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天子与王：经学与中国的秩序理念》

来源：“燕园礼学”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庚子十月初三日甲子

          耶稣2020年11月17日

2020年10月23日下午三时，北京大学礼学研究中心第二十八期礼学沙龙在北京市天一阁竹林书苑如期举办。清华大学哲学系的陈壁生教授带来了题为“天子与王：经学与中国的秩序理念”的精彩讲座。本期沙龙由北京大学礼学研究中心主任吴飞教授主持，来自清华大学哲学系的唐文明教授、赵金刚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华喆副教授，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贺方婴研究员、中国历史研究院的林鹄副研究员、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李晓璇博士、清华大学新雅书院博士后颜荻博士参加了本次沙龙。

陈壁生老师

吴飞老师首先介绍了陈壁生老师的选题背景，以及本次沙龙举办的地点，并对前来参加活动的老师和同学表示欢迎，沙龙随后正式开始。陈老师最先谈到了关注这一问题的起因，正如陈寅恪先生为王国维先生所写的挽词中提到的“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深入地理解传统文明，发掘政治秩序背后的核心理念仍然是极为必要的问题。“天子”和“王”是理解传统经学和秩序的核心要素，那么就需要思考二者之间有何联系和区别，秩序又是如何通过这两个概念构建起来的。因此，本次沙龙将围绕“天子”“王”与“皇帝”，借助《白虎通》等相关文本，以分析这些重要的问题。

沙龙现场

陈老师接着开始说明天子和皇帝的区别，指出日本学者在这一问题上已经有较深的积累，如西嶋定生、尾形勇、金子修一等。这些学者依托于《汉官仪》和《白虎通》指出，在用玺、即位仪式、祭祀等制度上存在天子和皇帝的身份区别。但陈老师认为，对这一制度的考察不能仅依靠史籍，而是要探索背后的经学依据及其内在差异。其次，《白虎通》记载的内容也并非是汉代真实的制度实践，汉唐之间的礼制亦有很大不同，就汉代而言，可以通过经学中的天子和王的概念来思考皇帝在汉代制度中的意义。

由此，陈老师进入了报告的第二部分，依据经学来分析《白虎通》中《爵》《号》所内含的秩序理念。秦汉不同于春秋的地方在于结束了分裂的诸侯割据，而《白虎通》的重要意义在于如何为秦汉这样的大一统国家和秩序塑造了新的普遍性理论依据，这才是两汉经学最重要的贡献。《白虎通》开篇展现了“爵”和“号”两种不同的序列，“爵”包括天子、公、侯、伯、子、男，而“号”是指天子和王。其中，“爵”自天道而言，如“王者父天母地”，呈现出从天到天子再到天下的序列，天子可以行祭天礼，统治夷狄。作为对比，“号”主要是指人事和功德，王者凭借“号”可以号令臣下、分封诸侯，行祭祀祖先的宗庙礼。

《白虎通》书影

陈老师认为，从“天子”和“王”的区别中可以进一步理解，春秋战国时的儒家在文明崩溃的过程中如何探索文明在最开始时的立法原则，文明赖以成立的基本要素和理论假设是什么。历史上很多人都认为中国文明可以追溯至伏羲，如《周易·系辞传》中就体现了伏羲“定人道”的功能，在这个意义上伏羲可以作为六经的开端和文明的起源。《白虎通》进一步总结了这一问题，认为伏羲就已经“王天下”而为“天子”。天子和王的区别，可以成为理解中国秩序建构的切入点。

在报告的最后一部分，陈老师从上述两种状态谈及“天下”在传统秩序理念中也有两种内涵。天子的天下不同于王者的天下，前者是一个文明的概念，天下作为一个共同的整体，没有时间和空间意义上的边界，“王天下”和“父天母地”的天子赋予了天下和文明的普遍性。后者是地理意义上的土地，有内外等差之别，如王畿、诸侯和蛮夷，王者需要凭靠自身的德性使得天下归服。

最后，陈老师依据上述分析探讨了历史上的周秦之变和秦亡汉兴，秦所建立的普遍性帝国只有皇帝，并不具有两种内涵的“天下”，而汉朝的建立和儒术独尊使得“天子”重新回归到秩序中。

在陈壁生老师的精彩报告结束后，沙龙进入讨论环节。

吴飞老师首先指出，陈壁生老师充分论述了有关皇帝身份的问题。随后，吴老师提问，陈老师是否认为祭昊天上帝、祭感生帝和宗教祭祀之人的身份实际上有所区别？此外，对于历史上有的朝代不进行这样的区分，该如何解释？

吴飞老师

李晓璇博士同时提到，如何理解郊祀礼中的感生之说，这种公共性的建立和公私之分似乎在郑玄区分郊祀和圜丘说法中并不明显。陈老师表示，南郊与圜丘祭天礼中，王者身份都是天子，而不是王。天子和王在郊祀上的区别在于，如果是王只需要祭祀文王，而并不需要上推至后稷。周公以周之始祖后稷配天，“尊尊”之义得到加强，所以即便这里是感生之说，也应该把“天”理解为一个公共性的概念，天子也不是一个私人的身份。相对于祭祀宗庙而言，郊祀和圜丘的祭天体现了“天子”的身份。而对于这一理论在历史上的不同体现，陈老师认为，汉代的制度相较于后代存在更多“公天下”的因素，而到了唐代以后，郊天礼变得比较形式化，丧失了其本该有的功能，公共形态被不断削弱，这最终体现为“亲亲”的不断加强和“尊尊”的不断减少。

李晓璇博士

接下来，赵金刚老师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天下的边界是如何得到确定的，与王朝的疆域有何不同？第二，王者在治理中国时，如何在身份上获得天子的意义，比如，夷狄可以不承认天子。陈老师表示，天子与王的天下和疆域界限是一直结合在一起的，上述分析是在理论上的分殊，事实上王者就是天子，只有“素王”的内涵中，二者才会分开。同时，每一个朝代对土地和疆域的理解不同，夷夏的范围是动态的，但中国的范围会更接近《禹贡》的九州。另外，天子不臣夷狄，也涉及到如何因时因地制宜的问题，例如对于汉代来说，就需要讨论匈奴来朝应该行何种礼仪。

赵金刚老师

颜荻博士就天子和王如何结合，以及王和百姓是不是都可以作为上天之子等问题也与陈老师进行了交流。陈老师表示，在现实中天子和王始终是一个人，而天子和王的分疏可以帮助理解祭天和祭祖的道理和张力。倘若不做这样的分疏，很容易将传统的制度如周代宗法制理解为极致的一家一姓之天下，但如果分开来理解的话，就会发现很多内容并不是“家天下”能够全部解释的，这些才是构成政治秩序最为核心的要素。另外，从伏羲开始已经不会把人仅理解为人之子了，“人为天生”和“人为父母生”并不是两种不同的道德实际情况，而是作为伏羲建立的文明立法原则。

颜荻博士

吴飞老师又提出，该如何理解天子和诸侯的公共性身份之不同，如天子、诸侯之绝宗。陈老师根据《白虎通》指出，诸侯应该也存在两种不同的身份，诸侯的受爵和继位也有与皇帝相似之处，但到了卿大夫之后就没有了。

随后，林鹄老师就陈老师对《汉官仪》文本的解读提出问题，三公以《尚书·顾命》为经学依据请求太子即皇帝位，那么接下来谈论的应该都是即皇帝位的仪式，或许没有严格的天子、皇帝之别。陈老师表示，记载汉代继位制度的主要包括《汉官仪》和《白虎通》，但《白虎通》并不完全是现实的制度，也有很多表述模糊的地方。而根据《尚书·顾命》，其继位过程已经包括吉服和凶服的更换，体现为董仲舒所言“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的两个过程，其内涵正是国君的即位礼。“屈君而伸天”表示人子在丧父之后不忍心即位，但天下不能没有天子；“屈民而伸君”表示，民众希望王者尽快即位，但王者作为人子需要服丧三年。因此，最后仍然存在即天子位和即王位的区别。

林鹄老师

华喆老师接着提出，从文本上看，天子和王的区别是不是经典中本就存在的？因为早期经典中也存在不区分天子和王的情况。这一区别有没有可能是到了汉代之后才被提出来的？例如《汉官仪》等材料也是东汉末年才出现的。另一个问题是，汉代的天子不纯臣夷狄是基于经学的理论，还是基于当时的国力而妥协？陈老师也认可华老师的质疑，同意《白虎通》中的说法确实与汉儒的理解有关，但汉儒的师说也与经典存在一致性。不过，其中《白虎通》与西汉儒者董仲舒等人的说法有什么具体区别还有待进一步考察。

华喆老师

唐文明老师也提出了两个问题。其一，关于天子的合法性有不同的说法，如“为民父母”说，一种是宗子说，后者并不是在父母的意义上所言，可以从“宗之道，兄道也”的角度理解，那么哪一个更占主导地位，或者如何统合二说？其二，如果说汉代重新将“天子”的意涵引入皇帝制度中，那么“素王”是不是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陈老师表示，如果是从圣人无父的角度看，合法性就可以直接追溯至天，这与宗法和民众都没有关系。而在宗法体系内，宗子说也是一种比喻，因为天子、诸侯始终需要绝宗，其实也排除了宗法。那么无论是“父母”还是“兄道”都是一种比喻性说法。对于第二个问题，陈老师依据《春秋繁露》指出，秦没有行郊天礼，是通过要求皇帝祭天的方式使得“天子”重新回到制度中，而在独尊儒术之后，“天子”彻底成为秩序的中心，这的确与“素王”的观念有关。

唐文明老师

贺方婴老师以古罗马史诗《埃涅阿斯纪》为例提出了帝国界限和中国古代的朝贡体系的问题。贺老师提到在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笔下，神王朱比特曾应允埃涅阿斯的子孙将要缔造一个无边无界，且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帝国，这种帝国疆域的观念尤为体现在古罗马人对其征服之地施行的统治政策和帝国的外交关系上。19世纪以西班牙和英国为首的国家在海外殖民地的强势拓展可能就是古罗马帝国界限观念的产物。由此可见，西方的帝国界限与中国古代的天子和王的疆域概念有相当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很大程度体现在帝国的外交关系方面。中国古代的朝贡体系与古人对天子统治界限的理解相关，如果没有界限，就相当于帝国占有了一切。这一问题可能涉及到对中国传统的夷夏之辨的理解。

陈老师表示，中国对“天下”的理解的核心点在于，其政治始终是一种德性政治，在经典中呈现为一个有差序的天下，当往外推及到一定程度时，德性就会彻底地消失，比如认为蛮夷不懂礼义，地理的边界是在这个文明的边界之意义上建立起来的。

贺方婴老师

最后，本次礼学沙龙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