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四五人，品茗清谈，坐而论道，谓中国大学教授中谁最博雅会通？玄议结果，一致认为昔年西南师范大学（今西南大学）吴宓教授可以候选。


    吴宓者，陕西泾阳人也。生于1894年，卒于1978年，在世八十有四。早岁负籍清华，留学哈佛，与陈寅格、汤用彤并称为“哈佛三杰”。学成归国，先后服务于东南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诸校，其间曾赴英国牛津大学及西欧多国游学。1949年后隐居于重庆北碚缙云山下之西南师范大学，直至1977年回陕终老。吴宓主编《学衡》杂志，坚执“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文化担当；主持清华国学研究院，聘请梁王陈赵四大家；主事清华与西南联大外文系，力倡培养“博雅之士”的现代大学办学理念，这些都为学界所熟知而乐道。但吴宓1949年后在西南师大的教书生涯似乎鲜为人知。据知情者言，吴宓在该校先后担任过三个系的教授：先在外语系执教英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继转历史系讲授世界古代史，再到中文系主讲文言文导读及中国古代文学。此三系所教课程差别之大，非古今中外皆通、文史言语俱精者不能当。但吴宓胜任了，而且绰绰有余。因为从根本上说，吴宓是一个坚守“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钱穆语）的会通型教授与学者。吴宓曾在英美留学多年，精通英、法、德语及西方文学，在中国最早提出“比较文学”概念，执教外语系实在是其本行；吴宓早在20年代就研究古希腊罗马历史文化，著有《希腊文学史》等，因而讲授世界古代史自然游刃有余；吴宓还是一位红学家，最早将《红楼梦》介绍到海外，同时他在本质上是一位怀抱 “雪莱情志少陵心”的诗人，30年代就已出版过一厚本《吴宓诗集》，有着如此文学根底，在中文系讲授古代文学更是他的拿手好戏。据说他上课从来不带讲义、教参，完全靠记忆背诵原典或板书诗文，其记忆力之强，使听课的年轻学子无不惊叹。象吴宓这样能在中文、历史、外语三系任教，古今中西俱通且又擅长吟诗填词的人文学科教授，在当今中国大学又有几人？因而大家推举吴宓为中国最博雅会通的教授人选之一，应是合适的。


    清心泡壶盖碗茶。在座的四五学者由吴宓的博雅又议及今昔学术之区别，或问为何今之大学人文学科再也产生不了像吴宓那样的会通型教授？余抛砖引玉，提出三点拙见，以求诸方家同道。兹按顺序阐释如下。


    其一，会通与专业的区别。


    会通是中国学术的特点，而细分专业则是西方学术的特点。钱穆在《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三联书店2001年版）中认为：“文化异，斯学术亦异。中国重和合，西方重分别。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循至返读古籍，格不相入。此其影响将来学术之发展实大，不可不加以讨论。” 学科专业分工越来越细，越来越专，这是中国学术接受西方影响之后的必然趋势。演变及今，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1997年颁布实施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的规定，我国高校现在执行的学科门类计分为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军事学、管理学等12大类；12大类下面再分为88个一组学科；88个一级学科下面再细分为381个二级学科。试以“文学”门类而言：文学门类下面分为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艺术系4个一级学科，此4个学科所授学位均以“文学”称，即文学学士、文学硕士、文学博士。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下面又具体细分为文艺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等8个二级学科。


    为何学科专业越分越细？据说原因是现代社会知识爆炸，信息密集，人的精力只能应付其中一点。有关资料显示，在农耕经济时代，人们只要7-14岁接受教育，就足可应付以后40年的谋生之需；进入工业经济时代，求学时间延伸为5-22岁；而在今天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知识经济时代，人们必须把12年制的学校义务教育延长为80年制的终生学习，也即每个人在其一生的工作生涯中，必须坚持终生学习，方能获得成功。同时，有关资料还显示：人类最近30年产生的知识总量，等于过去2000年所产生的知识量的总和；而到2020年，知识总量将是现在的3-4倍；到2050年，目前的人类知识只占届时知识的1%（《光明日报》2003年2月12日文）。在如此急剧增长的知识面前，现代学者只能守在某一学科专业里面，不断追踪，不断补充，方能讨碗饭吃。因而学科与学科之间，同一学科的不同专业之间，也就自然隔行如隔山，大家各耕一块田，“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了。据说，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大学中文系里面，搞古代文学的不辩现当代文学，搞中国文学的不问外国文学，搞文学专业的不知《说文》《广韵》为何物的原因。


    专业分工精细的好处是可以产生“专家”，但其弊端也正在此。因为事实上，所谓的知识经济时代急剧增长的知识量，极大部分属于自然科学与应用技术，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量的增长毕竟还是有限的，根本原因是人类社会数千年的文明史早已验证：人文、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所要研究的还是自古及今的关于人、关于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等这些问题。一切人文、社会科学，永远离不开“人”这个轴心与终极。但现实却是：人文、社会科学受自然科学的影响与浸染似乎越来越大，不但分科越来越细，借助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或手段的兴趣越来越浓（例如文艺学就出现过模糊数学、热力学、量子力学、场论、生态学等研究方法），而且最要命的是运用管理自然科学与应用技术的那一套方法来管理人文、社会科学，用发表论文的篇数、字数、刊物级别、转载引用率等所谓的“量化”硬指标来要求、考评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专业分科太专太细，同时要求研究成果“量化”、“细化”（学术论文居然可以切割为属于方面进行打分），其结果必然导致学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视阈的局限无形消减了作为人文社会科学必需的人文关怀。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由于文科专业分得太细，已使一般文史哲出身的学者无法议政，而社会大众也不再以政事请教人文学者，致使人文学者对社会政治不再有发言权；而另一方面，专治政经法及管理的学者又多与历史文化和学术隔阂太深，其发言议政习惯于在其本专业的操作层面讨论，不能自本自根，有体有用，因而往往缺失人文精神，脱离历史文化的命脉。人文学者不问政，而问政者受专业分科细密的影响缺失人文关怀，更遑论问政者多为技术官僚，这不能不说是现代社会的隐忧与盲点。这一隐忧与盲点从根本上说正是学科分工过细所致，而社会时代的发展又迫切需要具有跨越学科专业局限的会通型学者，也即如钱穆所说的“通人通儒”。对此，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创建者乃孚教授曾作过精辟阐释：“任何一个时代者需要少数具有原创能力的思想家提出新的观念来界定与指引这个时代的学术与文化。这种新的思想往往是源自新的问题的提出，而这种新的问题又往往需要跨越几个学科的知识与训练才能得到完善的解答。”（转引自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卓识方大器，浩博乃兼容。真正的学者是不能按专业归类的。在只耕一块田的“专家”堆里，能够出现钱穆所肯定的“通人通儒”与乃孚所期待的“具有原创能力的思想家”吗？


   其二，志业与职业的区别。


    这是吴宓提出来的。吴宓在上个世纪30年代发表的《我之人生观》一文中，对学人面对的志业与职业的两难选择作过如下剖析：“职业者，在社会中为他人或机关而作事，藉得薪俸或佣资，以为谋生糊口之计，仰事俯畜之需，其事不必为吾之所愿为，亦非即用吾之所长。然为之者，则缘境遇之推移，机会之偶然。志业者，为自己而作事，毫无报酬，其事必为吾之所极乐为，能尽用吾之所长，他人为之未必及我。而所以为此者，则由一己坚决之志愿，百折不挠之热诚毅力，纵牺牲极巨，阻难至多，仍必为之无懈。……职业与志业合，乃人生最幸之事。”


    吴宓心目中的“志业”，对学者而言正是一己生命之所系的学术工作，韦伯在《作为职业的学术》一文中则将学术工作这一职业（Beruf）视为这是一项以神召（Calling）为使命的“天职”。学术研究是人类对未知领域的探索，是超越自身的当下性而在精神层面掌握世界的方式，是一种对于真理和人格独立性的追求。因之，作为人类最高层次的思维活动和最高智慧表征的学术研究，要求从业者必须具有高度的敬业态度、踏实的工作作风及从事具有长远意义的科学创造精神，不媚俗、不丢格，不为劳形累心的名利位势所困蔽，而是有如同老庄所言心存“葆光”、胸同“天府”、专气致柔、营魄抱一、滌除玄览、高超透脱的姿态，在“无竟”的境界中，永葆精神生命的自由飞扬。具有此种“志业”素质者，方能真正胜任学术工作，并能确保其科学创造精神。


    中国学术本质上是一种生命之学，讲究“道德文章”并存，使学术内化为人格，人格外化为学术。生命之学的重要特征在于重行（实践、体验、证悟）而非重知（分析、建构、运作），因而有关于中国文化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如儒家的本质、道家的品格、儒道的异同等，都不能只通过框架的建构、概念的分析、话语的厘订就可获得明析的答案，而必须通过每一具体生命主体的真诚自觉、体验、实践方能融会贯通，以至最后证悟。由于每一生命主体的存在情境（包括气质、环境、时代、际遇等）具有各自的特殊性，因而每一生命所体证融会之道自然也就各不相同，这就是为什么一时代有一时代的儒道，一时代又有一时代之新的儒道。但万变不离其宗，这“宗”就是学者个体生命的重行与投入。他们是以整个主体生命投浸于整体历史文化关怀之中，对历史文化问题做总体的掌握与探索，而非以学问为客观的材料，不以学科、专业来限制自己，更不问学术市场上的风向与交易价格。


     大学者必有大精神，这大精神来源于他的生命气象。这是上下亿万年、纵横宇宙间，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以游的“逍遥游”精神；自本自根、神鬼神帝、天人合一、死生一如，在大化流行中以求生命安顿的“大宗师”精神；穿破功名利禄位势权尊的束缚，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高超脱透的“大荒原”精神；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我独异于人而贵得道的特立独行的“人间世”精神。正是此种精神，造就着人类文明史上绵绵不尽的思想智慧，守护着“地球上最高的花朵——思维着的精神”。具有此种精神追求的学者，其所从事的学术工作，自然是他心向往之的“志业”，也自然是如严复所说的“为己”之学，而非为求谋生糊口、功名利禄的“职业”及“为人”之学。学者与非学者或伪学者的区别正在于此。


    为什么今之学界会出现那么多的无价值无意义的泡沫“成果”，甚至于还有大量剽窃、偷盗来的“成果”？其根因正在于学术的功利化、市场化，将学术工作当成了谋取功名利禄位势权尊的手段，获得薪俸佣资住房待遇以为谋生糊口之计、仰事俯蓄之需的职业。钱穆一再强调：“士是中国社会的中心，应该有最高的人生理想，应该负起民族国家最大的责任；更重要的，是在他的内心修养上，应能有一副宗教精神。”但在今天，钱穆所力倡的“士”的这种“忧道不忧贫”、“谋道不谋食”的宗教精神与君子志节却在恶俗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市侩主义的滚滚红尘裹挟下无奈地失落了。诚如钱穆所言，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只接受了西方的权利观念，没有接受他们的宗教精神，只讲个人权利，不讲义务与牺牲，“于是，四民中少了一民——士，社会骤然失去了中心！”没有重心、没有灵魂的社会，根本是行尸走肉的社会。当一般学者与读书人多以职业性的私人自居，社会自然也以职业人待之，“公人”之所以为公人的“义”没有了，社会之所待公人的“礼”自然也没有了（参见台湾《钱穆先生纪念馆馆刊》1993年创刊号）。而当“士”居然也干起制造假冒伪劣、鼠窃狗盗的勾当，以至学术界出现一片打假之声，要为维护中国学术的纯洁性而战时，“学者”——这一曾经是那么文质彬彬知书达理守护着社会良知的正派形象，在社会公众眼里已与那些制造假烟假酒假药假钞的骗子如出一辙，学术的真正悲剧也就被注定无疑了，吴宓标榜的“志业”、韦伯礼赞的“天职”、钱穆力倡的“宗教精神”，统统都已成了西天的云彩、梦中的镜象。


    其三，有我与无我的区别。


     “有我”是中国学术的传统与良规。将一己之生命、之性气、之才情、之体悟、之爱憎、之悲喜，充分投注于学术研究的对象之中，这就是“有我”。钱穆曾一再肯定并高度评价这种“有我”的学术传统。钱穆是从中国文化精神的大背景立论的，他认为：“中国文化精神，端在其人文主义，而中国传统之人文主义，乃主由每一个人之真修实践中而表达出人生之全部最高真理。故曰：‘人能宏道，非道宏我。’”（钱穆《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因而“在中国，则读其书贵能知其人,如《论语》、《孟子》是矣。读庄子书，虽不能详见庄周之为人，但亦可从其书约略推想。……读中国文学亦然。如读屈原《离骚》，可知屈原其人。读司马相如诸赋，则作者其人不在内，故扬雄讥之为雕虫小技。……即如读《史记》，亦可备见司马迁之为人，读《汉书》，则班固为人较少见。而史汉两书高下，亦于此判矣。此亦中国学术传统精神所在。”（钱穆《略论中国哲学》）唐代诗人陈子昂的名篇《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历来为人们所称道，但子昂此诗所悲者到底是什么？对此却说法不一。一般认为这是诗人缅怀往昔，古贤难追，感慨当今，才志未展，遥望前景，不见来者，因而百感丛生，愁肠郁结，潸然泪下。但钱穆别有见识。钱穆认为子昂所悲的是中国人文古之“有我”传统的挫折与缺失：“建安以来，曹氏父子倡为新文体，除陶渊明等极少数几个人外，文中可不见有作者其人，亦无道可传。陈子昂所深悲，非谓不见有诗，不见有辞赋之文，则其人则非矣。子昂之怆然涕下者在此。李白、杜甫继起，乃有唐代之诗。韩柳继之，乃有唐代之文。乃求于诗文中再见有其人。”（钱穆《略论中国教育学》）


    在这里，钱穆是将诗文中“有其人”即“有我”，作为中国人文精神的道统与命脉来看待的，有我与无我实是判别诗文高下、著述优劣的价值尺度。中国人文精神的这种传统对于中国学术思想的影响至深至巨，在上个世纪初叶的那一代学者身上依然表现得十分明显，儒风道骨佛理惮意，即使在今天阅读他们的著述文章，依然一一可闻可亲。例如，梁启超的激越慷慨，章太炎的直道显世，王国维的沉郁苍劲，胡适之的酣畅峻切，周树人的愤激瘦硬，陈寅恪的古朴谐和，真所谓刊落声华，掷地有声，謦欬音容，跃然纸上。杨周翰在评吴宓的著述时，其中有一段话十分精到地道出了这种“有我”的中国学术传统在吴宓身上的体现：“读吴宓的文章，给人最深的印象是他对中西文学有一种热爱，有一种感情。吴宓的批评文章有情有理，与作品的人物水乳交融，有理不稀奇，有情却是极可贵的，他把自己写进了文章里，读其文如对其人。”行文至此，杨周翰笔锋一转，深有感慨地说：“研究文学仅仅采取一种所谓‘科学’、‘客观’的态度，也许能找出一些‘规律’，但那是冷冰冰的。文学批评也应如同文学创作一样，应当是有感染力的，能打动读者感情的。”（见《回忆吴宓先生》，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杨周翰在这里毫不客气地加以否定的文学批评中的那种“客观”、“冷冰冰”，正是今日学术不同于往昔学术的重要区别之所在，即：无我。


    无我是一种“缺席”与“失语”。无我者的笔下满篇都是对他者（尤其是对洋人）的引述、疏证、转注、整理，在密不透风的字里行间，唯独没有无我者自己的姿态与话语，仿佛一位护着双拐的瘸者，一旦失去他者的扶撑，就会立扑倒地。


    无我是一种自卑与失落。由于缺乏自信，对自己的言说不敢负责，因而无我者的笔下往往貌似惊人，实质满纸虚空：或推砌术语，新名词新概念轰炸，借以张目（其实连他自己也没搞懂）；或拉出几位洋人，罗列若干伪注，借以唬人；或变换花样，玩弄包装，打出莫名惊诧的旗号，借以夸示。在学术研究这个激情与思维的先锋领域，人们看不到无我者理智的拓荒与探险，更遑论独创性的作为，因而无我者的“科研成果”总是缺乏血色的“冷冰冰”，没有阳气的“干巴巴”。


    无我是一种壮夫不为的雕虫小技，智者不屑的精神泡沫。由于无我者的文章缺乏生命原色，自然没有个性，彼此相仿，千篇一律，因而换一下作者姓名，断然难辩原作属谁。人们不妨做一个试验：将发表在南方大学学报的论文，删去原名，更换他名，寄往北方大学的学报，北方大学学报绝对看不出原文应出自何人之手。反之亦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大凡此类“无我”之文，最易成为剽窃对象。为什么现在学术界会出现这么多的剽窃现象？除了别的原因，我认为论著的无我性不能不说是其中的重要原因。我们可以试想一下，那些视学术为生命，甚至不惜为学术献出生命的学者，其论著无不充满生命气象与有我品格，例如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钱穆、吴宓等等，他们的文章能被他人假冒剽窃吗？即使真有胆大妄为者剽窃了，也能为世人所辩识。这就是“有我”与“无的”的区别！


    严格地说，学术工作是一种纯粹的精神生命活动，是学者用其独特的富于个性化的理性探险和感性表述来展示其对人生和世界真理的生命证悟与探索，是学者作为社会的人、历史的人、文化的人、生命的人所选择的自身生命活动的一种特殊形式。学者这个行当不是谁想做就能做的。因而真正的学者所从事的创造性工作，必然是激情燃烧的，充满生命人格的，有我的，是一种标准的个人化行为。虽然学术工作“寂兮寥兮”，但他们依然“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心善渊，动善时，在大化流行中呈现出人性的生趣与光辉。


    有我，永远是真正的学者必具的品格。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