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春宝 著《新加坡儒学史》出版暨前言、后记及序言

书名：《新加坡儒学史》

作者：严春宝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09月01日

【内容简介】

该书按照新加坡的历史分期和新加坡儒学的主要内容特点，对新加坡儒学史上有关儒学的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等，都做了尽可能详尽的记录，力图展示新加坡儒学传承的历史全貌，是关于新加坡儒学传承历史研究的第一部通史。它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儒学在新加坡传承与发展的全部历史过程，填补了学术界中长期存在的一个空白、弥补了儒学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缺憾。

【作者简介】

严春宝，山东省莒县人，哲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暨海南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新加坡南洋学会会员、新加坡南洋孔教会核心会员。已独立出版《一生真伪有谁知——大学校长林文庆》《林文庆儒学文选译注》《他乡的圣人——林文庆的儒学思想》和Essays of Lim Boon Keng on Confucianism(With Chinese Translations)等四部学术专著、译著及诗集《愚人的黄昏》等。其中，《一生真伪有谁知——大学校长林文庆》一书除入选“2010年中华读书报年度图书之100佳”外，还受到了香港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栏目及新加坡广播电台的推介。主要从事海外华文教育、新加坡儒学及抗战第三战场——海外战场的研究等。

【序言】

严春宝博士这十多年来，专注于新加坡儒学史的研究，先后把林文庆在华办学的事迹，及其致力推行儒家思想的因由和变化做了深入的分析，他又把林氏有关儒学的英文著述翻译成为中文出版，对新加坡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这位社会改革家和儒学推动者，重新通过史册，面向现代读者，大有振颓起蔽之功劳。而在他研究林文庆的同时，严春宝博士不断地收集其他有关新加坡和马来亚等地儒学传播的资料，包括当时中英文报章的报道和论述，他所搜集的范围，还包括了以土生华人为主的峇峇文化中有关儒学的资料，并以这些资料为基础写成这部前人未曾写过的《新加坡儒学史》，可算是开山之作。

如果说从来没有人尝试研究这个题目，那是不正确的。据我所知，好几位新马学者如陈育崧、李元瑾、苏新沃等都对此已题目有过相当深入的研究，或曾经尝试写新马儒学历史，但都没有写出一本完整而又系统的专著。对我个人而言，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新加坡正推行儒学的时候，也曾经有写一本新加坡儒学史的计划，并为此花了数年的时间去收集资料，可惜最后仍然事与愿违，未能把计划完成，一直是心头的遗憾。今见春宝兄的新加坡儒学史成书付梓，喜不自胜，当然也有点嫉妒之情。乘他问序之便，趁机把我的计划说一下。

我在一九八零年取得美国加州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后，旋即应新加坡大学之聘到新加坡任教。在新加坡那段日子,我對本地華人社會的歷史發生了濃厚的興趣,一方面是由於教學和研究的需要,但更重要的是因為我本身性格的使然。從小以來我對周邊的事物和環境,都有特別的興趣;每到一處新地方及新環境,都希望盡快和盡量地去投入和融入,才覺得生活有趣味和有意義。因此之故,我在1980年來到新加坡之後不久,便即投入新加坡華人社會的研究。我的興趣主要在兩個方面:一是華人歷史研究,二是儒家思想和文化。在第二個範圍內,我參與的工作包括在1982年以後加入由新加坡政府推動的儒學計劃,幫助編訂儒家倫理教育中學課本和教材,並且負責培訓教師等（至于春宝博士非常艰难才获得的一套新加坡儒家伦理课本与教材，我也存有一套，而且换包括多次讨论的稿本和我在教师训练班的讲义）;至於歷史研究,我的興趣主要在於十九世紀華人社會的發展與變遷。雖然最初幾年我在新加坡並沒有汽車代步,但為了考察早期華人社區和生活的歷史,我也走訪了不少古蹟名勝,這期間當然也得到多位好朋友的引領和幫助,像王慷鼎、辜美高、林孝勝和楊松年等。然而,我大多數的時間都用在檔案和文獻研究上面,特別是閱讀早期新加坡出版的各種華文報刊。我平均每天都會花上三四個小時躲在國立大學圖書館的地庫內,埋首閱讀報紙的縮微膠卷,不知黃昏入暮,也不知近視度數加深。我用了數年時間把《叻報》、《天南新報》、《星報》等全部看完,而且作了詳細的筆記和卡片;至於稍為晚出的《南洋商報》和《星洲日報》,我也看了不少,而且買下幾十年的《南洋商報》合訂本,裝滿了整個房間,由於灰塵滿布佈,加上蠹虫甚多,叫家裏的人怨聲載道,但我卻總是樂此不疲。

幾年下來,我在報紙和文獻中發掘到不少新資料及新題材,對新加坡早期華人史的研究興趣也越來越大。最初我嘗試把一些文章在報刊上發表,例如萃英书院历史、李清辉的东游纪略等文章，引起相當多關心本地歷史同行的注意,至今還有不少本地史家把我引為同道,甚至以為是本地人。及至1988年之後,離新去美,不得不放下新加坡華人歷史這個研究課題,改作新的題目,但一直對新華社會總未忘情。及至回到香港任教于中文大学，即重拾旧情，再次把新马研究放置在教研的议程上，出版过《宣尼浮海到南洲》及《早期新加坡华人社会史论》两部著作，另外也写过多篇关于林文庆、陈嘉庚、天福宫和怡和轩的文章。正因如此，得遇同行后辈青年学者严春宝博士，知道这位后起之秀在学术研究上的杰出成绩，十分欣赏和敬佩。蒙他把我看作入行多年的资深学者，问序于我，实在叫我内心有愧。

现在欣见严著《新加坡儒学史》即将面世，乐意在此诚心推荐給爱好一带一路华人历史的同道和关注传统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广大读者们。

梁元生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讲座教授

2018年12月

 【前言】

不管是从中国哲学史、还是从儒学传承史的角度来看，该项目研究的目的和意义都非常重大，因为它是关于新加坡儒学传承历史研究的第一部通史。它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儒学在新加坡传承与发展的全部历史过程，填补了学术界中长期存在的一个空白、弥补了儒学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缺憾。作为中国之外唯一一个以华人为主的国家，新加坡的儒学传承不仅有着较为悠久的历史，而且新加坡历史上先后出现的两次大规模儒学复兴运动都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它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所施行的儒家伦理教育运动，更是跨出了国界，对当代儒学的全面复兴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由于受诸多因素的制约，导致新加坡儒学在学术界中的研究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一种极为落后的状态：迄今为止，尚未出现一部对新加坡的儒学历史进行系统性全面总结的通史！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韩国、日本、乃至越南这些非华人的国家，却都有多种版本的儒学史存世。本书的面世，恰好弥补了海内外学术界中对新加坡儒学研究中的一个空白，必将促进学术界对新加坡儒学展开更为系统、更为全面的研究，并进而推动儒学史研究的进步。

既为通史，本书即按照历史的发展脉络，对新加坡历史上有关儒学的重要人物、重大事件和主要儒学组织机构等，皆予以尽可能详尽的记录与研究，力图展示新加坡儒学传承的历史全貌。按照新加坡的历史分期和新加坡儒学的传承过程及主要内容特点，本书共包括六章和两个附录，下面将有关内容分别概述如下：

第一章绪论部分，在开宗明义对新加坡华人、华文与儒家文化进行了概括性的说明后，重点探讨了国内外学术界对新加坡儒学的研究现状，接着从理论上分析新加坡儒学的主要特征及儒学在新加坡的传承与交融过程。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能使读者可以对新加坡儒学传承历史有一个概括性的、整体性的了解。就海内外学术界的研究现状来看，对新加坡儒学史的研究长期以来一直都是儒学国别史研究中的一个短板：一方面是国内学术界对新加坡儒学的误解较多，另一方面则是国外学术界、尤其是新加坡内部，对新加坡儒学史的研究近乎为零。本书的出现，恰好弥补了儒学史研究中的这个空缺，进一步完善、丰富了儒学史的内容。

本书从第二章开始，正式进入到对新加坡儒学史的探讨研究。按照新加坡的历史演变过程，研究、叙述并总结了新加坡儒学的早期传播形式及特点。儒学在海外的传承，自然离不开大量的海外移民。由于早期下南洋的华侨华人大都是底下层的苦力劳工，他们的文化水准十分低落，这就使得儒学在新加坡的早期传播形式，主要局限于日常生活及行为方式方面对儒家传统的继承。移民身处海外、周边遭受异族的包围，再加上早期移民文化水准较低，自然无法对异族文化产生强烈的抵御能力，这就使得早期的新加坡儒学不可避免的产生了部分的变异，其结果，就是诞生了新加坡或马来亚特有的一种新生文化——峇峇文化。峇峇文化的出现和消亡虽然只是历史长河当中的一个小小插曲，但从文化交融交往的角度来看的话，却有着很特别的意义：不同文化之间如何交流交往？尤其是当不同文化之间产生冲突的时候，该如何消融？峇峇文化的产生或许可以为当今世界上各地出现的一些文化冲突提供借鉴。早期的海外移民身处西方国家建立的殖民地中讨生活，而殖民地政府一开始大都采用了漠视华人存在的态度，对华人的生活管理基本上是不闻不问的，直到1877年，情况才开始出现了转变。由于中国第一个驻外领事馆在新加坡设立和英殖民地政府华民护卫司的设立都是在1877年，自此以后，新加坡的华人华侨不再游离于体制之外，逐渐成为中英两国政府积极拉拢的对象。因此，本书以1877年作为新加坡儒学历史的一个重要分期标志。

第三章的主要内容，集中说明战前时期的新加坡儒学（1877—1942）。由于新加坡史学界习惯于以战前、战后来划分新加坡历史，而所谓的“战前”“战后”，在新加坡学界的语义环境中，系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更准确一点说，是特指日本于1942年占领新加坡之前、及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本书既名为《新加坡儒学史》，则遵从客随主便的原则，凡书中涉及历史分期，亦均采此意。战前时期儒学在新加坡的传承，主要得益于清政府历任驻新加坡领事官员，特别是左秉隆和黄遵宪的不懈努力，为儒学在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新加坡儒学史上，林文庆毫无疑问是一个前无古人式的主要人物，其颇具特色的儒学思想对儒学的发展与传播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因此，对林文庆的儒学思想进行详尽的阐述与说明，就不仅是本章的主要内容，甚至也是本书的主要内容之一。林文庆不仅是新加坡儒学史上一个绝对重量级式的人物，从其儒学思想对儒学的贡献来说，也是儒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一个重要人物，然而，很遗憾的是，由于受政治、文化和历史等多方面的影响，迄今为止，林文庆的尊姓大名仍然未能被纳入到儒学史中。本书从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林文庆在儒学史上应有的地位。新加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唯一一个举人——邱菽园，亦对新加坡儒学的传承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发生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影响遍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孔教复兴运动”，肯定是新加坡儒学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事，而由林文庆所挑起的、发生于儒教与基督教之间的宗教大辩论，不只是新加坡儒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同时也能为今日世界性的宗教冲突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第四章重点叙述战后至新加坡独立前的新加坡儒学（1945—1965）。日本投降后，原本完全停滞下来的华校很快得以重兴，华校的兴盛本来为儒学的繁荣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危机开始出现。伴随着世界政局的大变迁，东南亚各国纷纷独立，原本散居于东南亚的众多华侨，被迫在本土化的进程中改变自己的华侨身份和政治认同，由华侨而变为华人。在新加坡，伴随着华侨华人身份而改变的，还有语言的被泛政治化：华文华语逐渐成为一个高度敏感的政治词汇，原本是为了保文化保族保种而创办的南洋大学，最终不可避免地沦为了政治的牺牲品。从一定程度上而言，南洋大学的兴亡之路，其所反应的实际上是新加坡华侨的消亡过程。虽然南洋大学的历史从时间上横跨新加坡独立前后，但由于它的创办集中体现了东南亚华侨华人众志成城维护传统文化的决心，可以说与此前儒家文化的传承更加一脉相连。而新加坡独立之后，南洋大学就开始了走向挣扎、沉沦的深渊，直至最终消亡。因此，本书把它单独辟为一个独立的章节，以示与新加坡独立建国后的新加坡儒学相区别。

第五章主要叙述新加坡独立后以至于今的儒学状况。在新加坡儒学史上，李光耀无疑是一个极具争议的人物，不了解新加坡历史和政治、文化、社会现状的局外人往往会过高的评价李光耀对儒学的贡献。然而，在新加坡社会、文化和学界内部，却经常会出现与前述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极端评价：是李光耀将新加坡的儒家传统逼入了死角。直至今日，仍有许多新马华人将其视为是导致传统文化走向毁灭的罪魁祸首而不肯原谅他。本书即为一部史书，当贯彻“述而不作”的历史学研究方法，以史料为依托、以事实为依据，对李光耀的文化认同及其政治取向分别进行叙述、分析与研究，既不回避李光耀给新加坡儒学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一客观事实，亦充分肯定其对儒学的贡献。在新加坡儒学史上，由李光耀率先提出的“儒家伦理”教育运动，无疑是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儒家伦理教育运动，可谓是声势浩大，前后持续将近10年的时间，不止在新加坡内部掀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儒学热潮，亦跨出国界对儒学的复兴提供了一股新鲜的空气，进而刺激了儒学的全面复苏。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儒家伦理教育运动拜新加坡政府或李光耀所赐，从一开始的陪跑一变为领跑，再变为独领风骚，一时间风头无两，到最后的黯然落幕，无不与政府的态度密切相关。而“儒家伦理”教育运动的沉浮，也部分地反映了新加坡儒学的历史重演进程。伴随着新加坡日益西化而来的，不只是年轻一辈新加坡华人从思想上到生活方式上的转变，也使新加坡的儒学现状及其前景令人堪忧：在逐渐失去语文（中文）这个文化载体之后，新加坡的儒家文化传统还能走多远？从新加坡的历史来看，新加坡儒学到今天为止大体上走过了一个闭合的圆圈：从早期的有语无文，与此相对应的、是仅限于低层次上对儒家生活、行为方式上的简单重复；发展到后来有语有文，与此相对应的则是对儒学较为深入的研究与传播；再到今天的有语无文现状。从表面上看，貌似是走过了一个闭合的圆圈，然而，今天的新加坡毕竟并非历史上早期阶段上的新加坡，今天所说的有语无文，远不是历史上的有语无文那样简单。今天的新加坡，从事实上来看，即可以说是有华语而无华文，亦可以说是有英语而无华文，甚至可能是有英语英文而无华文。新加坡人华文（中文）的缺失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相对而言，大部分新加坡人的华语还能维持相应的水准，但其华文基础则要低得可怜，几乎可以说是文盲：会说话，但是认读和写作的能力几乎为零。在如此的文化环境下，儒学的发展不可能不会受到影响，因此，就算是一个对新加坡儒学抱有强烈乐观心态的人，都无法对新加坡的儒学前景抱有太高的期望。

在新加坡的历史上，曾经先后出现过诸多跟儒学有关的社团组织机构。有些社团组织机构存在的时间跨度很长，即无法将其穿插到合适的章节中，又不便将其腰斩分成几段予以分别记述。笔者考虑再三的结果是，最终决定以附录的方式，对新加坡的儒学组织机构分别进行详细的记录与说明，以保持每一个儒学组织机构的完整性。

最后，为便于有志于研究新加坡儒学的读者、学者更进一步了解、研究新加坡儒学，特将本书所利用过的主要原始文献资料罗列于书后，以供读者、研究者参考。这些文献史料，即是以往所有研究新加坡儒学的前辈学者们集体智慧的结晶，自然也包含了笔者近年来研究新加坡儒学史的全部心血。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第二章 新加坡儒学的早期传播形式及特点（1877年之前）

第三章 战前时期的新加坡儒学（1877—1942年）

第四章 战后至独立前的新加坡儒学（1945—1965年）

第五章 新加坡独立后的儒学（1965年至今）

附录一： 新加坡的儒学组织机构

附录二： 参考文献

后记

【后记】

本书是在笔者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历经长达十余年的时间慢慢打磨的结果。这是迄今为止耗费笔者时间最长的一部著作。

如果我说关于新加坡儒学传承方面的第一部通史——《新加坡儒学史》，上天注定要由我来完成它的撰写，相信很多人基于习惯性思维认为这是所谓的“迷信”。然而，在今天的我看来，这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随着人生阅历的增长，当我开始回顾过去的人生时，不得不承认的确有一只不可抗拒的命运之手，就像是经过了严谨的逻辑推理和精密的数学演算一样掌控着我人生的一举一动，它使我完全无所遁逃，只能束手无策地遵循它所画定的轨迹一步步前行。第一次在我脑海中起意撰写本书的想法，虽然始自2004年前往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但和本书有关的故事，却早在1996年就已开始预演，只是那时的我，就和此时此刻作为本书的读者是一样的，尚且被蒙在鼓里而不自知。1996年，我还在华中师范大学读硕士研究生二年级，导师组组长高新民老师找我谈话，动员我提前报读博士。他说：只要你考上了，就想办法让你提前毕业。攻读博士学位一直是我最大的梦想，于是，在同导师刘远传老师商量后，我同时报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和武汉大学哲学系。因我当时还在读研二，武大坚决不同意我的报名，而中国人民大学却勉强接受了。我当时报考的导师是哲学系资深教授夏甄陶先生。这次考博的结果是，我成功地跨越了人大的博士招生门槛：单科（英语和两门专业课）成绩和总分都超过了学校规定的录取分数线，然而，我的总分排名并不靠前。按照录取规则，只有总分排名第一、第二的人才有机会收到录取通知书，我自然不可能拿到那张渴盼已久的通行证。于是，我只能怅然返回武汉，一方面继续完成学业，一方面准备来年再考。当1996年即将与我挥别的时候，在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任教的大哥忽然得到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夏教授当年居然没有招到博士研究生！凡报考过博士的人都知道：各个高校的博士招生时间并不统一，只要时间上不冲突，为了保险起见很多人都会报考多所学校。因而，如果一个人同时收到几份博士录取通知书也并不会让人感到惊讶。但是，不管拿到了多少份通往象牙之塔的通行证，最终还是只能去一个学校就读。为避免有的导师可能当年招不到学生，招生递补制度也应运而生。当我大哥听到消息后，就拉上夏教授急匆匆直奔人大的博士招生部门，希望能够挽回最后递补的机会。招生部门理所当然地拒绝了递补的请求：时间实在是太晚了。对于这样的结果，宅心仁厚的夏教授颇觉愧疚，令我记忆深刻的是，他写信给我：本来今年你是有机会读博的，可是因为我的疏忽大意而错失了良机，只好委屈你来年再考一次吧，只要英语过线，我肯定要你！……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自然也懂了。于是，接下来的时间我基本上放弃了对专业课的复习，全力以赴备考英语。也就是说，来年的博士入试，实际上我主要面对的考试科目就只剩下了一门：英语！

转眼又是一年的博士招生季。既然第一年我就通过了人大的博士英语考试，基本上相同的题型、再加上我又复习准备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这使我对人大的博士英语考试抱有必胜的信心，以至于让我做出了今天看来实为鲁莽的决定：不再报考武汉大学了，因为最终我也只能去一个学校就读。1997年的3月，北京的春天如期而至，我怀揣一颗志在必得的雄心前往北京参加人大的博士招生考试。当时我住在北京师范大学的西北楼学生公寓。北师大哲学系当时招收了一个劳模班，班里有一个叫梅良华的同学给我透露了一个信息：新加坡正在招聘华文教师！正好有点儿空闲时间，我就骑着一辆破自行车一路打听着找到了替新加坡教育部发放报名表格、招聘教师的那个公司。我问的第一句话就是：去新加坡需要交中介费吗？因为当时大量的出国务工人员都要向中介公司缴纳巨额的中介费。我当时的想法是：如果需要收费的话，不管多少我会扭头就走。因为，一者我没有足够的中介费，二者我的梦想是读博士，才没兴趣去只在书本和电视上才偶尔听说过的新加坡呢，尽管那个时候的新加坡就因跻身亚洲四小龙而闻名于世了。接待我的人说：现在只是填表格，不收费，如果将来此事成了，等去了新加坡之后，他们才会收取七千块钱的中介费。一切听起来都好像还挺不错的！我不仅替自己填写了报名表，同时还替一个非常要好的同学也报了名。

握在命运之神掌心的谜底，还是在关键时刻适时地张开了：人大的博士考试结果出炉，我的英语，竟然不及格！原本膨胀无比的希望泡沫，瞬间就被击碎成没有任何颜色的粉末，随着春天的杨柳风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的博士梦想，就此戛然而止！其后，虽毕业在即工作却依然没有着落，于是，这时就很自然地想起了新加坡。此后，几乎每隔一天就到学校的电话亭去排队打长途给北京的那个招聘公司，探问去新加坡的消息。就在毫无希望的等待中，某个百无聊赖的下午，楼下传达室秦师傅的声音透过悬挂在宿舍房间角落的那个小广播，毫无征兆地响了起来：严春宝下来接电话！于是我急匆匆冲到传达室。电话竟然是新加坡驻北京大使馆的人打来的！在不厌其烦地告知了我需要携带的有关证件材料后，电话另一头的那位女声问我：你来北京是乘飞机？还是坐火车？我想都没想就回答：当然是坐火车啦。于是，她再反复叮嘱：记得要买软卧车票，来北京后我们会给你钱的。直到放下电话听筒后，这才发觉：她的声音真好听！因为我当时研究生还没毕业，而大学毕业证书等都在山东老家，于是，我即刻从武汉返回山东，同时约了我替他报名的那位同学一起去北京参加由新加坡驻北京大使馆（新加坡教育部）组织的面试。当我们在济南火车站购票时，俩人商量的结果：还是买硬座吧，万一人家不给报销，卧铺实在是太贵了。到北京后，我们仨（加上北师大哲学系劳模班的梅良华同学）结伴一块去参加新加坡教育部组织的面试。关于面试的具体过程，现在实在是记不太清楚了，只依稀记得他们跟我介绍说面试官中有一位是新加坡很有名的校长，叫谭先生。然后，好像就是那个谭先生问了我一个问题：我们需要的是华文教师，可从你的个人简历看，你大学读的专业是历史，现在研究生读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那么，你能胜任华文的教学工作吗？我当时忽悠他说：在中国文化的传统中，文史哲是不分家的！我学过历史、懂得哲学，教教华文华语那还不就是小儿科？然后，另一个人问：那个（我们报名的）公司，有没有说要跟你们收取费用？我记得自己当时用了很夸张的语气说：有啊！有啊！他说要收我们七千块！好多呢！这个时候，那个问话的人赶紧连连摆手：这个跟我们无关，我们新加坡政府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走出面试房间后，我问负责接待的那位新加坡小姐：你们不是说要替我出路费的吗？她说：是啊！麻烦你把票拿给我。我就把从武昌到徐州的火车票，从徐州到莒县的汽车票，从莒县到济南的汽车票，从济南到北京的火车票统统拿给她。她问：怎么没有回程票？麻烦你去买回程票，然后明天把所有的票都拿来，我就给你钱。这下总算放心了，赶紧去购买从北京到汉口的火车票，这时候的我是真心想要买软卧了，但很可惜买不到，只好买了从北京到汉口的硬卧票。我人生中的第一张硬卧票，居然是新加坡政府埋单。第二天，我从那位可爱的新加坡小姐手中顺利地拿回了所有购买车票的钱。之后，她突然没头没脑地问了我一句：你是从武昌出发的，为什么最后要去汉口？我明白她可能是对中国的地理知识缺乏了解，就耐心告诉她：武汉是一个城市，包括武昌、汉口和汉阳三镇。她貌似听明白了，频频点头：噢！武汉是在北京的郊区吗？我晕！当然了，这与我去狮城后所发现的新加坡人对中国地理知识的理解比起来，已经是一种莫大的进步了，起码她还知道北京很大吧？

命运之神的小手指，就这么轻轻地一拨拉，便将我从博士的迷梦中唤醒，随即把我放逐到当时看来那么遥远陌生、位于赤道附近的小岛上。我至今不能明白：新加坡教育部的面试官到底是看上了我哪一点？我们一同参加面试的三个人，独独录取了我一个，我的那位同学，不仅是中文科班出身，当时还是在职的高中语文教师，至于梅良华同学，更是北师大哲学系劳模班的优秀学子。如果不承认有命中注定这回事的存在，那么，这一系列的事情完全无法解释：1996年第一次报考博士，我是过了录取资格线的，甚至还有递补的机会，然而，阴差阳错，我没能读博士！命运之神让我继续等待，因为这一年，新加坡教育部还没在中国招聘教师。1997年第二次报考，在形同只考一门英语的情况下，命运之神却仿佛只是不经意地皱了一下眉头，就将我挡在了博士的栅门外！要知道，我所面对的是同一个学校的博士招生英语试卷，在题型基本没有变化而且第一次考试及格的前提下，更是在我拼尽全力又复习了接近一年的基础上，结果竟然是不及格！甚至，我连武汉大学都没有报名。不管人大还是武大，如果能考取博士，我肯定不会去新加坡担任华文教师！恰恰就是在1997年，新加坡教育部破天荒在北京招聘华文教师。就这样，我糊里糊涂地、也可以说是莫名其妙地到了新加坡，成了新加坡教育部第一批海外招聘的华文教师队伍中的一员。而事实上，在新加坡教书的那几年，我过得并不开心，否则也不会促使我下定决心，在坚持了两个合约之后，最终还是回到北京读了博士。很显然，让我去新加坡的目的可谓是昭然若揭：就是为了撰写这本《新加坡儒学史》。

如果这还不是命中注定，那这一切又该作何解释？新加坡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城市国家，可它毕竟是一个融汇了东西方文化的国际化大都市。正是在这里，我开始接触到以前从不曾想到过的很多人、从不曾听说过的很多事。慢慢地，我听说了中国人下南洋的血泪历史，我挖掘出林文庆那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生故事，我知道了东南亚华人与中国之间曾经血浓于水的亲密关系、我了解了南洋大学那段堪称文化绝唱的悲怆往事……可以这么说，是客居新加坡的经历彻底改变了我的学术人生。如果不到新加坡，我肯定无法开拓出个人学术史上后人无法绕过的三个研究领域：其一，是对林文庆的研究；其二，是提出了抗战中的第三战场——海外战场这一重要理论概念；其三，就是撰写本书——新加坡儒学的第一部通史！

其实，在我过去的人生岁月中，所经历过、类似于上述这样的“怪事”还有很多，而在对这一系列“怪事”不能给出一个更加合理的解释之前，我只能无奈地选择相信命运。当然了，我所说的命，更多的是一种事后的验证，而绝非如一般算命先生“掐指一算”后所得出的结果。诚如爬山，攀登巅峰乃是人生的终极目标，然而，在到达山顶前则只能靠摸索前行，而脚下的每一块山石、每一抔泥土都是可能的路。等最终登峰造顶后，再居高临下回首来时路，则一切轨迹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纵使弯弯曲曲，但在当时却是无可逃避。这一切，就是所谓的“天命难违”！

人生阅历促使我现在不得不时常思考这样的问题：神，是真的不存在呢？还是神看到了人的粗鄙无知与不可理喻，因而无奈地躲到了更加遥远的某个地方？借助于最先进的天文望远镜，人类目前已经能够观测到数万亿光年之外的天体，可是，在人类触角遥不可及的宇宙深处，说不定恰恰就漂浮着神的宫阙。人与神之间的距离，恐怕要远远大于横亘在蝼蚁与人之间的孔隙。试想，在蝼蚁的世界中，它们会视人类是怪兽？是神？还是没有翅膀的死亡天使？蝼蚁不会告诉我们，神也同样不会让我们窥探到他们隐身的地方。

其实，不管是有神论者还是无神论者，都拥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特点，即，除了各自先知的想法是独立思考的结果外，其他所有的人（信徒）都是被灌输教育的后果。即，不管是有神论还是无神论，说到底都是独断论。迄今为止，人们对无神论的解释其实并不比有神论者的说教更具说服力。在世界三大宗教中，除了基督教没有一个确切的初创者之外，我越来越倾向于怀疑，其他宗教的先知很可能都持类似于孔子的观点，即，他们实际上都是不可知论者。有时我甚至认为他们实际上更接近于无神论者，我的意思是说，很可能是一个不能清楚地说明神的存在或者就是一个不信神的人，为凡间的芸芸众生创造了神！关于未知的世界，孔子只有寥寥数语：“敬鬼神而远之”“未知生焉知死？”和“祭如在”。孔子比一般先知高明的地方，是他对未知的世界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与孔子不同的是，宗教的先知们则走向了另一条道路——创立宗教。他们以现实世界为原型，模拟了另一个世界——神的存在！不管承认与否，在神或上帝面前我们都是平等的，神或上帝未必然就会给予宗教的创始人以更多的特权或暗示：或许，宗教的创始人也没有见过神！我个人思考的结果就是，一切宗教的最初起源，皆源自人类对未知世界的敬畏之心。正如后来被刻在其墓碑上的康德那句名言所说：“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内心深处所唤起的神奇和敬畏就越会充溢我的心灵，这就是繁星密布的苍穹和我心中的道德定律。”外在的“繁星密布的苍穹”不能不使人对未知的世界产生敬畏之心，因此它最终成为非理性的宗教的策源地，而内在的“心中的道德定律”则成为知识分子自我约束的机制，它使知识分子可以超越宗教的藩篱、走向追求理性和更大的智慧。我对康德的理解就是：读书人可以借助于对知识的掌握、进而一定程度上形成独立的思考，从而为自己确立一套以自我约束、自我调适为机制的“道德定律”，并以此为基础去教化普通的民众。对于那些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的芸芸众生而言，与其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向他们解释令他们很难理解、注定了更难接受的道德意识，倒不如简单粗暴地告诉他们：与他们生活的现实世界相对应、存在着一个鬼神的世界，使普通的民众因畏惧下地狱而不敢作奸犯科，因向往天堂而积善行德。

当神父或牧师语重心长、一遍又一遍地告诉大家：神是存在的时候，几乎没人会去认真聆听他们虔诚的劝导，但是，当科学家说分子、原子、离子、电子、质子、中子、轻子、夸克……存在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对此笃信不疑。其实，科学家演示给大家“看到”的所谓“科学真理”，焉知不是一种类似于电影一样的特效或魔术？科学只是对这个世界做出了其中的一种解释，它既不是最后的、肯定也不是唯一的答案。科学和神（宗教）之间，很可能仅仅就隔着薄薄一层纸的距离。一边是唯物主义者们信誓旦旦的宣示：物质决定意识；另一边量子力学创始人薛定谔那只处于“既死又活的叠加态猫”却又以严谨的科学态度断言：“人类的主观意识是客观物质世界的基础。”终于，就连量子理论之父、191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普朗克博士也只能感叹：我对原子研究的最后结论是——世界上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物质是由快速振动的量子组成!科学家的感叹，跟神父、牧师苦口婆心的训示，到底谁更接近“真实”？

古人云：举头三尺有神明。其实，相信天命或鬼神的存在未必就是坏事，但其存在的普遍意义必须有一个最基本的前提，那就是⺠众尚存有敬畏之心。如果人们的心中已经没有了⻤神的位置，那么，就算人为去造再大的庙、塑再高的神，恐怕也无益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本书是在笔者博士学位论文“新加坡儒家文化传承研究”的基础上，于2012年以“新加坡儒学史”为课题名称申请并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下完成的。至于本书的出版，除得到了“海南省特色优势学科（A类省级特色重点学科）——海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经费和海南省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海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经费”的支持外，还得到了新加坡孔子基金会、新加坡南洋孔教会、新加坡陈延谦基金会、新加坡三江会馆及林金江先生和颜淑姿女士等的部分资助。谨向各赞助单位、赞助人及新加坡孔子基金会和新加坡南洋孔教会负责人郭文龙先生、新加坡陈延谦基金会负责人陈庆力先生致敬！

在笔者筹划出版上一本著作《他乡的圣人——林文庆的儒学思想》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鲁朝阳同学得知了笔者正在撰写《新加坡儒学史》。其后，他极力游说我将本书仍旧交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在充分考虑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强大的影响力后，我最终接受了他的建议。在此，谨向朝阳兄弟和本书的责编高东辉，一并致谢！

身为一个学者，笔者始终坚持一贯的想法：学术的承传离不开人生每一个阶段上诸多导师的指引，而身为弟子，对导师的最大回报，显然也不在物质，而重在青出于蓝，替老师们扬名立万！因此，笔者借此机会，一方面向自己的导师们致以深深的敬意，另一方面亦按惯例理清笔者自身的师承关系，希望未来能将这份师承关系继续传承下去：高中时的精神导师——当代知名作家、山东省日照市作协主席夏立君老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华中师范大学刘远传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郑万耕教授以及博士后合作导师——厦门大学曾玲教授。特此向每一个人生阶段上曾给予我人生启迪的导师们，致以万分敬意！

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前院长、历史学讲座教授暨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梁元生教授慷慨赐序，提升了本书的学术价值；新加坡知名学者、书法家吕振端博士为本书挥赐墨宝、题写书名，提升了本书的文化品位。特向二位前辈致谢！

叶落归根、鸟倦知还、人老思乡。人生如白驹过隙，恍惚间已过“知天命”之年，而不经意间，已在海南蛰居度过了11年的时光。在海南期间，虽然学校为我的研究工作提供了相对宽松的学术环境，使我能完全自主的进行研究，但是囿于学术氛围的影响，我所从事的新加坡儒学研究，却始终处于一个自我边缘化的尴尬处境。从我实际工作的海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来说，我的研究方向与学院的主要专业——马克思主义理论几乎没有丝毫的关系；而从整个海南的学术氛围来看，儒学研究也从来都不是海南学术界所关注的重点。换句话说，我和我的研究工作，无论对海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来说，还是对海南学界而言，都是可有可无的！于是，一方面基于叶落归根的传统思想，另一方面也为了给自己寻找一个能让自己有更好发展空间的学术平台，我于2018年开始启动了离开海南的计划，并与学校主要领导李红梅研究员达成了口头协议：等申报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的结果出来后，我就于2019年暑假后离开海南师范大学。然而世事难料，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的申请却一波三折、需要进行二次考核，而考核的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考察学院的师资力量是否达标。我在海南师范大学十余年，不能说对学校毫无眷恋之情，更何况学校、学院各级领导也一直都很照顾并支持我的研究，值此学校、学院用人之际，我无法做到事不关己。最终，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去年9月份我去拜访了李红梅研究员，主动提出：为了配合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二次考核验收，我决定延迟离开海南师范大学的时间，等2020年暑假后再离开海南。我的表态得到了李红梅研究员的热烈回应，除表示对我的感谢外，也当场许诺：等考核验收结束，就马上将我的人事档案寄出。之后，经过一番周折我联络上了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孔院对我申请加盟的意愿除表达了热切的欢迎外，显然也非常重视并期待着本书的出版，并且体谅我希望靠近父母老家的愿望，特意安排我到曲师大日照校区上班。孔子文化研究院作为一个专事儒学研究的专业学术机构，我相信正是我所需要的学术平台。对一个学者来说，学术平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比如，就拿本书来说，不管是对海南师范大学来说，还是就整个海南学界而言，它无足轻重。然而，从孔子文化研究院的角度，它却可能会因此而开拓出一个新的学术研究领域。就此而言，我的此番工作变动，并不仅仅只是离开海南回返山东老家这么简单，也是我从学术边缘向学术中心的一次回归。实事求是地说，作为海南师范大学的主要负责人，在学校师资力量捉襟见肘的情况下，李红梅研究员能以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支持我调回山东的申请，以便能让我拥有一个可以更好发挥自己优势的学术平台，从而全身心的回归自己的新加坡儒学研究，实属难得！虽然李红梅研究员的学科专业并非儒学，但从她愿意推动我回归儒学研究这个角度来看，何尝不可以说，她是在以特别的方式、为儒学研究间接的做出贡献呢？因此，我必须在此向李红梅研究员表示特别的感谢！

本书的写作拖拖拉拉前后延续了长达16年的时间，是迄今为止笔者费时最多的一本书。2003年下半年，我终于下定决心要离开我工作了将近六年的那所新加坡学校，去北京攻读博士。2004年秋，当我正式入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哲学专业、并为博士学位论文拟定选题的时候，实际上是抱着投机取巧的心态决定来写新加坡儒学史的，因为我知道，虽然新加坡是一个以华人为主的国家，而儒家伦理正是华人社会的根基，但海内外学术界却一直都没有出现一部关于新加坡儒学方面的通史。如果以此作为博士学位论文，应该会比较容易通过毕业答辩。但从一开始，我显然就忽视了困难之所在，直到博士论文开题报告的时候，各位老师们纷纷指出这一研究课题的重大和复杂，并最终建议将博士论文的题目改为了更具弹性的“新加坡儒家文化传承研究”。历经三年的辛苦，虽然最终顺利完成、并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但很显然这时候的博士学位论文，与理想中的《新加坡儒学史》还有较大的差距。史学研究讲究的是证据，而对新加坡儒学史的研究来说，文献史料的缺乏，毫无疑问是最大的难题。梁元生教授当年所面临的诸多困难，来到我面前时几乎没有一丝一毫的减少。

2007年我博士毕业，因年龄偏大没能找到合适的工作，承惠厦门大学曾玲教授的鼎力帮助，我去了厦大从事博士后研究。在博士后研究期间，我的研究重点日渐偏离了新加坡儒学史这个方向，而集中到对新加坡土生华人、厦大私立时期校长林文庆的研究上，先后出版了有关林文庆的四本专著、译著：《一生真伪有谁知：大学校长林文庆》（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林文庆儒学文选译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他乡的圣人——林文庆的儒学思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以及中英双语版的ESSAYS OF LIM BOON KENG ON CONFUCIANISM(WITH CHINESE TRANSLATIONS)（Singapore:World Scientific,2014）。其中，关于林文庆的第一部大型学术性传记《一生真伪有谁知：大学校长林文庆》除入选“2010年中华读书报年度图书之100佳”外，2012年又被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开卷八分钟”两次推介，这不仅为我赢得了些许荣誉，也使我对林文庆的研究欲罢不能，逐渐沉浸到对林文庆的研究中。直到2012年，我以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并成功获得了资助，这才重新开始了对新加坡儒学史的研究和撰写，直到2018年才终于定稿付梓。

子曰：“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信哉！斯言。既过知天命之年，愈发对圣人圣言钦敬有加：“我命由天不由己！”正所谓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不信不行！

2018年11月草拟于海南岛

2020年7月定稿于新加坡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