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先生： 你好！ 
　　

　　收到你发给我的信，不知道你的名字，只能这样称呼你了，你的信很有意思，你说：“‘中庸’、‘忠恕’、‘修身齐家’、东方神秘文化，不论好坏，都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体现。然而，中国的文化当中，缺少西方文化中严谨的逻辑、社会契约、科学理性的研究方法这样一些东西。所以，我们要引进西方的契约精神，引进制度，引进科学理性。”你的结论是，“现代化本身，就是一种必然的传统文化丢失过程。我们越先进，越努力地活得更好，在活得更好这条路上的成功越大，我们的儒家文化就丢失得越大，最终为类似于科学主义的东西所取代。”你还说，你是一个文化民族主义者，但又不得不是一个文化悲观主义者。 


　　你在信中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那就是文化民族主义者的两难。一方面，用你的话来说，你作为一个从小在国内受英语精英教育的中国学生，更容易融入美国生活，你们已经汇入了西方社会生活的主流，成为西方文明与科学主义、理性主义与科学技术的直接得益者，另一方面，你作为一个中国人，内心深处又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心结与寻根的文化心理需求，这样，你们就比国内的人们有一种更深刻的内心冲突。这是因为，民族主义就其本质而言，应该以本民族的文化信仰为归依的，然而，正如你信中表达的，被视为自己民族根性的祖宗文化，在逻辑上与理性上，又被判识为不得不走向消亡的东西。由于你长期生活在海外，时时受西方文化的冲击，老一代留学生所说的那种“花果飘零”之感，也许就体会得格外深切，当你说你是文化悲观主义者时，这里面一定包含着无奈、失落与无根的淡淡伤感。 


　　其实，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我们现代化时代的国人共同面临的文化矛盾，世界的未来是否只有这种被西方一统化的命运？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作为中国人的文化的根的基础是什么？我们可以在保持现代性的同时，又从传统文化中获得精神资源来滋育自己吗？传统文化似乎已经与现代生活完全脱离了关系，它有可能成为我们安身立命的基础，或至少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吗？ 
　

　　我把你的信转给了我的研究生们，让他们一起思考。你提出的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人的这种文化两难矛盾也是当下以及未来数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我们国人将挥之不去的大问题。我的一位研究生来信，其中有一个观点很有参考价值，即传统文化不一定要以整体的方式被我们接受，这样是不是一个化解矛盾的方向？ 


　　其次，我个人认为，非意识形态化的儒家仍然对我们有吸引力。例如，儒家思想中的“贵在自得”，“为仁由己”，“己欲仁斯仁至矣”，“岁寒而知松柏之后凋”的特立独行，其中强调的道德自主性与通过个人修养来摆脱动物性以及拒绝媚俗，均能给现代人有所启示。当然，另外还有许多其他方面。 


　　我自己体会最深的，是儒家的天人合一观，在我看来，所谓的天人合一，强调的是,人的内有的资源（良知）与外在的道的合而为一，(用我自己的通俗的话来说,即人的生命意义在于社会的善)并认为这是使人摆脱生命有限性与空虚感的重要文化资源。孟子所说的“吾善养吾浩然之气”，指的就是这个。当然这话说起来很长。无论如何，这种文化资源可能不会随着全球化而失去意义。固然，在中国传统帝国的历史上，儒家一旦与专制政治结合到一起，它的高标准，会逼出许多乡愿与伪道学来，这并不是原生态儒家的过错，这只能说是儒家政治化产生的畸化或异化形态。儒家思想仍然需要个人去体悟。 


　　“贵在自得”这句话出典于宋儒张縂，梁启超曾经把做学问时的超功利态度称之为“为而不有”。大意就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因为我们在耕耘中已经获得精神之乐，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超功利的价值观，这样一种以知识审美为追求的人生态度，对于应对西方竞争性文明的世俗化的浪潮的挑战，恰恰是对症之方。如果再加上治学思考中去实现社会责任，那你在自得之乐外，更增加了一种使命感，那就达到一种更高的境界，也更上一层楼了。 


　　记得2008年抗震救灾时国人表现出来的精神，我总觉得不能完全从西方人的人道主义来解释 （很难想像那些底层百姓自发行动是因为他们读过西方的经典道德著作），更多的似乎还是得之于传统的仁爱（政府用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新概念“大爱”，虽然有人解释为对国家的爱，但我认为这其实就是仁爱，超越阶级的爱）与经济进步的结晶。三十年来，由于少了暴戾的、极左的阶级斗争论的污染，中国人人性中的自然的东西就重新展露出来了，而经济现代化与新中产阶级或中等收入阶层的大量增加，也有助于这次大爱所表现的丰富度。这些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不断发生的文化现象，是不是能给我们以一些乐观的启示？ 


　　正因为如此，中国也许可以在全球化过程中仍然保持着文化的自我而同时享有现代化的价值。中国之所以完全不必担心被迫或自愿的全部西化，还因为中国实在太大了，十三亿人的国家至今还是统一的，很难想象这样的规模效应会被另一种文化完全同化，中国有权在世界上成为一种范式。其实，严复在一百年前，就用一句很精辟的话概括了中国文化与西方现代性之间结合的必要性。他说“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这里的“守”，就用得再精妙不过了。 


　　 我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在工厂做了12年工人之后才有幸在32岁考上了研究生，激励我此生的，我自认为就是受到这种“贵在自得，为而不有”的传统文化精神影响，我总觉得上天给予我的这种学问中的自得之乐，使我终生处于知识的愉悦之中。 


　　 我总觉得你们比我们这一代人要顺利得多，少年时代就有了出国深造的机会，我要引用我自己写的一篇文章中的一段感言，那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别人可以夺去你的一切，只有一件东西别人无法剥夺，那就是你对知识的热爱，对世界的由衷的好奇心。在这个世界上，你可以拥有一切，但如果你失去了一件东西，那你就变得精神上一无所有，那就是生活中的一颗赤子之心。而这些精神资源，在我们先哲的思想与价值中是相当丰富的。这些话也许有点高调，但也是出于我内心。做学问的人与真正的艺术家很相似，据说，古希腊的画家在大街的地上作画，虽然一场大雨会使他们的作品化乌有，但他们仍然乐此不疲。支撑他们的就是这种“贵在自得”的精神。看来中国文化与西方文明中的超越性因子也是彼此相通的。 


　　当然，我们国内的传统文化教育还需要作大幅度的改进，在国外我们办了那么多孔子学院，然而我们中小学的教材中孔子与儒家文化经典的内容却是如此之少，说起来真有点比例失调，极不相称。要知道，严复在一百多年前早就说过，中国之所以没有如其他古老文明那样云散烟消，泯然俱亡，靠的就是“国性”，而中国人的“国性”正体现于古代经典之中。我们时代需要有阔视远想的政治家与知识分子来共同推进这样的文化事业。 


　　很高兴能与你交流，有空时可来信谈谈国外新一代留学生与白领们的民族主义与上世纪八十年代去国的留学生们相比有什么变化。祝你一切顺利。 

　　
    祝好！ 


                                                                         萧功秦 


　　

      原载2010年12月24日  经济观察报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