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福泽谕吉儒学批判的历史背景与解释——重新探讨东亚儒学史的出发点

来源：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庚子十月十一日壬申

          耶稣2020年11月25日

教化的儒学·儒学的教化

2020年11月22日晚19:00-21:00，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京师哲学系列讲座之海外学者专场：“福泽谕吉儒学批判的历史背景与解释——重新探讨东亚儒学史的出发点”在线顺利举办。本场讲座由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许家星教授主持，并有幸邀请到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副教授姜智恩担任主讲人、南昌大学哲学系特聘教授田炳郁担任评议人。校内外140余位师生参与了本次线上讲座。

姜智恩老师首先介绍了作为本次讲座主题缘起的基本问题意识：儒学在近代之前曾发挥其重要的优势，但却在迈入近代的入口时成为了阻碍历史进程的存在。上述的这一观点，已近乎成为东亚儒学史的通说。不过，姜老师对此一“通说”进行的反思在于：此处所说的“儒学”究竟何指？为了解决这一疑惑，姜老师尝试将福泽谕吉（1835-1901年）的儒学批判及其儒学观作为入手处，并尝试分析丸山真男（1914-1996年）对福泽儒学批判所作出的再解释路径，从而导出上述疑问的答案。

姜老师指出，福泽谕吉之所以产生“儒学无实”的批判意识，这与当时的日本儒学之历史背景有密切关系。与中、韩的儒学借助科举体制与政治学相紧密联结的情况不同，德川时代的日本武士社会并不存在单纯通过掌握儒学知识，即可参与国家政治的渠道。换言之，儒学在中、韩经由科举所获得的普遍性与经世价值，从根本上无法在日本的土壤上建立起来。日本的儒者不得不亲自寻找经书内容与现实世界的联结纽带。故而，日本儒者往往选择将中国儒学改造为适合日本的形式，而就在这种改造过程中，上述二者截然不同的特质常常被忽略。到19世纪初，将儒学作为经世学而加以学习的武士群体，已大量涌现。在对儒学展开多样性研究的同时，明治时期的日本官员或有识之士也逐渐试图将儒学用于道德教育。

在这种境况下，尽管德川社会并不存在中、韩两国那般普及化的儒学，但诸如“大名”“大夫”等具有儒学意味的称呼却大行其道。因此，德川社会的封建制度存在被误解为儒学之附属产物的可能性。并且，由于福泽谕吉对儒学展开的批判，通常与其对德川封建制度的厌恶感相联结。尽管福泽本人很清楚日本儒学的特殊性，但对其而言，澄清日本儒学与中、韩儒学的差异并非其进行儒学批判的主要目的。甚至，福泽往往在论述中将日本儒者与中、韩儒者相提并论。结果，在福泽的儒学批判所建构出的体系中，儒学在中、韩两国曾起到牵制君主之作用的一面被主观地忽视了。而仅仅存在于日本儒学中的“无实”论，却被福泽不加界定地套用在中、日、韩三国所共享的“儒学”这一名词上。

后来的丸山真男在重思福泽的儒学批判时，其强调福泽的“实学”并非建立在纯然的实用主义之上，而应当注意到其中存在着“向他者的本质性飞跃、与过去断绝”的一面。在此基础上，丸山指出，福泽的儒学批判恰恰是与传统的“产生东洋道学之精神”相断绝，从而向“西方近代自然科学之人类精神”飞跃。也就是说，丸山在主观上将福泽并未明确区分的中、日、韩儒学以“东洋道学之精神”一名加以重新的统合，并将其构建为福泽之儒学批判所必须克服的对象。与此同时，在德川时代并不占据主流的儒学，也就在丸山的这番叙述中被推上了——“在近代到来以前曾发挥其重要的优势，但却在迈入近代的入口时成为了阻碍历史进程的存在”这一前述东亚儒学史之“通说”的位置。

最后，姜智恩老师简要地概括了本次讲座的主要结论：

“儒学扮演近代化的障碍角色”这一论述，实际上是建立在福泽谕吉的儒学批判以及丸山真男对“福泽儒学批判”之再论述基础上的一种与真实历史并不相符的虚像。经由福泽、丸山二人的批判与再思考，儒学在中、韩两国所实际具有的政治实用性被忽视了，而原先只存在于日本儒学自身的“无实”论却被放大为儒学的一种通病，甚至最终被推到了“必须予以克服，才能进入近代西方之精神”的位置。换言之，人们所习以为常的这一东亚儒学史上的“通说”，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基于福泽“误读”的再误读。

随后，田炳郁老师对本次讲座进行了简要的点评，其高度肯定了姜老师针对福泽谕吉、丸山真男之立说所作出的详细梳理与语境分析。同时，田老师也联系朱子学中存在的相似问题，从而强调“还原语境”在哲学问题之分析上的重要性。最后，在姜智恩老师对现场听众所提出的“江户儒者的儒学学习动力何在”、“江户日本的经学史特色何在”、“日本儒学为何无法在政治上实现君权牵制作用”等问题进行详细而精彩的回答后，本次讲座圆满落下帷幕。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