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刻春秋公羊传注疏》出版

书名：阮刻春秋公羊传注疏

所属丛书：四部要籍丛刊·经部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6月

【内容简介】

《监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二十八卷，汉何休注，佚名疏，据上海图书馆藏清嘉庆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学刻本影印。

正经注疏之合刊始于南宋绍兴后期付梓的《周易注疏》《尚书正义》和《周礼疏》，此后又陆续刊行了《毛诗》《礼记》《左传》《论语》《孟子》等品种，因为这些合刊本版式、字体一致，又同刻于越州（今浙江绍兴），故通称为“越州刻八行注疏本”。越刻八行本是经注疏合刊的源头，然而从现存的文献记录来看，其中并无《公羊》。继越刻八行本而起的是建刻十行本，尽管宋建刻十行本《公羊注疏》的原书已经亡佚，但翻刻自此本的元刻《公羊注疏》尚有多部复本传世（题为《监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足以证明宋建刻十行本《公羊注疏》的存在（详见李霖《宋本群经义疏的编校与刊印》第四章第一节）。此后明清两代，《公羊传》的经注疏合刊本都是从元刻十行本辗转衍生而来。我们这次影印的清嘉庆刻本，内封题为“重八刊宋本公羊注疏”，其实与阮刻《十三经注疏》中的其他大多数品种一样，仍是依据元刻递修十行本翻刻而成。

阮刻《十三经注疏》是古代正经注疏汇刻本的集大成者，虽然受到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容有“淮风别雨，不以为善”之讥，但其校刻精细、体例谨严，允推历代同类刻本中的翘楚。对于《诗》《书》《礼》《易》《左》之外的八经来说，阮刻本尤为不可或缺的通行本（即以《公羊》为例，后来的孙诒让《春秋公羊传注疏校记》、刘承幹《公羊单疏残本校勘记》、日本杉浦丰治《公羊疏校记》均以阮刻本为主要校本，日本公羊注疏研究会合撰的《公羊注疏译注稿》也是以阮刻本为底本，详见刁小龙《〈春秋公羊传注疏〉校点前言》），因此我们决定继续努力，争取用三年时间将阮刻《十三经注疏》中剩下的八经都按照此前形制，陆续影印出版，使这部至关重要的经学丛书得成完璧，也希望广大读者能够对此项工作继续予以关注和支持。

【阮元简介】

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雷塘庵主，晚号怡性老人，籍贯江苏仪征人，乾隆五十四年进士，先后任礼部、兵部、户部、工部侍郎，山东、浙江学政，浙江、江西、河南巡抚及漕运总督、湖广总督、两广总督、云贵总督等职。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体仁阁大学士，太傅，谥号文达。他是著作家、刊刻家、思想家，在经史、数学、天算、舆地、编纂、金石、校勘等方面都有着非常高的造诣，被尊为三朝阁老、九省疆臣，一代文宗。

【出版说明】

《监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二十八卷，汉何休注，佚名疏，据上海图书馆藏清嘉庆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学刻本影印。“春秋”在先秦时本为各国史记之通名，但在孔子据鲁史记而修《春秋》后，此词便具有了专指孔子所修之史书的特定含义。孔子是否修过《春秋》，后世或有歧解（洪业、杨伯峻即不信此说），然而自战国以讫近代，大多数学者还是倾向于接受孔子曾修《春秋》的观点。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修《春秋》所做的工作，司马迁曾概括为“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但在属辞比事的背后，自有个人评判的立场，即《汉志》所谓“因兴以成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借朝聘以正礼乐”。因为被评判者往往是“有威权势力”的“当世君臣”，如果将褒讳贬损之词都书于竹帛，难免遭到报复伤害，所以史实虽然具于《春秋》，孔子对于史实的态度却“不可书见”，只能“口授弟子”，于是“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邹、夹之传”。

《汉书·艺文志》云：“《春秋古经》十二篇，《经》十一卷。公羊、穀梁二家。/《左氏传》三十卷。左丘明，鲁太史。/《公羊传》十一卷。公羊子，齐人。/《穀梁传》十一卷。穀梁子，鲁人。/《邹氏传》十一卷。/《夹氏传》十一卷。有录无书。”经与传分别著录，可见在西汉末，经文与传文已各为卷帙，不过“《经》十一卷”后的班固自注“公羊、穀梁二家”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

沈凤笙先生指出：“汉初《五经》第一代大师，《诗》之申公、辕固生、韩婴，《书》之伏胜，《礼》之高堂生，《易》之田何，都生于秦火之前，有的还是秦始皇的博士，幼年学经，用六国文字书本。惟独《春秋》的胡毋生、董仲舒、江公，生于文帝时代，没有经历秦火，其学何人所授，其书本从何取得，司马迁、班固均不详悉，其间史事必有阙漏。”《史》《汉》既然阙载，后人要了解《公羊传》成立初期的源流，就只能依据《公羊解诂序》疏文所引戴宏的说法：

“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共弟子齐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与董仲舒皆见于图谶是也。”

也就是说，“《公羊传》是公羊寿受先代口授大义，由弟子胡毋生写成书本。它在晚周尚未成书，到汉景帝时才用汉隶写定，一开始就是今文经传。”（沈凤笙《从汉初今文经的形成说到两汉今文〈礼〉的传授》）

由《孔子世家》《汉志》可知，孔子修《春秋》时，《春秋》经是写成书本的，而相关的传则只有口授，然而到了汉景帝之后，纯粹的《春秋》经的书本已无从求索，人们学习、讨论的《春秋》经文都是依据公羊家、穀梁家写定的本子，这是因为“依经作传，经文都被引述于传文之中，亦即出于传者口述。《公羊》《穀梁》二传写成汉隶书本，经文的絶大部分亦随之隶定了。二传字有不同，故经文字亦有不同，班固自注称为‘二家’，不仅表明二传经义有异，而引述经文之字也有异同”。尽管公羊家遵奉的《春秋》经与《公羊传》可能在最初并未连缀为一书，但却是由公羊寿和胡毋生合作同时写定的，并且在文本上有直接而紧密的联系，所以吕思勉《经子解题》云：“《公羊》一书，自有古学后，乃抑之与《左》《穀梁》同列，并称三传。其实前此所谓《春秋》者，皆合今之经与《公羊传》而言之，……今之所谓《春秋》经者，乃从《公羊》中摘出者耳。”此说正可为班固自注做一注脚，而《四库总目》提出的“《公羊传》附经不知始自何人”的疑问也就可以解决了。

《春秋》三传中，《公羊传》最早兴起，汉景帝时已立博士（但此时的博士还不是学官，无经学师法可言，详见沈凤笙《黄龙十二博士的定员和太学郡国学校的设置》），宣帝时始立《穀梁》博士，平帝时始立《左氏春秋》博士。三家争斗不已，但只有《公羊》对时政影响最深，所谓《春秋》为汉制法，就是《公羊》学者援据经义以为汉制，所以终汉之世，《公羊春秋》都占据着主流的地位。“《春秋》之记事，固以《左氏》为详，然论大义，则必须取诸《公羊》。此非偏主今学之言也。”（吕思勉语）《公羊》学在汉代长盛不衰，当时经师姓名传于后世者即有数十人，可惜相关著述大多散佚，保存至今且较为完整的只有两种：一是率先完成《公羊》学师法的董仲舒《春秋繁露》，一是直接胡、董先师之说的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左传》《穀梁》皆传晋人旧注，惟独《公羊》汉注尚存，此亦可见《公羊》学在汉代之地位）。

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人，生于东汉顺帝永建四年（一二九），卒于汉灵帝光和五年（一八二）。『为人质朴讷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经，世儒无及者。』事迹具于《后汉书·儒林传》。他作《春秋公羊解诂》，“覃思不窥门十有七年”，不仅对经传进行了系统的解释（《四库总目》说《解诂》“但释传而不释经”，不确，段熙仲已驳之），“又以《春秋》驳汉事六百余条，妙得《公羊》本意。……与其师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难二传，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其注经、用经、护经都有过人的成就，故《公羊疏》称“何氏最存《公羊》”，吕思勉称“今学家之书传于后者，当以此（何氏《解诂》）为最完矣。清儒之治今学，其始必自《春秋》入，盖有由也”。

魏晋以后，《公羊》学逐渐式微。这其中固然有《左传》大行于世的影响，但更重要的原因是经学开始向史学转变，“王官学”与“家学”的精神皆趋废弛。后一问题在钱穆先生的《孔子与春秋》中解释得很清楚：“所谓西汉《公羊》学精神，应该包括两要点：一是战国新兴百家言精神，二是古代相传王官学精神。而把此两要点联结起，尊奉一家言，把来悬为王官学，这样便成了孔子《春秋》为新王创制立法的《公羊》学。……若既不尊一家言，又不重王官学，把西汉《公羊》家此两种精神都放松了，此即成为后起之经学。其实这样来研究古经籍，则‘经学’也只成为一种‘史学’了。”《公羊》学的衰落反映在文献上，就是连专门解释何氏《解诂》的《公羊疏》作者的身份也确定不下来，或以为徐遵明，或以为徐彦，或以为晚唐人，或以为六朝人。今仍从佚名之说，其时代国别则当如段熙仲《春秋公羊学讲疏》所考：“下不逮隋，上不过宋。则为南士当在齐梁以降，北人则在北齐之世矣。”

《公羊》经注本的首次雕版当追溯至五代时期。《五代会要·经籍》云：“汉干佑元年闰五月，国子监奏：‘见在雕印板《九经》，内有《周礼》《仪礼》《公羊》《穀梁》四经未有印本，今欲集学官校勘四经文字镂板。’从之。周广顺三年六月，尚书左丞兼判国子监事田敏进印板《九经》书。”《公羊》单疏初刻于宋景德二年（一〇〇五，日藏《公羊》单疏旧抄本书前牒文、卷末衔名叶均署“大宋景德二年六月”）。这两种刻本便是后世各种《公羊》经注疏版本的源头，但均已亡佚（宋代以后出现的几种《公羊传》白文本，皆删去何注而成，并非另有来历），现存较早的经注本有《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十二卷附陆德明《释文》一卷宋淳熙抚州公使库刻绍熙四年（一一九三）重修本、《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十二卷宋绍熙二年（一一九一）余仁仲万卷堂刻本（前者《释文》独立成卷，后者《释文》散入正文中），单疏本则有《春秋公羊疏》三十卷宋刻递修本（存卷一至七）、《春秋公羊疏》三十卷日本室町末抄本（据宋本传抄，首尾完具）。

正经注疏之合刊始于南宋绍兴后期付梓的《周易注疏》《尚书正义》和《周礼疏》，此后又陆续刊行了《毛诗》《礼记》《左传》《论语》《孟子》等品种，因为这些合刊本版式、字体一致，又同刻于越州（今浙江绍兴），故通称为“越州刻八行注疏本”。越刻八行本是经注疏合刊的源头，然而从现存的文献记录来看，其中并无《公羊》。继越刻八行本而起的是建刻十行本，尽管宋建刻十行本《公羊注疏》的原书已经亡佚，但翻刻自此本的元刻《公羊注疏》尚有多部复本传世（题为《监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足以证明宋建刻十行本《公羊注疏》的存在（详见李霖《宋本群经义疏的编校与刊印》第四章第一节）。此后明清两代，《公羊传》的经注疏合刊本都是从元刻十行本辗转衍生而来。我们这次影印的清嘉庆刻本，内封题为『重刊宋本公羊注疏』，其实与阮刻《十三经注疏》中的其他大多数品种一样，仍是依据元刻递修十行本翻刻而成。

阮刻《十三经注疏》是古代正经注疏汇刻本的集大成者，虽然受到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容有“淮风别雨，不以为善”之讥，但其校刻精细、体例谨严，允推历代同类刻本中的翘楚。对于“诗、书、礼、易、左”之外的八经来说，阮刻本尤为不可或缺的通行本（即以《公羊》为例，后来的孙诒让《春秋公羊传注疏校记》、刘承幹《公羊单疏残本校勘记》、日本杉浦丰治《公羊疏校记》均以阮刻本为主要校本，日本公羊注疏研究会合撰的《公羊注疏译注稿》也是以阮刻本为底本，详见刁小龙《〈春秋公羊传注疏〉校点前言》），因此我们决定继续努力，争取用三年时间将阮刻《十三经注疏》中剩下的八经都按照此前形制，陆续影印出版，使这部至关重要的经学丛书得成完璧，也希望广大读者能够对此项工作继续予以关注和支持。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五日蒋鹏翔撰于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