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刻春秋穀梁传注疏》出版

书名：阮刻春秋穀梁传注疏

所属丛书：四部要籍丛刊·经部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9月

【内容简介】

《监本附音春秋穀梁传注疏》，晋范宁集解，唐杨士勋疏，据上海图书馆藏清嘉庆二十年刻本影印。《春秋穀梁传注疏》是我国儒家传统典籍《春秋》的三种注解（称“《春秋》三传”）中的一种。自先秦、两汉、唐宋至清代，递相注释。阮刻《十三经注疏》是古代正经注疏汇刻本的集大成者，虽然受到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容有“淮风别雨，不以为善”之讥，但其校刻精细、体例谨严，允推历代同类刻本中的翘楚，问世200多年，是迄今公认的最善刻本。嘉庆阮本又有初刻后刻之别，本次为第一次《阮刻春秋穀梁传注疏》嘉庆本后刻本第一次影印，修订了阮刻嘉庆初刻《穀梁传》的一些文字讹误，更为方便读者阅读与研究。

【阮元简介】

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雷塘庵主，晚号怡性老人，籍贯江苏仪征人，乾隆五十四年进士，先后任礼部、兵部、户部、工部侍郎，山东、浙江学政，浙江、江西、河南巡抚及漕运总督、湖广总督、两广总督、云贵总督等职。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体仁阁大学士，太傅，谥号文达。他是著作家、刊刻家、思想家，在经史、数学、天算、舆地、编纂、金石、校勘等方面都有着非常高的造诣，被尊为三朝阁老、九省疆臣，一代文宗。

【出版说明】

《监本附音春秋穀梁注疏》二十卷，晋范宁集解，唐杨士勋疏，清阮元校刻，据上海图书馆藏清嘉庆二十年刻本影印。

《春秋》三传之中，《穀梁》声势较弱，关于其性质、作者、时代、得失等问题的聚讼则较复杂。其作者，杨《疏》云：“穀梁子名俶，字符始，鲁人。一名赤，受经于子夏，为经作传，故曰《穀梁传》。”其授受源流，杨《疏》云：“（穀梁子）传孙卿，孙卿传鲁人申公，申公传博士江翁。其后鲁人荣广大善《穀梁》，又传蔡千秋。汉宣帝好《穀梁》，擢千秋为郎，由是《穀梁》之传大行于世。”这是从《汉书·儒林传》中归纳出来的。但沈凤笙先生在《从汉初今文经的形成说到两汉今文〈礼〉的传授》中指出：“申公传《春秋》和江公受学于申公事，均不见于《史记》，很难考实”，“所称子夏三传至申公显属谬误”。因为子夏、穀梁赤和荀卿的在世时间差得太远，绝无直接授受的可能。穀梁赤为经作传之说，也因为传中引尸子、孟子语而不足信据。这些矛盾之处，连恪守《穀梁》的清儒锺文烝也无法弥缝，只好含糊地说：“盖穀梁受业于子夏之门人，因遂误以为子夏门人。《史记·孟子列传》云孟轲受业于子思之门人，王劭误以‘人’为衍字，应氏之误正相类矣。大氐穀梁子之于子夏、孟子之于子思，事同而时亦相近也。”

《春秋》以义修辞，不以记事为重。徐邈云：“若夫可以寄微旨而通王道者，存乎精义穷理，不在记事少多。”经学成立以来，《春秋》便被认为包含着至当之道，既然至当，理应唯一，三传却“臧否不同，褒贬殊致”，则其中必有是非对错之别，即范宁序所说的“九流分而微言隐，异端作而大义乖。”特别是“纯论经义”的公羊、穀梁二家，不得不通过长期的辩论争执，以求建立并维持自身政治上的优势地位。汉武帝时，代表《公羊》学的董仲舒与代表《穀梁》学的瑕丘江公奉上命议经，董仲舒“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江公却“呐于口”，自然败下阵来，同时丞相公孙弘也治《公羊》学，支持董仲舒，于是皇帝尊信《公羊》家，并命太子受《公羊春秋》，故《公羊》学大兴而《穀梁》学浸微。但太子在学习《公羊》之余，私下对《穀梁》也颇感兴趣，江公又得荣广、皓星公二人为弟子，荣广“高材捷敏”，数次与《公羊》大师眭孟等人辩论都占得上风，足见《公羊》家并未取得绝对的胜利。汉宣帝时，荣广、皓星公的弟子蔡千秋因为“上善《穀梁》说”而被擢为谏大夫给事中，复为郎中户将，此后又经历了尹更始、江公之孙、刘向、周庆、丁姓等人一系列的传学。从元康中开始讲论《穀梁》之学到甘露元年，十余年间，培养了一批明习《穀梁》的学者。“乃召五经名儒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大议殿中，平《公羊》《穀梁》同异，各以经处是非”，两派再次展开对决。参与讨论的《公羊》家包括《公羊》博士严彭祖、侍郎申挽、伊推、宋显、许广，《穀梁》家包括《穀梁》议郎尹更始、待诏刘向、周庆、丁姓、中郎王亥，双方“议三十余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经谊对，多从《穀梁》，由是《穀梁》大盛，庆、姓皆为博士”。由此打破了传统的一经一师法的局面，开创了一经几个家法并立的设置（《春秋》在《公羊》外增立《穀梁》博士），周庆、丁姓被立为《穀梁》博士，代表着《穀梁》今文学的正式完成。（据沈凤笙先生说）《公羊》《穀梁》二家的兴衰，是多方面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明面上固然应该是解经较为正确深刻的一派获得胜利，但事实上却更多地受到经师口才学识、皇帝兴趣立场等个人因素的影响，所以才会出现论辩结果因时变化的局面。汉甘露三年增设《穀梁》博士的行为，尤其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绝不仅仅是单纯的学术问题（详见束景南、余全介《西汉〈穀梁传〉增立博士的政治背景》）。

当然，在争夺经学正统的过程中，政治影响只可意会，不能言传，只有基于学术观点的论据可以公开提出。历代治《穀梁》学者各陈所见，要以清锺文烝《春秋穀梁经传补注·论传篇》纂辑为备，据之撮述，约有数端：一、桓谭《新论》云：“《左氏传》遭战国寖废，后百余年，鲁人穀梁赤为《春秋》，残略，多有遗失，又有齐人公羊高缘经文作传，弥离其本事矣。”郑玄《释废疾》云：“穀梁近孔子，公羊正当六国之亡。”故知《穀梁》学之建立早于《公羊》。二、《汉书·儒林传》云：“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穀梁春秋》，以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皆鲁人也，言穀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穀梁》。”故知《穀梁》为《春秋》学之正宗。《论传篇》云：“（孔门后学）皆以此经为授受之业，但其义则徒有口说而无书，其有书亦但如穀梁子所引传曰之类，实非专书，盖至穀梁始有专书矣。公羊作传，则当六国之亡，直至汉景帝时乃着竹帛，其初皆是口说相授，故其经字与《左氏》《穀梁》异者，大率音同声近之字。而传文亦多齐言，或以语急而易他字。”故知《穀梁传》之成书亦先于《公羊》。三、郑玄《六艺论》云：“《左氏》善于礼，《公羊》善于谶，《穀梁》善于经。”作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郑玄的评价无疑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后世儒生赞扬此传佳处，“啖助谓《穀梁》意深，陆淳、孙觉、胡安国等谓《穀梁》最精密，叶梦得谓《穀梁》所得多，而李光地善承朱子之学，其论《春秋》家曰《穀梁》尤好”，都是在“善于经”上的进一步发挥（详见许超杰《〈穀梁〉最善于经：锺文烝〈春秋穀梁经传补注〉约论》），故知《穀梁传》之经学胜于《公羊》。上述各事都基于一个重要前提，即《穀梁传》成书早于《公羊传》，但这一前提是不成立的。陈澧《东塾读书记》卷十已意识到“《公羊》《穀梁》二传同者，盖《穀梁》以《公羊》之说为是，而录取之也。《穀梁》在《公羊》之后，研究《公羊》之说，或取之，或不取，或驳之，或与己说兼存之，其传较《公羊》为平正者，以此也。”沈凤笙先生通过比勘《公》《谷》《史》《汉》文本，进一步证明：“《穀梁传》晚出，……是江公采用当时经师口头相传的一些经义，并参照《公羊传》而编写的一部仿作。它既在（汉）景、武间用汉隶写定，也是一开始就是今文经传。……（二家）依经作传，经文都被引述于传文之中，亦即出于传者口述。《公羊》《穀梁》二传写成书本，经文的绝大部分亦随之隶定了。二传字有不同，故经文字亦有不同。”考据详密，足称定谳。至于清末以来视《穀梁传》为古文经学的异说，则显然是缘于对经学今古文之分的误解，就不必再辩了。

《穀梁》学虽有自身的特点，但即使是在增设《穀梁》博士的汉宣帝时代，《穀梁》学也只是更多地被用作对抗《公羊》学的政治工具，并没有真正得到统治者的尊崇，“《春秋》学领域依然是《公羊春秋》一统天下，皇帝的诏书和大臣的上奏里面采用较多的仍然是《公羊春秋》的学说。”（束景南语）《春秋穀梁经传补注序》所云“汉世三传并行，大约宣、元以前则《公羊》盛，明、章以后则《左氏》兴，而《穀梁》之学颇微。江左中兴，妄谓《穀梁》肤浅，不足立学，相沿至唐初，谓之小书，而《穀梁》之学益微。苟非有范宁、徐邈阐明于前，杨士勋辈缵述于后，则《穀梁传》之在今日，几何不为十六篇《书》、三家《诗》之无征不信哉”，既饱含着锺文烝的悲愤，也是《穀梁传》流传的实情。范宁，字武子，顺阳县人，为豫章太守。他是东晋时期少有的扶持名教、力斥玄学的经学家，曾作《罪王何论》痛诋王弼、何晏以玄学义理解说儒家经典的做法。《春秋穀梁传集解》是其最重要的经学著作，也是完整保存至今的最早的《穀梁传》注本。他以父亲范汪的学说为基础，博采诸家，并下己意，又取其长子泰、中子雍、小子凯、从弟邵之说，故题为《集解》。与固守家法的汉代经师相比，范宁治经的态度较为开明，并不一味褒扬《穀梁》而贬斥《左》《公》二传，其《集解序》云：“《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所以对三传都应该“弃其所滞，择善而从”“并舍以求宗，据理以通经”，已渐开后世通贯三传的学风。杨士勋生平不可考，但孔颖达《左传正义序》列举的“共对参定”的名单中有杨士勋之名，故可能是唐初人。杨《疏》一方面继承范氏《集解》的客观态度，同样酌情引用了《左》《公》二传的相关材料，另一方面保存了大量《穀梁》旧注旧说，其中多有今日已散佚者。虽然传世的经学文献汗牛充栋，但《穀梁》学著述所占比重极小，由范氏《集解》和杨氏《疏》组成的《穀梁传注疏》尤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穀梁传》在经学史上的地位不彰，其注疏传世版本的情况也相对简单。阮元校刻的“重刊宋本穀梁注疏”依据的底本仍然是元刻十行本，但与阮刻中其他大多数经书不同的是，真正的宋刻十行本《监本附音春秋穀梁注疏》尚收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我们知道，正经注疏的元刻十行本是在南宋建阳坊刻十行本的基础上翻刻而成，其内容、行款都有相当程度的延续性，可惜宋刻十行本大多亡佚（今日可见者只有《毛诗》《左传》《穀梁》三种），所以一般难以确知元刻十行本相较宋刻十行本究竟发生了多大的变化，《穀梁》一经则可通过比勘存世的宋刻、元刻十行本为我们提供关于此问题的较可信的答案。“首先在形式上，宋刻注疏本版心细黑口，下无刻工，版心上偶镌本版字数。元刻注疏本版心则为白口，版心上大多镌有本版字数，版心下镌有刻工姓名。其次，宋刻注疏本在疏文出文后空一格，下接‘释曰’，元刻注疏本则在空格处加一小圆圈标识，下接‘释曰’。宋刻注疏本中的繁体字，元刻注疏本有改作简体字者。……这是翻刻过程中写工、刻工趋简所致。另外，在翻刻过程中，也出现了少量文字上的差异。”（张丽娟《〈穀梁〉单疏本与注疏合刻本考》）而通过比勘以元刻十行本为底本的阮刻本和宋刻十行本，可知：（一）阮本讹误多可追溯至宋刻十行本；（二）有宋刻十行本明显讹误而阮本不误者；（三）有阮本误而宋刻十行本不误者；（四）通过宋刻十行本可探寻通行本讹误之迹。第四点尤其值得关注，张丽娟老师曾举一典型例证：襄公三十年疏，阮本“姬能守灾死之贞”，《校勘记》云：“闽、监、毛本同，何校本‘灾死’作‘夫在’。”按单疏本此处正作“夫在”，而宋刻十行本此处作“尖在”，盖因形近而误“夫”为“尖”，后世各本以“尖在”不成文句，又臆改为“灾死”，文意虽通，离原文却相去愈远。

所谓元刻十行本又是一个偏广义的概念。根据张丽娟《元十行本〈监本附音春秋穀梁注疏〉印本考》的研究，元刻十行本的刷印时间可进一步分为三个时期：一、早期印本，半叶十行，行十七字，小字双行，行二十三字，白口，左右双边，双顺鱼尾，有书耳。版心上刻大小字数，下刻叶数、刊工姓名，大字“疏”字以圈围标识，以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本为代表；二、中期印本，新增少量明正德年间补版，以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为代表；三、晚期印本，以大量新刻补版替换旧版，并对仍保留的旧版进行了系统的修补改订。新补版片均为白口，四周单边，双对鱼尾，大字“疏”字白文阴刻，字体趋于方正，与元刻及正德补刻的字体均有明显区别，其补刻、刷印时间应在明嘉靖年间，以北京市文物局藏本为代表。早期、中期印本的版心字数、刻工姓名都很完整，但晚期印本往往对原版叶中的版心字数、刻工姓名加以剜除，且较随意，无一定之规。在文本方面，晚期印本校改了早、中期印本的一些疑误之处，同时也有妄改的地方，前者如卷十三第二叶疏文，早、中期印本作“言作者不心有新”，晚期印本改为“不必”，后者如卷十五第十二叶疏文，早、中期印本作“是其文玄相通也”，晚期印本改“玄”为“亦”，实则单疏本作“互”，这些地方阮本均与晚期印本一致，可知是依据晚期印本翻刻的。

阮本有嘉庆初刻和道光重校之别，已为业界熟知，但即使是嘉庆本内部也依然存在初刻、后印的问题。张丽娟《明李元阳本〈春秋穀梁注疏〉浅探》指出，卷十三成公元年疏文“三月作丘甲”“公羊说作丘甲”，宋、元十行本、嘉庆阮刻初印本均误作“兵甲”，而嘉庆阮刻后印本改为“丘甲”，成公二年经文“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陈人卫人郑人”，宋、元十行本、嘉庆阮刻初印本均脱“卫”下“人”字，而嘉庆阮刻后印本补“人”字。阮刻后印本所做的校改，往往可以在更早的宋余仁仲刻《春秋穀梁传》、旧钞《穀梁疏》单疏本或较晚的明嘉靖李元阳本以下诸本中找到左证，故难确指是依据何本校改（阮元校刻此经时，虽然不能亲见余仁仲本及旧钞单疏原书，赖有何煌的传校本参考，所以仍能解决许多元刻十行本中存疑的问题。关于何煌传校余仁仲本及单疏本之事，详见张丽娟老师的相关论文），能够确定的是阮刻后印本的文本质量较初印本有所进步，从阅读角度来说，是更佳的选择。《穀梁传注疏》的清嘉庆阮刻初印本，过去被收录在台湾艺文印书馆、大陆中华书局等出版社刊行的阮刻《十三经注疏》中，坊肆常见，而其后印本则尚未闻有影印者，今取上海图书馆藏后印本付梓，依旧采用单面半叶的形制，颇便点读，或许能为《穀梁传》这种经书中的“弱势群体”的文献流传事业做一点微小的贡献，也希望能继续得到读者们的支持。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二日蒋鹏翔撰于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