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树志】“一代完人”刘宗周

栏目:往圣先贤
发布时间:2020-12-11 01:05:25
标签:刘宗周

“一代完人”刘宗周

作者:樊树志

来源:《书城》(2020年12月号)

 

“一代完人”四字,是乾隆皇帝弘历对刘宗周的评语,很值得细细玩味。

 

乾隆时代动用举国之力编纂《四库全书》,缘于政治原因,禁毁了大批珍贵书籍。从如今整理出版的“四库禁毁书”可知,当时遭到禁毁的书籍数量惊人。刘宗周著作并未禁毁,《四库全书》收录了《论语学案》《人谱》《刘子遗书》与《刘蕺山集》。弘历亲自为《刘蕺山集》撰写序言,对明清鼎革之际投降变节又谬托前明遗民的人,投去鄙视的目光,而对宁死不屈的抗清志士推崇备至。

 

《刘蕺山集》卷首,弘历写的“御题”,振振有词地为禁毁书籍辩解:

 

夫为明臣而指斥我朝,所谓吠非其主,本无可罪。其或人品无系重轻,言事又剽窃无据,及已入本朝苟活求生,有谬托为明遗民,如屈大均之流者,毁之诚不足惜。

 

有了这样的铺垫,他话锋一转,大力赞扬黄道周与刘宗周为“一代完人”:

 

若黄道周之博物典汇,刘宗周之疏稿,则不可毁。盖二人当明政不纲,权移阉宦,独能守正不阿,多所弹劾,至今想见其风节凛然,而且心殷救败,凡有指陈,悉中时弊。假令当日能用其言,覆亡未必如彼之速。卒之致命遂志,以身殉国,允为一代完人。

 

乾隆的御用文人纪昀为《刘蕺山集》撰写提要,阐发“一代完人”的旨意,洋洋洒洒议论道:“东林一派始以务为名高,继乃酿成朋党,小人君子杂糅难分,门户之祸延及朝廷,驯至于宗社沦亡势犹未已。宗周虽亦周旋其间,而持躬刚正,忧国如家,不染植党争权之习,立朝之日虽少,所陈奏如除诏狱、汰新饷,招无罪之流亡,议附循以收天下,泮涣之人心,还内廷扫除之职,正懦帅失律之诛,诸疏皆切中当时利弊。一扼于魏忠贤,再扼于温体仁,终扼于马士英,而姜桂之性介然不改,卒以首阳一饿,日月争光,在有明末叶可称皦皦完人,非依草附木之流所可同日语矣。”

 


刘宗周像

 

纪晓岚用“一扼于魏忠贤,再扼于温体仁,终扼于马士英”,概括刘宗周的政治生涯,最后落实于“皦皦完人”。其实,扼于奸臣是表象,最终还是扼于皇帝。纪先生只说对了一半。

 

一、“奈何以天下委阉竖”

 

刘宗周,字启东,号念台,绍兴府山阴县人。家境贫寒,父亲刘坡英年早逝,母亲章氏带着遗腹子投靠外家,以纺纱织布守护弱息。万历二十九年,他得中进士,孰料母亲突然病故,丁忧回籍守制。万历三十二年服除,赴京出任行人司行人。次年,因祖父刘焞年迈病危,请假回籍送终、守制。七年后,再度出任行人司行人。

 

当时朝廷党争蜂起,昆党、宣党、浙党之类出于小团体利益,固执于门户偏见,不择手段攻击东林书院诸君子,一时间闹得乌烟瘴气。万历四十年,东林书院的创始人顾宪成在一片诽谤声中病逝,宵小之徒对东林书院的围攻仍不停息。刘宗周忍无可忍,愤然发声,向朝廷进呈题为“修正学以激人心以培国家元气”的奏疏。

 

他早年通过好友刘永澄、丁元荐的介绍,进入东林书院,与高攀龙等人讲习切磋,对东林诸君子的道德学问十分敬仰,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不随波逐流的立场——

 

一则说,东林书院是一个讲求学问的场所:“夫东林云者,先臣顾宪成倡道于其乡,以激四方之学者也,从之游者多不乏气节耿介之士,而真切学问如高攀龙、刘永澄其最贤者。”

 

再则说,东林书院倡导澄澈清明的风气:“宪成之学不苟自恕,扶危显微屏元黜顿,得朱子之正传。亦喜别白君子小人,身任名教之重,挽天下于披靡一时,士大夫从之,不啻东汉龙门。”

 

三则说,围攻东林的党同伐异之风不可长:“东林之风概益微,而言者益得以乘之,天下无论识与不识,无不攻东林,且合朝野而攻之,以为门户云”,“遂使廷臣日趋争竞,党同伐异之风行,而人心日下,士习日险”。

 

这样的谠言宏论触到了当权派的要害,非议之声哗然。刘宗周在朝廷无法容身,罢官而去,这一去就是十多年。张岱《石匮书后集》写道:“先后匿迹林下者十有余年,授徒僧舍,足迹不至公庭。有造庐者拒不见,当道到门,必强再三,然后出见。”因此名重海内,可谓有失有得。

 

 


《石匮书后集》

 

万历皇帝朱翊钧去世,泰昌皇帝朱常洛即位,朝廷出现了“众正盈朝”的局面。刘宗周应召出山,出任礼部仪制司主事,依然锋芒毕露,直言无忌。天启元年,他敏锐地察觉到内廷的问题——太监头子魏忠贤联手皇帝乳母奉圣夫人客氏,沆瀣一气,专擅朝政,于是上了一本言辞尖锐的奏疏。

 

首先批评皇帝朱由校沉迷于声色犬马:“还宫以后颇事宴游,或优人杂剧不离左右,或射击走马,驰骋后苑,毋乃败度败礼之渐欤?优人杂剧之类不过以声色进御,为导欲之媒,此其危害何啻毒药猛兽!”

 

接着指出,这背后是魏忠贤和客氏在搞鬼,故意诱导皇帝痴迷声色,不理朝政,以便他们上下其手。所以他说,臣于是有感于宦官专权之祸,首先是蛊惑皇帝无所不用其极:每天弄些狗马鹰犬,摇荡陛下之心;每天送进声色货利,蛊惑陛下之志。凡是可以博得皇上欢心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使皇上是非不分,视正直大臣如仇雠,而后得以指鹿为马,盗陛下之威福,或者假传圣旨,或者兴钩党之狱,生杀予夺为所欲为,国家命运一蹶不振。

 

他语重心长告诫皇帝:如今东西方用兵,奈何以天下委阉竖!

 

在阉党专政初露苗头之际,就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显示了刘宗周犀利的眼光和敏锐的嗅觉,一举击中要害。其时魏忠贤羽翼未丰脚跟未稳,颇为忌惮这位名重海内的儒臣,对其加官晋爵,百般笼络,接连晋升他为光禄寺丞、尚宝少卿、太仆少卿。刘宗周不愿同流合污,请病假辞官回乡。

 

天启四年,朝廷起用他为通政司左通政。刘宗周鉴于正人君子已被魏忠贤斥逐殆尽,拒绝出山,在辞职奏疏中为诸君子伸张正义,抨击腐败的政治风气:世道已经衰败至极,士大夫不知礼义廉耻为何物,往往知进而不知退,举天下贸贸然奔走于声名利益之场,因此庙堂无真才,山林无姱节,陆沉之祸何所底止?

 

魏忠贤大怒,矫旨严惩,把他革职为民。

 

在阉党心目中,刘宗周是所谓的“东林党人”,为了防止他东山再起,必须永远禁锢,列入黑名单。

 

二、“八年之间谁秉国成而至于是”

 

朱由检即位后,不动声色逐元凶处奸党,清查阉党逆案,先前遭到诬陷的正人君子得以平反昭雪。

 

崇祯元年,刘宗周应召出山,担任顺天府尹——京畿的地方长官。这片天子脚下之地,王公贵族、官僚豪绅盘根错节,一向号称难治,刘宗周向朝廷请求授予更大的事权、更久的任期,以便从长计议,用铁腕手段拨乱反正。成效是明显的:“延三老、啬夫,咨地方疾苦,发奸吏乾没,置之法。又捕勋贵家人豪横不法,及舞文犯禁者,按治如律。颁布文公四礼,俾乡鄙服习。遇中贵梨园什具,责而焚之,辇毂一清。”

 

中国传统士大夫以治国平天下为抱负,喜欢议论朝廷大政,刘宗周也不例外,眼光不会局限于顺天一府之地,不断向皇帝进谏,坦陈政见。

 

崇祯二年六月,酷旱不雨,皇帝朱由检焦虑不安,向群臣表示,自己要到文华殿斋宿,希望大小臣工竭诚祈祷,然后话锋一转,指责大小臣工办事不力,应该深刻检讨。刘宗周认为问题的症结不在臣工而在皇帝本身:“今陛下圣明天纵,卓绝千古,诸所擘画动出群臣意表,遂视天下为莫己若,而不免有自用之心。”批评皇帝刚愎自用,旨意出乎群臣意料,救过不及,谗谄猜忌之风随之而起。他反问道:依仗一人之聪明,凭借一己之英断,能治理天下吗?陛下不近声色,不爱宴游,勤于朝政,但是求治之心操之过急,带来一系列问题:功利、刑名、猜忌、壅蔽。请看他的议论:

 

而至于求治之心操之过急,不免酝酿而为功利;功利不已,转为刑名;刑名不已,流为猜忌;猜忌不已,积为壅蔽。正人心之危所潜滋暗长,而不自知者。

 

因此他的意见是,“陛下亦宜分任其咎”。

 

皇帝认为他的议论过于迂阔,鉴于他的忠鲠,不与计较。刘宗周再接再厉,请求皇帝取消凌驾于三法司(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之上的东厂和锦衣卫,蠲免新近加派的军饷。皇帝责备他“不修实政,徒事空言”。他又纠弹皇帝倚为股肱之臣的周延儒、温体仁“倾侧事上”——打击排挤同僚,邀宠于皇上。

 

刘宗周心灰意冷,连上三本乞休奏疏,辞官归乡。出京时,随身携带的行李,只有两个竹编的箱笼。官员见了大为惊讶,赞叹道:“真清官也!”

 

对于进与退,刘宗周一向看得很淡,回归书生本色,与好友陶奭龄一起聚会讲学,阐释“人人可以为圣人”的修身之道。

 

崇祯八年,为了选拔大臣,皇帝命吏部推举在籍官员作为阁臣候选人。吏部上报孙慎行、林钎、刘宗周,供皇帝圈点。

 

次年正月,孙慎行病逝,刘宗周与林钎进京,觐见皇帝。朱由检征询关于朝政的见解,刘宗周侃侃而谈,仍然坚持几年前的观点,批评皇帝求治太急,措辞比先前更加尖锐:“陛下求治太急,用法太严,布令太烦,进退天下士太轻。”因此之故,诸臣畏罪饰非,不肯尽职尽责,有人而无人之用,有饷而无饷之用,有将不能治兵,有兵不能杀贼。当务之急应当收拾人心,首先必须放宽官员的责罚。道理是很显然的,责罚苛重则吏治败坏,吏治败坏则民生困难,民生困难则盗贼日繁。

 

他的这一席话,实质是在谴责内阁首辅温体仁。朱由检是信赖温体仁的,认为刘宗周的意见过于迂执,他已经觉察到刘宗周与温体仁的政见分歧,没有起用刘宗周入阁,出乎意料地任命他为工部左侍郎,让这位喜欢议论朝政的儒臣去处理烦琐的营造事务。

 

刘宗周到了工部,目光依然盯着朝廷积弊不放,不断议论时艰。他最不能容忍的是特务机构东厂和锦衣卫,特别是直接听命于皇帝的诏狱,越过三法司恣意妄为,不经过司法程序,逮捕惩处官员。他的谴责锋芒凌厉,用一连串排比句直击要害:

 

自厂卫司机访,而告讦之风炽; 

自诏狱及士绅,而堂簾之等失; 

自人人救过不给,而欺罔之习转盛; 

自事事仰承独裁,而谄谀之风日长; 

自三尺法不伸于司寇,而犯者日众; 

自诏旨杂治五刑,岁断狱以数千计,而好生之德意泯; 

自刀笔治丝纶,而王言亵; 

自诛求及琐屑,而政体伤。

 

朱由检再三阅读这本奏疏,怒气渐消,拿起朱笔批示:“宗周素有清名,亦多直言,但大臣论事,宜体国度时,不当效小臣,归过于朝廷为名高。”

 

既然皇帝嘉奖他“有清名多直言”,他索性清直到底,再次上疏,申论三点:一是皇上终日用阁臣而不足,二是皇上终日用九卿而不足,三是皇上不得一言之效。结果是,始则皇上出言以为是,辅臣莫敢矫其非;继而辅臣出言以为是,部院诸臣莫敢矫其非。即使间或有矫其非者,皇上也无从得知是非之实,国是终于不可问。

 

朱由检不予理睬,刘宗周继续进谏,依然不予理睬。一气之下,他索性掼纱帽——乞休。朱由检乐得放他走,免得听他那些逆耳之言。哪里晓得辞官离京之际,他又呈进一本奏疏,措辞更加严厉,矛头直指皇帝宠信的内阁首辅温体仁。

 

早在此前,他写了一封私信,批评温体仁:“阁下身秉国成,故有进退人才之责者也。苟天下有一贤之未进,与一不肖之未退,必责之阁下,而阁下所为进退天下士,殊有不可解者。自皇上御极以来,所废置天下士百余人,多天下贤者,而阁下不闻出一语救正,时有因而下石者。”他列举若干事例:内阁同僚王应熊遭到弹劾,不能正言相告,而以其家奴之故发配充军,“近于卖友”;皇上特简文震孟入阁辅政,未见其有可摘之过,温体仁竟借许誉卿事件,激怒皇上,导致罢官,“近于罔上”;内阁同僚何吾驺因与文震孟同调,温体仁诬陷其“腹诽”,致使罢官,“近于诬下”;至于同僚钱士升以言得罪,则“近于阴挤”。总而言之,“自此人人树敌,处处张弧,人之所以议阁下者日多,而阁下亦积不能堪,一朝发难,明借皇上之宠灵,为驱除异己之地”。对于这些忠告,温体仁置若罔闻,一意孤行。

 

刘宗周忍无可忍,在奏疏中厉声责问道:“八年之间谁秉国成,而至于是?臣不能为首辅温体仁解矣!”

 

无官一身轻,他终于可以向温体仁摊牌了,文章写得纵横恣肆,酣畅淋漓,从“小人之祸国无已时”入手,揭露温体仁“大奸似忠,大诈似信”的真面目,以及种种祸国行径:

 

臣观频年以来,皇上恶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讦进;皇上录清节,而臣下多以曲谨容;皇上崇励精,而臣下奔走承顺以为恭;皇上尚综核,而臣下琐屑吹求以示察。凡若此者,正似忠似信之类,窥其用心,无往不出于身家利禄,而皇上往往不察而用之,则聚天下之小人立于朝,而皇上亦有所不觉矣。

 

刘宗周一举击中要害——“崇祯皇帝遭温了”。

 

劣迹昭彰的温体仁得到皇帝重用,舆论为之哗然,京师民谣“崇祯皇帝遭温了”,集中体现了舆论动向。“遭温”之温,与瘟疫之瘟谐音,讥讽崇祯皇帝受温体仁蒙蔽而不自知。温体仁担任内阁首辅之后,推行没有魏忠贤的魏忠贤路线,以蛊惑皇帝、残害忠良为能事,刘宗周较早察觉温体仁祸国的苗头。直到明朝灭亡以后,才有人恍然大悟。王世德《崇祯遗录》写道:“上初即位,事事宽大。自温体仁入阁票拟,务从深刻,由此遂失人心。论者谓:亡国之祸体仁酿之,良然!”《明史》把他列入“奸人传”,绝非偶然。

 

由此去看刘宗周《痛切时艰疏》的结尾,就可以领略内在的分量了:“八年之间谁秉国成,而至于是?臣不能为首辅温体仁解矣!语曰:‘谁生厉阶,至今为梗。’体仁之谓也。”

 

这是迄今为止对于温体仁最为严厉的批判。温体仁一面为自己辩解,一面百般诋毁刘宗周。朱由检此时正在“遭温”,站在温体仁一边,怒斥刘宗周“比私乱政”,把他革职为民。

 

三、“朝廷待言官有体”

 

崇祯十四年,朱由检又想起了这位耿介之臣,起用为吏部左侍郎,旋即晋升为都察院左都御史——监察部门的首席大臣,企图借助他的铁腕作风,整顿吏治,提振士气。

 

果然不负所望,刘宗周一上任就大力整顿腐败的吏治,在《条列风纪疏》中说:“惟是官不得人,则法久而弛,令熟而玩,种种受弊之端,遂开天下犯义犯刑之习。”为此制定了风纪条例,涉及各个方面:

 

一是建道揆——提倡书院讲学,端正士风; 

二是贞法守——案件一概由三法司专断,不必另下锦衣卫; 

三是崇国体——杜绝官员“朝升堂而受事,夕系囹圄”的反常现象; 

四是清伏奸——慎防外奸内宄; 

五是惩官邪——官员之失德由贿赂始,屡禁不止,必须严厉惩罚; 

六是饬吏治——吏治关乎国计民生,必须大力整饬。

 

这时发生了姜埰、熊开元之狱。礼科给事中姜埰弹劾内阁首辅周延儒,为了钳制言官,故意激怒皇上,谴责言官持论太急。朱由检看了姜埰的奏疏,勃然大怒,下令逮送锦衣卫诏狱严刑拷打,一时舆论哗然。

 

行人司副行人熊开元认为周延儒难脱干系,弹劾他欺君误国,也被关进锦衣卫诏狱惩处。

 

姜埰、熊开元之狱,激起正直官员的强烈不满,议论蜂起,刘宗周说得尤其尖锐:

 

——而矫枉不无太过,至以卫狱(锦衣卫诏狱)处言官,自今日始,所伤国体似非细故。臣犹记枚卜会推之役,干触圣怒,诸臣各得罪以去。

 

——臣愿皇上姑宽此二臣,以彰圣度,盖敕法司勘问,少存言官之体,以作将来怒蛙之气,则圣德于此益善,而以之为匡济时艰之本,亦有余裕矣。

 

崇祯十五年闰十一月二十九日,皇帝在中左门召见群臣,讨论如何抵御清军,任用得力督抚等问题。临近结束时,吏科都给事中吴麟徴作为六科的“科长”,责无旁贷地为同僚吏科给事中姜埰求情:“如同官姜埰干犯天威,亦皆臣等之罪。但京城作令清苦,居官清饬,身体孱弱多病,伏望圣恩宽宥。”

 

朱由检拒不接受,训斥道:“尔言官为朝廷耳目,自己不正,何能正人?”

 

吴麟徴申辩道:“言官只管言,即言之当否,与称职不称职,自听朝廷处分。”他又把话题转移到熊开元身上,说道:“顷熊开元亦以奏诘辅臣周延儒得罪,虽是出位妄言,第谚曰:‘家贫思贤妻,国乱思贤相。’封疆事败坏至此,岂得不责备首辅?”

 

朱由检反驳道:“熊开元假托机密,阴行谗谮,小加大,贱凌贵,渐不可长。”

 

一向敢于犯颜直谏的刘宗周挺身而出,请求释放姜埰、熊开元。他说:“朝廷待言官有体,言官进言,可用则用之,不则置之。即有应得之罪,乞敕下法司原情定案。今熊开元、姜埰狂躁无知,不能无罪。但以皇上急切求言,而二臣因言下诏狱,大于圣政国体有伤,恐非皇上求言初意。臣愿皇上俯念时事艰危,扩圣度于如天,以开诸臣诤谏之路。”他越说越起劲,列举黄道周的事例为证,说道:黄道周言语激烈,有朋友不能堪者,我皇上不但待之以不死,而且得以起用。为何黄道周幸而受到破格之恩,姜熊二臣不能蒙受法外之宥?

 

对于刘宗周咄咄逼人的责问,朱由检显得理屈词穷,勉力强辩:“人臣见有无礼于君者,即当纠劾,三法司、锦衣卫俱是朝廷衙门,你说言官有体,假使贪赃坏法、欺君罔上、溷乱纪纲的,通是不该问了?”

 

刘宗周毫不退缩:“陛下方下诏求贤,姜埰、熊开元二臣遽以言得罪。国朝无言官下诏狱者,有之,自二臣始。”

 

他越说越激动,无所顾忌地反驳皇上所说“三法司、锦衣卫俱是朝廷衙门”,大声喊道:“厂卫不可轻信,是朝廷有私刑!”

 

听到如此蔑视厂卫的言论,朱由检顿时肝火大旺,厉声申斥道:“东厂、锦衣卫俱为朝廷问刑,何公何私?”

 

 


《愿学集刘蕺山集》

 

刘宗周见龙颜大怒,立即伏地叩头,连声请罪。

 

朱由检怒气未消,谴责道:“似尔愎拗偏迂,成何都察院?卿等起来,刘宗周候旨处分!”

 

刑部尚书徐石麒请求皇上宽宥刘宗周,由他来承担罪责,不仅甘愿代替熊姜二人请罪,而且当廷主动承担责任,使刘宗周免予处分,真正是君子坦荡荡。

 

都察院左佥都御史金光辰,冒着风险表扬自己的上司治理都察院的卓越业绩,希望皇上优容:“都察院激浊扬清,纪纲之地,自陛下召用刘宗周,宗周正己率属,大著风采,诸御史凛凛饬法,都察院最为得人,望赐优容。”

 

兵部尚书张国维不顾皇上愤怒,也乞求宽恕……

 

竟然没有一名大臣支持皇帝的决定,令朱由检颇为尴尬,很不高兴地停止了御前会议,退回勤政殿,写了一道手谕:“宗周愎拗偏迂,着革职,刑部议处。光辰降二级调外。”命太监送到内阁,传出执行。

 

看了皇上的手谕,吴甡与周延儒商量,当面请求从宽发落。周延儒和吴甡等人进入勤政殿,耐心劝导,朱由检面色稍微缓和,随即在手谕上抹去“刑部议处”四字,以示从宽,还不忘补充一句:“故辅温体仁曾言其愎拗偏迂,果然!”一句话泄露了天机。隔了多年,“崇祯皇帝遭温了”,依然如故。

 

次日,六十四岁的刘宗周骑着驴子,后面跟着一名肩扛包袱的仆人,两袖清风离京南下。堂堂都察院首席大臣竟然如此凄凉落寞,旁人感叹不已,他却淡然赋诗一首:

 

望阙陈情泪满襟,孤臣九死罪何如。 

止因报主忧逾切,却愧匡时计转疏。 

白发萧萧清禁外,丹心耿耿梦魂余。 

自怜去国身如叶,毕罢朝参返故庐。

 

四、“决此一朝死,了我平生事”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崇祯皇帝朱由检在煤山自缢,南京政府衮衮诸公,直至四月二十五日才“北报确信”,商讨善后事宜。五月,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监国,起用刘宗周,官复原职——都察院左都御史。他看到小朝廷内部的种种腐败迹象,坚决推辞,未蒙恩准,立即前往南京就任。

 

南明小朝廷一开张,就是一派亡国之相。福王朱由崧毫无帝王的样子,《明季甲乙汇编》说他“深拱禁中,惟渔幼女,饮烧酒,杂伶官演戏为乐”,听凭马士英摆布。马士英窃取内阁首辅兼兵部尚书大权,起用阉党余孽阮大铖、杨维垣之流,排斥正直大臣,卖官鬻爵不遗余力,民间歌谣讥讽道:

 

中书随地有,都督满街走。 

监纪多如羊,职方贱如狗。 

荫起千年尘,拔贡一呈首。 

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

 

与马士英沆瀣一气的江北四镇将领刘泽清、刘良佐、高杰、黄得功,拥兵自恣,根本无意于光复大业。小朝廷从上到下,浑浑噩噩,醉生梦死。正如兵科给事中陈子龙所说:“中兴之主,莫不身先士卒,故能光复旧物。陛下入国门再旬矣,人情泄沓,无异升平之时,清歌漏舟之中,痛饮焚屋之下。臣诚不知所始终矣!”

 

刘宗周先后呈进《草莽孤臣上痛哭时艰疏》和《追发大痛疏》。有鉴于封疆大吏与统兵将领畏缩不前,致使淮北大片国土失守,主张发兵征讨,以图光复。他提出四点意见:

 

一是据形胜以规进取——江南非偏安之地,请进而图江北,尤其应当重视中都凤阳,驻扎陛下亲征之师,以此渐恢渐进。

 

二是重藩屏以资弹压——犹可恨者,路振飞坐守淮安,借口家眷在外地,倡先逃跑。于是总兵刘泽清、高杰相率借口家书寄籍江南,尤而效之。按照军法,临阵脱逃者斩。

 

三是慎爵赏以肃军情——高杰、刘泽清败逃,不追责,反而加官晋爵。武臣既滥,文臣从之;外廷既滥,宦官从之。臣恐天下因而解体。应当综核军功,申严军法。

 

四是核旧官以立臣纪——为邦本之计,贪官当逮,酷吏当诛。循良卓异之官当破格奖励。臣更有不忍言者,当此国破君亡之际,普天臣子皆当致死。幸而不死,反膺升级,能无益增天谴?

 

顾炎武《圣安本纪》把刘宗周的主张概括为“请上亲征”和“四镇不宜封”,意思是,敦请福王朱由崧率军出征江北,刘泽清、高杰、刘良佐、黄得功四名总兵不应加官晋爵。张岱《石匮书后集》进一步点明,刘宗周大谈“慎封爵”“核旧官”诸事,其实是在纠弹马士英,因此,“马士英恨宗周次骨,嗾刘泽清、高杰公疏劾宗周”。

 

 


《刘宗周全集》

 

刘泽清、高杰本来就对刘宗周指责他们逃跑耿耿于怀,经马士英嗾使,刘、高二人立即弹劾刘宗周:劝上亲征以动摇帝祚,夺诸将封以激变军心,不仅仅是不仁不智,简直是心怀“逆谋”。

 

朱由崧大为恼怒,要他御驾亲征,显然有“谋危社稷”之嫌,勒令刘宗周致仕。于是乎,仅仅担任四十九天都察院左都御史的刘宗周,罢官而去。

 

正当南明君臣忙于内斗之际,清军大举南下,南京、杭州相继沦陷,国祚大势已去。弘光元年(1645)六月二十二日,门人王毓蓍投水自尽,致书老师:“门生毓蓍已得正命,伪官俱已受事,此一块土非大明有矣,顾先生早自决。”刘宗周见信赞叹死得其所,随即写信给女婿秦祖轼,表示以身许国之意:

 

信国不可为,偷生岂能久。 

止水与叠山,只争死先后。

 

其实此前他已有殉国的意愿,在“哭殉难十公”诗中有所流露。其中哭倪元璐诗写道:

 

台阁文章星斗寒,风期与俗异咸酸。 

回澜紫海皆通汉,照乘明珠只走盘。 

拟绝韦编年待假,争先殉节死逾安。 

读书所学知何事,蒙难坚贞尔许般。

 

诗前的小序对倪元璐的敬仰之情溢于言表:“公官大司农(户部尚书),知国事不可为,时怀一帨于袖中,曰:时至即行。及三月十九日之变,公即以巳刻死。自此遂有继公而起者。”刘宗周自己也有继他而去之意,故而说“读书所学知何事,蒙难坚贞尔许般”。

 

二十五日,他外出投水自尽,被随从救起,暂息灵峰寺。儿子刘汋拿了清朝请他出来做官的公文,他闭目不看,开始绝食。亲人问他心境如何,他回答:“他人生不可对父母妻子,吾死可以对天地祖宗;他人求生不得生,吾求死得死;他人终日忧疑惊恐,而吾心中泰然如是而已。”

 

黄宗羲《弘光实录钞》说,刘宗周此时早已下定求死得死之心:“宗周不食,又渴甚,饮茶一杯,精神顿生,曰:‘此后勺水不入口矣。’门人曰:‘虽圣贤处此,不过如是。’宗周曰:‘吾岂敢望圣贤哉,求不为乱臣贼子而已矣!’”

 

张岱《石匮书后集》描述六十八岁刘宗周生命最后时刻的文字,读来令人泪目:

 

廿九日,作绝命词曰:“留此旬日死,少存匡济意。决此一朝死,了我平生事。慷慨与从容,何难复何易。”嗣后,止闭目端坐,不出一言。(闰)六月六日,命家人扶掖南向坐,有顷,迁北向。息奄奄欲绝,犹提笔书一鲁字。至八日戊时乃绝。刘中丞绝食者两旬,勺水不入口者十有三日,有骨如柴,骑箕始去。呜呼,烈矣!

 

 

责任编辑:近复

 


微信公众号

儒家网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