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与学术史的融合互补：晚清“公羊学”研究百年回眸

作者：杨昭（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来源：《原道》第38辑，陈明、朱汉民主编，湖南大学出版社2020年9月出版

内容提要：学界主流意见认为《公羊》学即是“微言大义”之学，晚清《公羊》学恰构成常州学派至龚自珍魏源，终于康有为的今文经学谱系。

但该意见经过了三个时期：一、民国开创期。这一阶段两派对立形成。钱穆、梁启超立足思想史角度建构了影响至今的今文经学谱系。章太炎则站在学术史角度，批判常州学派及龚魏等人，而推崇凌曙、陈立的《公羊》学研究。

二、主流观点形成期。这一时期今文经学谱系一家独大。凌曙、陈立受到否定与轻视。从学术史角度出发，重视凌陈的钱基博、段熙仲等在思想史思维的影响下陷入矛盾挣扎。

三、新时期。蔡长林、曾亦等一些学者对今文经学思考模式进行反思，但其思考尚处初步。因此可知，今文经学谱系是一个历史结论，而非永恒真理。晚清《公羊》学未来的研究应超越这一谱系，更多关注凌曙、陈立等非“义理”公羊家。

关键词：凌曙；陈立；今文经学；晚清《公羊》学

一、引言

学界主流意见认为，晚清以降，今文经学重新崛起，成为清代最后一大思潮。参与其中的主要代表是以庄氏家族为主的常州学派，龚自珍、魏源续其后，康有为、廖平集其大成。

这一谱系多大程度上呈现《公羊》学在晚清的全貌，并未得到充分检视。如果我们把视角从这一整齐谱系当中抽离出来，就会发现，清代很多以治《公羊》著名的学者，或《公羊》学著作都被忽视了。惠栋《公羊古义》，凌曙、陈立这样的公羊学者，都未获得应有的关注。因此我们或可以说，晚清今文经学谱系是后来学者站在一定标准上的重构。

（惠栋）

杨向奎、陈其泰等学者曾对这一标准进行过讨论，认为：常州学者与其他学者的区别在于，常州学者重点在阐释《公羊》义理。凌曙、陈立等其他学者则不是。“刘氏是‘贤者识其大’，凌氏是‘不贤者识其小’。”

即便凌曙、陈立二人治《公羊》，惠栋亦有《公羊》学著作。这些成果也不能视作晚清《公羊》学成就。我们且不论其判断是否符合历史真实。这样的择取本身是无可厚非的，只要他们言之有据，即为合理。

但问题在于，今文经学谱系已日益成为学界的唯一声音。很多学者的思维已完全笼罩在今文经学思维之下。他们认为今文经学思潮就是晚清《公羊》学发展的真实历史全部。

这一趋势是有待挽回的。照此发展，学界也就失去了像杨向奎先生那样，对今文经学思潮本身的反思能力。学界有些学者，如蔡长林、黄开国、曾亦、郭晓东等，已经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但他们的探讨并未集中在今文经学这一思维构建本身上，因此并不深入彻底。

本文试图通过对晚清《公羊》学研究历程的梳理，考察今文经学谱系本身形成的历程，探讨其他谱系是否可能。

二、两种发展脉络的构建

清末学者已经意识到他们深处学风大变的时代。因此对今文经学的研究是从参与其中的学者本身开始的。如梁启超梳理清代学术的动机之一，即是作为参与者，讲清楚晚清今文经学的情况。“吾著此篇之动机有二。其一，胡适语我：晚清‘今文学运动’，于思想界影响至大，吾子实躬与其役者，宜有以纪之。”

开此学术先河的是章太炎、梁启超以及钱穆先生。章太炎与梁启超、钱穆分别站立在各自立场，构建出截然对立的晚清《公羊》脉络。钱穆、梁启超更多站在思想史角度，构建了与今天大体一致的今文经学传承谱系。章太炎则更多站在学术史角度，对常州学派等今文经学家持轻视态度。

“晚清今文经学思潮”这一名称，其中即包含了两层含义：一、侧重思想史层面，讲求义理的经世致用学风兴起；二、侧重学术史层面，以公羊学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兴起。

（一）立足思想史视角的脉络

梁启超、钱穆二人都认为讲求“微言大义”，主张“通经致用”即是以《公羊》学为中心的今文经学的家法。钱穆讲：“常州言学，既主微言大义，而通于天道、人事……其极必趋于轻古经而重时政。”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于论述之先，先著《论时代思潮》。全书内容都是围绕思潮的变动论述的，谓“有清一代，可记者不少，其卓然成一潮流，带有时代运动的色彩，在前半期为‘考证学’，在后半期为‘今文学’。”他所说的今文学“专求其微言大义”。

以此为标准，钱穆、梁启超二人都认为今文经学当中，最具代表性的学人是龚自珍、魏源。梁启超谓“今文学之健者，必推龚、魏。”钱穆更是直接将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论述常州学派的部分命名为《龚定庵》。龚、魏二人并不如常州诸贤以及后来的康、廖专门。尤其龚自珍，其针砭时弊的政论及史论远远重要过他的今文经学著作。

而晚清其他以治《公羊》的学者，如凌曙、陈立等则并不在考察视野之内。梁、钱两位先生如此推崇龚自珍已经能够说明，其晚清今文经学谱系与晚清《公羊》学发展过程之间的偏差。并非所有晚清治《公羊》者都纳入其考察范围。也并非所有纳入其视野内的学者均以治《公羊》闻名。

就具体谱系构建而言，梁启超梳理的晚清今文经学谱系开创者为庄存与，后经刘逢禄，兴盛于龚自珍、魏源，至其师康有为集大成，康有为之后有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诸学生，另外还有廖平。

“今文学启蒙大师，则武进庄存与也。……专求所谓‘微言大义’者，……其同县后进刘逢禄继之……凡何氏所谓非常异议可怪之论，……次第发明。”“而后之治今文学者，喜以经术作政论，则龚、魏之遗风也。……今文学运动之中心，曰南海康有为。然有为盖斯学之集成者，非其创作者也。”

钱穆在此基础之上有所发展。所构建的基本就是今天的谱系。“言晚清学术者，苏州、徽州之外，首及常州。常州之学，始于武进庄存与，字方耕。……方耕有侄曰述祖，字葆琛。……葆琛有甥曰刘逢禄申受、宋翔凤于庭，……常州之学，盖至是始显。又阳湖恽敬……继刘、宋而言今文者有龚、魏。”

（清朝的贫苦民众）

“为常州公羊学后劲者，尚有戴望。”“砭时论世之风，颇有似于定菴者，其人曰沈垚”“复有讥论时风可相参证者，曰山阳潘德舆。”“言士风积弊而推本于汉学者……吴江张海珊……福州陈寿祺……”

他梳理的脉络若以学派论，大体可谓之常州学派。其中包括出身常州学派阵营的庄存与、庄述祖以及刘逢禄、宋翔凤，至龚自珍、魏源始大成，其后尚有戴望、潘德舆、沈垚、张海珊和陈寿祺等人。

（二）立足学术史视角的脉络

一直以来，学界都视章太炎先生为清末民初的古文学大师。其对晚清今文经学思潮的批判更多被看做是门户之争的一家之见。但我们认为，太炎先生并非是反对今文经学，也并非认定所有治《公羊》者为轻贱。

他是立足《公羊》学本身，以是否符合《公羊》学特征为标准，对所有治《公羊》学者及著作进行重新评判。他的主要观点有二：否定梁启超、钱穆建立的谱系，对常州诸贤，尤其是龚魏均持批判轻视态度；大力推崇凌曙、陈立以及惠栋等在清代《公羊》学发展上的贡献。学界更多关注的是第一点，对第二点则很少论及。

章太炎在其《訄书》中已展露他对今文经学谱系的基本态度。“文士既已熙荡自喜，又耻不习经典，于是有常州今文之学，务为瑰意妙词，以便文士。……始武进庄存与与戴震同时，独喜治公羊氏，……其徒阳湖刘逢禄，始专主董生、李育，为《公羊释例》，……及长洲宋翔凤，最善附会……

道光末，邵阳魏源，夸诞好言经世，……仁和龚自珍，……稍知书，亦治《公羊》，与魏源相称誉。而仁和邵逸辰……惟德清戴望述《公羊》以赞《论语》，为有师法。而湘潭王闿运并注五经。闿运弟子，有井研廖平传其学，时有新义，以庄周为儒术，说虽不根，然犹愈魏源辈绝无论类者。”

他认为常州学派是如桐城派一样的不治学问之文士变换而来的。因此常州诸贤著述只为图慕虚名，显得华彩，其实没有根底，实在称不上学问。其中宋翔凤附会，魏源浮夸。被批评最甚的是龚自珍，仅仅稍知书，亦来治《公羊》。

太炎肯定的是戴望、王闿运以及廖平三人。这三人在章太炎看来与常州学派区别在于，其学有师法，有根底。这里已能感受到章太炎以《公羊》学本身为标准判定晚清《公羊》学著作高下。

但戴王廖三人均已经处于晚清今文经学的末期。晚清今文经学的中坚是常州学派——龚魏——康有为这一主干。章太炎对这一主干是持批评态度的。因此《訄书》中的这一论述可能会造成读者对章太炎的一大误解：章太炎认同钱穆、梁启超构建的即为今文经学谱系。只是他出于自己的古文经学立场，对整个今文经学谱系持否定态度。

章太炎在点评其弟子支伟成大著《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中的表述则更为清晰。“‘今文’之学，不专在常州，其庄、刘、宋、戴诸家，执守‘今文’，深闭固拒，而附会之词亦众，则常州之家法也。

（《章太炎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若凌曙之说《公羊》，陈立之疏《白虎》，陈乔枞之辑三家《诗》，三家《尚书》，祗以古书难理，为之徵明，本非定立一宗旨者，其学亦不出自常州。此种与吴派专主汉学者为一类，而不当与常州派并存也。”

所谓今文经学，即是治今文经之学。学人不应该陷于晚清今文家自己的说法，以“微言大义”之家法作为评判标准。今文家所言的家法，在章太炎看来，只是常州家法而已，而不是今文家法。

两相比较的话，章太炎更倾向于认同凌曙、陈立以及陈乔枞之今文经学。他们治经只是着眼于经书本身，徵明疏证经书。这样所作才是以经解经，而不是以己意解经。

因此章太炎于其《訄书》中，除批判晚清今文经学谱系之外，也专门记述了清代各经书的注疏情况。在太炎先生看来，立足于各经之学本身，对各经的研读才能称之为经学。于《公羊》而言，需着重推荐的是刘逢禄、凌曙和包慎言三人。

学术史的梳理更多是成果或学人的陈列，而不是如思想史角度般清晰地线性谱系。章太炎只是肯定了凌曙、陈立等人的贡献，并没有将之处理为一发展的谱系。

与此相类似的是《清儒学案》中的处理。《清儒学案》中有《晓楼学案》，专述凌曙与陈立的《公羊》学成就。“晓楼盖亦好刘氏学者，而溯其源于董子。既为《繁露》撰注，又别为《公羊礼疏》、《礼说》、《问答》等书，实为何、徐功臣。卓人传其师说，钜稽贯串，撰《义疏》一书，遂集《公羊》之大成矣。”

《清儒学案》中平铺直叙的指出：以“礼”说《公羊》和撰注《公羊》新注疏是凌曙、陈立两大独特贡献。

三、思想史视角逐渐独大

自学者分析晚清《公羊》学史起，思想史倾向就在逐渐扩大，并形成今天几乎垄断整个话语权的局面。发生这一变化的原因，在笔者看来，大致有二。

一方面，近代以来，哲学思维模式的影响。晚清《公羊》的研究恰好与近代学科转型同步。朴学逐渐变为历史、哲学、文学三分。经学本身也逐渐消亡。言理层面，思想哲学模式掌握话语权。从学术本身出发的基础工作显得费时而贡献小。

另一方面，与学者研究《公羊》学的动机有关。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问。受哲学思维影响的现代学者去关注《公羊传》，更多是将之视作儒家政治哲学经典，以期以此为根基，构建中国话语的政治哲学，典型如蒋庆等大陆新儒家的作为。

而清代较多研读《公羊传》的学者受朴学思潮影响，更关注于对《公羊传》本书文本的梳理考证。因此这一部分清代公羊家会被今人所忽视。

思想史倾向的一家独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立足思想史视角的学者对于凌曙、陈立等非“义理”《公羊》学者的完全否定。另一方面试图从《公羊》学本身出发构建谱系的学者，也面临矛盾和挣扎。

（一）思想史视角的排异

对清代非“义理”《公羊》学否定最具代表性的现代学者是杨向奎和陈其泰。陈其泰的观点又全盘接受于杨向奎。他们两人的分析是目前为止最完整，得到学界共识的观点。绝大多数学者对这一观点基本是未加反思的笃定。笔者此处细致讨论杨陈二人的观点，以作对这一认识的回应。

杨向奎说：“《清儒学案》编者椎埋无文，鲜通学术，不治《公羊》……刘申受始续邵公之业，注意到《公羊》义法而略于典礼训诂，此所谓‘贤者识其大’也。……（凌曙）喜好公羊，但改变了刘申受的学风而注意于《公羊》的礼制，多卑微不足道，可谓‘不贤者识其小’。”

陈其泰的观点全盘接受了杨向奎的观点，并对之有所发展。陈其泰是严格的以“微言大义”衡量《公羊》学的学者。“治公羊学者，正应抓住这种关键问题大加发挥，勇于面对社会现实，作出大胆解释，反映社会变动的要求；或者作纯义理的解释，作出哲学上的探索，给人有益的启迪。”

因此他认为：“《清儒学案》编撰者对于学术源流实在隔膜，对于公羊学说更是暗昧无知，凌曙学术风格与刘逢禄迥然不同”。

杨陈两人的发论主要是针对《清儒学案》而发的。但二者与《清儒学案》出发角度不同，对《公羊》学认知即不同。《清儒学案》编者还是有汉学背景，从《公羊》学著作出发，详细介绍每一涉及学人。

但杨陈却与之相异。他们是站在思想史角度，认为“公羊是一种历史哲学”，“微言大义”是其特征。他们对不讲“微言大义”的《公羊》学者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包括孔广森、凌曙以及陈立。

以上是总论。我们再来逐条分析其认识。杨向奎提出的论据主要有两条：其一，凌曙、陈立对“义理”的缺失。凌曙、陈立两人均不识《公羊》家法之“微言大义”。

“《公羊》书法中有‘实与而文不与’，《春秋繁露》中有‘诛意不诛辞’，都表明了在一个变革的时代，政论家或者史学家对于某些事物的看法和评论，……这都是公羊学中的关键所在……

凌曙既不能使《公羊》和当时的社会问题相结合进而解决社会问题，也不能脱离社会问题而作纯理论上的发挥，他只是朦胧地研究《公羊》而不知所以，因而有时陷于陋。”

因此凌曙在很多重大问题上都是忽视的。“他（凌曙）在《公羊礼疏》中注隐公‘元年春王正月’‘惟王者然后改元立号’时说：‘万氏斯大《学春秋随笔》曰：

君曰元首，臣曰股肱，天子为天下共主，五等诸侯，出作屏藩，入为卿土，依然为臣也。一统天下，咸奉正朔，同轨同文，安有诸侯改元之理，既曰国自有史，亦必大书天子之年而分系其事。……’

这是《公羊春秋》中的大事，因为它涉及形式上的大一统问题……而他只是说：“何休曰：‘必天子然后改元。’此说是也。”为什么“是也”，应有解释，不能人云亦云。”

“大一统”是辨识今文经学的“三科九旨”。然而凌曙此处不仅并未对“元年春王正月”含义有所发挥，甚至他根本未对“元年春王正月”这句大义进行解说。他的主要笔墨都只是在罗列历来尤其是汉代何休对这一句的解说为何。

无独有偶，杨向奎对凌曙解说“讥世卿”的不满也主要集中在批评这些方面上。“‘讥世卿’反映了社会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事实，在宗法贵族当权专政时代，无卿不世，有禄皆世，当新的地主阶级兴起，他们要取而代之，于是提倡以贤代亲，于是有‘讥世卿’，

虽然我们不能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来责备凌曙，但公羊学家应当有变的概念，有结合到政治上而发表自己见解的明确概念，否则也应当具有纯义理的今文学的发挥，如今他一引《左氏》，二引《汉书》不伦不类，纯义理无发挥，论考据不精辟，论材料不丰富，唯唯诺诺，虚应故事，很难说他是及格的公羊学家。”

（“世卿制”示意图）

我们且不论杨先生赋予了“讥世卿”一种现代话语色彩。他反对的也是凌曙未着力解说“讥世卿”的义理，而又到处引《左传》《汉书》这种非《公羊》论述。

对于第一点批评，如果我们立足“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家法，这一点是无可厚非的。以“微言大义”来衡量仍然显示的是单一思想史视角的遗落。对于第二点的批评，已经涉及到杨向奎对凌曙、陈立在方法论上的指责。

杨向奎认为陈立“义理”之缺的表现在于其《公羊义疏》的不合格。“既言《义疏》，应当对义理有疏，凌曙不足语此，陈立亦不足语此。”“公羊是一种历史哲学，对于这类书的义疏，必须是对义理作疏，而不能侧重于疏解典章制度。”

此处杨先生说的很明白，义疏是对义理之疏。凌曙或可于义理有失。陈立既然命名自己作品为义疏，若还是如他表现的那样忽略义理的重要性，就实在说不过去了。这一点其实还是涉及到杨先生对清代注疏的误读。

其二，凌曙、陈立考据上樜拾成说而无选择。杨向奎认为即便不论其对《公羊》家法的忽视，仅从方法论而言，他们两人也很难称得上合格的考据学者。

“陈立虽然对于《公羊》的义理茫然，但……陈立在有关材料的训诂考据上，仍然做出了成绩。凌曙则无论在材料上、训诂上以至义理的发挥上都少有成绩可言。”

可以看出，杨向奎在这一点上对凌曙、陈立看法是不同的。凌曙其书几乎一无是处，不仅不讲“微言大义”，算不上《公羊》学著作。而且即便仅以考据学而论，凌曙也不合格。他的所谓注疏，占有材料不全，训诂不清。其只是集成成说，而不加判断。

陈立却与之不同。他只是未通《公羊》“大义”，《义疏》未能疏清“大义”而已。但其作仍不失为一合格的朴学著作。这样看来，似乎陈立其疏在解说“大义”与训诂上一成一败。陈立与凌曙在注疏之作上一成一败。

这样的两分看法其实更多是杨向奎对清代注疏演变的误读。陈立是凌曙的忠实学生，他完整继承了凌曙的《公羊》学成就。其《义疏》之作，也是充分吸收集成凌曙《公羊传》诸疏的考据方法上之注疏。

《义疏》与“大义”有关，却非如杨向奎所言，是注解“大义”的。现代学者张素卿指出：“历代经学各有其解释经典的重心，相应形成各种经解的解释类型各有其特色和贡献，自亦不免有其局限。……

从‘古义’发展为‘新疏’，正是清代‘汉学’发展的主要趋势。宋儒标榜继绝学而承孔孟，清儒相对地提出直承‘汉学’，循阶而上以通经义，并由训诂的进路以阐明典章制度，并据以通经释义，开创了一代经学的新局面。”

清代注疏发展经过了“古义”到“新疏”的发展。清儒尽量将古训汇集起来。先从事辑佚的工作，以考据为基础，再阐述古训以解释经传，于是乎形成“古义”的解释类型。

如果汉儒的训诂足以解释明白，有时就单单揖存古训，必要时再加补充，甚至疏释、辨析。慢慢地，补充的说明越来越多，就逐渐趋向“疏”的体例了。所谓“古义”，即是对汉儒训诂的辑佚，只求还原，不辨真伪。我们看惠栋《公羊古义》即符合这一特点。

在这一变化进程中去看待凌曙、陈立，我们恰好能解释凌曙注疏多述汉代各家说法，而不加别择。同时在这一进程末期的陈立《公羊义疏》之作，究竟是辑佚性质的“古义”之“疏”，究竟与魏晋之“义疏”关系几何，似可再加讨论。

晚清今文经学谱系主张者始终未能很好处理的一个问题是：既然他们如此看低凌曙、陈立，基本完全否定二者。何必非要对之进行讨论呢。如钱穆先生或是大多数学者那样对之视而不见，并不意味着凌曙、陈立问题的解决。如此做法只是回避了问题而已。

思想史倾向的学者最根本要回答的是凌曙、陈立为什么构不成一个问题，甚或挑战。这样才算是对这一类非“义理”《公羊》学者，在晚清公羊这一领域的完全抛弃。

（二）学术史视角的挣扎

思想史倾向的一统局面局面之下，仍有一些学者注意到了凌曙、陈立等非“义理”《公羊》家的不容忽视，并尝试对其进行处理。但这一类学者人数已经很少。就笔者所见只有钱基博和段熙仲等老先生在努力。

而钱、段两位先生也始终摆脱不掉思想史倾向的影响，他们的努力都是在尝试如何和谐处理凌曙、陈立等与常州学派的关系。常州学派也是他们内心中晚清今文经学的正统。两人的区别仅在于：钱基博看到了凌曙、陈立与常州学派的不相容，将之单独列为一派；段熙仲则试图将凌曙与陈立列入思想史倾向的晚清今文经学谱系当中。

1.“别子之祖”。钱基博称凌曙为“别子之祖”。“江都凌曙晓楼初治郑玄礼，嗣闻武进刘逢禄申受论何氏《春秋》而好之，转而治《公羊》……句容陈立卓人最称高第弟子，承其绪衍……遂旁开以《公羊》言礼一派。

近世湘潭王闿运壬秋、善化皮锡瑞鹿门之学，皆有此衍；……集其成于井研廖平季平，继别为宗；而渊源所自，不得不推凌氏为别子之祖也。”钱基博以为凌曙是清代以礼解《公羊》的鼻祖，其后陈立、皮锡瑞、王闿运以及廖平皆受其影响，而自成一脉。

与凌曙有亲戚关系的仪征刘氏传人刘师培也持这一观点。“治《公羊》者，以孔广森《公羊通义》为嚆矢，会通礼制，不墨守何氏之言。凌曙……亦以《礼》为纲。弟子陈立广其义，作《公羊正义》。

及庄存与……宣究《公羊》大义，其甥刘逢禄……并排斥《左传》《毂梁》。而宋翔凤、魏源、龚自珍、王闿运咸以《公羊》义说群经，是为《公羊》之学。”

他的说“礼”一脉又上至孔广森，至凌曙、陈立而成。这一脉恰好与庄存与开始中经刘逢禄，质宋翔凤、魏源、龚自珍、王闿运这一以《公羊》义说群经一脉相并立。两位学者谱系人物虽有所差异，但以“礼”说《公羊》标识凌曙、陈立，自成一脉《公羊》传承却是一致的。

2.融一的谱系。段熙仲尝试将常州学派及凌曙、陈立等人构建为同一条《公羊》传承谱系。“治《公羊》者，阳湖庄存与、曲阜孔广森并为专门之学。武进刘逢禄承庄氏之传……继之者有龚自珍、宋翔凤，颇好纬书，特喜非常异议可怪之论。世称常州学派。

其后有阮元弟子凌曙、曙弟子陈立。曙说《礼》精审，足补徐疏时王之阙。立之《义疏》旁搜博采，尤称明备。两君复贾其余勇，注释《繁露》及《白虎通》，触类旁通，两汉师说，宗风复振。南海康有为邵凌君之绪，辑《春秋董氏学》，而寝寝涉政治之革新，遂开数千年未有之新局。”这一努力可能带来的两个弊端：

其一，段熙仲并没有成功构建起圆融的清代《公羊》谱系。其貌似统一的脉络里，常州学派与凌曙、陈立仍然相异。段熙仲构建的谱系并不像他以为的那样一脉相承。

他所言的其实是三个部分，即包括庄存与、孔广森、刘逢禄及后来的龚自珍、宋翔凤的常州学派；包括凌曙、陈立的另外一派；以及晚清的康有为独为一派。

（孔广森）

其中常州学派的特征是讲求“非常异议可怪之论”。凌曙、陈立的贡献有二：解说《礼》可以弥补徐彦《疏》的不足；注释《春秋繁露》及《白虎通》等书，探究西汉师说。

而段熙仲这里，康有为虽名为“邵凌君之绪”，但实质讲的是政治革新，仍然是“通经致用”之类。段熙仲这里用了一个“亦”字。这三部分若按谱系而言的话，可视为两类：常州学派以致康有为，均为讲“微言大义”，求“通经致用”的；凌曙、陈立却是与此完全不同的另外一派。

因此可见其所谓单一谱系的努力，其实仍是在思想史脉络下，为凌曙、陈立找寻合适位置而已。实证性的纯客观学术史回顾，和带目的论倾向的思想史梳理，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视角。学术史的回顾与思想史的回顾呈现出的是完全不同的学术风貌。

其二，造成原有谱系的混乱。同一谱系的构建应该是在同一视角之下，寻求同一标准的尝试。将不同特征的人物，构建为同一谱系的努力。这其实是标准的混乱，带来的只能是谱系的混乱。

且单论常州学派这一部分而言，段熙仲这里仍然是三分的。庄存与、孔广森始开专门之学；刘逢禄继承庄存与遗脉；龚自珍、宋翔凤继其后，好纬书，讲非常异议可怪之论。

专门之学是从学术史角度，讲的是《公羊》学。这本身与思想史角度的今文经学谱系已经不同。如果从这个角度而言的话，则孔广森列入其中是值得商榷的。

陈其泰即认为“（孔广森）在清代学术史上自有其地位，……但今文学说是非其所长。”钱穆、梁启超两位先生也都未将孔广森列入其晚清今文经学谱系当中。将与常州几乎无关的龚自珍列入常州系谱中，是今文经学谱系的常有操作，但还未见将与常州无关的孔广森列入常州学派的尝试。

四、对思想史脉络的反思

思想史角度的晚清今文经学谱系仍然是学界认知的主流。如学术史等其他角度的考察，其实更多是对晚清今文经学谱系不满的潜意识表达。

近些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反思今文经学思维模式本身，探究今文经学思维的合理性。这一类的学者包括蔡长林、曾亦、郭晓东和黄开国。其中，只有蔡长林对单纯思想史角度的考察最具警惕性。

（一）对今文经学思维模式的反思

对今文经学谱系最先进行反思的是蔡长林。“我们对历史的解释，或者我们面对历史的视角，却总是单一的。……而单一视角在带来清楚叙事的同时，也让我们很容易疏忽了古人学术身份多重性这一事实；甚至学术门径与方法的排他性特征，也让学者在不经意间，忽略了许多值得关注的学术内容。”

他是立足在思考角度这样的高度来思考的，因此他得以发现思想史角度之外的他者，以及单一思想史角度的不足。“经学不止是被史学解构，经学的主体性，同时也消解在思想史的大叙事中。”

但蔡长林是研究常州学派出身的。他到目前为止对清代《公羊》学这一议题的思考仍然是以常州学派为中心向外拓展的。因此他的思考更多是对常州学派这一晚清今文经学谱系的反思。破多于立。

（二）学术史与思想史相异的省察

关注到清代《公羊》学中思想史与学术史相异的是黄开国和曾亦、郭晓东。黄开国认为，整个清代《公羊》学自刘逢禄以后，就是有两条发展路径。“刘逢禄的春秋公羊学，对清代后来经学的发展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以汉学的方法来整理《公羊传》，这主要是将《公羊传》作为一门历史存在过的学术来研究整理，这属于汉学的范畴；

另一方面，若将春秋公羊学的微言作为理论形式，在其中关注现实社会需要的内容……从前一方面发展刘逢禄学说的是凌曙与陈立，从后一方面发展刘逢禄学说的是廖平与康有为。”

因此单从今文经学角度而论，凌曙、陈立应该是被排除在外的。“凌曙只是将守家法作为治《公羊传》与春秋公羊学的法则，但从学术的本质说，他还不是一位今文经学家，甚至谈不上是真正懂得春秋公羊学的经学家，……凌曙并没有像刘逢禄那样把握到春秋公羊学的实质，他的《春秋繁露注》并没有得董子的精髓。”

黄开国的对于清代《公羊》的认识是二分的，在他那里思想史谱系和学术史谱系是两条不相干的平行线。二者几乎不相互影响。我们比较黄开国的两部清代《公羊》学著作的话，会发现：他的《公羊学发展史》涉及到了常州学派以及凌曙陈立等其他学派；等到《清代今文经学新论》时，凌曙陈立即不在考察范围之中。

这样的做法其实是并存了两条单一角度的谱系而已。思想史与学术史诚然相互独立，各自呈现不同的叙述面貌。但两条视角不应相互独立，也不该相融成一。两种做法都只能造成单一视角的出现。单一视角或是混杂视角的选取，都造成凌曙陈立与常州学派在晚清今文经学思潮下的疏离。凌曙陈立无法展现其全部意义。

（曾亦郭晓东：《春秋公羊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曾亦、郭晓东的分析也是只见其分，未见其动。他们的分析有些类似于《清儒学案》这样学术史著作中各家的平铺。

首先，他们也指出了主流谱系的流行源于思想史角度的一家独大。“上述批评多以常州学派为标准来衡断凌、陈之学术，其背后多出于某种进步史观也。”

其次，他并没有像黄开国那样，在某一个体系当中，将凌曙、陈立剔除出来。他同时注意到了凌曙、陈立与常州学派的重要。“然就事实而论，刘宋以下，至于龚魏廖康一脉，确属晚清《公羊》学之大宗，其特色则在借《公羊》以论世。不过，若就《公羊》本身之经学研究而言，亦有其内在之学术要求，卓人以汉学手段治《公羊》，此却为经生治经之一途也。”

诚然他们的分析，未如黄开国那样，造成思想史与学术史角度二分。但他们的分析其实是对学术史单一角度的回归。这样的做法又不能看到常州学派与凌曙、陈立之间的互动，凌曙、陈立如何受到思潮的影响。

五、结语

学界对晚清《公羊》的研究更多仍立足思想史角度的考察。这一考察会带来两个问题：

其一，思想史角度。这样的研读造成讲求“微言大义”不显著的清代《公羊》学者长期被遗忘。从清代《公羊》学角度而言，晚清治《公羊》的学者凌曙、陈立、苏舆、皮锡瑞，甚至乾嘉学派内部的惠栋、褚寅亮、张惠言、洪亮吉等治《公羊》经的作品都被忽视。

这些学者与常州学派的区别何在，为什么学界没有选取这些学者进行梳理，这些学者对于清代《公羊》学以及晚清学术的意义何在？这些问题在现有考察角度下是无法得到关照的。

其二，学术史角度。这种看法只见其学，不见学史，造成一种断裂式的错觉。考据学似乎自此即戛然而止，完全变成微言大义的天下，注重的经典及研读的方法都陡然而变，汉宋之争不明觉厉的变成今古之争。

这样的处理未免显得简略，今文经学对当时学术界造成怎样的冲击、是否造成学子关注重心的转变，尤其是对汉学阵营内部是否造成冲击，汉学阵营如何回应都未充分解决，这样就颇显得今文经学思潮像是学界主观的臆测，与其时实际情况无涉。

我们未来对晚清《公羊》的考察，似可更多关注对凌曙、陈立这样的常州学派之他者的考察。凌曙、陈立身上携带有多重基因，是传统重视之常州学派的他者。

凌曙、陈立的出现恰好伴随着晚清今文经学思潮的兴盛。凌曙出身扬州，而扬州恰好是吴皖两派的融汇之地。凌曙曾长期作阮元幕僚，随其走南闯北；同时他又与常州学术群有深厚友谊，师事李兆洛，交友臧庸；又曾请教《公羊》于刘逢禄。

（阮元）

这些背景造成凌曙治学的多次变化。他早年治《四书》，后又转而治礼，然后又转治《公羊》及《春秋繁露》。他自己嫡传的学生陈立治《公羊》，刘文淇治《左传》，一为今文一为古文。

凌曙陈立的研究可以弥补晚清今文经学线性化谱系带来的单一化，展现晚清今文经学思潮冲击下各学派的激荡，以及更丰富的晚清学术面貌。

同时，学界疏漏的原因在于视角选取的失误。单一视角或是混杂视角的选取，都造成凌曙陈立与常州学派在晚清今文经学思潮下的疏离。凌曙陈立无法展现其全部意义，晚清学术的全貌也无法得到全面展示。

单一视角之失应该在他的对立面去补救，站在其中或者站在他者均无法得到解决。思想史与学术史是互为他者的对立统一。但我们采取的却不能是二者的混杂。二者互相影响，互相反思，是为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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