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申遗：基于东亚儒学教育文化遗产申遗热潮的思考

作者：张哲（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原载《中国文化遗产》2020年第6期

摘要：随着文化遗产运动的展开，遗产的分类逐渐细化，学界开始提出教育文化遗产这一概念。近年来在东亚地区也掀起儒家教育文化遗产申遗的热潮，韩国书院率先申遗成功，日本方面也跃跃欲试，已经走在申遗的路上。中国方面早有呼吁申遗的声音。中国儒家文化遗产的申遗可以正本清源，明确中国儒学在东亚历史中的定位，也可彰显出儒家文化对世界文化多样性的贡献。审视东亚地区儒学教育文化遗产价值定位与申遗的历程，一方面可有助于推动我国儒家文化遗产的展开申遗与保护工作，另一方面则将进一步地加深对东亚儒家文化多样性的理解。

关键词：儒家；教育文化遗产；庙学；书院；申遗

引言

东亚地区自古受到中国儒家文化的浸润，随着中国庙学制度走向成熟，影响所及，东亚诸国普遍设立儒学，形成了学者所称的“东亚教育圈”，东亚儒家教育制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庙（孔庙）、学（儒学）合一，集教育与祭祀一体，形成尊圣贤、崇儒学的教育体系与格局[①]。近代之后，东亚各国的儒家庙学制度都面临着冲击，并逐渐被西方教育制度所替代。在现代政治文化运动与工业化社会转型过程中，除了少数庙学，或演变为新式学堂，或转变为其他功能场所，得以较为完整保存下来之外，多数面临着被拆除与毁弃的命运，失去了庙学制度本来的历史面貌。正如识者所言，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儒家文化遗产的认识,主要集中在作为思想性、观念性遗产的儒家文化,兼及制度性、社会性的儒家文化,而对于作为儒家思想与观念本身载体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关注甚少[[1]]。

随着国际范围内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实践与展开，教育文化遗产越来越受到重视，如2013年国际古迹遗址日将“教育的遗产”(Heritage of Education)确定为主题，以唤起人类对教育遗产的重视。近年来，随着中国儒学的复兴，儒家文化遗产开始重新受到重视，在民间实践方面开始复兴儒家教育和书院制度，使儒家教育呈现出活态化趋向，在学术界也先后有学者提出儒家文化遗产、教育文物、教育文化遗产等一系列全新的概念，并对这一类文化遗产进行内涵与外延进行界定，在概念、研究对象、分类、研究维度、研究价值等诸问题上进行了有益探索[②]。

在这一背景下，2016年，国家文物局将以孔庙为代表的儒学文化遗产保护纳入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儒家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珍贵物质载体，也是我国独具特色的文物类型[[2]]”，开展文庙、书院、历代儒学名家的纪念庙宇（祠堂、故居）、藏书楼、贡院及其他与儒家思想相关的文化遗产现状调研，全面梳理国内儒学遗产的基本现状，并制定出保护利用规范。

教育文化遗产作为儒家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在中国，乃至于在东亚地区，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尤其是在东亚地区兴起的申遗热潮中，韩国方面率先行动，历经八年的努力，于2019年7月成功将韩国儒家文化遗产的代表“韩国书院”申遗成功[③]；而日本方面，早在2006年亦开始推进申遗行动，致力于推进日本儒家文化遗产的申遗。以现在日本教育遗产世界遗产登录推进协议会推动的进程来看，成功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可能只是时间问题。而中国作为儒家文化的发源地，近年来一直呼吁书院申遗的声音不断，但是至今尚未有实质性进展。

一、韩国儒家教育文化遗产的保护及其申遗

朝鲜半岛古代的教育体系，不同程度地受到中国古代儒家教育制度的影响，韩国在古代的教育系统主要包含乡校与书院，其中乡校属于国家公立教育系统，而书院多属于私立教育系统。乡校自高丽时代（918－1392年）后期开始在全国普及，至朝鲜时代（1392—1910年）达到兴盛，总数达300余所。朝鲜时代最早的书院是由地方官员周世鹏所创建的白云洞书院，后赐额而更名为绍修书院。以白云洞书院为开端，朝鲜中后期书院发展迅猛，至19世纪后期，“书院之设,其数过多。一邑至有七八处，一道至八九十者,宫室之美,守护之盛,往往逾越圣庙[[3]]”已然有取代官方乡校之势，可见书院在朝鲜时代儒学教育中承担的重要作用。

在朝鲜时代后期，地方儒学者在全国各地大量地私设、叠设、滥设书院，总数高达到700余所，积弊甚重，最终在高宗时期，在大院君主导下将全国数百所书院撤毁，仅保留其中的47所，主要分布在现在的韩国境内，且以京畿道、全罗道、庆尚道最为集中。

韩国对全国文化遗产的调查与保护始于二战之前，其文化遗产保护体系是由日本所设立的朝鲜总督府所主导建立，以当时日本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为原型。1962年，韩国公布了新的《韩国文化财保护法》[[4]]。根据《文化遗产保护法》的有关规定，韩国的文化遗产分为有形文化财、无形文化财、纪念物以及民俗文化财等四种类型，其中价值较高的文化财进一步被列为史迹、名胜或国宝[[5]]。

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韩国政府重新开始对国内的文化遗产进行调查和分类的这一过程中，儒教教育文化遗产就已经得到了分类保护：

首先是乡校类，这包括朝鲜时代的中央国学成均馆以及地方乡校两个系统。目前一共有八所乡校被列为国宝，四所乡校被列为史迹。（见表1）

表1列入国宝及史迹的韩国乡校类文化遗产情况

(资料来源：http://english.cha.go.kr/cha/idx/SubIndex.do?mn=EN.)

其次是书院类。书院制度虽然源自于中国，但是韩国书院祭祀的人物并非是中国的儒家圣贤，而是本国理学发展系统中的儒贤；另外，韩国的书院享祀制度没有被纳入到国家礼制体系之中，而是多样的学术共同体经过能动的考量和讨论来确定[[6]]。

韩国成功申遗的九所书院大多与朝鲜时代著名的儒学者有着深刻的渊源，如绍修书院所在地是安珦的故乡，李退溪曾在此讲学；蓝溪书院是郑汝昌的故乡，道东书院原是金宏弼故居。以书院为根据地进行讲学、祭祀活动的有李退溪的陶山书院，金长生的遁岩书院，金麟厚的笔岩书院，柳成龙的屏山书院等。除此之外，玉山书院是李彦迪曾经隐居与做学问的地方，而武城书院则是以纪念新罗末期的崔致远的祠堂为中心而建立的书院。（见表2）

表2列入史迹的韩国书院

（资料来源：http://english.cha.go.kr/cha/idx/SubIndex.do?mn=EN.）

由表2、3可知，韩国申遗的九大书院，自20世纪六七十年即已陆续被列入国家史迹，并将部分书院中的建筑列入国宝予以保护。除上述九所书院之外，列入史迹的尚有深谷书院、玉洞书院，鲁冈书院的讲堂列入国宝。

表3列入国宝的书院建筑

（资料来源：http://english.cha.go.kr/cha/idx/SubIndex.do?mn=EN.）

这些书院除了蓝溪书院、深谷书院、玉洞书院属于私有财产外，其余皆由韩国文化财厅、地方政府以及自治团体负责管理与保护。

韩国书院作为一个“系列遗产”进行世界文化遗产申报的提议，起始于2006年韩国书院联合会的成立[④]。韩国书院联合会吸纳了300多处书院会员，定期召开全国书院会议。2011年11月，在经过对全国书院进行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上，出版《韩国书院综览》一书，该书共收录了全国书院673处[⑤]。

2011年9月，韩国书院联合会正式向韩国文化厅提出《韩国书院世界遗产预备目录登载申请书》的提案。在该提案中，首次将九所书院以整体作为申遗对象[⑥]。

（图片引自：http://whc.unesco.org/en/list/1498/multiple=1&unique_number=2278.）

在获得韩国文化厅批准之后，2012年韩国书院联合会成立韩国书院世界遗产推进委员会，开展相关的学术活动以促进申遗。2015年1月韩国文化厅首次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提交申遗文本,申报项目名称为“Seowon,Confucian Academies of Korea”，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在评估报告中指出：其一，申遗文本中屏山书院等书院周边的景观没有被列入遗产保护范围；其二，申遗文本未能显示出其与中国、日本书院的显著不同，书院所具有的独创性和作为系列遗产的连贯性说明不足。除此之外，还要求明确指出选择九处书院联合申报的依据。

根据ICOMOS评估报告的要求，韩国文化厅文化遗产管理局和外交部对申遗文本进行了补充。2018年1月，在韩国方面重新提交的申遗文本中，突出强调了这九处韩国书院是十六、十七世纪韩国建立书院的开端，具有典范性、连续性与独特性。在经过一年多的调查和技术性评估之后，2019年5月，ICOMOS给出建议登录的意见。2019年7月，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办的第4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韩国书院（Seowon,Korean Neo-Confucian Academies）的提名申请。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世界文化遗产“突出的普遍价值”的评估标准，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而且强调申请项目只有同时具有完整性和/或真实性的特征，且有恰当的保护和管理机制确保遗产得到保护，遗产才能被视为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7]]。

韩国书院在“突出的普遍价值”方面符合标准(iii)，即：韩国新儒家书院的教育实践和社会活动是韩国新儒家思想与文化传统的独特见证，其中很多教育实践和社会活动还在继续开展。这些书院反映来自中国的新儒家思想与韩国当地实际相适应和契合的历史过程，最终形成的书院，从功能、规划和建筑等各方面都完美地见证了这一变革性和本地化的过程。

其突出普遍价值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它们突出见证了朝鲜时代理学在教育和社会实践方面的盛行。本土的儒者两班创造了一个有利于研习理学的教育体系和实在结构，两班阶层选择他们自己尊崇的理学圣贤，而非孔子。他们还通过对圣贤的尊崇，创建一个不间断的庞大学术谱系。因此，书院或者学塾通过各种社会和政治活动，促进理学精神的实质化发展；其二，它们也完美地体现理学书院的建筑典型及其发展的各个阶段。在朝鲜时代书院兴起的初期，书院建筑布局类型学的发展迅速，并为后来的书院所模仿。这一书院建筑之特性方便人们在其中学习、祭祀，使人与其中的讲堂、神殿和亭子等建筑物产生互动。而且通过建筑物的布局、所处的自然地形，以及立柱、围墙、大门和室外空间的使用来显示等级与秩序[⑧]。

可见，虽然东亚诸国在儒家庙学制度方面都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与中国庙学制度存在统一性,但是庙学制度在植入东亚诸国的过程中，由于受移植时代、移植动机、成长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也形成自我的个性。韩国书院与中国不同之处在于，整个朝鲜时代独尊程朱理学，而这些书院的学风受到朱子理学的深刻影响，反映了性理学在朝鲜时代发展兴盛的状况。朝鲜时代的书院不仅具有讲学修身、祭祀圣贤的功能，而且与地方宗族社会发生互动，形成独具特色的“门中书院”，对地方社会风气施加教化，尤其是在后期发展过程中，广泛参与政治活动，议论朝政，以至于沦为朋党政治论战的工具，而这些都是朝鲜书院与中国书院之间迥异的特性。

韩国申遗的九处书院在发展历史与教育传统、祭享、建筑、景观、文献遗产等方面概括地展示了韩国儒家文化的多样性和特征。如绍修书院是朝鲜时代的第一所书院,规定了书院中的祭享仪式和日常礼仪；蓝溪书院对书院所在地的乡民进行教化并且宣扬儒家伦理，具有教化性的特征；玉山书院除了教育机能以外,在祭享后裔的家族活动中也起着核心作用；陶山书院作为儒家学者的书院在儒家性理学学术教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笔岩书院作为湖南士林舆论形成的策源地,成为政治活动的中心；道东书院则是突出体现了与书院地理位置相关的景观建筑特征；屏山书院则以韩国书院建筑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空间最为典型；武城书院建造于乡村之中，目的旨在增进地方民众的知识水平；遁岩书院作为朝鲜时代礼学讨论的发源地，通过出版书籍和礼书提供知识信息，成为代表性的地方文化中心。由此可见,根据地区和学派的差异,韩国书院各自具有多样独特的教育和文化特征[[8]]。

依照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评估报告可知，韩国书院申遗的突出价值重在见证中国的理学思想与韩国当地实际相适应和契合的过程，既具有东亚文化的普遍性，又具有特殊性，体现了维护文化多样性的宗旨[⑨]。而韩国方面在申遗的过程中对于书院这一遗产的认识和定位经历了从强调普遍性到特殊性的过程，它虽然承认书院这一文化资源源自于中国，但是它更强调书院这一文化资源在朝鲜半岛落地化的过程。而文化资源的独特性也是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制定《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所极为重视的。

二、日本对教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申遗进程

日本的教育文化遗产主要集中于江户时代（1603—1867年）。江户时代日本国内统治稳定，历代将军推崇儒学，儒学作为武士的基本学问和知识修养，被幕府与地方大名所普遍重视。江户时代中后期，地方大名纷纷兴建藩校、乡校，儒者也积极设立私塾，授徒讲学，同时在民间也广泛设立庶民教育机构寺子屋。根据相关的统计可知，整个江户时代各藩所建立藩校数量达276所，乡校数量达198所，私塾数量达1493所，寺子屋数量则高达11237所[[9]]。

与韩国的乡校与书院中独尊朱子学的学风不同的是，在日本的藩校与私塾中，学风相对自由，地方藩校与私塾有着不同的学派与学风。整个江户时代学派主要分为朱子学派、古学派、古文辞学派、徂徕学派、阳明学派、国学派等诸多学派。这些学派的兴起进一步地促进了日本儒家教育的发达，形成了儒家教育文化的多样化形态。

在东亚诸国中，日本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起步最早。在二战之前，日本已经着手对国内的文化遗产进行详细的调查与分类保护，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根据现在日本实行的《文化财保护法》可知，日本的文化遗产分为有形文化财、无形文化财、纪念物、文化景观、埋葬文化遗产以及民俗文化财等八种类型。其中，对于重要和特别重要的文化遗产，也会单独列入史迹、特别史迹，或者国宝，予以特别保护[[10]]。

日本现在所留存的教育文化遗产大部分是江户时代的遗留物，在明治维新之后，随着日本文化财保护体系的逐渐建立，这些教育文化遗产涉及到文庙、藩校、乡学、私塾诸种类，分别被列入不同等级，予以保护。如江户幕府下辖学问所的汤岛圣堂早在20世纪二十年代已经被指定为史迹予以保护。二战之后，日本政府对这些教育文化遗产的保护状况进行了再评估，将其等级进行了再指定。

表4日本藩校与乡学登录情况

（资料来源：https://kunishitei.bunka.go.jp/bsys/index.）

进入21世纪之后，在国际范围内兴起的申遗热潮影响下，日本文化厅于2006年设立世界文化遗产特别委员会，并开始向全国都、道、府、县、市、町、村公开募集选定世界遗产预备名单的候补项目。其中“水户藩的学问教育遗产群（茨城县水户市）”“足利学校与足利氏遗产群（栃木县足利市）”“近世岡山文化与土木遗产群（岡山县备前市）”三个项目分别入选此次预备名单的候补名单。由于这三个提案之中都含有教育文化遗产，因此委员会建议将这三个进入候补名单的项目进行整合，组合成系列遗产，以“近世的教育遗产”为主题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其后大分县日田市的“私塾咸宜园”也加入到这一备选名单中。可见日本在申报教育文化遗产的过程中，最初并没有像韩国书院联合会那样有着明确的遗产定位，而是在申遗的具体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对教育文化遗产的认知。

表5日本私塾登录情况

（统计数据来源：https://kunishitei.bunka.go.jp/bsys/index.）

2009、2010年，水户市、日田市分别设立世界文化遗产推进室。鉴于对《世界遗产名录》的充分分析，提出“教育文化遗产”申遗的可行性，在水户市的呼吁下，联合足利市与备前市，准备以“近世日本的学问教育遗产群”的名义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2012年11月，水户市弘道馆设立教育遗产世界遗产登录推进协议会；2014—2015年，栃木县足利市、大分县日田市、岡山县备前市先后加入进来。

图2日本推进登录世界遗产的四所教育文化遗产分布图（图片来源：http://manabukokoro.jp.）

四个城市定期举行例会，商讨教育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以及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后续工作，至今已经举行八次。该组织集合了四市市长、教育委员会教育长、文化财担当科长、工商会议所会长、专家等，并由四市市长担任会长之职，亲自负责和组织申遗的相关事宜，并邀请相关专家学者对教育文化遗产本身展开学术研究，致力于推动教育文化遗产的普及与活化事业，对申遗的可行性进行详细地论证研究[⑩]。

2015年，为了进一步地展示日本地域历史魅力与特色，促进日本文化遗产的活化与利用，日本政府特设“日本遗产”名录，四所城市以“近世日本的教育遗产群——学问之心·礼节的本源”为主题列入第一批名录之中[11]。

与韩国将已经列入国宝、史迹的九处书院捆绑式申报系列遗产相同，日本以近世的教育遗产为核心，同样选择了四所真实性与完整性都保存得相对完好，且具有代表性的学校遗产作为申报对象，如被列入国宝的闲谷学校，列入史迹的足利学校与咸宜园，以及列入重要文化财的弘道馆。但是在遗产的定位上，日本并不仅仅局限于一个层面，一方面注重教育文化遗产的整体性，选择能够代表日本儒家教育文化遗产整体历史与特色的文化遗产进行申报，如将足利学校定位为“日本最古的学校”“近世学校的原点”、闲谷学校定位为“日本最大的乡校”“日本最古的庶民教育学校”、咸宜园定位为“日本最大的私塾”、弘道馆定位为“日本最大的藩校”，代表着江户时代各个历史阶段教育发展的各个层面。

另一方面，与韩国书院强调源于中国的程朱理学与书院在朝鲜时代的在地化过程相比，日本所申报的“近世日本的学问教育遗产群”更多强调这些教育文化遗产历史发展的独立性，认为藩校、乡学、私塾等学校对于教育的普及、国民素养的提高影响巨大，这也成为日本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快速地进入近代化的原动力，而这些教育制度本身也塑造了日本整个民族重视学问、教育，重视礼节的国民性。

日本江户时代的儒家教育制度建立过程中，受到来自中国、朝鲜的双重影响，基本上以中国的庙学制度为范本[[11]]。目前来看，日本方面对教育文化遗产的定位还处于探索阶段，尚未形成明确、清晰的认知。未来的申遗之路上，应该在不忽略东亚儒家教育文化的普遍性的前提下，从教育文化遗产的多样性与特殊性上寻找定位。

三、中国儒学教育文化遗产保护与申遗的启示

中国作为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儒家文化遗产资源丰富，据相关统计,明清时期儒家庙学数量达到1800余所[[12]]，自唐至清朝有史料可查的书院总数7500余所[[13]]。虽然经过政治文化运动，这些文化遗产遭到不同程度地破坏，但是总体数量上依然不少，如根据2016年国家文物局主持的调研显示，我国省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中，儒家遗产共546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81处；按文物类型分，文庙327处、书院144处，其他儒家庙祠、贡院、书楼等80处[[14]]。从近年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可以看出，儒家类文化遗产的数量在逐渐增多，如在2019年公布的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中，古建筑类文庙、书院等儒家文物共有29处，占了10%，其中文庙16处，加上近现代类和石刻类与文庙相关的遗产，共有21处文庙入选。

近年来，我国文物部门相继开展对儒家文化遗产调查和保护工作，以目前我国对儒家教育文化遗产的保护现状来看，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涉及文庙的有90余处，书院有50余处（见表6、表7）。从地域分布上，以山西、河南、湖南、福建、云南、四川等六省现存文庙的数量较多，其中山西省较为突出，总数达22处，而在书院数量上，以湖南、浙江、江西等三省最多，其中不少的书院或为近现代建造的新式书院，或为传统书院而被移作他用。更为值得注意的是，现存90余处文庙中大多数只有庙（大成殿）而无学，没有保持儒学庙学制度本身的完整性。而书院遗产多处于建筑群之中，强调整体建筑意义上的价值，在书院本身独特的人文意义的发掘与彰显上却略显逊色。

中国儒家文化遗产的申遗起步较早，早在1994年孔子故里山东曲阜三孔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但曲阜三孔有庙而无学，可以代表儒学的发源地，不能代表儒家教育文化遗产的特点。除此之外，中国的书院中，白鹿洞书院作为庐山国家公园的遗产构成部分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1996年）；南湖书院也是作为“皖南古村落：西递与宏村”的重要遗产构成要素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2000年）；嵩阳书院作为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古迹的遗产构成要素也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2010年）。这些中国书院，都是作为核心遗产群的构成要素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这本身一定程度上也弱化了书院作为儒家教育文化遗产本身所具有个性与特性。

由此可见，中国儒家类文化遗产虽然数量众多，但是在申遗这一问题上还是面临着相当多的问题，首先是因为多数建筑本身在近代之后被损坏，现存建筑为建国之后重建，这就使得儒家教育文化遗产本身面临着真实性问题；其次是如上所述，已经被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的文化遗产大多失去了历史的完整性，最后是，这些文化遗产本身面临着如何定位的难题，即如何将现有文化遗产资源与文化内涵充分结合，与韩国、日本的教育文化遗产相区别，从而显现出中国儒家教育文化遗产所存在的突出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价值。

表6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的文庙统计表

(统计数据根据国家文物局公布的第一至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详见网站：http://www.ncha.gov.cn/.)

表7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的书院统计表

(统计数据根据国家文物局公布的第一至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详见网站：http://www.ncha.gov.cn/.)

就书院文化遗产申遗而言，在韩国书院成功申遗之前，已经有相关领域的中国学者提出多种书院申遗的方案，如2012年有学者建议参考“中国丹霞山”捆绑式申遗的经验，以“湖湘四大书院”（长沙岳麓书院[国保]、衡阳石鼓书院[省保]、汝城濂溪书院[省保]、湘潭碧泉书院[不存]）之名，作为中国书院建筑群申遗的首批单位，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并提出由主管部门湖南省文物局牵头，相关政府部门出面协调并具体指导的申报模式[[15]]。之后在面对韩国书院申遗的压力下，有学者呼吁东亚书院联合申遗，指出韩国应与中国、朝鲜、日本联合申遗，才能揭示东亚书院这一文化遗产的全貌，也是东亚文化交流在当代的体现[[16]]。

如今，面对韩国书院申遗的成功，日本方面则跃跃欲试，东亚联合书院申遗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通过以上对日、韩儒家教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申遗的分析，可供我国此方面申遗工作参考与借鉴之处有以下几点：

其一，在申报类型上，避免单个申报，建议以系列遗产的形式捆绑申请，选择具有完整性、代表性意义的文化遗产，如韩国书院申遗即以保存完好且当时已经被列入国家层面长期保护的九所书院为核心，这九所书院本身在历史上就有着重大的影响和作用；而日本所选择的四所学校代表江户时代的藩校、乡校、私塾各个层次；中国书院的申遗应该考虑到中国书院的兴起与程朱理学的发展关系紧密，程朱理学的传承与书院的兴盛相同步，因此应该选择能够体现程朱理学与书院共同发展因素的儒家文化遗产，如河南嵩阳书院、大程书院之于程颐、程颢，湖南岳麓书院、渌江书院、江西白鹿书院、鹅湖书院之于朱熹，湖南濂溪书院之于周敦颐，这些书院群本身构成了构成程朱理学发展的历史脉络。

其二，建立一个专业的组织或者学会，提供学术和资金支撑，以持续地推动书院研究、保护与申遗工作的进行。在韩国书院的申遗过程中，韩国书院联合会无疑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主导作用，从对书院遗产展开调查研究，到倡议申遗、负责申遗的整个流程，该组织都亲自策划和筹办。同样，日本近世教育遗产的申遗是由四个城市的政府所倡议和联合成立了世界遗产推进会，从资金和学术上为申遗进程提供了保障[12]。在申遗的策略上，国家文物主管部门应该与这些民间组织互动与合作，对申遗项目进行准确的分析与定位，在申报过程中保持有效的沟通和交流。

其三，书院的申遗对于书院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书院教育的复兴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书院的申遗是进一步加强此类文化遗产保护的方式和手段,在这一方面，我国应该更多地借鉴韩国与日本较为成熟的遗产保护经验，在保持书院遗产完整性与真实性的基础上，活化书院式教育，将书院这一儒家教育文脉传承下去。

结语

2001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指出了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教育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地域、社会之中，其表现形式各不相同,这种多样性的表现形式是构成教育遗产独特性和唯一性，以及普遍性的必备要素。东亚诸国将申遗指向儒家教育文化遗产，恰恰说明历史上东亚儒家文化之间的共性，但是应该看到，儒家文化在地化的过程中，又赋予其独特性与多样性，尤其是在近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儒家文化已经浸入到了东亚诸民族文化机体之中，成为本民族文化自信的体现，乃至于民族国家独特性的体现。

保护世界文化遗产,有助于进一步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理解和尊重世界各国、各地区和各民族的文化传统,汲取人类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能促进世界的共同发展、进步。因此应该理性地看待韩国、日本的申遗行动。

中国应该积极地申报儒家教育文化遗产，这一方面可以正本清源，明确中国儒学在东亚历史中的定位，另一方面也可彰显出儒家文化对世界文化多样性的贡献。申遗的成功，获得世界范围内的认可，诚然可以提升文化自信，乃至于产生相当的经济效益。但是申遗的最终目的是提升全民保护文化遗产的意识，并付诸切实的保护与实践。回顾世界文化遗产申遗的历程，可以看到文化遗产都是经过自国内至国际各个层级的保护历程，经历了各个层级标准的检验，逐渐建立起来了完善的保护体系，中国儒家文化遗产的申遗应该充分借鉴东亚诸国的先进保护经验，以便更好地传承儒家文化。

注释：
 
[①]东亚教育圈主要包含了中国、朝鲜、日本、越南四国。关于东亚教育圈的概念的详细讨论，参见：高明士.东亚教育圈形成史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②]相关研究可参见：杨志刚.文化遗产保护视域中的儒家文化[C]//齐鲁文化研究(第5辑)，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李方容.教育文化遗产的特殊性及在历史文化遗产中的作用[J].四川建筑，2009(6)；王雷.中国教育文物:内涵、分类与收藏[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9(7)；王雷.教育文物内涵、价值及历史借鉴[J].辽宁教育，2013(1)；王璐璐.教育文化遗产概念、特点及价值分析[J].高教探索，2017(9)。
 
[③]2019年7月6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的第43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韩国书院”获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韩国书院”包括9处书院，分别是荣州绍修书院（Sosu Seowon）、安东陶山书院（Dosan Seowon）、安东屏山书院（Byeongsan Seowon）、庆州玉山书院（Oksan Seowon）、达城道东书院（Dodong Seowon）、咸阳蓝溪书院（Namgye Seowon）、井邑武城书院（Museong Seowon）、长城笔岩书院（Piram Seowon）、论山遁岩书院（Donam Seowon）。
 
[④]“系列遗产”（serial properties）作为一个遗产类型2005年才开始出现在《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中，详参章玉兰.系列遗产概念定位及其申报路径分析[J].中国文化遗产，2017(3):47-57.
 
[⑤]该书于韩国书院联合会网站全文公布：http://www.seowonstay.com/ebook01/EBook.htm.
 
[⑥]“韩国书院世界文化遗产暂定目录申请书”原文可参见：http://www.seowonstay.com/bbs/board.php?bo_table=unesconews&wr_id=5.
 
[⑦]图中所标识九处书院分别：1为笔岩书院、2为武城书院、3为遁岩书院、4为蓝溪书院、5为道东书院、6为绍修书院、7为屏山书院、8为陶山书院、9为玉山书院.
 
[⑧]引文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件翻译而成，详情参见：http://whc.unesco.org/en/list/1498/documents/.
 
[⑨]有学者对韩国书院所具有的突出普遍价值的分析偏重于普遍性一面，但是忽略了韩国书院的独特性一面，这本身就违背了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宗旨，参见邓洪波,赵伟.历史视域中的朝鲜书院及其“突出的普遍价值”：韩国书院申遗问题刍议[J].大学教育科学,2019(4)：59-65.
 
[⑩]以上信息可参见日本教育遗产世界遗产登录推进协议会网站：http://www.kyouikuisan.jp/.
 
[11]详细信息参见：http://manabukokoro.jp/.
 
[12]2014年9月，由岳麓书院发起组织成立“中国书院学会”，该学会以学术研究，促进书院传统延续，以及书院间交流为宗旨。
 
参考文献
 
[[1]]杨志刚.文化遗产保护视域中的儒家文化［C］//齐鲁文化研究,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5):71-76.
 
[[2]]国家文物局.关于开展文庙、书院等儒家文化遗产基本情况调查的通知(文物保函〔2016〕1333号)[EB/OL],http://www.ncha.gov.cn/art/2016/8/2/art_2318_23539.html/2020-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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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许亚群.多元创新儒家遗产传承方式[N］.中国文化报,2017-06-23(8).
 
[[15]]黄大维.中国书院建筑群应申报世界文化遗产［N］.三湘都市报，2012-03-10(A6);黄大维、邓妮,“湖湘四大书院”可尝试捆绑申遗［N］.湖南日报,2012-07-17(12).
 
[[16]]邓洪波.东亚书院应由中韩朝日联合申遗［N］.文汇报，2019-05-30(8);邓洪波,赵伟.历史视域中的朝鲜书院及其“突出的普遍价值”:韩国书院申遗问题刍议[J].大学教育科学，2019(4):5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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