命伦理观。仁者为什么能长寿呢？原因有四：一曰仁者仁，二曰仁者乐，三曰仁者静，四曰仁者重养生。对其中的道理，试加论述。


一、仁者仁


“仁”是孔子伦理观念的核心概念。那么，什么叫“仁”呢？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1]（《颜渊》第22章）“仁者爱人”这一人道主义观念的提出，是对直系血统伦理制度的冲击，其进步性表现在使“亲亲”兼容“亲民”。所以“爱人”还有个名称，叫“汎爱众”[1]（《学而》第6章）。“汎”同“泛”。“泛爱众”说的是博爱众人。《弟子规》[2]对“泛爱众”的解释是：“凡是人，皆须爱，天同覆，地同载”。意思是：只要是人，就是同类，不分族群、人种、宗教信仰，皆须相亲相爱。同是天地所生万物滋长的，应该不分你我，互助合作，才能维持这个共生共荣的生命共同体。再进一步解释，就是仁者爱家人、爱乡亲、爱国人、爱天下人，乃至爱万物，都如爱自己一样。例如“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1]（《公治长》第26章），就是仁者泛爱众人的表现。再如“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1]（《述而》第27章），就是仁者泛爱万物的表现。


仁者泛爱众，不是善恶不分。孔子明确指出要坚定地施行“庆赏以劝善，刑罚以惩恶”[3]的公正措施。


关于“劝善”，孔子主张对民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1]（《为政》第3章），这样用仁德以感化，用礼教以整顿，二者相辅相成，民就有愧耻而不犯礼，而且能自修而向善了。


关于“惩恶”，孔子引《书》云：“义刑义杀，勿庸以即汝心，惟曰未有慎事。”[4]（《始诛第二》）其意是说必须先教育，而后才能用刑罚。怎样用刑罚，孔子的行动是“为鲁司寇，断狱屯屯，与众共之，不敢自专，是死者不恨，生者不怨”。[5]


由此可见仁者泛爱众的博大胸怀，在奖罚严明中，都贯通着无边的仁爱。


孔子还有一句名言，就是“克己复礼为仁”[1]（《颜渊》第1章）。对这句话释义如下：


“克己”就是约束自己的视听言动，战胜自己的嗜欲。为什么要这样？孔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1]（《里仁》第12章）还说：“枨也欲，焉得刚？”[1]（《公冶长》第11章）。深味这两句话，得到的感悟是：克己才能达到无私无欲。无私无欲，才能刚正不阿，才能不受外物干扰，才能把生死看开。到了这种心情一直平静的境界，才能没有烦恼、没有忧愁，才能“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1]（《颜渊》第2章），才能“泛爱众”。可见“克己”是成为“仁”的基础，此修养的关键在于内在自觉性。


“复礼”就是使自己的视听言动回复到符合“礼”的要求。


中国被称为“礼仪”之邦，“礼”的内涵就是：恭、俭、庄、敬。


“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1]（《八佾》第19章），对父母要“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1](《为政》第5章)，“不知礼，无以立也”[1]（《尧曰》第3章），“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1]（《学而》第12章）。从以上所引，可以看到“礼”是保持当时社会秩序不乱的纲常伦纪，也是约束当时社会各阶层成员言行的道德规范。“礼”的功能是节制，所谓讲礼，就是要以礼待人，对别人要以礼相见，彬彬有礼。


一旦一个人的视、听、言、动都回复到符合“礼”的要求，那么，他的个人道德就达到了规范，人人都能如此，社会就达到了规范。到了这种境界，人人必然是时时处处都想着他人、想着社会的人。可见“复礼”是成为“仁”的标准，强调要想成为“仁”，必须受“礼”的客观约束。


孔子赞赏西周以来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宗法等级制度，却又声称“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1]（《泰伯》第2章）。孔子肯定西周以来的宗法血缘传统，其弟子却又强调“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1]（《学而》第2章）。这是因为“笃于亲”和“孝弟”本身就有爱人之意，是最基本的“仁”。若没有这些，自然也就谈不上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种种伦理关系的规范。所以，孔子认为“仁”是“礼”的前提，没有“仁”，“礼”也就失去了意义。


总看“克已复礼为仁”，就是着眼于“礼”，立足于“仁”，就是把对“礼”的遵守，看作是对“仁”的追求。这样把“礼”和“仁”有机地结合起来，就是以“礼”的标准行“仁”，以“仁”的自觉性复“礼”。只有如此，才能使“仁”的泛爱众心愿和“礼”的行为规范相得益彰，都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孔子把“忠恕之道”当作“为仁之方”。孔子要求仁者应在两个方面鞠躬尽瘁。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卫灵公》第24章）著名的“为仁”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出自这段话。这是孔子“忠恕之道”的内容之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第一层意思是自己不愿承受的事，也不要别人承受。例如我不愿别人凌辱我，我也不凌辱别人。第二层意思是己之所欲，就施之于人。例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6]（《梁惠王上》）。甚至于只要有利于别人，把自己的物品都献出来，也都心甘情愿。例如子路在表述自己的心志时说：“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1]（《公冶长》第26章）。这可称之为“尽己为人”。第三层意思是自己认为快乐、幸福的东西，也不能强加于人。要考虑的是己之所欲，未必是人之所欲，应当尊重别人的独立人格和精神自由，提倡自己按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也让别人按别人的生活方式生活。把以上三层意思都包含进去，就叫“推己及人”。如果人人都具备“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的品德，凡事都能为别人着想，对人都能同情和理解，都能不强人所为、不夺人所爱，社会就不会有暴戾之气，就会和谐相处了。这是第一方面要鞠躬尽瘁的，是从消极方面讲的。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1]（《雍也》第30章）著名的“为仁”原则“自立立人、自达达人”就出自这段话。这是孔子“忠恕之道”的内容之二。意思是己欲立身、进达，还要使周围的人立身、进达。相对而言，“自立”与“自达”都不容易，而要“立人”与“达人”就更难了。仁者的态度是再难也要“两立”、“两达”，因为仁者不仅要独善其身，还要兼善天下。这是第二方面要鞠躬尽瘁的，是从积极方面讲的。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仁者的仁德饱和着善良、慈悲和宽容，是多么博大深厚，堪称“德侔天地”、“大爱无边”！


二、仁者乐


“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7]这段话是论“知者”和“仁者”的性理的。本文只谈“仁者乐”和“仁者静”的性理促成“仁者寿”。


“仁者乐，山”的意思是：仁者快乐之性，就像山一样高大、沉稳、厚重、丰美。


为什么这样说呢？细述如下：


“孔子曰：‘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晏乐，损矣。’”[1]（《季氏》第5章）这段话从总体上把人间的快乐分为有益和有害两类，有明确的价值取向，可谓界定清晰、旗帜鲜明。仁者唾弃的是那种恃尊自恣、出入不节、沉溺于宴饮的自损于身心的快乐，仁者追求的是那种建筑在仁德之上的促和谐、利团结、助上进的于身心有益的快乐。所以，仁者的这种喜乐观，能使仁者得道多助并且与日俱增，其品第超出寻常，就像横空出世的大山一样高大。


下面分述仁者追求的三种有益的快乐：


仁者追求的第一种快乐是“乐节礼乐”。“礼乐”的“礼”，就是“克己复礼”的“礼”，“礼乐”的“乐”，也并不只是声乐器乐，和“礼”一样，也是一种文化精神，用来调谐人们的关系，促使不同等级人们之间的相互融洽，让人时刻处于赏心乐事之境界。“礼乐”是推行道德教化的头等大事，孔子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8]（《修文》）可见“礼乐”的重大社会作用。


“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1]（《泰伯》第2章）这段话列举的“恭、慎、勇、直”都是人的美德，如果不受“礼”的节制，尚且会偏激而成了毛病，更何况一般的言行举止呢！


俗话说“不依规矩，不能成方圆”，这正是以成器为喻，阐明受准绳节制是必不可少的。还有“党有党纪、国有国法、厂有厂戒、校有校规”，这些都是现代社会习以为常的事实。如果不是这样，物何以成器？如果不是这样，国家、社会将成什么样子？这些不都映衬出“仁者节礼乐”的必要性吗？


“节礼乐”很必要，有很多益处，但是人们凡所动作皆得受礼乐的节制，这不是太不随便太不自由了吗？有什么快乐可言呢？但仁者却以此为乐，可见仁者的快乐不是那种放荡不羁、纵欲无度、低级趣味的快乐，而是一种高尚纯洁、优雅文明、适中得体的快乐。这种快乐有它独到的文静性，它不像洪水那样咆哮澎湃，正像嵯峨耸立的群山那样磅礴沉稳。


仁者追求的第二种快乐是“乐道人之善”。这是说当仁者看到别人的优点或善行义举时，就欣赏赞叹，就“扬善公庭”。因为仁者懂得“道人善，即是善”，这既能使双方共同形成良好的品德修养，又能激励别人更加勉力行善。这样就会使善行更加拓展和提升。“乐道人之善”是中国文化传统特有的一点，虽然很难做到，但这是必要的修养。


仁者也有看到别人的过错甚至恶行的时候，对此，仁者绝不持厌恶、躲避的态度。一方面是以之为镜借以自省，另一方面是向不贤者规过。仁者明白，如果对过错不能规劝，双方的品德都会有缺陷。仁者采取的方法是“规过私室”，这样注意规过的场合和方式，就能有效地规过。


但是，一些恶毒之人却与仁者恰恰相反，他们无视别人的善行，却以己之长比人之短，专觅别人的短处，并以“道人之恶”为乐。他们嫉贤妒能，绝不容许别人超过自己，如果别人超过自己，他们就怒火中烧，因而飞短流长，对别人进行诬蔑攻击而不择手段。他们为了抬高自己，对于与己相平的人也绝不手软，总是借别人灾祸之机，揭示别人的缺陷，张扬别人的隐私，不惜捕风捉影、无中生有。他们为了自我突显，彻底消除竞争对手，甚至对弱于己者，也要乘人之危、趁火打劫、落井下石，必欲置人于死地而后快。


从“乐道人之善”与“乐道人之恶”鲜明而又强烈的对比中，我们能够看出“乐道人之善”的品德是多么光明正大，这种与人为善的敦厚性不正像崇山峻岭那样厚重吗？


仁者追求的第三种快乐是“乐多贤友”。“贤友”就是“友直、友谅、友多闻”[1]（《季氏》第4章）。


多得贤人以为朋友，通过“劝善规过”，能排除堵塞和蒙蔽，得以完善品德、增益修养、提高才干，从而使双方都快乐。孔子说：“与善人居，如入兰芷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则与之化。”[8]（《杂言》）这句话讲的就是“交贤友，久而自芳”的道理。


中国有句古话：“人生得一知己，死而无憾”。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他认为要使社会安定祥和就要靠仁德教化，因为这样才能使人们思想纯正。而当时做学问从事教育的人没权没势，是很穷苦的，难免一生寂寞。可能一辈子没有人了解，甚至连父母、妻子都不一定是知己。所以，能得一知己，就死而无憾了。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尽管求友如此艰难，孔子却“乐多贤友”，一个“多”字，就道出了孔子乐观气势之雄伟，只有那万山翠遍之丰美才能与之比拟了。


《论语》开篇第二句话就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充分表明了孔子确实是位“乐多贤友”的真情主义者。


明确了“仁者乐”的内涵之后，还要弄清楚仁者为什么这样快乐。本文第一部分讲的“仁者仁”，就是根基，在此基础之上，才产生了仁者的远大追求。他们“仁以为己任”而深感“任重而道远”[1]（《泰伯》第7章）。为此，他们就“为之不厌，诲人不倦”[1]（《述而》第34章）。为此，他们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1]（《述而》第19章）。可想而知，忘了人是必须吃饭的那种人，忘了必然有衰老威胁的那种人，自然会忘了一切烦忧而只有无限的快乐了。


三、仁者静


“仁者静”，不是避开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诸如通过静坐、调息等特殊的人为安排，获得孤立隔绝的状态，来实现“心灵的安宁”；而是要立足于日常生活，在世事纷繁多变之中豁然不惊，用理智驾驭感情，以平和调整心态，做到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找到平静并保持平静。仁者，贫困，不改沉毅之操守；通达，不趾高气扬。其“心如止水”的状态，有三种类型：


第一、心神庄重。


心神庄重并不是靠板起面孔来完成的。要自尊、自爱、自信，要仁而威、惠而信，要通过自身的奋发努力，使自己有作为、有价值、有成就。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 [1]（《学而》第8章）孔子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他的学问、仁德，使他的弟子们赞叹为“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1]（《子罕》第11章）。虽然孔子很温和，充满感情，很容易亲近，常说笑话，但是他庄严不可亵渎，令人敬畏。“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1]（《述而》第38章），就是孔子心神庄重的体现。


心神庄重也可以在日常生活小节中表现出来。“子曰：‘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不忮不求，何用不臧?”’”[1](《子罕》第27章)这是孔子夸子路心神庄重与常人迥异。心神庄重不靠衣饰华美，全凭内心修养。只有一生一世“不忮不求”，才能不轻浮，才能永葆心神庄重。


脾气暴戾虽然也板着面孔，但算不上心神庄重。试想那种动辄火冒三丈、怒不可遏者，立时会面色苍白、喉干口燥、心跳加快、血压升高、手脚发颤；那种动辄怒目切齿、暴跳如雷者，瞬间就面红耳赤、青筋凸起、七窍生烟、气喘吁吁。这种种表现与心神庄重毫无关联，只能称之为骄横，骄横除了无端失态、于事无补之外，还会因气得了病、罪苦无人替。所以要“泰而不骄”[1]（《子路》第26章）。


第二、心志坚定。


孔子生活在春秋晚期，他面对当时“礼崩乐坏”、战乱频仍的严酷状况，提出了恢复“礼治”的主张。他周游列国，反对苛政和战乱，苦劝诸侯“举贤才”、“节用”和“使民以时”。但是，他到处碰壁。他受尽颠沛流离之苦，却从不动摇。孔子晚年，又编订了《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种经典，可以说，他毕生都在尽力救世。“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1](《子罕》第26章)，用这句话来诠释孔子的心志坚定，可谓无比贴切。


孔子曾被隐者讥笑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者”[1](《宪问》第38章)。其实，这句话正可作为对孔子的赞语，因为孔子的心理不是隐者所能够揣度的。孔子的心理就是“尽人事，应天命”，即心志既定，就必须竭尽全力去做，毋庸顾及成败；纵然不能挽狂澜于既倒，也不能因此而放弃自己应尽的责任。这种心理才算真正的心志坚定。


“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实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9]这个故事说，对于“圣人”的称号，孔子不敢当，却乐呵呵地自认是“丧家之狗”。对于孔子的这种心态，应该这样评说：纵观孔子的救世行动，没有豪言壮语，既不张扬，更没有想过什么头衔桂冠，只在于把握自我，保持孜孜实干。对他来说，千难万险无所惧，一无所获又何妨？孔子的这种谦恭、豁达、淡定的心态，能够使他更有担当，能够使他做的更好。这种心态是心志坚定更深层次的呈现。


第三、心态从容。


心态从容的人，神泰意舒，做事认真谨慎、镇静沉着、成竹在胸、不急不躁、轻重分明、先后有序。他们在做事之前，对事情不但不轻视，相反的还要从“难”的方面特别重视。对事情的各个方面都要周密考察、深入分析，进而针对具体情况有的放矢地去应对，而不“暴虎冯河”鲁莽蛮干。这样“临事而惧”、“好谋而成”才能顺天应时，取得“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从容效果。


“子畏于匡”[1]（《子罕》第5章），是孔子一生中遭遇的几件险事之一。当时匡人以兵围孔子，事态很严重、很危险。一个“畏”字，表明很多弟子被吓得惊慌失措。在这种危难情况下，孔子一不祷告求神，二不无视后果地去激化矛盾，而是脸色不变，毫不在乎，仍然弦歌不辍[10]。他慰勉弟子：“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结果他就是以他的宁静、从容和自信精神，把危难解除了。从中可以看出，从容不仅反映了一个人的气度、修养和睿智明达，而且也是一种镇慑强敌的刚毅和浩然之气。


细看上述三种状态，从所引述的孔子及其门人的那些言行资料中，我们还能深切体味到“仁者静”是以仁德为底里的。再联想孔子的“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1]（《里仁》第五章）这句话，就更能令人明晰地领悟到“仁者静”这一重要特征。“仁者静”只因为具备了仁德的深厚蕴涵，所以才能以不变应万变，才能保持自己的生活节奏，才能永远获得内心的安宁与快乐。


四、仁者重养生


孔子在恪守礼的规定、严格按等级制原则行事的同时，又对生命充满关爱，非常珍视生命的价值。为了赢得更多的行仁时间，他把敬身安体看得比礼仪的规定更加重要。孔子精于养生之道，有完备的养生理论。他的养生理论是：


“将身有节，动静以义，喜怒以时，无害其性。”[4]（《五仪解第七》）


对孔子的养生理论，论述如下：


第一、将身有节。


将身有节，说的是养生要有节制，主要内容包括生活起居要有规律，饮食要有节制，安逸和劳碌都不能过度。在这方面孔子是身体力行的。如《论语•乡党》所记：


①“当暑，袗絺绤，必表而出之。……亵裘长，短右袂。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狐貉之厚以居。”


②“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唯酒无量，不及乱。……不撤姜食，不多食。”


③“食不语，寝不言。”


④“寝不尸，居不客。”


⑤“升车，必正立，执绥。车中，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


上述所引，虽是论及斋祭饮食居处之事及衣服之礼，却都适于平时饮食寝处，是有益于健康的，而且符合科学道理。兹略作评点：


（一）关于穿衣


古人云：“天人相应，乃养生之大法也”。意思是人只有适应自然环境的变化，才能健康长寿。一年之中，人要顺四时而调寒温，才能避免疾病。衣服是人们抵御外来疾病侵袭和保持清洁卫生的外围防线，制作衣服的主旨是防止外伤和防暑保暖，原则是轻、柔、宽、可。穿着要整洁、舒适，切忌紧裹身体。古人认为“衣取适体，即养生之妙药”。对照这些标准，孔子是得益于“衣着有节”的。


（二）关于饮食


中医认为饮食不洁不鲜、不定时、暴食偏食，都可能引起疾病。“按时节量”是饮食养生的原则之一，这既是一种自然生理节律的需求，也可以使肠胃作息适度，使免疫力增强。一般来说，“按时”易行，“节量”难控，所以要特别注意“节量”。“节量”的基本精神是不暴食暴饮，“饭吃七八分饱”。最新科学研究证实：细胞死亡是衰老的主要因素，而轻微的饿感会激发体内潜能，减缓细胞衰亡；严格控制卡路里的摄取量，可明显降低患糖尿病、心脏病、脑中风等疾病的危险性。


姜的主要成分是姜油酮等芳香性挥发油脂，有加速血液循环和解表散寒的作用。谚语云“朝食三片姜，胜似人参汤”。


酒是柄双刃剑。少量饮酒是健康之友，因为这样可以扩张血管，促进血液循环；多量饮酒则是罪魁祸首，因为这样会使人发胖还会伤肝，导致心血管疾病发作。


对照这些标准，孔子是得益于“餐饮有节”的。


（三）关于寝处起居的良好习惯


古代《睡诀》谈的“睡侧而屈”，其意是卧姿以双腿微弯向右侧卧为最适宜。这样的睡姿，全身可自然放松，心脏不致受压，便于血液流向右侧，能帮助胃中食物向十二指肠方向推动，防止胃食管返流。还可以避免舌根下坠，阻塞呼吸。所以孔子说的“寝不尸”，是对卧姿的节制，是有益于健康的。至于本部分所引用的③、⑤两则，也都是有节制的生活习惯，由于道理显然，就不赘述了。


第二、动静以义。


“动静以义”的意思是仁者根据“义”，该动则动，该静则静，一切动静都以“义”为准绳。


“义”就是合宜、合理、合情、公允、正义。它和“仁”、“礼”、“智”、“信”并列，合称为“五常”，是儒家推崇的重大伦理道德。


《论语》中多处论及“义”。这里需要着重论述的是“见义勇为”[1]（《为政》第24章）和“见得思义”[1]（《子张》第1章）。


“见义勇为”的意思是看到正义的事就挺身而出，这就是勇敢，不如此就是怯懦，所以“见义勇为”属于“动则以义”。例如仗义执言、仗义疏财、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等等。“见得思义”的意思是强调对于“得”，应该冷静，应思义然后取，千万不能见“得”忘义、轻率行动，所以“见得思义”属于“静则以义”。例如“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1]（《述而》第16章）、“不得分外之财，不取分外之利”，等等。可见“动静以义”能醇化道德风尚，永葆社会安定祥和，因而能够使人免遭横祸，确保颐养天年。


而那些不“动静以义”的人，就会因为过于贪婪而攫取不止，就会为非作歹、犯法作乱，因而刑罚和战乱之械斗，就会使他们非命夭亡。


第三、喜怒以时。


“喜怒以时”的意思是“喜”和“怒”都要恰合时宜。如“闻过则喜”就是“喜得时宜”； “幸灾乐祸”就是“乐不得时宜”。再如“若不可教，而后怒之”[11]，就是“怒得时宜”；“一朝之忿，妄其身，以及其亲” [1]（《颜渊》第21章），就是“怒不得时宜”。总之，不能喜怒无常。


“喜怒以时”，不但饱含着诚恳和关爱而且充满着愉悦和满足，能够养德养身，有延年益寿之效。“喜怒不以时”，喜则为所欲为，怒则不顾一切，不但自身堕落沉沦而且还会给社会带来祸患，必当死而非其命！


第四、无害其性。


“无害其性”，意思是说人的天生本性没有受到伤害。“性”是人所禀承，先天的仁善。只是由于人在成长过程中，后天的教育和环境不同，“性”就产生了变异。若常处于善的教育和环境中，“性”则升，就会成为仁者；若常处于恶的教育和环境中，“性”则坠，就会成为恶人。这就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可见区分善恶、抵制诱惑非常重要。


那些抵不住诱惑而被伤害了本性的恶人，就会生活无节制，就会“喜怒不以时”，就会扰乱国家、成为强盗，因而不是疾病共杀之，就是刑罚、兵器共杀之，结果是不得享受天年、死于非命。相比而言，那些修真养性的仁者就会泛爱众，就会有公正的言行，就能“将身有节”、“喜怒以时”，因而不仅能够享受天年而且能够延年益寿。


孔子不仅推行上述养生理论，而且还能“慎疾”[1]（《述而》第13章），即若偶罹疾病，就慎其药剂以治之。


这些就是在当时条件下，孔子得以寿终73岁、超越“古稀”的重要原因。

 

结　　语



现对以上四部分作总结：


第四部分谈“仁者重养生”，与“仁者寿”有直接关系，结语部分就不再赘述。


第三部分谈“仁者静”，“仁者静”为什么能长寿呢？


“仁者静”，一言以蔽之，是仁者不为物役，不为名累，不为情牵，因而外物不能诱，所以性常宁静。性常宁静，使身体长期处于最佳生命状态，故多寿考。其医学道理是：


先从反面说。心神不宁、喜怒无常、大的情绪波动，就会导致神经系统和内分泌活动紊乱、器官功能活动失调、肌体免疫功能下降。如果这种状态过强、持续过久，就会导致一系列生理改变，最终癌症、冠心病、高血压病、糖尿病等都有可能由此而发生。还有，一般人到中年，因动脉自然硬化，每年血管大约会狭窄1％－2％，患高血压、高血脂症者，每年血管可能狭窄3％－4％，或者更多。如果心神不宁、生气着急，就会心跳猛然加快、血压骤然升高，一分钟之内动脉就可能痉挛狭窄100％，以致猝死。中医典籍把所说这些概括为“躁者夭”。


再从正面说。“仁者静”，便会使仁者神经放松、心脏搏动稳定、呼吸平静、体温相对较低、新陈代谢相对变缓、气血运行顺畅均衡而且消耗相对降低，身体长期处于一种低消耗高效应的最佳生命状态。在这种状态下，脑电波非常稳定而且有节律，就能更有效地控制、指挥各分泌系统协调工作，以保证人体组织内所需的激素浓度。在这种状态下，动脉血压的稳定性和静脉回流的通畅性，就能保持体液的动态平衡，使身体中不应有的凝结固化（如血栓、淤血等）最终消散。在这种状态下，不疾不徐、匀细而深长的呼吸，提高了通气量，就能使血液与组织细胞之间的气体交换得以充分进行。因而就会降低乳酸浓度，使人减少疲劳。总括起来，这样就真气顺从、精神内守，这样就保住了“元气”、减缓了衰老，从而达到延年益寿之目的。中医典籍把所说这些概括为“静者寿”。


第二部分谈“仁者乐”，“仁者乐”为什么能长寿呢？


“乐”的反义词是“忧”，为了显示“乐”的好处，就先讲讲“忧”的坏处。中医认为忧愁过度，就会心结不开、气血凝滞不得发泄。如果气郁化火，就会伤及五脏六腑。其结果轻则失眠气短、饮食噎塞，致使肌体消瘦无力；重则引发中风及胰腺癌等病症。西医认为得癌症的人，一般都有癌症性格。所谓癌症性格，表现为心情长期郁闷、压抑，心境不开朗。处世看暗不看明，为人喜忧不喜乐。像女性的乳腺癌、子宫癌，多是这种性格致使的。


再讲“乐”的好处，现代医学认为快乐的人能比不快乐的人寿命增加5－7年。因为要增寿就必须经脉通畅，而经脉通畅的前提就是快乐。人的精神愉悦，能给人体器官、肌肉和内分泌腺以良好的刺激，使体内分泌一些有益的激素、酶类和乙酰胆碱等。各种激素的适宜分泌，能把神经细胞的兴奋调节到最佳状态，有利于血液循环，有利于新陈代谢。可以使食欲旺盛睡眠好；可以补充元气降低血压；可以消除疲劳、减少疼痛；可以促进呼吸、增强免疫力；有通经活络之效，延年益寿之用。所以说，快乐对身心健康的重要性胜于医生的救死扶伤。


狂喜过度固然也会损伤心脏，但是仁者之乐不是狂喜，它是一种高尚纯洁而又有节制的快乐，所以仁者之乐，是只有益而无害的。古人说的“美意延年”讲的就是“仁者乐”促成“仁者寿”。


第一部分谈“仁者仁”，“仁者仁”为什么能长寿呢？


第一、从本文所述四大部分内容上看，“仁者仁”决定了“仁者静”，带来了“仁者乐”，支配着“仁者重养生”。既然“仁者静”、“仁者乐”与“仁者重养生”都有益于健康，那么“仁者仁”有益于健康就是肯定无疑的了。


第二、从道理上讲，儒家学派认为人是有社会性的。子曰：“德不孤，必有邻。”[1]（《里仁》第25章）这就是说有仁德的人，能宽厚待人，乐善好施，他人亦会以仁德相应。这样仁者就绝不会孤苦伶仃，一定会有很多朋友。因而就会感到欣慰，就会心情舒畅、精神充实。仁者的善心能使仁者心胸宽广、心态平和，这种心理平衡的状态能养血益气，其促成健康长寿的道理，在前面对“仁者乐”作结语的部分里已作讲解，此处不再赘述。


第三、“仁者寿”的重大意义在于它所揭示的伦理，超出了“仁”的范畴，扩展到更广泛的“道德”层面，在人类历史上形成了广泛的共识。


曾子所著《大学》载：“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史记•老子伯夷列传第一》载：“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唐代名医孙思邈的养生名言是：“百行周备，虽绝药饵，足以遐年；德行不克，纵服玉液金丹，未能延寿”。《长生诀》里有句话：“善养生者，当以德行为主，而以调养为佐”。明代龚廷贤的《寿世保元》云：“积善有功，常存阴德，可以延年。”民谚：“一片忠诚是长寿之本，满怀善良是快乐之源”。统观我国古今养生文化，长寿人的共同点是心胸宽阔、乐观开朗、性格随和、心地善良、品德高尚，没有一个健康老人是心胸狭窄、脾气暴躁、鼠肚鸡肠、小忿蒙旧德的。所述这些，一似“仁者寿”，都说明了养生必先养德，如果只重视养生而轻视养德，养生也难以如愿。


1992年世界卫生组织总结了当前世界预防医学的最新成果，发表了著名的“维多利亚”宣言。宣言号召人们转变观念坚持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这个生活方式可用四句话来概括，即“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并提出了“健康的一半是心理平衡”的口号。为什么提这个口号？因为心理不平衡，其它健康生活方式就无心坚持，可见心理平衡多么重要。本文阐述的“仁者仁”、“仁者乐”、“仁者静”和“动静以义”、“喜怒以时”、“无害其性”等内容，都有属于心理平衡。


综上所述，可见孔子的生命伦理观“仁者寿”，是古今相承、中外相通的，是人人都能接受，都能得到启迪、借鉴，都能受益的。


参考文献

[1]孔丘著《论语》，北京出版社2006年。

[2] 李毓秀著《弟子规》，见北京出版社2006年版《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弟子规》。

[3] 孙星衍纂辑《孔子集语》（卷五•六艺四下•《大戴礼•礼察》。见《论语•外二种》，北京出版社2006年。

[4]王肃著，《孔子家语》，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

[5]董仲舒撰《春秋繁露》（卷十三•五行相生第五十八）

[6]《孟子》，广州出版社，2000年。

[7]南怀瑾著《论语别裁》，漓江出版社2006年。本文对《雍也》第23章的标点和解释，均采用于该书。

[8]刘向撰《说苑》。

[9]司马迁撰《史记•孔子世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10]庄周著《庄子》。《庄子•外篇•秋水》有“孔子游于匡，宋（“卫”字误写为“宋”）人围之数币，而弦歌不惙”的记载。

[11]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内则第十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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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