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义”说：意涵、气象与伦理

作者：陈乔见（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来源：《朱子学研究》，2019年02期

众所周知，孔子以仁发明儒道，孟子以仁义礼智四德推演儒道而以仁义为要旨，故朱子引程子曰：“仲尼只说一个仁字，孟子开口便是仁义。”1自孔孟以降，“仁”与“义”便成为儒家之道的核心实质内容。韩愈《原道》批评佛老曰：“其所谓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谓道也；其所谓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谓德也。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便明确表达了这一观念。二程夫子自谓接续千载不传之道统于孟子，其对儒家之道的体认不外乎“仁”之一字，然其所谓“仁”实广义之仁，如程颢《识仁》篇云：“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也。”2程颐《程氏易传》亦云：“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3朱子继承了二程“仁包四德”的观念，故其《仁说》云：“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故语心之德，虽其总摄贯通，无所不备，然一言以蔽之，则曰仁而已矣。请试详之。盖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贞，而元无不统。其运行焉，则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气无所不通。故人之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义礼智，而仁无不包。其发用焉，则为爱恭宜别之情，而恻隐之心无所不贯。”4总之，朱子以仁为本心之全德，宜乎他有《仁说》而无《义说》；然而，这并不表明朱子没有“义说”，其实《仁说》中便有两个关键词即“宜”“别”是用来说“义”的。实际上，在中国传统哲学家当中，朱子最具分析的头脑，他说：“学问须严密理会，铢分毫析。”5又说：“学者须是将许多名义如忠恕、仁义、孝弟之类，各分析区处，如经纬相似，使一一有个着落。”6又说：“四端犹四德。逐一言之，则各自为界限；分而言之，则仁义又是一大界限。”7可见，朱子认为，每个术语或概念都有其独特意涵与界限，需要我们一一分析区别，而且他强调“仁”“义”尤为一个大界限。朱子“仁说”为大家所熟知，其“义说”则相对暗而不彰。8有鉴于此，文本梳理朱子“义”说，一则以此管窥朱子哲学之特色，一则可助我们理解传统“义”观念丰富而深沉的内涵。我将首先梳理朱子对“义”的训诂与界说，然后梳理朱子对“义”之意思与气象的各种说法，最后以“义”为中心辨析仁义礼智之关系，在此过程中，我也将阐明朱子“义”说所蕴含的伦理原则与实践指向。

一、“义”之意涵：“心之制”与“事之宜”

自《中庸》“义者宜也”以降，以“宜”释“义”便是最为常见的训诂，朱子也不例外，如他所言：“义，便作‘宜’字看。”9当然，“义者宜也”在朱子的理学体系中又发展出新的版本和新的意涵。在此方面，朱子有三个常见的并带有个人哲学色彩的界说，曰“义者，天理之所宜”，曰“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曰“处物为义”。三者具有内在的关联而以“心之制，事之宜”为中心。下面先析而言之，然后再综合其说。

其一，义者，天理之所宜。《论语.里仁》载，“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朱子《论语集注》云：“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10朱子在此以“天理人欲”之辨来诠释孔子的“义利”之辨，把“义”解释为天理之所宜，把“利”解释为人情之所欲，这是传统“义利”之辨的理学化，也是“义者宜也”这一传统训诂的理学化。“天理之所宜”意思就是天理之所当然。《朱子语类》卷二十七载，“弟子问：《集注》谓‘义者，天理之所宜’。一说又谓‘义者，宜之理’。意有异否？朱子答曰：只宜处便是义。宜之理，理之宜，都一般，但做文恁地变。”11朱子认为“宜之理”与“理之宜”意思并无两样，只是行文有所变化罢了。其实，在朱子那里，“理”或“天理”本身就有“所当然之则”的含义，故“天理之所宜”似为一重复语，故无论是“理之宜”还是“宜之理”，其含义则一。朱子这一训诂实际上绾合了“义”在先秦两汉的两个重要训诂即“义者宜也”和“义者理也”（《新书.道德说》），并通过理学的最高范畴“天理”表达出来。

当然，所谓“天理之所宜”犹如“义者宜也”，乃是一形式化训诂，因为从中我们并不能得到任何实质伦理。幸运的是，朱子与门人在讨论这一训诂时，有更为实质的内容。《朱子语类》卷二十七载：

问：“‘君子喻于义’。义者，天理之所宜，凡事只看道理之所宜为，不顾己私。利者，人情之所欲得，凡事只任私意，但取其便于己则为之，不复顾道理如何。”曰：“义利也未消说得如此重。义利犹头尾然。义者，宜也。君子见得这事合当如此，却那事合当如彼，但裁处其宜而为之，则何不利之有。”12

朱子的学生在此显然采纳了朱子对“义”“利”的界定并加以解释，其解释表达了义与利、理与欲截然对立的观点，然而朱子并不认可此解释。朱子说“义者宜也”，“宜”就是“合当”（相当于当代道德哲学的核心概念“应当”），显然，合当如此或合当做某事等并不一定意味着对利欲之否定，朱子甚至强调遵循道理而行动，则“何不利之有”？实际上，朱子在诠释《孟子.梁惠王上》首章“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便云：“循天理，则不求利而自无不利；徇人欲，则求利未得而害已随之。”又引程子曰：“君子未尝不欲利，但专以利为心则有害。惟仁义则不求利而未尝不利也。”13这表明朱子的“义利”“理欲”之辨并不是如很多人所想当然地理解的那样，即用义理来否定利欲。

其二，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孟子.梁惠王上》：“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朱子《孟子集注》云：“仁者，心之德、爱之理。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14所谓“制”就是裁制、裁断的意思。15所谓“心之制、事之宜”意思是说心对事做出裁制、裁断使合宜也。这个界说亦渊源有自，它实际上绾合了先秦两汉“义”的两项主要意涵，除了“义者宜也”之外，另一项是“义”的裁制、裁断义。如《白虎通.性情》云：“义者，宜也，断决得中也。”《释名.释言语》亦云：“义，宜也。裁制事物，使合宜也。”这表明裁断与合宜两项含义本身即是密切相关的。

朱子及其门人对此界说亦有不少讨论，《朱子语类》卷五十一载：

正淳问：“‘仁者，心之德，爱之理。义者，心之制，事之宜。’德与理俱以体言，制与宜俱以用言否？”曰：“‘心之德’是浑沦说，‘爱之理’方说到亲切处。‘心之制’却是说义之体，程子所谓‘处物为义’是也。扬雄言‘义以宜之’，韩愈言‘行而宜之之谓义’。若只以义为宜，则义有在外意。须如程子言‘处物为义’，则是处物者在心，而非外也。”16

或问：“‘心之德，爱之理’，以体言；‘心之制，事之宜’，以用言？”曰：“也不是如此。义亦只得如此说。‘事之宜’虽若在外，然所以制其义，则在心也。程子曰‘处物为义’，非此一句，则后人恐未免有义外之见。如‘义者事之宜’，‘事得其宜之谓义’，皆说得未分晓。盖物之宜虽在外，而所以处之使得其宜者，则在内也。”17

（朱子曰：）“‘心之制’亦是就义之全体处说。‘事之宜’是就千条万绪各有所宜处说。‘事之宜’亦非是就在外之事说。看甚么事来，这里面便有个宜处，这便是义。”又举伊川曰：“在物为理，处物为义。”18

“义者，心之制，事之宜”。所谓事之宜，方是指那事物当然之理，未说到处置合宜处也。19

门人以“体”“用”来分别朱子对“仁”“义”的界说，认为“心之德、爱之理”是以体言，“心之制、事之宜”是以用言，朱子明确否定了这一说，他认为“心之制”同样是说“义之体”。这里我们要明白朱子“体”“用”的含义才能理解这一点。朱子说：“人只是合当做底便是体，人做处便是用。”20据此，“事之宜”是做处，所以是用，然其“‘事之宜’虽若在外，然所以制其义，则在心也”，换言之，心裁断此事是合当做的，故为体。如前所言，“事之宜”这一界说继承了“义者宜也”的传统，但朱子认为如果不加“心之制”一语，则让人感觉“义”有外在意，故他批评了扬雄“义以宜之”、韩愈“行而宜之之谓义”以及“义者事之宜”“事得其宜谓之义”等传统说法，认为这些有关“义”的界说并不完备，因为，仅仅说“宜”的一面会让人认为“义”是外在的。所谓“义外”源自孟子与告子有关“仁义内外”的辩论的一段公案，孟子认为“仁义内在”，告子认为“仁内义外”（《孟子.告子上》），孟子批评告子“义外”之说实为不知义，“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孟子.公孙丑上》）。朱子之所以特别欣赏程子“处物为义”的说法，就是它能够避免“义外”的联想，所谓“处”亦即朱子所谓“制”，心处置、裁断事物使合宜也。

当然，是否所有情形下都需要“心之制”才能达到“事之宜”？至少朱子的一些说法表明并非如此。《孟子.万章下》云：“用下敬上，谓之贵贵；用上敬下，谓之尊贤。贵贵、尊贤，其义一也。”朱子《孟子集注》：“贵贵、尊贤，皆事之宜者。然当时但知贵贵，而不知尊贤，故孟子曰‘其义一也’。”如前已言，“义者宜也”是一形式训诂，它只表明“义”就是应当，但是，各个时代或各家各派都有对于何为道德应当都有更为实质的观念，比如，《中庸》说“义者宜也，尊贤为大”，尊贤就是《中庸》作者所认为的最为根本的道德应当（对于为政者而言）。朱子在此显然赞同孟子的观点，认为“贵贵”与“尊贤”都是“义”，都是“事之宜”。又如，朱子说：“‘利物足以和义’，义者，事之宜也；利物，则合乎事之宜矣。此句乃翻转，‘义’字愈明白，不利物则非义矣。”21在此，“利物”便是“事之宜”。这也表明了我们前文所说的一个观点，即朱子“义利”之辨并不是要用义来否定利。

其三，在物为理，处物为义。前文对此有所提及，鉴于朱子再三言及，我们有必要单独论述，以理解其更为具体而饱满的含义。孟子说：“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孟子.告子上》）门人以此问朱子，朱子说：“理只是事物当然底道理，义是事之合宜处。程先生曰‘在物为理，处物为义’。”22在孟子那里，“理”和“义”的关系不明确，“仁义礼智根于心”，“理”是否亦根于心，亦不明确。从字源上看，“理”的本义是治玉，引申为纹理、条理、物理、事理乃至天理，故“理”多表示客观之理。但是，在朱子那里，“理”有“所以然之故”和“所当然之则”两种意涵。大略地说，前者是客观之物理，后者是主客兼有之事理。在朱子的论述中，这两种理很多时候并不做区分。如何“处物为义”，朱子说：

程子曰：“在物为理，处物为义。”道则是物我公共自然之理；义则吾心之能断制者，所用以处此理者也。23

“在物为理，处物为义。”理是在此物上，便有此理；义是于此物上自家处置合如此，便是义。义便有个区处。24

问“在物为理，处物为义”。曰：“且如这棹子是物，于理可以安顿物事。我把他如此用，便是义。”25

朱子在此提到了事物当然底道理、物我公共之理、桌子可安顿物事之理等，而所谓“处物为义”便是吾心根据实际情形做出裁断，用以处理、运用这些道理。简言之，在此“理”“义”关系中，“理”是普遍公共之理，“义”是主体（吾心）对这普遍公共之理的灵活合宜的运用，可见，“义”关乎普遍原则在具体情境中的运用，关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或康德所谓的“判断力”。《朱子语类》又载：

或问伊川：“义莫是中理否？此理如何？”曰：“如此说，却是义在外也。”盖有是有非，而我有以处之，故为义。26

季容甫问：“‘中理在事，义在心’，如何？”曰：“中理，只是做得事来中理；义，则所以能中理者也。义便有拣择取舍，《易传》曰‘在物为理，处物为义’。”27

这里谈到“中理”与“义”的区别。朱子认为，“中理”是做事得理，“理”在此是需要我们命中的目标，似有外在义，因此，倘若说“中理”即是“义”，则“义”亦有外在义。进而，朱子认为，我们之所以能中理，是出自我们主体的选择取舍，而后者即是“义”。在此意义上，“义”是所以能中理者。换言之，没有义的选择取舍，便不可能中理。程朱的界说，用现代术语讲，是从主、客两方面来言说，“在物为理”和“事之宜”是从客观方面来言说“义”（或理义），“处物为义”和“心之制”是从主体的角度来言说“义”，意思是说处置裁断使合宜也。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朱子对“义”的这一界说即“心之制、事之宜”实际上表达了“义兼内外”的特征，“内”是说义的裁断、选择、取舍是由主体做出的，“外”是说主体的这些行为亦须根据物事之理（不全是内在的）以及相关境遇和情景来做出选择；但是，由于囿于孟子对告子“义外”之说的批评，朱子特别强调“义内”的一面。实际上，就其理学体系尤其是格物穷理说而言，朱子在某种意义上是承认“理”是外在吾心的，后来王阳明便批评朱子向外求理是告子“义外”之说；然而，王阳明这一批评对朱子而言并不相应，因为朱子对“理”与“义”两个概念做了区分，理是外在的，但义却不完全是；而王阳明则认为“心即理”（对“心”“理”两个概念不做区分），理义都是内在于吾心的。

综上，朱子对“义”的界说绾合了“义”之传统训诂的主要几项意涵，如“义者宜也”“义者理也”以及“义”之裁断义，并使这些意涵得到了理学化的表述。

二、“义”之气象：阴柔刚果、金秋肃杀

朱子以其理学话语综合了先秦两汉以来“义”的主要义项，与此同时，他对“义”之所谓“意思”与“气象”亦有不少描述。这些说法颇有助于我们理解“义”的意涵与特色。《朱子语类》卷六论及“仁义礼智等名义”载：

问仁义礼智体用之别。曰：“自阴阳上看下来，仁礼属阳，义智属阴；仁礼是用，义智是体。春夏是阳，秋冬是阴。只将仁义说，则‘春作夏长’，仁也；‘秋敛冬藏’，义也。若将仁义礼智说，则春，仁也；夏，礼也；秋，义也；冬，智也。仁礼是敷施出来底，义是肃杀果断底，智便是收藏底。……正如《易》中道：‘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解者多以仁为柔，以义为刚，非也。却是以仁为刚，义为柔。盖仁是个发出来了，便硬而强；义便是收敛向里底，外面见之便是柔。”28

这里的说法较为庞杂，几个层次连带讲。其一，就体用言，朱子认为，“义智是体”，“仁礼是用”。要理解这个说法，我们应当明白“体”“用”是朱子用于思考与表达的底式，它本身不像道、理、仁、义、礼、智等有实质义，其用法亦较灵活。如朱子常见的说法是“性体情用”，未发是性，已发是情，故他认为仁义礼智四德为体，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心为用。这里就仁义礼智中再分别体用，则义智是体，仁礼是用，盖因义智是收藏收敛底，仁礼是敷施发出来底。所以，这里的“体”的实质含义指的是收敛收藏，“用”的实质含义指的是发用、敷施。其二，朱子又以春夏秋冬四季配仁义礼智四德，“义”与“秋”配，“智”与“冬”配，而秋冬之主要意象是万物之肃杀、收藏，故“义”“智”是体；与此相对，“仁”与“春”配，“礼”与“夏”配，而春夏的主要意象是生长，故“仁”“礼”是用。若就阴阳而言，则春夏属阳，秋冬属阴，故“仁礼属阳，义智属阴”。

然而，这个说法与《易传》中所谓“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似有不合之处，因为在《易传》中，似乎是天道之阴阳、地道之柔刚对应人道之仁义，即是说，与“义”相对应的是阳、刚。但是，朱子认为这种看法不对，他说：

仁礼属阳，义智属阴。袁机仲却说：“义是刚底物，合属阳；仁是柔底物，合属阴。”殊不知舒畅发达，便是那刚底意思；收敛藏缩，便是那阴底意思。他只念得“于仁也柔，于义也刚”两句，便如此说。殊不知正不如此。

以气之呼吸言之，则呼为阳，吸为阴，吸便是收敛底意。《乡饮酒义》云：“温厚之气盛于东南，此天地之仁气也；严凝之气盛于西北，此天地之义气也。”29

西汉扬雄在其《法言.君子》中便据《易传》之说云“君子于仁也柔，于义也刚”，南宋袁枢（字机仲）便附和此说，认为义是刚物，合当属阳，仁是柔物，合当属阴。朱子反对此说，其理由是，“仁是个发出来了，便硬而强；义便是收敛向里底，外面见之便是柔”，“舒畅发达，便是那刚底意思；收敛藏缩，便是那阴底意思”。朱子引《乡饮酒义》所谓“仁气”“义气”之说来佐证自己的观点，此所谓“仁气”即是阳气，所谓“义气”便是阴气。可见，朱子反对传统“义”为阳刚的看法而倡“义”为阴柔的观点，其根本在于他认为收敛收藏是阴底意思。

朱子反对“于义为刚”的俗见，但他有时也不免以“刚”说“义”。《朱子语类》卷六载，吉甫问：“仁义礼智，立名还有意义否？”（朱子）曰：“说仁，便有慈爱底意思；说义，便有刚果底意思。声音气象，自然如此。”为了调和这两种至少是字面上的自相矛盾，朱子以其体用范畴提出了一种新的说法，即“仁体刚而用柔，义体柔而用刚”30，其解释是：“仁便有个流动发越之意，然其用则慈柔；义便有个商量从宜之义，然其用则决裂”，又举例说：“寻常人施恩惠底心，便发得易，当刑杀时，此心便疑。可见仁属阳，属刚；义属阴，属柔。”31可知，其所谓“义体柔”是说义有一个商量从宜之义，“义用刚”是说其一旦用则刚果决裂。综合其说，朱子的意思是，仁是发出来之物，舒畅调达，气象为阳刚，然其用则为恻隐慈爱，气象为温柔；义是收敛之物，气象为阴柔，然其用则为裁断决裂，气象为刚果。

“义”之气象为收敛阴柔，但其用却刚果决裂，这与“义”的另外一种意象即“金”相符。体用、刚柔、阴阳而外，朱子用以五行范畴来说明四德之气象，他说：“在天只是阴阳五行，在人得之只是刚柔五常之德。”又曰：“仁木，义金，礼火，智水，信土。”32由于朱子尊信孟子仁义礼智四德之说，故他把“信”理解为实有四德：“信是诚实此四者，实有是仁，实有是义，礼智皆然。如五行之有土，非土不足以载四者。”33单就“义”而言，朱子把它与五行中“金”的意象相配。实际上，以五行范畴来论说五常之德，始于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五行相生》中，董子便把“义”与“金”相配：“西方者金，大理司徒也。司徒尚义。”《说文.金部》：“金，五色金也……凡金之属皆从金。”可知“金”之本意是各种带有颜色的金属，引申而言，由金属冶炼出来的刀剑等亦可谓之“金”，所谓“金就砺则利”（《荀子.劝学》）便表明了这一点，故“金”亦带有刀剑之意象。因此，朱子用多用刀剑来形容“义”之用则刚果决裂，兹摘录如下：

义是个毅然说话，如利刀着物。

义如利刀相似，都割断了许多牵绊。

义如利刀相似，胸中许多劳劳攘攘，到此一齐割断了。圣贤虽千言万语，千头万项，然一透都透。如孟子言义，伊川言敬，都彻上彻下。

“义”字如一横剑相似，凡事物到前，便两分去。“君子义以为质”“义以为上”“义不食也”“义弗乘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是此义十分精熟，用便见也。34

根据容庚、庞朴等先生的研究，“宜”为“义”之本字，“宜”“俎”同源同义，“其本意为杀，为杀牲而祭之礼”。35实际上，“義”之从羊从我的“我”部，本亦有杀的含义，《说文.我部》：“我，施身自谓也……一曰古‘殺’字。”徐锴曰：“从戈者，取戈自持也。”可见，“義”之“我”部中的“戈”旁本身即有刀剑和杀的含义。朱子从未从文字训诂上来考察“义”之本义为杀，但是他用利刀来形容“义”之含义与意象，无意中竟暗合了“义”之本义，或者说，这是“义”之杀义在后世“义”的用法中的一个潜存的体现。当然，朱子在此并非强调“杀”的含义，而是意在说明“义”就像一把利刃一样，可以斩断许多牵绊，明辨道理，义理精熟，做到是是非非，善善恶恶。这又与前文所论“义”的“裁断”“裁制”义相关联在一起。

三、义之伦理：等差之爱、善善恶恶

如前所言，就仁义礼智四德之结构与关系而言，朱子继承了二程“仁包（或统）四德”的观念。前引朱子《仁说》对此有精要说明。在此基本结构中，我们又可从朱子“义”说中析出以“义”为中心的几对关系。在此方面，朱子有三个命题值得关注，曰“义者，仁之断制”，曰“仁义相反相成”，曰“义包智”或“义智相近”。下面一一析之。

其一，义者，仁之断制。因为“仁包（或统）四德”，所以要完全理解“仁”的含义，亦必须了解其他三德的含义，故朱子说：

“仁”字须兼义礼智看，方看得出。仁者，仁之本体；礼者，仁之节文；义者，仁之断制；知者，仁之分别。犹春夏秋冬虽不同，而同出于春：春则生意之生也，夏则生意之长也，秋则生意之成，冬则生意之藏也。36

这是朱子“仁包四德”说在仁义礼智之名义上的一个体现。仁是仁之本体，而义、礼、智三者从属于仁，都是仁的某个方面的体现，三者只有通过“仁”才能得到界定。单就“义”而言，朱子认为“义”是“仁之断制”。《礼记.礼运》云：“义者，艺之分、仁之节也；……仁者，义之本也。”王文锦译为：“义，是对事理进行分辨、对爱心进行制约的原则；……仁是义的根本。”37不难看出，朱子在此所表达的仁义关系与《礼运》篇大略相同。

就其理论而言，朱子的重要哲学理论“理一分殊”便与此有关，它颇有助于我们理解“义者，仁之断制”所要表达的伦理实质。众所周知，“理一分殊”是程（小程）朱理学的一个重要哲学理论。程颐在《答杨时论<西铭>书》中首先提出“理一分殊”的概念：“《西铭》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则二本而无分。分殊之蔽，私胜而失仁；无分之罪，兼爱而无义。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胜之流，仁之方也。无别而迷兼爱，至于无父之极，义之贼也。”38可见，“理一分殊”一开始便关乎“仁”“义”关系，简言之，“理一”对应者“仁”的观念，指向普遍之爱；“分殊”对应者“义”的观念，指向等差之爱。在此，“分殊”体现了对“理一”的节制。程颐认为，墨氏“兼爱”缺乏分殊，其流弊是爱无差等而丧失了“义”的原则；与墨家相反的是过分突出分殊，强调特殊之爱，其流弊是私欲胜而失却了“仁”的原则。朱子赞同程子对张载《西铭》所做的“理一分殊”解释，其《西铭解》云：“盖以乾为父，以坤为母，有生之类，无物不然，所谓‘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脉之属，各亲其亲，各子其子，则其分亦安得不殊哉！一统而万殊，则虽天下一家、中国一人，而不流于兼爱之弊；万殊而一贯，则虽亲疏异情、贵贱异等，而不梏于为我之私。此《西铭》之大指也。”39朱子对“理一分殊”的讨论，明确把“分殊”的观念对应于“义”，《朱子语类》卷九十八载朱子曰：

仁，只是流出来底便是仁；各自成一个物事底便是义。仁只是那流行处，义是合当做处。仁只是发出来底；及至发出来有截然不可乱处，便是义。且如爱其亲，爱兄弟，爱亲戚，爱乡里，爱宗族，推而大之，以至于天下国家，只是这一个爱流出来；而爱之中便有许多等差。且如敬，只是这一个敬；便有许多合当敬底，如敬长、敬贤，便有许多分别……知得亲之当爱，子之当慈，这便是仁；至于各爱其亲，各慈其子，这便是义。40

在朱子哲学中，仁是爱之理，爱是仁之发用，如爱兄弟、爱亲戚、爱乡里、爱宗族乃至爱天下人等，都是仁之发用流行。在仁的发用流行过程中，爱兄弟、爱亲戚、爱乡里、爱宗族等又各自成一个物事，这些爱的秩序截然不可乱（如爱兄弟亲戚甚于爱乡里宗族等）而表现为一定程度的等差之爱，这便是“义”，故朱子又说：“理一而分殊，爱有差等，殊与差等，品节之，却属体。施之无不得宜，却属义。”41可见，“义”这里所要表达的伦理实质其实就是等差之爱的合理性，而等差之爱便是对仁爱流行发用的断制。42

其二，仁义之相反相成。“仁”“义”之含义与意象具有对立的一面，先秦时代已然，前引《易传》的说法已蕴含了此种意思，《汉书.艺文志》把这一点说得更明白：“（诸子十家）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庞朴先生便据此推断并论证“仁主爱”“义主恨”，仁义相反相成。43庞先生的材料主要取自先秦两汉，很少涉及朱子。朱子亦经常“仁”“义”对照来讲，以彰显两者含义的对立。实际上，前文所引的一些话语已经表明了仁义的对立含义，这里集中给予论述。朱子说：“天下之物，未尝无对：有阴便有阳，有仁便有义，有善便有恶，有语便有默，有动便有静。然又却只是一个道理。如人行出去是这脚，行归亦是这脚。譬如口中之气，嘘则为温，吸则为寒耳。”朱子明确说仁义是相互对立的，又说仁义是一个道理，实际上表达了前引《汉书.艺文志》所谓仁义“相反相成”的观点。首先，我们看“仁”与“义”相对立的一面，朱子说：“仁，便是个温和底意思；义，便是惨烈刚断底意思。”44“生底意思是仁，杀底意思是义。”45“以仁属阳，以义属阴。仁主发动而言，义主收敛而言。”朱子在讨论人之气禀与气质时说：“禀得木气多，则少刚强；禀得金气多，则少慈祥”，“人只是一般人，厚于仁而薄于义，有余于礼而不足于智，便自气质上来。”46所有以上说法无不表明仁义的对立性质，概言之，仁的含义与意象是生、温和、慈祥、发用，义的含义与意象是杀、惨烈、刚强、收敛，这两组意象无不体现了仁义相互对立的一面。然而，根据朱子的理解，“仁”与“义”乃是“一个道理”。朱子说：“仁义如阴阳，只是一气。阳是正长底气，阴是方消底气；仁便是方生底义，义便是收回头底仁。……若识得阳，便识得阴；识得仁，便识得义。识得一个，便晓得其余个。”47仁义如阴阳，而阴阳只是一气，故仁义亦只是一个道理。这里朱子提出一个对子，一是“仁便是方生底义”，一是“义便是收回头底仁”。关于前者，《朱子语类》卷六载：“问：‘义者仁之质？’曰：‘义有裁制割断意，是把定处，便发出许多仁来。如非礼勿视听言动，便是把定处；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便是流行处。’”48朱子认为“义”的含义是裁断而有所知止行止，此便会发出仁来，譬如，非礼勿视听言动便是克己复礼，亦是裁断知止处，而克己复礼为仁，故义是仁之质，亦可说仁是方生底义。关于后者，可以理解为前文所论“义者，仁之断制”，朱子也说“义之严肃，即是仁底收敛”，49表述容有异，意思则同，都表示义是对仁的节制。

其三，“义包智”或义智相近。朱子弟子直卿云：“《六经》中专言仁者，包四端（疑“端”当为“德”）也；言仁义而不言礼智者，仁包礼，义包智。”50这是在“仁包四德”这一基本结构中的进一步细分。如果经典中只讲“仁”，则可视为仁包四德；如果经典中“仁义”并举，则可视为“仁包礼”，因为礼为仁之发；“义包智”，因为智为义之藏。这个说法与前文朱子所谓“仁礼是阳”“义智是阴”是一致的，都把“仁—礼”视为含义相近或关系更为密切的一组，而把“义—智”视为同样关系的另一组。朱子又说：“礼者，仁之发；智者，义之藏。且以人之资质言之：温厚者多谦逊，通晓者多刻剥。”51朱子在此用常人的气质来说明礼为仁之发、智为义之藏，比如，温厚者（即仁者）多谦逊（即讲礼），而通晓者（即智者）多刻剥（即义断恩绝），便表明了这一点。实际上“义—智”相近可追溯之孟子，孟子说“羞恶之心，义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朱子《集注》：“羞，耻己之不善也；恶，憎人之不善也。”52善不善之别即是非之别也；实际上，义与不义亦基本等同于善与不善，故“义”“智”意涵确实相近，皆与是非、善恶之分别判断有关，故朱子说：“善善恶恶为义。”53“义”便是分别善与恶，以善为是，以恶为非，故分别善恶的羞恶之心与分别是非的是非之心实质意涵相同，故朱子“是是非非”与“善善恶恶”经常相提并论：“‘德无常师，主善为师；善无常主，协于克一。’上两句是教人以其所从师，下两句是教人以其所择善而为之师。……‘协’字难说，只是个比对裁断之义。盖如何知得这善不善，须是自心主宰得定始得。盖有主宰，则是是非非、善善恶恶了然于心目间，合乎此者便是，不合者便不是。”54概言之，“义包智”或者“智者，义之藏”表明了“义—智”意涵相近的一面，“义”“智”两德所表达的伦理原则是善善恶恶、是是非非，亦即，以善为是，以恶为非，善恶、是非明分。

注释：
 
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199页。
 
2程颢、程颐：《二程集》，上册，中华书局2004年，第16页。
 
3程颢、程颐：《二程集》，下册，中华书局2004年，第697页。
 
4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七，《朱子全书》(修订本)，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3册，第3279页。
 
5《朱子语类》卷八，《朱子全书》第14册，第293页。
 
6《朱子语类》卷二十七，《朱子全书》第15册，都1003页。
 
7《朱子语类》卷六，《朱子全书》第14册，第248页。
 
8朱璐在《朱子正义思想探析》(《哲学研究》2016年第4期)一文讨论了朱子的正义思想，不过，其所谓“正义”是当代政治哲学中的“正义”概念，该文虽然对朱子“义”概念有所涉及，但其重点不在朱子“义”概念，而在于朱子的正义思想，而后者很多内容不必与朱子“义”说相关，而本文所要讨论的朱子“义”说的很多内容亦非朱子正义思想所能涵括。
 
9《朱子语类》卷六，《朱子全书》第14册，第262页。
 
10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73页。
 
11《朱子全书》第15册，第1006页。
 
12《朱子全书》第15册，第1004—1005页。
 
1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202页。
 
14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201页。
 
15《朱子语类》卷五十九载：问：“‘义之制’是裁制？”(朱子)曰：“是裁制。”见《朱子全书》第15册，第1683页。
 
16《朱子全书》第15册，第1681页。
 
17《朱子全书》第15册，第1682页。
 
18《朱子全书》第15册，第1682—1683页。
 
19《朱子全书》第15册，第1683页。
 
20《朱子语类》卷六，《朱子全书》第14册，第240页。
 
21《朱子语类》卷六，《朱子全书》第14册，第250页。
 
22《朱子语类》卷五十九，《朱子全书》第16册，第1893页。
 
23《朱子语类》卷五十二，《朱子全书》第15册，第1727页。
 
24《朱子语类》卷九十五，《朱子全书》第15册，第3184页。
 
25《朱子语类》卷九十五，《朱子全书》第15册，第3184页
 
26《朱子语类》卷五十三，《朱子全书》第15册，第1730页。
 
27《朱子语类》卷九十七，《朱子全书》第17册，第3271页。
 
28《朱子全书》第14册，第245页。
 
29《朱子全书》第14册，第245—246页。
 
30《朱子全书》第14册，第248页。
 
31《朱子全书》第14册，第264页。
 
32《朱子语类》卷六，《朱子全书》第14册，第243页。
 
33《朱子语类》卷六，《朱子全书》第14册，第243页。
 
34《朱子语类》卷六，《朱子全书》第14册，第262—263页。
 
35庞朴：《儒家辩证法研究》，中华书局2009年，第23页。
 
36《朱子全书》第14册，第249页。
 
37王文锦：《礼记仪解》，上册，中华书局2001年，第306页。
 
38程颢、程颐：《二程集》，上册，第609页。
 
39《朱子全书》第13册，第145页。
 
40《朱子全书》第17册，第3320页。
 
41《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二《答石子重》，《朱子全书》第22册，第1939页。
 
42关于程朱哲学中“义”与“分殊”及“等差之爱”的关系，详参拙文《普遍之爱与特殊之爱的统一如何可能——以宋明儒者仁义说为中心的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43参庞朴《儒家辩证法研究》，“仁义”部分。
 
44《朱子语类》卷六，《朱子全书》第14册，第250—251页。
 
45《朱子语类》卷六，《朱子全书》第14册，第246页。
 
46《朱子语类》卷五十九，《朱子全书》第16册，第1890、1892页。
 
47《朱子语类》卷六，《朱子全书》第14册，第264页。
 
48《朱子语类》卷六，《朱子全书》第14册，第264页。
 
49《朱子语类》卷六，《朱子全书》第14册，第263页。
 
50《朱子语类》卷六，《朱子全书》第14册，第245页。
 
51《朱子语类》卷六，《朱子全书》第14册，第262—265页。
 
5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237页。
 
53《朱子语类》卷六，《朱子全书》第14册，第263页。
 
54《朱子语类》卷七十九，《朱子全书》第17册，第26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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