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仙】社会文化史视域中的英语世界书院研究
【陈仙】社会文化史视域中的英语世界书院研究
作者：陈仙
来源：《原道》第38辑，陈明、朱汉民主编，湖南大学出版社2020年9月出版
内容提要：对中国书院与社会文化关系的研究，是英语世界中国书院学研究重要专题之一。海外汉学家在社会文化史视野下研究书院制度，探究书院圣地与文化传承、书院与士人、书院城市化与社会流动的关系，丰富了书院研究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使书院研究具有国际化视野，有利于创设一个跨文化书院研究的崭新模式。
英语世界汉学家从新文化史层面考察书院课程变化、管理规制变革、构成地方制度的书院以及书院类型的多样化，诠释了书院制度的新特征；书院与佛教、道教圣地之争，是意识形态领域儒、释、道争夺信徒的一种外在表现，体现了书院对儒家正统文化的传承；
对书院与某个杰出士人、书院与地方精英群体、书院与地方家族这三种关系的研究，反映了书院与士人互利的共生关系；对书院城市化与社会流动内在关系的研究，有利于构建中国书院地理分布框架。
关键词：英语世界；中国书院；社会文化史
柯林武德（Robin G.Collingwood）在《历史的观念》中指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法国历史学家又说“思想史是社会文化史”，这一观点得到美国许多学者的赞同。
西方史学界通常将社会文化史称为“新文化史”，是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和历史编纂的主要流派。在书院研究中，我们不能仅关注书院与思想史关系的研究，还应将社会文化史纳入研究对象，从新文化史的角度来观察和诠释中国书院。
英语世界对书院与社会文化关系的研究，能从中挖掘出许多精彩的历史现象，有利于海外汉学书院研究与中国传统书院研究在研究视野、研究模式与研究方法上相互比较、借鉴与促进，这也成为英语世界中国书院学研究极具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的一部分。
毕乃德（Knight Biggerstaff）、韩明士（Robert Hymes）、田浩（Hoyt Tillman）、余蓓荷（Monika Ubelhor）、卜恩礼（Heinrich Busch）、林懋（Tilemann Grimm）、本杰明·艾尔曼（Benjamin A.Elman）、秦博理（Barry Keenan）、万安玲（Linda Walton）、贾志扬（John W.Chaffee）、亚历山大·伍德赛德（Alexander Woodside）、米丹尼（Daniel McMahon）、李硕熙（Sukhee Lee）和林懋（Tilemann Grimm）等汉学家分别从书院制度的新特征、书院圣地与文化传承、书院与士人、书院城市化与社会流动这四个方面对中国书院展开研究。
一、书院制度的新特征
书院制度起源于唐，兴盛于宋，是兼备教学、研究、藏书与出版等功能于一体的重要教育组织形式与学术活动基地，承载着培育人才和传承文化的重任。
南宋书院在办学宗旨、培养目标、课程设置、管理规程和组织形式等方面已经确立起一套比较完备的制度，英语世界汉学家将书院置于社会文化和历史变化中进行研究，探索了书院制度的新特征。
第一，书院课程的变化。1956年，美国汉学家毕乃德《上海格致书院与阅览室——向中国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尝试》描述了19世纪上海格致书院在西方科学技术的影响下借鉴了自然科学的阅览室和展览馆，探讨了书院课程和管理规制在西方文化冲击下的变革。
毕乃德指出上海格致书院所有课程都是围绕着西学设置，教学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其中格物学课艺有物理、化学、天文、地理、医学、测量、气象等课程。
毕乃德从书院教学目的、教学管理、资金来源、展览馆、教室和阅览室这六个方面介绍了格致书院制度，指出阅览室同时配置儒家经典著作和西方科技知识读本，展览馆还有西方新发明与机械图解，用来激发学生对科学的兴趣。
第二，书院管理规制的变革。毕乃德指出书院管理规制也有新的变革。譬如传统书院采用山长制或学长负责制、斋长负责制等，通常由德才兼备的人担任；而格致书院采用董事会制度，由中西方人士共同管理，董事会主席一直为外籍人士。董事增设、教师聘任、章程更定和财务收支等都需要经过董事会同意。
毕乃德认为书院董事会权利极大，文中举了一个例子：1874年初，董事会对阅览室收藏的书籍类型进行讨论，在能否收藏宗教书刊上发生了分歧，最终董事会讨论结果为仅能收藏《圣经》，其它宗教书籍以后再议。于是在格致书院后来的章程里，藏书规定就没有包含宗教书籍，由此可见董事会对书院规程的重大影响。
第三，构成地方制度的书院。汉学家们普遍认为书院与社仓、乡约和先贤祠一样，都是构成地方制度的一部分，共同履行着社会教化职责。
韩明士《官宦与乡绅：宋代江西抚州精英》叙述了两宋抚州精英家族策略从北宋的面前全国，转向南宋以地方书院等为中心。韩明士《陆九渊、书院与地方社会问题》认为南宋理学家提到的地方制度，包括书院在内，形成了除中央政府和地方组织之外的另一种乡村社会组织形式。
田浩《实践中的绅士与官员：中国宋代书院与社仓》讲述了朱熹想在绅士家族和地方政府之间建立一个知识分子参与的独立机构，书院和社仓就是为了实现这个“共同目标”而成立的地方组织形式。
余蓓荷《宋代乡约及其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指出乡约里的彰善纠恶、谕文宣讲与书院儒学思想和讲学形式相同，乡约与书院一样在地方社会起着教化作用。
第四，书院类型的多样化。受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传统书院类型也在不断变化，英语世界汉学家根据书院学术团体属性、兴办者身份、书院政治经济地位以及驻地等对书院进行划分，提出了一系列新型书院的概念。
卜恩礼、林懋、本杰明·艾尔曼指出东林书院有严格的制度和会约，以社团组织的形式存在，具备现代社团的基本要素，这种书院为社团书院。秦博理根据书院创设者身份、书院驻地经济和政治地位将书院划分为总督书院、旗舰书院与省会书院三种类型。
这三种类型分别以南京钟山书院、上海龙门书院和江苏南菁书院为代表。汉学家们认为新型书院的出现更多是为了满足社会不同阶层的文化需求。
二、圣地之争与文化传承
“圣地”是神圣之地，是有重大历史意义或起着重大作用的地方，通常为人景仰和受人供奉。人为建造的圣地通常能反应出宗教或民族文化的意识形态，例如寺庙、道观、圣人出生地或活动地等。
儒家文化圣地专指与孔、孟等儒学先贤相关的地方，譬如传承儒学思想的书院。圣地的存在，意味着某种文化传承的进行。在社会文化史层面上，汉学家对书院圣地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书院与佛、道圣地之争。儒家书院与佛教寺庙、道教道观等争夺阵地，具体表现形式为改寺庙为书院和改寺田为学田以及对同一块地所属权的反复争夺。
美国书院研究专家万安玲对书院圣地做过系列研究。其中，《作为圣地的南宋书院》提到书院偏爱建立在寺庙或道观的旧址上，这些地方能吸收“天地之精华”，更好的获取平民大众的信仰和支持。
《南宋书院的地理分布》引用了刘宰《平江府虎丘山书院记》，批判吴人耽溺佛教，赞美书院“美教化、移风俗”的儒家道统传承。《中国南宋书院与社会》和《南宋书院与圣地的建设》强调书院是蕴含历史文化记忆的风景圣地，不同书院之间构成了学者的地理“朝圣”网络。
贾志扬《朱熹与白鹿洞书院的复兴，1179——1181》陈述了11世纪中叶前庐山佛教寺庙除了供僧侣修行外还作为士子的学习场所，之后书院开始普及，寺庙不再兼具任何儒家学校的功能。
贾志扬还指出书院像寺庙一样通常择址在环境优雅之地，以名山、溪水或湖泊命名，佛教祭祀礼仪和修行方式对朱熹、陆九渊等理学家的教学方式也产生影响，就连佛教“精舍”都演变为书院的指代词。
汉学家对书院圣地的研究进一步证明了在佛老之徒遍天下时，理学家仍能坚持以书院为基地宣传儒家道统，这也是提出“援佛入儒”“援道入儒”理论后的实践。
另一方面是书院对儒家正统文化的传承。书院一直履行着传承儒家正统文化的职责。亚历山大·伍德赛德《国家、学者与正统：清代书院：1736——1839》概括了清中期的书院特征，表明国家通过维护书院儒学正统地位来端正对政治和教育的态度，书院在维护国家文化正统上起到了关键作用。
伍德赛德指出清代书院具有数量庞大、书院制度成熟和官学化的特点，在国家的全面支持下，学者作为传播主力、书院作为传播基地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儒家文化网络，面向整个社会传播正统儒家文化，推动了少数民族区域儒家文化的兴盛。
万安玲在《元代华北的书院：蒙汉文化关系》《蒙古人统治下的中国书院景观与文化记忆仪式》《宋元时期书院的官学化和汉人文化传承的关系——以钓台书院为例》《元代蒙古人与色目人在书院的活动：文化认同的一个例子》等论著中探讨了元代蒙古贵族统治下书院对汉文化的传承作用。
她通过对元代纪念理学家、纪念隐士、纪念宋代学者的书院和书院活动的描述，总结出元代书院在官学化的同时一直延续纪念先贤的文化传统，蒙古贵族对书院传承儒家文化和书院多样化的支持，有利于社会教化，减少民族冲突，从而维护社会稳定。
三、书院与士人的关系
汉学家认为书院与士人存在一种互利的共生关系：一是书院作为教育和学术活动基地，在培养士人的同时，为士人构建社交网络；二是士人垄断了书院文化传播权，确保了书院的学术和文化传承。这种关系极大促进了书院发展，书院又保障了士人阶层的社会和经济地位。
汉学家从三个方面来探讨这种关系：第一，对书院与杰出士人关系的研究。汉学家采用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内在进路法”，以某个社会精英和书院的关系为研究对象。
李弘祺《朱熹、书院与私人讲学传统》、贾志扬《朱熹与白鹿洞院的复兴，1179——1181》和陈荣捷《朱熹与书院》分别考察了朱熹的教学思想、兴复书院和制定书院规程等书院活动，对朱熹与书院的关系研究也成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主流。
韩明士《陆九渊、书院与乡村社会问题》通过描述陆九渊的书院社会活动，讨论了相较于朱熹，陆九渊为什么极少介入书院教育。韩明士指出陆的心学体系中缺少提倡书院的动力因素，书院对于陆来说是如同社仓、乡约和先贤祠一样的地方组织，陆出于对家族的信赖，对地方层次的社会活动都不感兴趣，书院只是恰好属于这些机构。
第二，对书院与地方精英群体关系的研究。新文化史视野下书院与士人关系研究，除了考察个别英雄人物外，还会将地方精英群体纳入研究对象。汉学家研究的地方精英，指的是地方社会有一定文化修养，能够起到领导作用，具有社会声望的地方士人、绅士或商人等。
万安玲《中国宋元时期教育、社会变化和理学：明州（宁波）书院与地方精英》从教育、社会变化和理学角度论述了明州书院与地方精英的共生关系。万安玲指出明州书院成为地方精英的学术基地，为地方精英搭建了新的社交网络，地方精英以书院为途径来宣传学术思想，提高社会地位和社会声望。
米丹尼《岳麓书院与19世纪湖南向经世治国的转变》通过描述19世纪岳麓书院的发展，阐述了湖湘学者引导湖南向经世治国的转变。米丹尼将传统的湖湘思想史研究拓展为地方社会文化史研究，围绕着“经世”和“治国”来讨论岳麓书院与湖湘学者的关系。
第三，对书院与地方家族关系的研究。家族是推动书院发展的力量之一，唐代就开始出现家族书院，有单一家族创建供本家或本族使用的书院，也有合族建立供合族使用的书院。
万安玲《宋元转变的汉人精英家族：儒户身份，家学传统与书院》和《宋元过渡时期的家族财产：书院与中国精英阶层的成功策略》讲述了宋元过渡时期汉人精英家族通过兴办书院和资助书院来保留儒户身份，获取有利的入仕机会和社会地位，从而维护家学传统和保留家族财产，其中捐赠书院成为家族提升社会地位和转变家族财产的一种积极投资方式。
李硕熙《朱熹在此：古代东阳家族、书院与地方记忆》考证了朱熹与东阳郭氏家学以及石洞书院之间的互动历史，指出朱熹与石洞书院和郭氏家族的关系并非如宣传那般深厚，地方家族可能有为了利益夸张之嫌。
四、书院城市化与社会流动
对中国书院的地理分布框架，万安玲曾感叹一直到目前为止，尚未出现系统的书院历史布局或书院地域研究，在研究书院时拘囿于行政区划的研究模式不利于书院研究的深入，因为书院更多的富有社会性和历史性，而非政治性。
海外汉学家对书院地理分布研究，主要基于施坚雅模式（Skinnerian Model）和郝若贝（RobertM.Hartwell）的区域研究，以集市体系和区域体系理论为基础，剖析书院地理分布和变迁，最终分析书院城市化和社会流动问题。
林懋《广东书院与城市体系》探讨了清代广东省的书院城市化程度和城市化方式。文中史料来源于刘伯骥《广东书院制度沿革》、盛朗西《中国书院制度》和明清广东地方志，作者用统计学方法通过八个表格分析了宋元明清广州书院逐渐城市化的进程。
表一数据显示南宋湖南和江西掀起了兴办书院的第一个高潮，15世纪末书院创办进入第二个高峰期。表二显示宋代以降江西私立书院占比从80%降至32%，特别是元代江西书院数量锐减，进入衰退时期。
表三和表四表明1368年到1905年广东书院数量呈波浪型增长。表五为1875年止广州、惠州和韶州三府的官办和私立书院数，可以看出广州的书院数量明显高于惠州和韶州。
表六统计了1875年前后广州、惠州和韶州三府书院的城乡位置分布，1875年广州府4个县（番禺、南海、顺德和香山）的城市书院数量要低于广州府、惠州府和韶州府的城市书院数。
表七为1879年广州府书院城乡分布（按照府志中的行数排列），数据显示重要的书院更多位于广州府城市中心。林懋称这种重要书院为“首要书院”，即行政区划里处于首要位置的书院，这种书院往往位于城市中心，得到官方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表八记录了广州府各大书院山长，数据显示清代广州府书院越来越多本省人士担任山长，山长中有商人出身，反映了广州商人对书院的兴趣。
这八个表格从数据上直观呈现了书院的城市化趋势。林懋总结在区域地理研究中，书院是重要的城市景观，广州府构建了以城市为中心的书院层级网络，这种网络有利于学者相互交流，争取到商业资本和城市资本的支持。
书院城市化是社会流动的一个表现。麦哲维《学海堂：19世纪广州的社会流动性与身份认同》描述了19世纪广州和珠江三角洲士人在求学、事业、家族联姻等方面的史实，强调了文化精英在广州的社会流动，以及为获取身份认同付出的努力。
作者指出实现“社会流动”和获得“身份认同”的重要途径就是学海堂书院。成为“广州人”或者成为“学海堂人”这种意识促进了人们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深刻体现出广州城市活力和晚清社会转型。
因为移入广州的士人精英有的是来广州任职的官员，有的是祖籍江浙福建过来经商的海商、盐商，还有的是纯粹的文人。这些移民和本地人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区分，他们可以通过书院、祠堂或者庙宇来获取本地身份，而成为学海堂学者是获取身份的主要途径之一。
只要加入学海堂学术团体，与学海堂有一致的学术思想，或通过学海堂考试的人，都可以成为学海堂人，也能顺利融入广州本地。这些人包括学海堂学长、资助者、《学海堂集》的作者、或者标榜自己与书院有关的人。麦哲维总结19世纪学海堂书院是广州书院城市化网络的核心，也是社会流动和获取身份的关键。
综上所述，英语世界汉学家从社会文化史视角对书院进行研究，从书院课程变化、管理规制变革、作为地方制度的书院以及新型书院的出现等方面挖掘了书院制度的新特征，这些新特征的出现都离不开社会文化的变化和历史环境的变革。
同时，汉学家分析了书院圣地之争与儒家文化传承，书院与佛教、道教的圣地争夺，既是儒、释、道三家争夺信徒的表象，又蕴含了书院对儒家正统文化传承的内涵。
英语世界对书院与士人关系的研究，从书院与杰出士人、书院与精英群体以及书院与地方家族这三个层面进行探索，进一步论证了书院与士人互利的共生关系。
英语世界汉学家对书院城市化与社会流动的研究，有利于构建中国书院地理分布框架。英语世界对书院与社会文化关系的研究，是英语世界中国书院学研究中最具学术价值的内容之一，体现了鲜明的西方研究特色，展示了书院研究多元化和跨文化比较研究的特点，使中国传统书院研究具有国际风尚。
责任编辑：近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