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秉元 主编《新经学》第六辑 出版暨编后记、稿约

书名：《新经学》第六辑

主编：邓秉元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10月

【目录】

学术遗札

朱光潜《诗论》审查意见书丨吴宓  秦燕春附识

答戴鸿才研究生丨王蘧常   郭建中整理

经学历史

孔子之前的儒家世界丨杨儒宾

朱熹之气化论——从易学的角度看丨吴宁

王学末流考论丨［日］山本正一撰  廖明飞译

新辑毛奇龄佚文佚诗考释丨胡春丽

皮锡瑞驳杜预《集解》之非——围绕五十凡例的理解丨黎汉基

“章句之儒”的“至情至性”——说黄侃，兼及“章黄之学”的另一向度丨秦燕春

古典新诠

古本《老子》校读释·《道经》一 ——四十五至五十一章丨刘志荣

《孟子·万章上》讲疏 丨邓秉元

圆桌会谈

文明的法理丨陈强

身体与礼仪——容礼学导论丨张德付

序跋

《薛学潜著作集》序丨张文江

编后记

稿约

【编后记】

就在不久前一个新书讨论会上，一位治西学的朋友，对中国学术可能有的经学视角颇不以为然，“我的世界没有经学”。这句话在上下文中容有误解，譬如在针对时下所流行的某种把经学限定为一种地方性立场，并同时要把中国文化局限于这一立场，以自外于人类总体文明的意义上，这种批评其实是合理的。借用海德格尔的话，这种“经学”虽然在世界中存在，但却并不“在世界之中”。但在上面的表述中，经学被视作一种有立场的学术，与某种悬置立场的学术相对应，却是显然的。这种立场显然被与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立场等同了。

的确，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学界，总的来说已是西学的天下。作为一种强势文化，西方文明在近代几百年中已经因其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成果，很快对世界各大文明产生了某种建瓴之势。尽管十九世纪以后，西学内部对自然科学及其知性思维的反思愈形深入，但二十世纪以来物质文明的发展，依然处在十九世纪的延长线上，这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尽管作为一种普遍性思维，知性思维在人类所有文化中普遍存在，但似乎只有在西方才达到了自身的某种纯粹性，而西方文化也俨然成为这一思维的代表。在一些因致富图强而导致科学主义泛滥的国度，这一进路甚至被视作真理的唯一通道。这是后来以社会达尔文主义形式具体表达出来，但在十九世纪初（甚至更早）已由西方逐渐弥漫到整个世界的一种精神取向，无论是拿破仑、俾斯麦，还是二十世纪的希特勒、墨索里尼都分有了这一取向。假如与中国文化对观，这种倾向其实与墨法合流的秦政在精神上彼此相应。只不过总体的西方文化极为复杂，二十世纪的英美与欧陆因此走了不同的道路。

于是，在夹缝中生存的其他文化形态，便往往与西洋现代对知性予以反思的学术“结盟”，以捍卫自身存在的合理性。这是一种略显卑微的主体性。而知性思维似乎也在“猫捉老鼠”的游戏中乐此不疲，尽管对某些非理性或前理性思维的揭示（这种揭示主要也是通过知性完成的）已经极为深入，但却并不愿意真正承认其他思维在知识建构领域的合理性。这种局面甚至形成某种吊诡。一方面，知性对自身的局限极为了然，不仅承认“物自身”或“无知之幕”的存在，并述说着自身的某种谦卑；但另一方面，却又对自己所难以承认的事物表现出“致命的自负”。尽管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这种自负稍有收敛；但又似乎进入一种“滥情”状态，其末流则陷入“无差别的平等观”。假如执着于此，同样使真理不复可能。

当然，经学并非简单与知性相异的思维，无论经学、佛学还是神学，其思维中都并不缺少知性思维的参与。就像纯粹的知性思维也只是在反思中作为对象存在，知性思维活动本身其实也不能没有其他思维（譬如德性思维，或者波兰尼所谓“支持意识”）的参与。这是人类的心性结构所决定的。知性无疑是理解事物的利器，但把知性超然地悬置于宇宙之外，也不过是知性的“自蔽”。能医不自医，能知者不自知。

正是这种超然物外的知性，喜欢把不同的精神形态看成无根的意识形态，而有待于知性加以裁判。历史上由不同思维方式所层层架构的知识体系，便成为一个个“全牛”，在庖甲、庖乙、庖丙的解牛刀下骨肉横飞。于是，本来作为传统知识体系基石的经学，便被等同于某种意识形态，无论受到提倡还是灭弃，性质都是一样的。在此似乎应当重申意识形态与知识体系的区别：意识形态首先是基于某种知识体系的意识形态。譬如自由主义、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天主教、新教，等等，都是基于哲学（古典意义上的）或神学知识体系的意识形态，本身却非知识体系。同样具体到经学，儒、道、墨、法、纵横诸家，皆属于意识形态，而经学则是知识体系。由人类的历史可见，不同的意识形态也许在不同时期当令，但假如这种意识形态不能保持自身开放，并“落叶归根”、反哺作为根源的知识体系，则文明便会萎缩。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关联，尽管经学、神学等知识体系在纯粹知性看来已经隐含着某种价值性的立场，但诚如许多人已经意识到的，即便真正的“价值中立”（中国传统所谓“鉴空衡平”），又何尝不是一种价值。何况即使在哲学这一知识体系之下，除了真正的“价值中立”者之外，也无不或明或暗地表现出自身的价值立场，当然也无法摆脱某种“前理解结构”。是否具有立场，不应该是彼此拒斥的理由。

知性的“自蔽”反衬出知性思维下“客观性”概念之局限。一般说来，“客观”概念总是藴含着主体或主观。但主体的倾向本身便构成遮蔽，甚至连佛家的空性也同样如此。凡有所向，必有所蔽。小程子所谓“有所向便是欲”。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个体，固然仍可以根据自己的性情，对某种主体境界表示认同，但却同样应该对自身存在的倾向性具有反省能力。不是“以我观物”，而是“以物观物”；不仅“以物观物”，而且“以心观心”；不惟“以心观心”，还要“以气游气”。如此这般，神气合一，物我两忘，或许才能真正符合《周易》所谓“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至此，人类目前经学、哲学、佛学、神学的分歧其实已是第二义，世界在“道心”的澄明中得到和解，达于《尚书》所言“宾于四门，四门穆穆”之境。而对于仍在第二义徘徊的人类来说，这种反省，总是需要借助他者才可以完成，这也是人类必须对不同文明保持开放心态的根本原因。

庚子重阳于沪上，涣斋谨识

【稿约】

本刊由若干学术同仁发起，旨在赓续经学传统，推动经学新变，重塑经学与时代之联系，并为学界同仁提供一学术交流园地。真诚期待海内外经学研究同仁不吝赐稿，以飨读者。

孔门四科，堂庑甚广。后生小子，窃有慕焉。故举凡义理、考据、经济、辞章，有关经义者，无论经典诠释、儒学义理，抑或学术济时、经学史论，皆在欢迎之列。唯期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至于短制长篇，专论书评，则可任意所之。九流十家，源初王官，各得经学之一脉。故有关诸子之研究，皆所亟盼。及后佛教东传，西学东渐，经学与之相得益彰。故举凡研究诸家学术而与经学相比较者，亦所企望。贞下起元，此后圣之将行；守先待后，乃学人之正理。倘有已故学者遗稿、函札，而愿发表本刊者，皆无任欣忭。如蒙赐稿，本刊将于两月内敬复来函，期间请勿一稿两投。如大作曾经发表，务请提前注明。稿件一经刊行，即寄赠样书，并略付薄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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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学》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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