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庆镛与道咸学术

作者：陈友良（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

来源：《孔子研究》2020年第4期

摘要：陈庆镛是道咸士人承认的汉学家。因其学术背景、仕宦经历及个人性情，他与道咸学术格局的诸多趋向多有交集和互动，其思想和学术的发展转变是观照道咸学术流变的一面镜子。晚年陈庆镛提出“六经宗许郑，百行学程朱”格言，主张立足顾炎武的学术思想和实证方法，倡议会通汉学、宋学和经世学三种学问，以崭新的精神面貌追求经世致用之学以救济时艰。纵观陈庆镛的学术人生，他以政学会通、汉宋会通、考据经世会通的特点，为复杂多元而又交相为用的道咸学术作了说明。

关键词：道咸学术；陈庆镛；汉学；宋学；通经致用；

作者简介：陈友良，男，1974年生，福建尤溪县人，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

道光朝御史陈庆镛(1795—1858)留给世人有两种形象：第一种形象是“谏垣名臣”。陈庆镛生前以御史身份抗直敢言，弹劾琦善、文蔚、奕经等权贵，迫使道光帝收回再次起用三权贵之成命，世称他与苏廷魁、朱琦为“谏垣三直”，加上金应麟，时人又称他们为“四虎”(1)1。晚清张之洞在《劝学篇》中表彰陈庆镛、袁端敏诸公“正言谠论于庙堂之上”，是延续国脉不坠的儒臣模范(2)2。民国学者楚金评论陈庆镛是亦官亦学，“虽为经生，实亦怀抱经世之具者”(3)3。第二种形象是学者。科举入仕后的陈庆镛的学术活动相当活跃且有一定号召力，他与阮元、程春海、龚自珍、魏源、梅曾亮、张穆、何绍基、苗夔、桂文灿等一干学术人物有交往，龚自珍特别钦佩他，说他“谈经颇似李文贞(光地)”(4)4。后学桂文灿读了陈庆镛为柳宾尗所撰《榖梁大义述序》后，“知其深于经学”(5)5。曾国藩在《苗先丽墓志铭》中称陈庆镛是“讲小学者”(6)6。晚清李慈铭阅读陈庆镛的《籀经堂集》，称其为“汉学名家”，并对其金石学及音韵学的见解极其佩服(7)7。刘师培在其《南北考证学不同论》一文中，认为陈庆镛得阮元、陈寿祺的经学考证学之传(1)8。《清儒学案》视陈庆镛为乾嘉经学大师程恩泽名下的“春海学案”中的重要一员，并选录了他的《经说上》全部15篇文章及其他3篇序言，篇幅居学案同人之首(2)9。张舜徽在其《清人文集别录》中评论陈庆镛的学术观点时说：“以余观其考古之识，固不在朱为弼下也。”(3)10

但是相较而言，在后人印象中，陈庆镛的官声重于他的学问，乃至《清史稿》以极大篇幅叙述他的直谏故事，对他的学术成就则一笔带过：“精研汉学，而制行则服膺宋儒，文辞朴茂，著有《籀经堂文集》《三家诗考》《说文释》《古籀考》等书。”(4)11支伟成所编《清代朴学大师列传》收进370余名清代汉学家，并经章太炎校订，却还是略过了陈庆镛(5)12。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学术界对于陈庆镛作为汉学家或经学家的一面了解有限。

道、咸之际，正是中国社会处在内忧外患的迫蹙形势下，政治学术经历着后乾嘉时代的“日盈则昃、由盛而衰”的阶段(6)13，士人阶层受时势相迫，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穷思眇虑，孜孜以求应变之道，学术和文化格局于是表现出新旧杂糅、流变纷呈的特征。依据学者的研究，道咸学术的格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构成：理学复苏、考据学之流衍、汉宋调和、常州经今文学派的活跃，以及经世实学、边疆舆地学、金石学、诸子学兴起，等等(7)14，以及象征思想界新动向如礼教思潮、顾祠会祭等，均有相关研究成果(8)15。如果以这些课题来考察陈庆镛一生，呈现两个学术特征：一是其学术涉猎较广，包容上面诸多领域。二是他与上述领域的诸多学界翘楚都有一定的交往和互动。因此，本文拟通过对陈庆镛的成学过程及学术交游的钩索，探讨他与道咸时期学术文化思潮的互动关系(9)16。

一、闽学之滋育

泉州曾是闽学的重镇，《晋江县志》记载：“泉郡为子朱子过化之地，而王梅溪、真西山两先生皆守兹土，所以启迪而薰陶之者，至深且久，故有海滨邹鲁之称，钜儒名臣后先辈出。士生其间，耳濡目染，必有以继迹前贤。而教育造就，非加意于书院不可。”(1)17就以《易》学研究来说，明代以来泉州、晋江学者的研究成果尤夥，如陈庆镛娓娓道来：“吾泉多以易名家，前明自蔡文庄公《蒙引》而外，注易者不下数十家，而郭鹏海尤伟，海内宗仰，国朝则李文贞公独总其成。”(2)18又如数家珍地说：“明一代天下言《易》者，推晋江，而晋江以蔡、陈、苏三家为最。”(3)19陈庆镛就是生长在这个闽学研究和书院教育氛围浓厚的“泉郡”。

乾隆六十年(1795)，陈庆镛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庶人家庭。幼年时期，陈庆镛即受学于精研理学的龚元，背诵理学诸书及经史著作。李峥嵘所撰《颂南陈公墓志铭》中提到：“公七岁就外傅，聪慧异常。”(4)20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启蒙教育是从背诵宋儒的经典著作开始的。

道光二年(1822)春天，陈庆镛二十七岁参加乡试，考题是作《谏果赋》，当时御史韩鼎晋(字树屏，1767—1826)督福建学政，“得公卷，大加赏识，以将来必为谏垣名臣，遂拔冠军，取入晋庠一名。”(5)20“谏果”是橄榄的别称，味道苦酸而涩，食后回甘。生在福建的陈庆镛对于橄榄的特性应有所了解，由此他联想到“谏诤”之难，并以此立意作文，竟然得到身任御史的韩学政的重视。同年，在韩师的鼓励下，陈庆镛首次进京会试，韩对他“饮食教诲备至”(6)21。晚年陈庆镛为韩师《秋江归棹图》题跋，描述韩师“正色立朝，声望隆天下”的一代御史形象，赞赏其“移孝作忠”的政治信念，同时感念韩师培育闽省学风的功绩：“持英荡来闽，孜孜培养士气，文风为之一新。”(7)22韩鼎晋的品行道德对陈庆镛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后来陈庆镛亦成为一名御史，并非偶然。

现在没有资料可以直接说明陈庆镛最早什么时候接触到汉学，但他的学生陈棨仁曾指出老师“少而岐嶷，为淹贯甄综之学，不屑逐时好”(8)23。这种博闻强记、不肯屈就成说的学习态度，无疑是从事汉学研究的前提。福建学者的汉学研究起步较晚，自乾隆中叶纪昀、朱珪视学福建，汉学始为闽学者所重视，议论汉学的风气渐在闽学者中兴起，并时有经史训诂类著作问世。至嘉道之际，陈寿祺(字恭甫，1771—1834)以其精深的汉学研究，一举成为福建学界的领军人物。谢章铤曾记载：“老生宿儒虽未尝不谨守朱子之法，然其议论则有加焉，见闻则有进焉，乃相与立为读书榭。榭中名宿如梁九山宫詹、林樾亭大令、龚海峰太守十数公，皆读书等身，著书等身。最后陈恭甫侍御出，以沉博绝丽之才，专精许、郑，建汉学之赤帜。”(1)24由此可推断，以当时汉学在福建兴起的程度而言，陈庆镛对汉学应已有所涉猎。至少在嘉庆十八年(1813)，陈寿祺到泉州清源书院任教，拟招收弟子，不满二十岁的陈庆镛就以一篇《郊褅考》的古学论文，深获陈寿祺的赏识，入其门下，得以在这位汉学名师的指导下进行系统的学术训练(2)25。

陈庆镛在《鳌峰载笔图题辞》中提到当时陈寿祺主持清源书院时的教学内容：“既而授《三礼》《春秋大事表》《说文》《广雅》等书，发疑辨难，指画无虚，日暇则课读《史》《汉》，旁及《文选》《词宗》《词律》，提命益切，如是者数年。”(3)25《说文》《广雅》等学，无疑是一个汉学家所必备的治学门径。而且陈寿祺要求学生必读史学著作，除了上述《史》《汉》等经典著作外，他同时为学生编选一些近人的经史类文章，刊刻成《冶南文薮》一书，供他们课艺之用，其中就收录了若干当时闽人的文章，如闽县人何则贤(字道甫，1801—1852)。陈庆镛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撰《蓝水何氏〈三孝义传〉序》，对自己早年阅读何则贤文章仍然记忆犹新：“余于十数年前读恭甫师所选《冶南文薮》一书中录道甫《论著经史》诸篇，落落数千言，皆能畅所欲叙，心韪其学之有本。”(4)26从理论上说，严格按照陈寿祺的“研经”和“考史”并重的学术训练方法，学生未来“必可成为辨是非、穷变化、通时务，入可以立言以传世，出可以敷政而佐时的通儒”(5)27。应该说，陈庆镛后来成为汉学研究者，证明了陈寿祺的通儒教育理论是有一定效果的。

在陈寿祺的带领下，清源书院汉学研究风气甚为浓厚，同学之间的相互研讨和学习的话题也以汉学为主。王怀佩也是陈寿祺麾下的得意弟子，1853年死于农民起义军之手。陈庆镛撰《王怀佩先生殉难纪遗》时提到早年他们在清源书院学习期间的学术研讨情况：“先生(王怀佩)邃于三礼之学，于四书典要，研覈尤精，家藏书数万卷，下丹铅者，钩稽辄当，尝出所钞本金诚斋《求古录》及蔡邕《明堂月令》，朝夕与余商榷参订，以待梓行。”(6)21须知这里所提及的金诚斋(名鄂，1771—1819)，精通《三礼》之学，所著《求古录》一书，“取宫室、衣服、郊祀、井田之类，贯串汉、唐诸儒之说，条考而详辨之。”(7)28陈庆镛曾研读过此类书籍，正说明当时他对于古制度的考证兴趣盎然。后来陈寿祺又受聘福州鳌峰书院掌教，仍然不时提醒陈庆镛治学方法当以文字训诂探明古人遗意，即陈庆镛所说“尝以手教来命稽撰达恉，务得古人堂奥”(8)。这是汉学家最为看重的治学方法。所以清源书院时期受教于陈寿祺，可视为陈庆镛治汉学之发端。

不宁惟是，陈庆镛与乡试同年厦门吕世宜(号西村，1784—1855)的交游，说明早在福建时期他已经接触到金石、篆刻、书画之类的学问。吕世宜先后受业于厦门名师周礼、王琼林、周凯等，“间有古义法”，从他们那里深得古文“义法”，且其个人数十年沉浸于金石篆画的研究，是享誉闽台两岸的金石、书画大家。有人评价：“吕子西村，好古而辟。凡金石砖甓之文，摩抚审玩，嗜若生命。善属文，工篆隶。”(1)29陈庆镛与吕世宜是壬午(1822)乡试同年，“谊同兄弟”(2)30。道光八年(1828)冬，陈庆镛到厦门拜访吕世宜，“见其酷耆金石，篆画精确，心焉好之”(3)31，萌生了对金石篆画的喜爱。他后来对金石文字的精湛研究，是在阮元的指导下进行的，但是吕世宜的早期影响当不容忽视。

由上面的叙述大略可见陈庆镛的成学，三十岁以前在福建就已经接受了宋学和汉学的系统训练，并接触到当时学术的主流，至少涉猎三礼学、春秋学、文字声韵学、书法篆画、史学等方面的学问，他的汉学研究的基址便是在这一时期奠定的。张舜徽亦认为，早在福建时期，陈庆镛已具备成为汉学家的基础，“庆镛经史、故训、词章之学，盖植基于此时。”(4)32

二、从游诸先生

道光十二年(1832)，陈庆镛三十七岁，中式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户部主事；迁员外郎，授御史。陈庆镛在京师居住达十余年，访名师，广交友，所学愈广，凡天算、六书、训诂、金石皆有涉猎。陈庆镛的座师是吴县潘世恩(1769—1854)，时任军机大臣，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后又以高龄晋武英殿大学士，又晋太傅，身居高位。但潘世恩并不以汉学见长，陈庆镛似乎也没有从他那里获得学术方面的指点，其文集中只有一首诗《寿潘宫保七十》，取石鼓文字仿《雅》体，为座师七十大寿而作，实际上，他系以精湛的文字训诂之作向恩师致敬(5)33。然而陈庆镛与吴县的潘氏家族的关系并未到此为止，后来，他还为潘世恩的堂兄潘世璜的遗像题辞，赞其一生致力于程朱理学之研究，“睹其貌，岩岩而峻，肃肃而温，洵为儒者气象。”(6)34又收下潘世恩之孙潘祖荫为弟子。

寓京期间，陈庆镛在汉学研究上的进展，主要得益于他的两位汉学名师：程恩泽和阮元。程恩泽(号春海，1785—1837)，嘉庆十六年进士，曾师从凌廷堪，“凡天算、地志、六书、训诂、金石皆精究之。”又善考据，“推本贾、服”，《清儒学案》称他是嘉、道间“儒林祭酒”(7)35。可惜天不假年，于道光十七年(1837)病故。奉阮元之命，陈庆镛与汪孟慈、何绍基等人在京南的龙泉寺整理程恩泽的遗文，并亲撰《龙泉寺检书记》一文，对程师的学术特点加以评论。他开头即说：“歙程侍郎春海先生器宇汪洋，为学根柢两汉师说，余向心往久之。”他对于程恩泽的跨越今、古文经学的学术思想，是持钦佩态度的。他又回忆说，当程师还在农部任少司徒时，他正好在校勘宋王应麟的《诗考》，就有疑问处向程师多次请教，得到很多指点。程师的博学，对他启发尤多：“且视及天文、地理，与夫古仪器、制度、仓颉、史籀，造书精意，穷源达委，聆若发蒙。”(8)36大概是因为这段师生因缘，《清儒学案》将陈庆镛置于“春海学案”中。

至于阮元的学术指导，对于陈庆镛的学术成长，尤其是在金石学方面的拓展，其重要性毋庸置疑。张舜徽曾指出陈庆镛“后又出阮元之门，饫闻绪论，故一生治学趣径，复与阮元为近。”(1)37实际上，陈庆镛之前的老师，如陈寿祺、程恩泽，均出自阮元之门。道光十三年(1833)，阮元从云南回京，陈庆镛以举业正式入了阮元之门。直到道光十八年(1838)阮元致仕回里，这期间至少有两年多的时间，他是在阮元的指导下从事金石文字研究的。他的一首金石诗指出阮师的教诲：“析我以疑，博我以艺。道原治流，其人其世。”(2)38前二句是指析疑和授艺，就是教导他校金石文字；后二句是指治学宗旨和读书方法，即治学要追本穷源，读书当知人论世。

道光二十六年(1846)，陈庆镛回籍，途经扬州，顺道拜访阮元。已经是八年之别了，他写下《九月初二日到扬州谒阮云台师》诗一首并附有解说。当时阮元已是八十二岁高龄，言语表达不清，所以两人以笔谈的方式进行交流，陈庆镛将此次拜见老师比喻成伏生授经。

阮元的经学研究尤其强调“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之学，是指在经学研究中，努力寻求古代原来的涵义而不作无根据臆断的训诂学。阮元对自己的“揅经室”作出解释：“室名‘揅经’者，余幼学以经为近也。余之说经，推明古训，实事求是而已，非敢立异也。”(3)39或受此影响，陈庆镛最初将自己的室名定为“问经堂”，同时以“实事求是斋”作为自己的斋名(4)40。龚自珍曾记他为陈庆镛题写室名之事，盛赞陈庆镛专注治经，心无旁骛，“登是堂也，无杂宾，无杂言焉”(5)41。道光三十年(1850)，时年五十六岁的陈庆镛再次应诏入京，又自题室名“籀经堂”、“籀经书府”等(6)42。“籀”可能取自《说文》：“籀，读也”(7)22。故“籀经”，即“读经”。可见其一生的读书兴趣都在经书上，这不能不说与阮元旨趣为近。

除了直接从程、阮二师获得汉学指导以外，陈庆镛亦参加了以阮元“积古斋”古物收藏为中心的金石文字辨识和考释的学术活动。道光十五年(1835)，阮元再次入京为官，将积古斋所聚集的金器铭文全部拓出，供门下弟子及金石学者研究(8)43。程恩泽与阮元交情甚好，又是比邻而居，两人切磋文字，交游甚密，他们的门生弟子亦时相聚会，互相辨认金石文字及考订经史(9)44。陈庆镛作为阮元的及门弟子之一，也是这个学术圈的一员，其他主要人员还包括龚自珍、何绍基、吴荣光、许瀚、吴式芬、王筠等。陈庆镛在《古铜直钱考》中就提到阮元命他以延光壶上的金文考证汉代铜价之事，他说：“仪征相国夫子出所藏积古斋钟鼎款识，并示以延光壶及古铜钱相值之数命证。”..(1.0)45《龚自珍年谱考略》中亦记载了陈庆镛多次参加这个学术圈的交游活动，如道光十四年条记陈庆镛与同人考订“光和量铭”，道光十七年条记陈庆镛敦促龚自珍撰《吉金款识》，道光十八年条记陈庆镛与同人在广恩寺为吴式芬、许瀚饯行，道光十八年条记陈庆镛与同人在三忠祠为阮元饯行，等等(1)37。因此可以说，陈庆镛的金石考订功力的提升，与他在此时期频频参加金石交游活动密不可分。正如张舜徽指出：“庆镛论学之友，以张穆、苗夔、何绍基、王筠诸人，故于文字、声韵、故训之学，寝馈尤深。”(2)46

需要指出，陈庆镛驻京时期治学虽以汉学为主，但他没有放弃对宋学的追求。他同时拜入以倾向程朱理学著称的沈维鐈(字子彝，1778—1849)门下。陈庆镛描述沈维鐈的治学特点是汉宋兼采，他说沈师“生平喜读宋五子书，以为典章制度，与夫声音训诂文字之学，必宗汉人，而道理则备于程朱。自明薛敬轩、胡敬斋，以及国朝陆稼书诸书，靡不沉潜玩索，求为身心有用之学。”或许是沈维鐈这种汉宋兼采的学术旨趣，吸引陈庆镛一直求教于沈维鐈，他又说：“庆镛久隶门墙，当公养疴京邸，得造膝请业，尝曰为学当从实践下工夫，又曰居官须熟读通鉴，磨砺益至。”须知“从实践下功夫”、“读通鉴”等是宋儒最常用的话语。沈维鐈也视陈庆镛为知己，庆镛回里时，“公惓惓不忍舍，濒行复赠以诗。”(3)47道光二十七年(1847)，梁章钜在扬州造访同年沈维鐈时，有意询问“门下士最显者何人?”沈答曰：一是林则徐，一是陈庆镛，“皆君同乡也”。梁章钜道：“只此两人，已足为门墙之光，其余不问可矣。”(4)48这可以说明陈庆镛从沈维鐈那里汲取了宋学及汉宋兼采的学术思想，并得到沈的认可。

科举取士之后的陈庆镛在汉学上与时俱进，并朝着“汉宋兼采”的方向发展。之所以如此，在于他具有一种龚自珍所言的笃实、坦荡的求知精神，这一精神尤其表现在“从游诸先生”上面，即从汉、宋两家学说中吸收思想精华。总的说来，京师时期陈庆镛学术活动的重心在汉学上面，对于宋学则兼收并蓄。

三、转向经世致用

陈庆镛生值乾嘉盛世已衰、西力逼近之际，内外交困的处境不容许他仅做一名纯粹经史考据的学者，他也有着转向经世致用的强烈愿望，希望以此解决王朝危机。故其在汉学、宋学领域之外，孜孜欲求经世之学。当然，陈庆镛学术兴趣的转变，也是顺应了道光中期以后兴起的经世致用思潮。

道光十六年(1836)四月四日，时任户部主事的陈庆镛与鸿胪寺卿黄爵滋、翰林院编修徐宝善、户部员外郎汪喜孙等六人共主，邀请部分京官及当年各省来京会试的举人42人，在江亭(又名陶然亭)举行展褉。陈庆镛是江亭展褉的主要组织者，他在会后专门撰文说明展禊的古意和作用，并极为慎重地记录下所有与会者的名字，计有主人六人，客人四十二人。通过此次集会结交了不少经世实学人士，比如戴孙、刘宝树、刘宝楠、丁晏等人，这些士人的学术取向对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道光中期顾炎武祭祀活动的兴起，在思想史上，尤应视为经世致用学风勃兴的代表性事件(1)45；而在学术思潮上，则表现为汉宋调和思潮的兴起(2)46。道光二十一年(1841)，梁章钜等奏请顾炎武入祀昆山乡贤祠；道光二十三年(1843)，张穆、何绍基、苗夔等人倡议在宣南建立顾炎武祠及修褉活动，他们奏请的重要理由，是顾炎武“植躬清峻，砥行端方，讲求经世之学”(3)49。陈庆镛对于同人追慕顾氏的经世之学的行动也积极响应，参与了张穆召集的《顾亭林先生年谱》的集体编纂工作，寓京期间几乎每年都参加顾祠纪念活动。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陈庆镛在士人雅集、交游的影响下，愈来愈关注学术、修身以外的世务问题和经世实学。

鸦片战争后，陈庆镛对时局的忧患感更加深了一层。道光二十二年(1842)，陈庆镛升任江南道监察御史，次年他做了一件“声震天下”的事情。道光二十三年(1843)三月，朝廷重新启用鸦片战争中被革职的琦善、奕经、文蔚三人，陈庆镛于四月即上《申明刑赏疏》，抗言道光皇帝的用人政策违背《大学》的“絜矩之道”。他说，所谓“矩”，就是“民之好恶”；所谓“好恶”，就是对于皇帝刑、赏是否公平的舆论(4)48。此疏在士人中反响强烈，道光帝不得不采纳，并收回成命。《清史稿》记载陈庆镛直谏行为曰：“奉旨俞允，同朝额手称庆，……《邸报》传抄中外，东西南北皆闻公名也。”(5)50陈庆镛的直谏给他带来了崇高声望，与朱琦、苏廷魁被士人并誉为“谏垣三直”(6)51。同乡梁章钜亦在笔记中说：“吾乡陈颂南给谏庆镛，以一疏劾三贵人，九重为之动容，天下想望风采。”(7)52

有学者指出，陈庆镛上疏事件或许与顾祠修褉对于经世致用的关注有关，因为据传《申明刑赏疏》其实是由陈庆镛的好友张穆代撰(8)53。此论或有道理。陈庆镛与张穆结交于道光十八年(1838)(9)54，两人寓京时期有过频繁的学术交往，陈庆镛曾回忆说：“曩在都门，得识平定石州，初交甚淡，既而晨夕过从，往复辨论经史及古今名物象数，凡仓文、籀字、紂红、不羹之属，靡不奇共赏疑共析。”堪称莫逆之交。张穆性情耿直，与人交往并不避讳他人短处，往往出言相劝，甚至是“一言偶轶必规，一行偶错必规。讨论昔贤往牒，钩稽文字形声时，或谬于古必规。”..(1.0)45张穆对于陈庆镛亦如是，在顾祠首祭后两月，有感于陈庆镛学业荒疏，直言规劝：“当今天下多故，农桑、盐铁、河工、海防、民风、士习，何一事不当讲求?先生富有藏书，经学既日荒废，治术又不练习，一旦异以斧柯，亦不过如俗吏之为而已。古今必无侥幸之名臣循吏也，愿稍敛征逐之迹，发架上书，择其切于实用者一二端，穷究竟委，单心研贯，一事毕更治一事。”(1)55这是相当重要的提示，意味着陈、张二人面对日渐败坏的时政而积极讲求经世致用的学问。

陈庆镛身居上位且年岁稍长，对于张穆的批评却坦然接受，他表示“人皆谓石州迋，余独谓石州朴而真。”(2)56陈、张之间的真性情及相互砥砺学问、切靡志行的风格，深得后辈学人李慈铭的赞赏。李在他的读书笔记中评论道：“固足见石州之抗直，而给事年位远过石州，其言为平交所不堪，而绝不以为忤，此岂今人所能及哉。”(3)57陈庆镛虚怀若谷的性格于此可见。

道光二十五年(1845)，陈庆镛四十八岁，升授工科给事中，巡视东城，失察同官案，吏议降调，候选光禄寺署正。他颇受降职影响，情绪低落，于二十六年(1846)提交辞呈返乡。庆镛回原籍后，一面主持厦门玉屏书院的教学，“栖迟桄门，日事稽撰”(4)58，一面思索经世之学。他对当地研究农田、兵礼、水利、海志的学者林啸云十分推许，曾跋其著述，其中提到：“读书将以致用也。学者束发受经，便期于远者大者，自谓能文章，通经世，至问其所学何事，则爽失矣；及近而叩之以当世之务，风俗之是非，世情之厚薄，则又漠然若周闻知。”(5)59他强调作为学者就应当充分了解当世之务。

道光三十年(1850)，咸丰帝即位，陈庆镛年已五十六，在林则徐和大学士朱凤标的推荐下，补江西道监察御史，后再调陕西道，诏命继续履行言官之职。陈庆镛虽挫于前，但这次复出，仍保持耿直廉正本色，“锐气不挠”，并思知恩图报，前后上奏章数十疏，有关盗匪、海防、民生利弊等，皆有关时政。如为治理黄河河南段，上《河防筹画疏》；为反对鸦片战争以后愈演愈烈的卖官鬻爵状况，特上《请停捐军功举人疏》，此疏又一次被采纳，“士气为之一振”(6)60。这可视为晚年陈庆镛讲求经世学问以救济时艰的一种实践。

四、汉宋会通论与汉学成就

据陈庆镛的学生龚显曾记载，他“归里后，尝自题楹语云：六经宗孔郑，百行学程朱。”(7)61他的另外一位学生陈棨仁的记载稍有不同，为“六经宗许郑，百行学程朱”。两种说法中虽有伏生、孔安国、郑玄、许慎等并称提法的略微差别，但都是汉学宗师，是作为与宋儒程颐、程颢、朱熹一脉学术体系的对照。

“六经宗孔郑，百行学程朱”不是陈庆镛一人的私言，而是嘉道之际治汉学者的公开标榜，主张在经学研究方面尊汉学，在立身制行方面效法宋儒，如惠士奇(1671—1741)曾手书楹贴：“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又如袁枚(1716—1797)作诗曰：“郑孔门前不掉头，程朱席上懒勾留”(1)62。这种调和汉儒训诂之学与宋儒修身之学的学风，正如前文所指出的是一种“汉宋兼采”思潮，也可称为“汉宋调和论”(2)56。陈庆镛晚年的学术理念正与此思潮一致，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从“调和论”走向“会通论”，或者说是用“道通为一”的思想去理解汉、宋学的关系。其受业弟子何秋涛回顾说：“惟即所闻于先生，知先生精研汉学而服膺宋儒，尝谓汉、宋之学，其要皆主于明经致用，其归皆务于希圣希贤，他人视为二，吾直见为一也。”(3)63“吾直见为一也”语清晰表明晚年陈庆镛在努力会通汉、宋学，并发现二者在“明经致用”、“希圣希贤”方向上是一致的。

陈庆镛文字中直接议论汉、宋学会通之处很多。咸丰元年(1851)，陈庆镛应孔绣山雅集之邀，赋诗一首：“峩峩昌黎子，文起八代衰。上绍伏郑学，下开程朱帷。明德后有达，景仰心靡遗。检讨书满屋，仪郑相追随。”(4)64这里“上绍伏郑学，下开程朱帷”恐怕就是后学所传“六经宗孔郑，百行学程朱”另一版本了。两种版本的说法，确实说明晚年陈庆镛转向汉、宋学会通论，以“明德”为目标，他非常向往这种汉宋会通的愿景。又如，他评论一项《易》学研究时提倡打破门户之见，融合汉学家和宋学家的易学视野，以获得完全的易学：“余惟汉人多讲阴阳，而宋人则专主理数，易恉无穷，当合汉、宋而通之，无门户之见，乃可以言易。”(5)65又在一篇跋文中，指出程朱之学实际上是一种平实明白的学问，其义理实有可取之处，“今世之为学者，好攻诋前人，遂至立为门户之见，不知立言不在乎艰深奇古，贵乎明理而已，如程朱之说，平易简实，而理自明。”(6)66可知他的经学观，以不立门户为宗旨，试图建立一种汉学和宋学的会通之学。

陈庆镛既是公认的汉学家，其在汉学研究方面的学术成果和学术思想不应忽略。他的汉学研究领域大致包括小学、经学考释、金石学三种。清人所谓“小学”，是研究文字、音韵、训诂的专门学问。顾炎武最初提出了这样的口号：“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亦即音韵是治“小学”之根本(7)67。陈庆镛认为顾炎武对于音韵学有开山之功，“夫古韻之学，一失于梁沈约纽字之图，再失于唐神珙字母之说，至明陈季立创始古音，而我朝顾氏沿流溯源，得千古绝学之传，著为《音学五书》，斯道大备。”(8)68所以他始终认同顾炎武所谓治经学必须先从声音文字训诂入手，“夫不知声音文字之原，无以明训诂。不明训诂，无以通经，有志经学者，其可不于小学之书沉研钻极哉!”(9)69可见他对顾炎武是双重景仰，既视之为经世儒宗，又尊之为考据学师祖。

受顾炎武影响，陈庆镛对于《说文》下了很大研究功夫，在方法上，他视之为经学研究的门径。他一再强调：“治经必先于声音训诂文字，而声音训诂文字莫备于许书”(1)70。又说：“言字学者，必宗《说文》”(2)71。他的朋友中就有不少人是以研究《说文》闻名的，其中就包括桂馥(字未谷，1736—1835)、洪亮吉(字稚存，1746—1809)、王筠(字贯山，1784—1854)、苗夔(字仙丽，1783～1857)等。他们之间常常通过书札、序跋及访问等形式进行学术交流，形成了一个《说文》学的学术圈。陈庆镛经常受邀为这些学者的《说文》学著作撰写序跋，对他们的成果学术价值加以评定。如他视桂馥的《说文义证》与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同等地位，他说：“海内通经之士，研精许学，无虑数十家，金坛段氏称专业，曲阜桂未谷先生同时治是经。……余尝谓段书尚专确，每字必溯其原。桂书尚宏通，每字兼达其委，二书实一时伯仲。”(3)72又指出王筠的著作可弥补段、桂二家之不足：“安邱王母山先生潜治是经，积数十年于斯，先是撰《系传校录》及《说文释例》，于六书大恉逐条疏证，创为正例、变例诸目，保氏之教焕然如揭日月星辰而行，诚可谓洨长功臣矣。近复纂《说文句读》十五卷，辨证是非，择焉必精，语焉必确，于是段、桂二家之术，读者多所折衷。”(4)73又肯定洪亮吉对于“转注”的专门研究当为学界圭臬：“稚存先生究心小学，潜研数十载，著为此书，首以尔雅、说文、释名、广雅、小尔雅，分编类纂，继复撰《比雅》，依尔雅、释训、释言之例，属辞比事，归当合一，凡经传遗言，以及老、庄、管、荀、逸周书、白虎通、马、班二史，汇辑条母成一卷，曰《转注》，考洵声音训诂文字之要归，而学转注者，当以是为圭臬。”(5)74诸如此类评论，如果他不是对于《说文》学已有融会贯通的把握，也不会如此娴熟，并自道其所以然。

陈庆镛在经学研究方面的成果不多，他的弟子言其一直计划写作若干部书，如《三家诗考》《说文释文校本》《古籀考》《榖梁通释》等，但最终都未能完成(6)75。张舜徽对此的解释是：“盖其岁月夺于仕宦，无暇伏案，故所学未克底于大成。”(7)76不过，在《籀经堂类稿》中，毕竟还有他的《经说》两卷，并曾刊刻了单行本。上卷包括《日中见沫解》《禋于六宗解》《释必》《释搢》《易林引诗考》等篇，下卷包括《石经考异补》《补刘楚桢宝楠释榖考》等篇。而且从上述他计划写作的书名来看，也可以考见其理路，即以声音文字训诂乃至金石考据验证经史。

除此之外，陈庆镛在《于复斋〈四书辨字〉跋》中曾就经、史研究方法分别作出概括：“故治经贵精也，拘牵于文谊则凿，畔离于训故则谬，寻原穷委，研确勃窣，而又绳之以周秦古书，斯得之。治史贵广也，读未数行辄评骘，失之妄；读一史未及他史，特下断，失之疏。善博览者，正为先，稗次之，注又次之，丛说为下，引证旁达，坒次属辞，斯得之。”(8)其所谓“治经贵精”，强调的是一种深度研究方法，与乾嘉考据学派所主张的“寻原穷委”是一致的，而又如顾炎武般特别强调以先秦古文字训诂作为考据准绳；所谓“治史贵广”，就是“通学”的方法，讲求旁征博引，同时又注意史料的等级性。因此，陈庆镛对于经史研究旨趣，以方法和材料为先，可以用“确守顾氏亭林之学”一言概括(1)62，这本是陈庆镛评价苗仙丽学术成果的话语，也是其夫子自道。

陈庆镛的金石学研究也有若干成果。他意识到，研究金石也是为研究经学服务的。他在评论刘宝楠的《经义说略》时曾说过这么一句话：“曩余尝欲裒集周先今古金石文之可以订正经字者汇为一书，今读先生之论，喜其大有以助我张目也。”(2)77这个“张目”的说法，其意思是工具或者方法。在学术成果方面，《籀经堂类稿》中有《钟鼎考释》一卷，还有他依据阮元的指示而写作的《齐侯罍铭通释》上、下篇。这些著作很能体现他的经史考证实力。

后代学者对陈庆镛学术成就的评价，集中于其汉学研究。如李慈铭评价陈庆镛的《籀经堂集》时说：“是集虽仅一斑，而所收策问、钟鼎、考跋诸篇，湛深古义，弥可宝贵。其与李子迪检讨书论等韵双声之学，尤晐洽绝伦。”(3)78又如张舜徽(1911—1992)评价：“是集卷十一《说文证序》、卷十五《语助冠首字法考》、卷十六《答李子迪检讨书》、卷二十《苗仙丽检韵图记》诸篇，于文字声韵源流衍变，言之最为该洽，知其研精斯道，功力已多，故考证金文，亦臻精确。”(4)73学者均肯定了陈庆镛的汉学研究的专业性。

陈庆镛一生经历了嘉庆、道光、咸丰三个朝代，他的社会活动和学术活跃期主要在道光朝中后期至咸丰朝的二十余年时间，几乎目睹并参与了道咸之际学术文化的整个变局。道咸士人于此学术格局中的各种趋向，或者居其一，或者居其二三，陈庆镛则因其学术背景、仕宦经历及个人性情，与这个学术格局的诸多趋向多有交集，且互动较深，是观照道咸学术流变的一面镜子。就学术成就来看，陈庆镛对于道咸学术的格局没有太大影响，他的声誉主要来自其“正色立朝”的御史本色，但汉学家的背景，使他成为合政、学为一的一代儒生。李慈铭读姚莹的《覆黄又园书》，对信中批评汉学家的意见极为不满，他以陈庆镛的例子反驳说：“而御史陈庆镛一疏，最足持当时朝局之敝，陈固汉学名家也。”(5)显然，陈庆镛是当时汉学家与改革家的完美融合典范。

道咸士人承认陈庆镛是汉学家。他确实能够深入汉学堂奥，实事求是地在声韵、金石、经史考释方面用功。他接受了顾炎武、阮元、陈寿祺一脉所倡导的汉学方法，对于乾嘉考据学风有承先启后之作用。同时他也受到道光朝后期士林重新评估顾炎武及通经致用思潮兴起的影响，其后学术兴趣渐由“精考释”转向“经济”和“通经致用”。乾嘉学风与道咸经世之学在他身上没有违和感，而是一种自觉的融合。晚年他又提出“六经宗许郑，百行学程朱”的格言，自觉立足顾炎武的学术思想和实证方法，倡议会通汉学、宋学和经世学三种学问，以崭新的精神面貌追求经世致用之学以救济时艰。

综观陈庆镛的学术人生，他以政学会通、汉宋会通、考据经世会通的特点，为复杂多元而又交相为用的道咸学术作了说明。

注释
 
1《清史稿》卷三百七十八，第三十八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1591-11593页；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8页。
 
2张之洞：《劝学篇》，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0页。
 
3楚金：《道光学术》，载《中和月刊》1941年第2卷第1期。
 
4龚自珍：《己亥杂诗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8页。
 
5桂文灿：《经学博采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05页。
 
6曾国藩：《苗先丽墓志铭》，载缪荃孙纂辑：《续碑传集》卷七十三，台北，明文书局，1985年版。
 
7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125页。
 
8(1)章太炎、刘师培：《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06页。
 
9(2)徐世昌等：《清儒学案》(第六册)，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5709-5735页。
 
10(3)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445页。
 
11(4)《清史稿》卷三百七十八，第三十八册，第11591-11593页。
 
12(5)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长沙，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1-14页。
 
13(6)楚金：《道光学术》，载《中和月刊》1941年第2卷第1期。
 
14(7)民国学者楚金在1942年发表的《道光学术》一文，全面梳理和分析道光学术格局、内容及其特征，概括周全。当代学者对道咸学术的描述，大抵不出楚金的描述范围。当代学者关于道咸学术通论性的论文：龚书铎：《道光间文化述论》，载《福建论坛》1985年第6期；刘继德：《道光年间的学术流派》，载《宁夏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王惠荣：《“道术将裂”：历史转捩中的道光朝学术》，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4月30日。另外，罗志田提醒说梁启超、钱穆关于清代学术史的经典论述多受王国维“道咸新学”观点的影响，未免有所遮蔽，若能将章太炎、刘师培等以乾嘉汉学一线的观念诠释清学的论述也一并纳入参考，或能对清学史有更为全面的理解。参见罗志田：《道咸“新学”与清代学术史研究---〈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导读》，载《四川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15(8)关于礼理争议及礼教思潮的论著：张寿安：《以礼代理：凌廷堪与清中叶儒学》，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94年；周启荣：《儒家礼教思潮的兴起与清代考证学》，载《南京师大学报》2011年第3期；关于顾祠会祭：魏泉：《“顾祠修褉”与“道咸以降之学新”---十九世纪宣南士风与经世致用学风的兴起》，载《清史研究》2003年第1期；王汎森：《清代儒者的全神堂---〈国史儒林传〉与道光年间顾祠祭的成立》，载《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16(9)关于陈庆镛的思想已有专题性研究，偏重哲学叙述，参见高令印：《福建朱子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58-564。
 
17(1)周学曾等：《(道光)晋江县志》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61页。
 
18(2)陈庆镛：《蒋慕生易说引》，《籀经堂类稿》卷十二，光绪癸未(1883)刊本，叶十八上。
 
19(3)陈庆镛：《苏紫溪先生〈易经儿说〉序》，《籀经堂类稿》卷十一，叶十四上。
 
20(4)(5)李峥嵘：《颂南陈公墓志铭》，转见蒋树卿、郑焕章：《清末著名爱国御史陈庆镛的两合墓志铭》，载《福建文博》2014年第1期。
 
21(6)(7)陈庆镛：《韩树屏夫子〈秋江归棹图〉跋》，《籀经堂类稿》卷十五，叶五上，叶五下。
 
22(8)陈棨仁：《陈公墓志铭》，陈庆镛：《齐侯罍铭通释》附录，道光丙午(1846)闰月一镫书舍刊版，叶一下。
 
23(1)谢章铤：《西云札记序》，《赌棋山庄文续集》卷一，《续修四库全书》(第154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65页。
 
24(2)(3)(8)陈庆镛：《鳌峰载笔图题辞》，《籀经堂类稿》卷十二，叶十九上。
 
25(4)陈庆镛：《蓝水何氏〈三孝义传〉序》，《籀经堂类稿》卷十一，叶六上。
 
26(5)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制度研究》，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03页。
 
27(6)陈庆镛：《王怀佩先生殉难纪遗》，《籀经堂类稿》卷十九，叶二十一下。
 
28(7)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二，第四十三册，第13296页。
 
29(1)周凯：《四十九石山房记》，《内自讼斋文集》卷八，清道光二十年(1840)爱吾庐刻本。
 
30(2)吕世宜：《爱吾庐汇刻》，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6页。
 
31(3)陈庆镛：《题吕西村髯可我我图讚集易林语》，《籀经堂类稿》卷十七，叶八下。
 
32(4)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下)，第444页。
 
33(5)陈庆镛：《寿潘宫保七十(集石鼓文九章仿雅)》，《籀经堂类稿》卷八，叶四上。
 
34(6)陈庆镛：《潘理斋先生(世璜)遗像赞并序》，《籀经堂类稿》卷十七，叶十二下。
 
35(7)徐世昌等：《清儒学案》(第六册)，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5695页。
 
36(8)陈庆镛：《龙泉寺检书记》，《籀经堂类稿》卷二十，叶八上。
 
37(1)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下)，第444页。
 
38(2)陈庆镛：《送阮宫保致仕归里，集石鼓文十章，仿颂》，《籀经堂类稿》卷八，叶一上。
 
39(3)阮元：《揅经室集自序》，《揅经室集上》，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页。
 
40(4)陈庆镛在其文章后面自署“实事求是斋”，包括以下几篇文章：《古铜直钱考》(1837)、《魏熨斗考(为韩太守泰华)》(1838)、《题吕西村〈髯可我我图赞〉，集〈易林〉语》(1841)。
 
41(5)龚自珍：《问经堂记》，《龚自珍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87页。
 
42(6)陈庆镛在文章中自题“籀经书府”在《韩渌琴规政吟跋》(1850)文末；自题“籀经堂”在《林梧圃诗钞跋》(1851)文末。
 
43(7)转见王国维：《史籀篇疏证序》，《王国维论学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5页。
 
44(8)吴荣光：《筠清馆金石录自序》，《筠清馆金石》，道光壬寅(1842)南海吴氏校刊。
 
45(9)林久贵：《阮元经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79页。
 
46(10)陈庆镛：《古铜直钱考》，《籀经堂类稿》卷十八，叶十三上。
 
47(1)樊克政：《龚自珍年谱考略》，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75、401、437、439页。
 
48(2)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下)，第445页。
 
49(3)陈庆镛：《诰授荣禄大夫工部侍郎沈公墓志铭》，《籀经堂类稿》卷二十三，叶一上。
 
50(4)梁章钜：《浪跡丛谈·续谈·三谈》，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8页。
 
51(1)魏泉：《“顾祠修褉”与“道咸以降之学新”---十九世纪宣南士风与经世致用学风的兴起》，载《清史研究》2003年第1期。
 
52(2)王汎森通过对道光中期士林中的“顾炎武崇拜”的研究，认为嘉庆、道光年间，一群读书人逐渐塑造出一种顾炎武崇拜，它强调汉宋兼采、学问与经济并重、强调明道救世之学。参见王汎森：《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26页。
 
53(3)张穆编：《清顾亭林先生炎武年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86页。
 
54(4)陈庆镛：《申明刑赏疏》，《籀经堂类稿》卷一。此疏引“同好恶”及“絜矩”，完全采纳了朱熹对《大学》第十章的一条注释：“此章之义，务在与民同好恶而不专其利，皆推广絜矩之意也。能如是，则亲贤乐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引见朱熹：《大学章句集注》)
 
55(5)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三百七十八，第三十八册，第11592页。
 
56(6)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8页。
 
57(7)梁章钜：《浪跡丛谈·续谈·三谈》，第45页。
 
58(8)罗检秋：《嘉庆以来汉学传统的衍变与传承》，第192页。
 
59(9)张穆：《送陈颂南给事还晋江五首(丙午元日)》，《斋文集》卷三，《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532册，第378页。中有张穆自注：“戊戌春，颂南初访我于太原会馆，穆时将南游，匆匆一谈而别。”
 
60(10)陈庆镛：《张石州烟雨归耕图引》，《籀经堂类稿》卷十二，叶十七上。
 
61(1)张穆：《与陈颂南先生书》，《斋文集》卷三，见《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532册，第268页。
 
62(2)陈庆镛：《张石州烟雨归耕图引》，《籀经堂类稿》卷十二，叶十七上。
 
63(3)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167页。
 
64(4)陈棨仁：《陈公墓志铭》，陈庆镛：《齐侯罍铭通释》附录，叶二上。
 
65(5)陈庆镛：《林啸云丛记跋》，《籀经堂类稿》卷十五，叶七上。
 
66(6)陈棨仁：《陈公墓志铭》，陈庆镛：《齐侯罍铭通释》附录，叶二下。
 
67(7)龚显曾：《籀经堂类稿·旧序》，《籀经堂类稿》卷一，叶三上。
 
68(1)转见何冠彪：《“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惠士奇红豆山房楹贴问题考释》，载《台湾师大历史学报》第38期，2007年12月。该文对“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这一格言的源流和传播，考证甚详。其中一节亦论及陈庆镛的格言来历，指出从史料学的角度看，龚显曾的“六经宗孔郑，百行学程朱”说法要比陈棨仁的“六经宗许郑，百行学程朱”的说法，更为可靠。作者还认为，陈棨仁所引的格言来自顾炎武的说法恐属于误传，因为顾氏文集中从未见此语。
 
69(2)王惠荣：《从晚清汉学区域之发展看汉宋调和》，载《安徽史学》2009年第2期。
 
70(3)《何秋涛序》，《籀经堂类稿》卷一，该序，叶二上。
 
71(4)陈庆镛：《孔绣山韩斋把卷图》，《籀经堂类稿》卷十，叶十三上。
 
72(5)陈庆镛：《蒋慕生易说引》，《籀经堂类稿》卷十二，叶十八上。
 
73(6)陈庆镛：《郭米山求是录跋》，《籀经堂类稿》卷十五，叶四上。
 
74(7)张舜徽：《顾亭林学记》，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7页。
 
75(8)陈庆镛：《苗仙露〈检韻图〉记》，《籀经堂类稿》卷二十，叶十上。
 
76(9)陈庆镛：《小学策对》，《籀经堂类稿》卷十七，叶二十二下。
 
77(1)陈庆镛：《洪稚存先生转注考序》，《籀经堂类稿》卷十一，叶十五下。
 
78(2)(8)陈庆镛：《于复斋〈四书辨字〉跋》，《籀经堂类稿》卷十五，叶七下。
 
79(3)陈庆镛：《〈说文义证〉序》，《籀经堂类稿》卷十一，页十三下-十四上。
 
80(4)陈庆镛：《送安邱王母山大令之任卿甯序》，《籀经堂类稿》卷十三，叶一下。
 
81(5)陈庆镛：《洪稚存先生转注考序》，《籀经堂类稿》卷十一，叶十七上。
 
82(6)《何秋涛序》，《籀经堂类稿》卷一，叶二上。
 
83(7)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下)，第445页。
 
84(1)陈庆镛：《苗仙露〈检韻图〉记》，《籀经堂类稿》卷二十，第九页下。
 
85(2)陈庆镛：《刘鹤汀先生文集序》，《籀经堂类稿》卷十一，叶十一上。
 
86(3)(5)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第862，1129页。
 
87(4)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下)，第4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