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清代易学转型中的图学批判与汉学复萌
作者：陈岘（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来源：《中国哲学史》2020年第2期

摘要：清初图学批判运动与乾嘉汉学复萌之间相隔数十年，两者在批判宋代以先天、河洛为代表的图书易学上秉持一致态度，但在对治《易》正途的理解上，前者认为当效法王弼、程颐之易学，以义理研习为务；而后者则高扬“汉学”大旗，力主恢复两汉象数易学的传统。因此，图学批判运动实与“汉学”无涉，清代易学中之“汉学”范畴理当适度缩减，将其起点延后至惠栋。“汉宋之争”说和“两派六宗”说分别将两汉象数易与宋代图书易、义理易与象数易相对立，然而两说均无法在二分法中合理安置象数易学、义理易学与图书易学的位次及关系。以象数、义理、图书三分，可以成为对历史上易学类型划分的修正方案。

关键词：《周易》；汉学；图书易学；黄宗羲；胡渭；惠栋；

从理学到经学的学术风气转向一直以来都被视作明清之际最为重大的学术变革，而在近百余年来更仆难数的研究论著中，易学研究范式的巨大转变也被梁启超、钱穆、余英时等学者先后列举为清初学术转型的代表范例【1】。他们普遍认为，清初学者黄宗羲、胡渭、毛奇龄等人着力掀起对宋代图书易学的批判运动，不但几乎终结了大兴于宋、元、明三代的河洛、先天之学，也标志着经学传统在清代开始迎来复兴。而在惠栋撰成《易汉学》后，清代易学之发展开始迎来汉学复萌，一方面在乾嘉时期出现了张惠言、孙堂、李道平等一大批以整理、疏解汉代易学为志业的学者，另一方面也极大影响了乾嘉学术之形成和发展的总体路线与格局。

由于从理学到经学转型的巨大变革及清代“汉学”的巨大影响，在既有的清代学术史研究中，清初图学批判与乾嘉汉学复萌往往被放置在一个渐次发展的逻辑体系中进行解释。如梁启超便藉佛教中“生、住、异、灭”的四阶段论，将黄宗羲、胡渭等人对图书易学的批判视作汉学复起之启蒙，而惠栋等人则在前者的基础上，搭建起了“汉学”之大厦。【2】这一诠释模式在学术史上影响深远，但在笔者看来，却有颇多可供探讨之处：首先，黄宗羲、胡渭对河洛、先天之学的批评，是否包含着返归汉学的内在逻辑?其次，发扬“汉学”之倾向确实是清代易学的一大特色，但这一倾向又究竟产生于何时?本文拟从以上问题入手，展开进一步的讨论与研究。

一、图学批判与汉学复萌的历史间隔

图书易学中的三大组成门类河图洛书、先后天图、太极图全部肇始于北宋【3】，虽然在图书易学产生之初便有欧阳修等学者斥责这一类托名《周易》的图像实乃毫无理据之臆造，但这些易图在南宋时经由朱子的改画、编纂，得以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以先天、河洛、太极为名的《周易》图像系统。此后，这些易图在宋、元、明三代逐渐流行，成为了易学研究中的“显学”。根据《四库全书》《四库存目丛书》《续修四库全书》《丛书集成》《大易类聚初集》《无求备斋易经集成》《周易图说总汇》等大型丛书的记载，包含了河图洛书、先后天图、太极图等内容的易学著作，占据了这一时期易学文献的一半以上，成为了易学研究的绝对主流。

时至明末清初，随着政治格局和社会环境的剧烈动荡，学术生态也开始发生显著变化，而易学研究范式的变革便是首当其冲的例证。在这一学术转型运动中，最为学界所周知的无疑是“清初三大家”之一的黄宗羲所撰之《易学象数论》。黄氏对河图、洛书、先天图之来源与理据进行抽丝剥茧式的研究，通过还原其理论脉络，将之斥为“淫瞽方技”、“卖酱箍桶之徒”【4】，而非易学之正宗，揭开了批判图书易学的序幕。紧接而来的则有其弟黄宗炎，以及同为浙江学人的毛奇龄和胡渭。黄宗炎撰《图学辨惑》，毛奇龄撰《仲氏易》《太极图说遗议》《河图洛书原舛编》，专门攻讦图书易学之非，尤其把矛头对准了以《太极图》为核心的本体概念诠释，揶揄其说出自道、佛二家，因而并非儒家经学正统，理应全盘否定。而胡渭则在黄宗羲、黄宗炎、毛奇龄、李塨等人的基础上，以《易图明辨》一书总结了这一时期对宋代图书易学的总批判，除了对《太极图》存而不论外，清晰明了地厘清了河洛、先天诸图的来源及理据，从根本上解构了图书易学的合法性，为此案画上句号，大兴于宋明时期的图书易学也几乎就此终结。

梁启超尤为重视清初学者对图书易学之批判，认为这一学术运动是“思想之一大革命”【5】，与阎若璩对古文《尚书》的考辨共为清初学术转型之巅峰。而对于这一运动之影响，学术史上则惯于将其扎实细密、精于考据之学风与乾嘉“汉学”相结合，认为清初学者对易图的考辨，便已经暗含着乾嘉“汉学”学风之萌芽，实为后者之先驱。如陈居渊教授就认为：“十八世纪汉学的复兴，早在明清之际已呼之欲出了。”【6】

而论及乾嘉“汉学”之开创，则首推“吴派”经学大师惠栋。江藩在其所撰《国朝宋学渊源记》中便指出：“本朝为汉学者，始于元和惠氏。”【7】之所以近百余年来的许多学者都试图将清初图书易学与乾嘉“汉学”相勾连，其最主要之原因，便是二者均以《周易》为主要研究对象。东吴惠氏自惠有声、惠周惕、惠士奇至惠栋，四代传经，《周易》便是其中的重点。虽然惠氏一族传经之谱系可以上溯至明末，但真正在清代学术史上以“汉学”名号立足，其主要影响还是要到惠栋写作《易汉学》《易例》《九经古义》等诸多经学著述后，其朴学大师之地位才得以确立。事实上，“汉学”名号在清代学术史上的源出含义并非我们今日所理解的以汉代经学为学术范例的意义，而是专指以孟喜、焦延寿、京房、虞翻、荀爽、郑玄等为代表的两汉象数易学。随着乾嘉学术之逐渐扩展，其含义才慢慢丰富，将其它经史典籍也囊括其中，形成了如今我们所理解的“汉学”概念。李开、漆永祥、陈居渊、吴根友、王应宪、张素卿等学者相继指出，以易学为中心的惠栋经学研究，注重以文字、训诂为核心的解经方法，存在着明显的“尊汉学”之倾向，堪称乾嘉汉学之学术典范。【8】

黄宗羲、毛奇龄、胡渭等重视学术渊源之考辨，惠栋之经学重视文字、训诂，二者不但都以《周易》为核心经典来展开研究，其扎实之学风也多有契合。因此，将两种学术间做出联结确实是一个合乎逻辑的推论。不过，如果我们从时间维度上对清初图学批判运动和惠栋所开创的乾嘉汉学之间做一比较，便会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着一段不算长却也不算短的时间跨度，而这一跨度在过往的学术史研究中则常常容易被忽视。

清初图学批判运动的代表人物为黄宗羲、黄宗炎、毛奇龄、胡渭。其中，黄宗羲(1610-1695)所处之年代最早，其弟黄宗炎(1616-1686)次之，而毛奇龄(1623-1716)则稍稍年长于胡渭(1633-1714)。在相关著述中，黄宗羲《易学象数论》成书最早，实为这一运动的开创先锋，胡渭所撰《易图明辨》之时代最晚，故而可以视之为图学批判运动的总结性著作。从成书年代上看，此运动的核心时间段是从顺治十八年(1661)到康熙四十五年(1706)间，即以此四人相关著作中成书最早的黄宗羲《易学象数论》始，而以确凿定案的胡渭《易图明辨》之成书为终。也就是说，从十七世纪中后期到十八世纪初的五十年间，是图学批判运动最为活跃的一段时期。

而作为乾嘉“汉学”的开路先锋，惠栋(1697-1758)所处之年代则要稍晚于这一时期，在《易图明辨》写成之时，惠栋还只是一个不满十岁的少年。而其父惠士奇(1671-1741)甚至都比图学批判运动的代表人物中年纪最轻的胡渭要小三十八岁。所以说，惠栋与黄宗羲、毛奇龄、胡渭间相隔了二至三代人的时间。而乾嘉“汉学”规模之确立则要更晚，受惠栋之影响而专治汉代象数易学之张惠言(1761-1802)、孙堂(生卒年不详，1801年中举人)、李道平(1788-1844)等人，均为乾隆中后期至嘉庆时之人物，其中年纪最长的张惠言在惠栋去世后三年才出生，这批以汉代易学为志业之学者的学术活跃期，要晚至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较之清初图学批判运动，要相隔百年以上。

虽然说，图学批判运动与汉学复萌运动间存在着这一段数十年至百年间的时间间隔，但时间跨度并不能成为一个证明二者间有无传承关系或学术影响的充分证据。惠栋以降的乾嘉“汉学”之发展，自然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图学批判运动的影响，其学术成果也势必建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但是，图学批判运动的学术动机与汉学复萌运动的学术取向之间，是否如既有的学术史研究中所揭露的那样，有着密切的联结和一致性，则可以在这一时间跨度的事实上打一个问号。换言之，在二者的同一性之外，其差异性也值得我们展开进一步研究。

二、图学批判动机与汉学复萌倾向之异同

客观地说，宋代经学在中国经学史中虽非绝对主流，但其突破注疏体系、以理解经的理路，还是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突破汉唐经学体系过于死板、僵化之弊病，在思想性、哲学性上带来突破。而河洛、先天、太极之学的兴起，便是一方面不满于汉代象数易学之繁冗、琐碎，另一方面又无意陷入于王弼易学过度抽象的玄奥。故而为之一变，试图借由伏羲之名，将对《周易》的理解从传统的象、数、理三要素中，从时间和逻辑上双双向前逆推，把八卦体系的创作原理视为首要问题，通过对阴阳符号及八卦之数理、方位的推衍、变化，来探索一种新的宇宙生成哲学体系。由于这种以逆推易源为导向的新易学十分契合于宋代理学发展的本体论需求，因此在诞生之初便受到了周敦颐、邵雍等许多理学家的青睐，其在南宋之后的发展更是与理学本体论之构建难分彼此。

具体而言，《河图》《洛书》与先后天图、《太极图》虽然从形式到内容上皆不相同，但却有着共同的旨趣，那便是对《周易》创作的理论渊源及八卦原理的探求。“河图”“洛书”之概念出自《易传》中的《系辞》：“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因而，《河图》与《洛书》在这种记载中被认为是先于《周易》之创作而出现的。这种从黄河、洛水中降临世间的寓言，也被与圣人创制《周易》相关联，彰显着《河图》《洛书》之内容与《周易》创作间的逻辑联系；而“先天”与“后天”则分别托名于伏羲和周文王，因而先天四图分别名为《伏羲八卦次序图》《伏羲八卦方位图》《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后天二图则名为《文王八卦次序图》和《文王八卦方位图》。伏羲和周文王在传统易学史论中，分别被认为是创制八卦的作者和演八卦为六十四卦之先圣。因而，“先天”与“后天”在这种诠释体系中最为显著之区分，便是前者诞生于八卦创作之先，而后者形成在六十四卦定型之后。也就是说，“先天”是八卦之渊源，“后天”是对八卦的解释；“太极”则在宋明理学中被广泛视为最高本体，究其渊源，则出自《系辞》中的“太极-两仪-四象-八卦”生成体系，在这一生成系统中，作为本体之“太极”不但在宋代被周敦颐以图象形式画定为《太极图》，更在朱子的诠释后形成了一套崭新的宇宙生成体系。之所以“太极”可以成为理学中的最高本体，其最根本原因还是在“太极-两仪-四象-八卦”生成系统中，“太极”不但在时间和逻辑上先于八卦，也是这一生成系统中的源初本体。

所以说，无论是河洛、先天还是太极，其核心旨趣都迥异于汉唐经注，后者以经典文本为务，全部的经义阐发都要围绕经典的字句展开，不可有丝毫违离经文之处。但宋代图书易学彻底打破了这种“疏不破注”的局限，将重心从《周易》经、传的训释转移到了《周易》图象之创作、阐发，以及对作《易》原理的探寻上。更从既有的经学史传说和《易传》中选定了《河图》《洛书》、伏羲先天八卦、“太极”三者作为突破口，以此构建出了图书易学自有的理论体系。

由此可见，宋代图书易学之特色有二：其一，是引入图象，以形象的方式解释抽象的《周易》；其二，则是将解《易》旨趣从卦爻之辞、象和《易传》的解释转移到作《易》原理的探寻上。但笔者认为，二者之重要性并不等同。因为以图象形式解释《周易》的思路，未必迟至北宋才产生，无论是在《易传》《尚书》《论语》中都曾出现的《河图》【9】，还是纬书中的《坤灵图》《稽览图》，至迟在两汉时，便已有此类以“图”为名的注《易》文献存在。只不过因为流传形式及文献散佚等原因，我们如今无法看到北宋以前所流传的《周易》图象文献，因而无法确定这些以“图”为名的文献是否包含图象内容。但从近年来的出土文献中，我们便可以看到许多与《周易》相关的图像内容。【10】由此我们可以推断，以图解《易》的方法，很可能在两汉甚至更早的时期就已经产生了，并不一定是宋代人的创发。如果将这一外在形式剥离，那么宋代图书易学的最大特色也就很清楚了：探寻作《易》原理。

而这一点，则恰恰是清代学者所完全不能接受的。在清人看来，引入图象形式解释经典确实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胡渭就表示，图象可以“佐书之不能尽”，除开《周易》之外，《仪礼》《诗经》《春秋》中都包含大量名物、地理，图象可作为对经文内容的形象展示，有着良好的辅助理解作用。【11】但在对《周易》的解释上，胡渭等人则不能认可宋人的做法，其原因亦有二：其一，《周易》中的卦爻已经是一种图象符号，无需在此基础上再次作图。其二，河洛、先天、太极之学违背了经典诠释的基本原则。图书易学忽略了《周易》六十四卦之辞、象，而试图以托名伏羲、先天、河洛、太极之图象越俎代庖，取代六十四卦卦爻辞，成为《周易》一经的核心内容。这一做法不但本末倒置，更彻底颠覆了经学典籍之“经”所蕴含的“常道”含义：“夫所谓穿凿者，必其与圣经不合者也。”【12】

既然清初学者站在儒家经典诠释原则的角度来反对图书易学，那么，惠栋有没有反对宋代图书易学之倾向呢?不但有，而且非常坚决。惠栋明确表示，太极、先天之学，皆为“道家之说，妄也”【13】。其所撰《易汉学》之第八卷，也在黄宗羲、胡渭的基础上，进一步批驳宋代图书易学。正如前文所言，以出自佛、道为由否定宋代图书易学，是黄宗炎、毛奇龄极具特色的学术主张，而这种说法也深切地影响到了惠栋。近年来，余英时、李申、郑吉雄等学者在研究清代图书易学的论著中，也均把“儒道之辨”作为一个关注重点，与梁启超、朱伯崑等所秉持的“汉宋之争”说分庭抗礼。【14】不过，在笔者看来，这两种说法间并非非此即彼的关系，从毛奇龄到惠栋，之所以揶揄河洛、先天、太极为道家之学，其根本目的就是对宋代图书易学的不认可，其抨击对象与“汉宋之争”说中的“宋学”实为同一对象。由此可见，在反对宋代图书易学这一立场上，清初图学批判运动与惠栋主导的汉学复萌之间，确实保持着一致的立场。

既然黄宗羲、毛奇龄、胡渭和惠栋都对图书易学秉持坚决的反对态度，那么他们对于正确的《周易》研究方向，是否也有着一致的倾向呢?众所周知，惠栋的易学研究高扬“汉学”大旗，通过《易汉学》《易例》等著述表彰汉代象数易学，并由此影响了张惠言、孙堂、李道平等学者，掀起了钻研汉代象数易学的高潮。因而，正如李开、漆永祥、王应宪、陈居渊等学者所总结的那样，惠栋以降的汉学复萌运动中这一“扬汉抑宋”之倾向非常明显。在这一结论基础上，学者们也惯于将这一学术倾向向前逆推，而黄宗羲、黄宗炎、毛奇龄、胡渭在批判宋代图书易学这一点上，又恰恰是惠栋易学的开路先锋，如果没有他们对河洛、先天之学的总批判，汉代象数易学之复萌也无疑会遇到更多障碍。因此，二者间的逻辑关联也显得顺理成章，并不突兀。

但事实上，如果我们返回到清初图学批判运动的立场上，便会发现这一结论存在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清初学者在批判宋代图书易学的同时，并没有就此提高汉代象数易学之地位。黄宗羲作《易学象数论》，确实首批先天、河洛之图书学，但他接下来总结“象数”之意涵，认为《周易》中存在八卦之象、六画之象、象形之象、爻位之象、反对之象、方位之象和互体之象这七种实“象”，继而否定纳甲、爻辰、卦变、先天四“象”。但在后四者中，只有“先天”一象是宋代图书易学之产物，而纳甲、爻辰、卦变三说，则皆为汉代象数易学大师京房、虞翻、荀爽、郑玄等人的学说：

降而焦、京，世应、飞伏、动爻、互体、五行、纳甲之变，无不具者。吾读李鼎祚《易解》，一时诸儒之说，芜秽康庄，使观象玩占之理，尽入于淫瞽方技之流，可不悲夫!【15】

也就是说，除了图书易学，黄宗羲对汉代象数易学的批驳也丝毫没有手下留情。

在胡渭对《河图》《洛书》的批判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倾向。黄氏兄弟和毛奇龄都指出，宋本《河图》《洛书》的理论来源，均采自两汉时的谶纬和扬雄、郑玄等人之易说，因而不可能是产生于卦爻象之前的产物。以宋代之五十五点《河图》为例，所采用的是郑玄注解《系辞》“大衍”之说，而郑玄只以之为大衍，并不以之为《河图》。所以说，宋本《河图》不但沿袭汉儒旧说，而且张冠李戴。【16】但胡渭并不满足于这一客观事实，他进一步指出，郑注“大衍”之说亦不正确，“大衍”应该围绕“大衍之数五十”而解为占蓍，郑玄无论将“大衍之数”解作五十五，还是将之阐发为九宫图，都是完全错误的解释。【17】

由此可见，黄宗羲和胡渭虽然竭力反对宋代图书易学，但他们对汉代象数易学同样秉持坚决的批评态度，并没有因为批评宋人学说而倒向汉代象数易学。所以说，将图学批判运动视为乾嘉汉学先驱的观点，是难以成立的。

由于图书易学是宋、元、明易学之主流，那么在将之彻底摒弃之后，解经之思路自然而然地要向其它方向转移，从学术史上“向前看”是一种既自然而然，又切实可行的办法。惠栋“汉学”之发扬，就是在砍倒宋代图书易学的大旗后，转而树立起汉代象数易学的旗帜。在这一客观事实的佐证下，将汉、宋之学以时代特征相对立，也确实是一种既符合事实又符合逻辑的学术史诠释。

如果从治学方法上看，由宋代返回汉唐的这一思路，也并不存在根本性问题。然而，汉唐时代之易学，也并非只有象数易学，将汉代象数易学和宋代图书易学相对立的最大问题，就在于忽略了易学史上的另一大重要流派：义理易学。事实上，在清初学者看来，王弼、程颐一系的义理易学，才是易学研习之正途。如黄宗羲便认为，历史上治《易》之专家甚众，但只有王弼、程颐得其精髓：

有魏王辅嗣出而注《易》，得意忘象，得意忘言。日时岁月，五气相推，悉皆摒落，多所不关，庶几潦水尽而寒潭清矣。

逮伊川作《易传》，收其昆仑旁薄者，散之于六十四卦中，理到语精，《易》道于是而大定矣。【18】

胡渭也认为，《周易》研习之正途，唯在义理：“其所主在义理，不为百家众技所惑也。”【19】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儒道之辨”也一直是图学批判中的一个主要立场，但在同注《老子》《周易》的王弼身上，黄宗羲、胡渭却都坚决否认王弼《周易注》的道家色彩。黄宗羲认为王注“简当而无浮旨”，与玄学无涉；胡渭也指出，王弼虽舍象数而言义理，但其《易》注仍以观象玩辞为务，并不违离经学本旨，实乃《易》道之正途，而非《易》外别传。

因此，虽然在批驳宋代图书易的立场上保持一致，但在治《易》方法上，图学批判运动与惠栋以降的汉学复萌间则走向殊途：黄宗羲、胡渭等认为《周易》研习当以义理阐发为第一要务，以王弼《周易注》和程颐《伊川易传》为代表的义理易学作为典型范例。而惠栋及乾嘉时期的张惠言、孙堂等则主张返归于汉代的象数易学，力图还原早已残缺不全的孟喜、焦延寿、京房、虞翻、荀爽、郑玄诸家之易学的本来面貌。

三、清代易学转型视角下的“汉学”概念反思

“汉学”这一概念在清代学术史研究中被广泛运用。对于究竟什么是“汉学”，学术界也一直有着许多不同的理解。其中，梁启超因袭江藩等清代学者的“复古”说流传甚广。此说认为，在“汉宋之争”的大背景下，清代学术之演进走向了逆向回归的道路，由宋明理学返归东汉古文经学，继而从东汉古文经学返归西汉今文经学。【20】按照这种逻辑，“汉学”便指的是汉代经学传统。这一说法并非无据，在易学中之体现也非常明显，如惠栋最为著名的易学著作便提名为《易汉学》。但正如上文所论，这种对汉代学术的青睐态度，是到了惠栋时才产生的，黄宗羲、胡渭等在批判宋代图书易学之时，并没有这种倾向。而之所以两者间的时间跨度及差异容易被忽视，惠栋本人试图从家学上将“汉学”传统向前追溯，也是一个极大影响后世学术史判断的原因：

栋曾王父朴庵先生，尝闵汉学之不存也，取李氏《易解》所载者，参众说而为之传。天、崇之际，遭乱散佚，以其说口授王父，王父授之先君子，先君子于是成《易说》六卷。又尝欲别撰汉经师说《易》之源流，而未暇也。【21】

按照惠栋的说法，表彰汉易的学术倾向自其曾祖父惠有声起便已经产生，经由惠周惕、惠士奇，至其本人而日渐发扬。但如果我们翻看惠士奇所撰《易说》六卷，便会发现惠士奇之易学特色鲜明，不但汉易、晋易、宋易皆有褒贬，更广引谶纬、道家诸说来解释《周易》之卦爻辞，绝非纯粹之“汉学”【22】。

所以说，“汉学”旗帜之树立，从现存的清代易学著述中来看，我们只能将起点坐标放置在惠栋身上，而无法向前追溯到清初。虽然图学批判运动也有着鲜明的批判宋代图书易学之倾向，但在“汉宋之争”的视野下审视这种批判，则无疑是不妥当的。原因有二：首先，图学批判运动并无返归汉学之学术倾向；其次，对宋代图书易学之批判，并不意味着对“宋学”之批判，图书易学虽然产生自宋代，也是宋代易学之特色，但并不能代表“宋学”。“宋学”一词所囊括之范围甚广，有宋一代最具特色之学问也当为理学而非经学。而且，无论是清初图学批判，还是惠栋及乾嘉学者对汉易之发扬，虽然直接建立在对宋代图书易学的批判上，但除却毛奇龄等特例之外，其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强烈的与宋明理学作抗争的意愿。如黄宗羲、胡渭非但无意就“太极”之内涵追究《太极图》的理论渊源，更竭力将河洛、先天之学中的多处理论错误从朱子转嫁到刘牧、蔡元定等人身上，以期减弱对朱子的批评力度。钱穆提出的“每转益进”说，更是将图学批判运动视为浙东王学后裔对宋代理学之批评，将之纳入到宋明理学的内在发展脉络中。【23】如果按照这种理论，那么图学批判运动与“宋学”之联系甚至要远大于“汉学”，“汉宋之争”便更无从谈起了。

由于清初学术长久以来被笼盖在“汉学”概念之下，包括图学批判在内的清初易学在后世被塑造成了“汉学”之预流，但在其本身的学术理路中，他们对于汉代学术之批评并不亚于宋学。只不过，在“汉宋之争”的理解模式下，“汉学”与经学、“宋学”与理学被强制性捆绑在一起。在这种情形下，只要研究内容为经学、研究方法为考据，便会自然而然地与“汉学”倾向联系在一起，而这种联结也无疑是不妥当的。从另一个方面说，虽然理学是宋代学术之最大特色，但理学与“宋学”的概念混杂，也会导致宋代经学在这一模式中被无视。宋代经学无论在经学发展还是理学发展中，都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如朱子遍注《诗》《礼》《易》，又嘱门人蔡沈和张洽注解《尚书》与《春秋》，一方面在经学诠释体例和方法上大有突破，另一方面也为其理学体系之构建提供了扎实的经学基础。所以说，无论是将“汉学”简单理解为经学，还是将“宋学”直接理解为理学，都并不符合历史之事实。

任何一代的学术之特色，在当时之呈现状态与后世之总结常常会大相径庭。以图书易学为例，北宋时期，图书易学首屈一指的代表人物当属刘牧，以四十五点图和五十五点图作为《河图》与《洛书》，实乃刘牧之创举。但自从朱子总结、改编北宋图书易学，将《河图》与《洛书》的内容对调之后，世人便皆以朱子楷定之《河图》《洛书》为务，而很少关注始创此图之刘牧。殊不知，刘牧才是宋代河洛学范式的开创者。而周敦颐之《太极图》则是另一个例证，虽然周子有二程老师的名号，但无论《太极图》还是《太极图说》，在北宋时都乏人问津，算不上有影响力之学说。但经朱子亲自撰写《太极图说解》之后，周敦颐《太极图》与《太极图说》之地位便迅速提升，得以与河洛、先天之学并立，构成了图书易学的整体框架。

清代易学之演进也是如此，正如当今的我们在回顾清代学术史时，总是会先从章太炎“文字狱说”、梁启超“理学反动说”和钱穆“每转益进说”入手一样，后世学者的学术史总结所产生之影响不容忽视。而如果再往前推，我们也可以从清代易学的渐次发展中看出些许端倪，如惠栋表彰其祖、父之学，便开始使用“汉学”之名号加以概括，而这一“汉学”名号不但影响了乾嘉时期的张惠言、孙堂、李道平等人，也影响了章太炎、梁启超、钱穆等对清代学术史的认识。受以上二者的综合影响，“汉学”之意涵便得以不断扩大，从最初专指汉代象数易学，逐步扩张到对整个清代学术的总结上。可如果我们深入到前惠栋时期的清代易学研究中，便会发现这种后世逆推的预流并不明显，甚至其究竟是否存在都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而黄宗羲、胡渭对于易学研习当以义理为务的主张，因为不符合这种“汉学”之视域，也便长久地被忽视了。

由此可见，以“汉学”来理解整个清代学术存在两个问题：其一，是“汉学”概念的过度放大。“汉学”毫无疑问是清代学术尤其是乾嘉学术的重点，但这一概念所包含之内容也会随着时代的更迭而变化，正如我们如果仍旧以汉代象数易学来理解“汉学”，无疑会失之过窄，但以之囊括整个清代经学，则也有失之过大之嫌。笔者之所以强调清代易学的“汉学”传统建立自惠栋，并非否认其与清初易学之关系，相反，惠栋之易学无论是精于考据的学风，还是秉持儒道之辨的立场，都大幅度受到了图学批判运动及其家学之影响。然而，在反对宋代图书易学的态度之外，惠栋才是返归汉代象数易学研习这一学风的开创者。厘清“汉学”意涵之变化及其来龙去脉，才更有助于我们判断其在清学史中的位置。

其二，则是将“汉学”与“宋学”的人为对立。从时代划分来看，“汉学”与“宋学”对立的最大问题并不是对两种学术的割裂，而是对除却汉、宋两代之外的学术之忽视。在这种模式中，六朝、隋、唐被归并于“汉学”，而元、明两代则附属于“宋学”。以易学为例，将汉代象数易与宋代图书易进行对立抗衡，便不经意间忽略了王弼易学，而这也是黄宗羲、胡渭对王弼易学之推崇遭到忽视的一大原因。而从治学方法上看，汉宋之对立是以前者代表经学、考据，后者代表理学、义理，但象数易与图书易之对立显然也不能套用在这种模式中。《四库提要》对于历史上的易学做“两派六宗”之区分，将王弼、程颐归于义理，而将宋代的图书易学纳入象数行列【24】。很显然，《四库提要》以义理、象数二分易学，图书易学在这种划分中被归为象数易，但在“汉宋之争”的视野下，图书易又要与象数易分庭抗礼，两种类型划分间的矛盾不可谓不尖锐。

笔者认为，无论是“汉宋对立”还是“两派六宗”，都没有办法很好地处理汉代象数易学、王弼程颐义理易学和宋代图书易学之间的关系。一方面，王弼之易学扫除象数，以义理言《周易》，断然不可能与象数易同归“汉学”，但从王弼到程颐，时间跨度从六朝到北宋，相隔近九百年，又不可能归于“宋学”。另一方面，图书易学之本旨以探寻《易》源及八卦原理为务，极度关注数理衍变和抽象概念的哲学意涵，相较于象数派易学以爻辰、纳甲之说取卦、配物，将易学与政治、现实相联系的方法大相径庭，显然是一种偏向“义理优位”的易学，而与占卜、禨祥、造化之象数学虽非无涉，但也并没有过于密切的关系。

统而言之，历史上之易学，虽然可以按照汉、晋、宋、清等时代进行划分，但一时之易学或有诸家抗衡，一家之易学也可延绵数代，按照时代划分显然不是一种最佳的方式。在笔者看来，象数、义理确实是易学史上影响最大的两派，《四库提要》以之划分两宗也是一个合乎事实的判断。只不过，在这种划分中，图书易学这一曾经流行三代的易学模式实在无法找到自己的合理位置。如果我们可以正视图书易学的历史影响，而不像毛奇龄一样试图将之逐出易学范畴之外的话，那么在“两宗”说的基础上稍加扩充，以象数、义理、图书三派三分历史上的易学流派，可能也是一个较为合理的修正方案。

 
注释
 
1参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九州出版社，2011年；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
 
2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5页。
 
3对于图书易学之分类，历史上有多种不同方式，其中朱震以河洛、先天、太极三分的方法出现最早，影响最大，故本文采用此说。见《朱震集》，岳麓书社，2007年，第1-2页。另参见拙文《试论图书易学在清初的一个变化——以清初学者对宋本〈河图〉〈洛书〉的考证为例》，《周易研究》2016年第2期。
 
4黄宗羲：《易学象数论》，中华书局，2010年，第11-12页。
 
5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15页。
 
6陈居渊：《汉学更新运动研究》，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31页。
 
7江藩：《国朝宋学渊源记》卷上，《国朝汉学师承记》，中华书局，1983年，第154页。
 
8参见李开：《惠栋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漆永祥：《乾嘉考据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陈居渊：《汉学更新运动研究》，凤凰出版社，2013年；吴根友、孙邦金等：《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王应宪：《清代吴派学术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张素卿：《“经之义存乎训”的解释观念——惠栋经学管窥》，载林庆彰、张寿安主编：《乾嘉学者的义理学》，“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3年。
 
9《尚书·顾命》：“《河图》在东序。”《论语·子罕》：“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
 
10参见张金平：《考古发现与〈易〉学溯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11胡渭：《易图明辨》，中华书局，2008年，第1-2页。
 
12黄宗羲：《易学象数论》，中华书局，2010年，第12页。
 
13惠栋：《易汉学》卷八，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见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李申：《易图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郑吉雄：《易图象与易诠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15黄宗羲：《易学象数论》，第11页。
 
16毛奇龄：《毛奇龄易著四种》，第78-79页。
 
17胡渭：《易图明辨》，第3页。
 
18黄宗羲：《易学象数论》，第11页。
 
19胡渭：《易图明辨》，第247页。
 
20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3-7页。
 
21惠栋：《易汉学自序》，《松崖文钞》，清光绪《聚学轩丛书》刊本，卷一。
 
22参见惠士奇《易说》，清经解本。
 
23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33页。
 
24《四库全书总目》卷一，清乾隆武英殿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