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儒家博爱观对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

作者：贺更粹（西北师范大学副教授，哲学博士）

来源：《原道》第38辑，陈明、朱汉民主编，湖南大学出版社2020年8月出版

内容提要：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但是自古至今其各民族关系良好，究其根源，在于儒家文化对其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在云南各少数民族的史诗、歌谣、传说以及民族图腾传说中，普遍流传着中华各民族同根同源的观念，这是其接受儒家博爱思想的逻辑性与合理性之所在。

另外，历史上儒家文化与云南各少数民族文化双方能够互动、融合，亦源于彼此的文化中具有相互契合的因素，这是云南各少数民族接受儒家思想的人文基础。还有，历代中央政权都注重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战略导向，为儒家文化融入当地文化提供了制度保障。

云南主要的少数民族是白族、彝族和傣族，本研究以其为中心展开分析，认为在历史上，随着儒家文化的传播与融入，儒家博爱观对云南各少数民族在文化、政治与社会生活诸方面的深刻影响，并因此而促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

关键词：儒家；仁爱；博爱；云南少数民族

云南省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共有26个民族，而且各民族之间的差异很大。但是，汉族、白族、彝族，作为云南省内三个主导民族，在历史上没有过相互攻伐与相互分裂，并且历代政权都与中原保持良好关系。

自古至今，云南多民族互相嵌入、多元文化相互融合，各民族关系良好。基于此，习近平同志提出云南是民族团结的示范区。云南民族关系良好，究其根源，在于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家文化对其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因为民族的实质在于文化，民族关系的实质亦然。在民族关系中，政治与经济是基础，但观念文化、民族精神才是灵魂，故而，我们要从文化的视域来进一步深刻认识民族关系。

一、各族同根同源的博爱情愫

在云南各少数民族的史诗、歌谣、传说中，普遍流传着中华各民族系同一根源、各民族是兄弟民族关系的观念，即从人类起源上确定各民族具备天然血亲的普遍之爱。

如彝族神话史诗《查姆》就民族的起源、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如是叙述：洪水淹没大地，只有阿朴独姆兄妹幸免于难，兄妹结婚传人种，生了三十六个小娃娃，这个叫“阿孓孓”，那个叫“阿喳喳”，那个叫“阿呀呀”。

小娃娃们只是烤火不说话，爹妈砍来竹子放在火塘立烧炸，火星溅着不会说话的娃娃，各自道出了三十六种民族的语言，各人拿着工具到各地生产生活。

《查姆》集中反映了各民族本是同根生、是同胞兄弟姐妹的宝贵思想：“‘阿孓孓’是彝语，成了今天的彝家；‘阿喳喳’是哈尼语，哈尼的祖先就是他；‘阿呀呀’是汉语，他成了后来的汉家”，“三十六族常往来，和睦相处是一家”。

另据史家考证，彝族的先民渊源于我国西北地区的氐羌部落，后来向南延伸，到了西南滇黔蜀桂的广大地区。彝族、哈尼族的祖先与氐羌有着渊源，而氐羌又本是一个群体。

而原先居住在西北方的黄帝族，与羌族原是同一族群，后来黄帝族进入中原地区，而同族的羌人的一部分仍留在西北和西南。由此可见，追本溯源，汉族、彝族、哈尼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都是同根同源、一脉相承。

云南佤族关于人类起源的传说——人类的祖先都出于石洞“司岗”，或出于葫芦——也持类似观念，彝族史诗《梅葛》也说人类起源于一个葫芦。天神用金银锥开葫芦，从葫芦中依次走出了汉族、傣族、彝族、傈僳、苗族、藏族、白族、回族、傣族等各个民族。

写于傣历九百零三年（1542）的傣族先民史和宗教史概述——《谈寨神勐神的由来》认为，最初的人类是布桑该雅桑该用黄泥巴捏成一男一女结为夫妻，终于发展到了一百零一个民族。傣族的这个传说故事，倾诉了各民族的兄弟姐妹友爱之情。

这一中华民族各民族是同根同源的兄弟民族关系的观念，在云南其他少数的史诗、民族图腾传说中亦有表述。阿昌族口耳相传的史诗《遮帕麻与遮米麻》对天地万物和人类的起源的阐述，表明了神是万物和人类的“阿祖”，即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的统一整体的观念。

（遮帕麻与遮米麻）

怒族的人类起源传说认为，“欧萨”（上帝）造了土地，又用树籽撒在地上，生出南瓜藤，结了一个南瓜，后来由南瓜中变出一个人，人类由此代代传下来，因而傣族、怒族、汉族等，皆源自同一根源，后来各自分散，才成为不同的民族。

在拉祜族的传说中，世间的一切民族都是扎迪娜迪的后代，都是同宗同祖的，因此拉祜族主张，各民族都是兄弟姐妹，应当团结友爱。在拉祜族的社会生活中，很少主动与他人他族械斗。有外族人来村寨落户，无论其来自何方，是何民族，一律受到欢迎，并在盖房建屋、生产生活各方面予以同样的支援和帮助，没有歧视。

傈僳族口耳相传的《创世纪》故事亦阐明了汉族、傈僳族、彝族、独龙族、怒族等民族是同胞兄弟的关系。另据史家考证，从云南新石器时代的遗物来看，我国西南一带的原始部落群，绝大部分分别与从中原到西北的原始部落群、以及东南沿海的原始部落群，有着密切的关系。

总之，根源于兄弟民族情的心理情感因素，使得作为中原文化主流的儒家文化，很容易被云南各少数民族所接受，成为其民族文化结构中的一部分。这可以说是儒家文化能够顺利浸润云南各少数民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原因，也是云南各少数民族接受儒家博爱思想的逻辑性与合理性之所在。

二、文化上的天然契合因素

历史上儒家文化与云南各少数民族文化双方能够互动、融合，儒家博爱思想能够为云南各少数民族民众所接受，其本身也意味着彼此的文化中具有相互契合的因素。

同根同源的兄弟民族理念，就与儒家“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礼记·礼运》）的“大同”理想社会相契合。彝族史诗《阿细的先基》认为万物与人类皆分“雌雄”，正因为有“雌雄”对立相分，世界才能生存和发展。

被视为彝家“根谱”的彝族史诗《梅葛》，主要分为创世、造物、婚恋、丧葬等四各部分，反映了彝族先民在远古时代的世界观和对宇宙万物的丰富想象、彝族生产生活的演变与发展过程、彝族民众恋爱、婚姻、丧事、怀亲、送别等生活习俗，以及彝族与其他兄弟民族在经济、文化上的亲密关系。

《梅葛》指出万物是在“相配”中生存与发展的。相配的前提是有分，但分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合。彝族史诗关于“相分”与“相配”的阐述，表达了万事万物都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周围世界正是在相分、相配、相和之中才得以绵绵不绝，生生不已。

相配成为彝族民众对于互助共济而生生不息的宇宙过程最直观的认识。而这就是“天规”，天地万物包括人类在内的生存发展之道。

《阿细的先基》与《梅葛》所阐述的这种互济相配的观点，与《周易》的交感观念，有近似之处。《周易·序卦》讲：“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措）”。

从天地自然至万物人事，都是在交互感应中生存和延续的，这可以说是博爱的物质过程。博爱与秩序“相配”，人类文明遂由是建立。这与《国语·郑语》中周太史史伯所述“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原则是相呼应的。

（《国语》）

因感而“和”，是天地万物生生不已的根本所在。又如，居住在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自称“扰揉”人的怒族，十分疼爱、尊敬狗，究其缘由，则是出于报本、感恩之情：按照扰揉人的说法，人类吃的大米种籽，是狗从远方找来给人的。这与强调“务本”“报本”的儒家，有着文化上的天然契合。

如儒家“五经”之一的《礼记》，其对祭礼的阐述主要为“三祭”：祭天地、祭祖先、祭圣贤。“三祭”所蕴涵的精神，正是“不忘其初”（《礼器》）、“报本反（返）始”（《郊特牲》）的爱敬之义。对“根本”“初始”的敬重，是仁民爱物的精神性和实用性根源。

可见，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与儒家文化彼此有相互契合的因素，而这种相互契合，能够激发一种天然的文化亲和力，使少数民族民众对儒家思想容易接受，并自觉将其融入其文化体系之中。

尽管各民族客观上存在着文化差异，但是不同文化之间也有共通性的价值理念，儒家博爱思想所具有的普遍价值，以及与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契合、共通之处，获得了少数民族民众的真心认同。从而，这些天然契合的价值理念与文化归属，是云南各少数民族接受儒家思想的人文基础。

三、社会政治上的文化导向

历史上云南地区很早就与中原地区有接触，这一过程伴随着文化的互动与交流。中央政权在云南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推行中原的教化体系，为儒家文化介入当地文化提供了制度保障。

儒家在社会教化方面具有显而易见的优势，从汉代以来，统治者对儒学的政治教化功能就有着深刻的认识，历代中央政权都把推广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教化体系，作为经略西南地区一项重要战略，因而云南各少数民族民众有机会广泛了解儒家文化，并体验到儒家的仁爱精神。

这个历史可以追溯到很早，但是最重要的影响开始于元代。元代，出于中央政权的主导，地方政权先后在大理、中庆等当地聚居地，建孔庙、设儒学、行科举，建立起了与中原基本一致的儒学教化体系。

这一文化战略经由明、清不断地得到强化。在权力的支持下，以国家政治形式出现的儒家文化以强制性的方式逐渐介入当地文化。明太祖朱元璋于开国之年，就确立了“文德以化远人”的人文化成天下策略。设治只是国家统一的第一步，人文教化才是天下咸服的根本性举措，须以文化、德化推行王化。

伴随着认识的深入，儒家文化中与当地文化相契合的价值理念亦被挖掘、发扬。正是这些相契合的因素，使得云南各少数民族民众对儒家文化进一步产生认同与亲近，亦成为构建共同文化归属的基础。

由于政治导向和文化吸引力，云南各族民众积极学习儒家文化。一方面，儒学体现着国家的意志，掌握儒学可以获得实际的利益。由于政治导向和利益诱导，大家有主动学习儒学的意向，出现了进士、举人等读书人群体，并通过科举致仕，接触和参与到国家政治之中。

另一方面，云南地方精英亦仰慕中原先进的政治制度、成熟的文化体系，积极吸纳儒家文化。因而，云南地区的大姓子弟往往自幼习儒知书，当地统治者也将俘虏来的汉族知识分子吸收到统治集团中，教授大臣子弟儒家的思想。

同时，精英阶层所掌握的儒家文化在当地社会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力，被普通平民视为先进文化，借此儒学受到推崇。

在潜移默化中，儒家文化成为当地文化的一部分，逐渐融入当地的社会生活。文字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云南读书人很早就开始学习汉语，用汉语书写文章、诗词。如白族语言中就吸收了大量汉族词汇，白文就是参照汉字而创造的。

同时，历史上不断迁入的中原移民带来的中原民间文化与民间信仰，也开始渗入当地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如民居建筑，妇女服饰、婚丧喜庆礼仪等都融入了中原文化色彩。在文化汇融的背景下，云南社会具有了主动融入中原大传统的价值取向，并探索构建共同的文化归属。

如许多世家大族修族谱，建宗祠，皆倾向于将自己家族的渊源与内地汉人相联系。通过追述汉族祖源，以及由此引发对中原内地“原籍故里”的追思和敬重。这是云南地区建构共同文化归属的一个显著现象。

对于云南少数民族民众来说，随着了解和交流的深入，儒家文化并不仅仅停留在知识体系的层面，而是已深深融入到了他们的日常社会生活。儒家倡导的仁爱和忠孝等理念通过当地的著书立说、碑文牌坊、本主祭拜、伦理规范、乡规民约、风俗习惯等载体建立并传承。在制度化教化体系的权威和文化吸引力的双重作用下，儒家文化逐渐进入云南少数民族的文化结构中。

需要说明的是，云南虽是多民族省份，但主要的少数民族是白族、彝族和傣族三个。这三个少数民族汉文化水平最高，与汉文化互动频繁，但同时又保持着本民族独立的文化形态。下面，笔者就以三者为中心，探究儒家博爱思想对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

四、白族文化中的博爱表述

关于白族的来源，学界有土著说、外来说、多元说等多种观点，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公元8世纪，白族已经形成，并聚居在大理地区。如今，白族人口约180万，大多聚居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其余散居在云南的一些县、市，以及四川、贵州等地。公元8世纪，白族与彝族联合建立了南诏政权。

公元10世纪，南诏灭亡，白族首领段思平建立大理国。13世纪，元朝灭大理国，建立云南省，这时白族仍属领主制。到了明朝，取消领主制，实行“改土归流”，白族地区由中央王朝任命的流官进行统治。

加之明朝卫所制度的建置，大量的内地汉民移居大理地区，大理与内地的联系日益紧密，如此，经过明清两代，大理白族地区与内地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逐步融合一致。

白族自古就与内地汉族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交往密切，并善于吸收汉族的经济、文化成果。如白族语言中汉语词汇达40-60%，汉文也一直是白族的通行文字。南诏时期白族诗人杨奇鲲、段义宗的汉文诗歌，传入内地后被誉为佳作。

到明代，儒学在官方倡导下，对白族的影响尤其深刻：面向白族子弟“建校教之”“使习诗书”，终于“渐被华风”“知礼义”“习俗与华人不甚远”。查阅清代文献，白族“华化”，士风昌盛，甚于前朝。康熙《寻甸州志》卷三：“僰人，……其俗染于华风最久。”清初白族思想家高奣映（1647-1707），即为著名代表。

高奣映曾袭任云南姚安府土同知世职，幼承庭训，嗜学不已，凡经史百家、先儒论说、诗词歌赋等，皆窥其底蕴，各有心得。其著作据称有81种，不少是深有造诣的哲学著作，如《太极明辩》《迪孙》《增订来氏易注》《仁育辑要》等。

（高奣映）

《太极明辩》云：“舍孔子而不信，更从谁信之？”“中久久而和畅矣，中和致而天地位、万物育矣，故曰：‘一日克己复礼，而天下归仁’，非虚言也。”“太极具方源之一致，人法之即以中正仁义为其理。”“仁为极之本荃，义为极之正路。故曰：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

《迪孙》篇云：“凡百，惟修德之足恃。”“岁者，民之天。民者，国之体。”“夫得中者，和之道也。为治，贵和，而治之道莫先于礼，故用礼以和。……治国犹家，家贵其和。”

从中可以看出高奣映对儒学的笃信，及其对儒家仁义、中正、中庸、贵和、孝悌、德治、礼治、民本、仁民爱物、天下为公、修身为本、天人合一、知行一致、修齐治平、积极入世、以天下为己任等思想具有独到的深刻体悟，儒家以“仁”为本、天下归“仁”，源于斯又归于斯的仁爱之道，亦是其毕生践行的治学为官之道。

清举人甘孟贤曾评述：“奣映慈祥在抱，喜施济。凡施药、施棺、养老、放生、掩骨、埋胔及一切拔困之事，皆捐资为之，无所吝事。至孝，父既为僧，先生时往省之，怡色承欢，温温如孺子。……举母木太夫人，寂膳问视，无以事之缺，母病，侍汤药，衣不解带，母殁，哀恸号江，右目流血，几至失明，斩衰庐墓，先后六年。西迤土民以先生孝行上王提学请旌，王之枢书‘德庸学邃’四字以赠教子孙。”其仁孝为先、敦伦饬纪、济人利物、庸德庸行、成己成物的博爱情怀，跃然纸上！

儒家认为，仁的施行以孝悌为先。孔子将孝悌释为行仁之本，突出了亲亲之爱的根源性意义。所以《中庸》要讲“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孟子要强调“亲亲，仁也”（《孟子·告子下》）。亲亲之情即是仁的发端。儒家不是抽象地探讨仁爱，而是将其置于现实的社会人伦关系之中，通过孝悌的践履去予以体验。并由行孝悌推广到施济他人，由此走出一条推己及人的博爱之道。

诚如明代白族思想家艾自新在其《二艾遗书·教家录》中所讲：“孝为百行之原，论孝道而友悌忠信俱在其中。”这是对白族坚守由亲亲到爱民济贫的仁爱原则的切实写照。显然，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白族民众，不仅将“孝”视为敬爱父母的德行，而是能够将其推广到普遍的爱民行为上。

如明代云南白族儒士杨黼在其撰写的《山花碑》中，留下了“仁慈治理众人民，才比周文武。忠诚敬天地父母，教育子孙尊惜儒……力行仁义讲礼仪”等贯穿儒家仁义忠敬的基本精神的语句。

关于白族，需要一提的还有“本主”崇拜。其作为白族显著的文化现象，亦是其热情好客、仁爱豁达的民族性格的投影。白族热情好客，本着居家宜俭、待客宜丰的待客原则，待人真诚、倾心。唐《蛮书》卷八《蛮夷风俗》载白族“每年十一月一日盛会客，造酒醴，杀牛羊，亲族邻里，更相宴乐。”白族本主崇拜所显现的内容，与其民族性格相通。如白族神话传说中的大黑天神，不忍毒害人间，吞吃了上天命他洒向人间的毒药，自己被药力所伤，历经无限痛苦，却因此挽救了白族民众。大黑天神的这一舍己为人、不损他人之义举，被白族民众广为称赞，故而，许多村寨将其奉为本主，世代供奉。又如统兵征讨南诏的唐将李宓，在洱海地区战败自尽，后来被大理白族列为本主，奉入本主庙享受香火。

五、彝族文化中的博爱表述

彝族主要分布在云南、贵川、四川和广西四省，约有1000余万人，是我国西南地区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云南省的彝族有500多万人，占彝族总人口的1/2以上，主要聚居于楚雄彝族自治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和哀牢山区及滇西北小凉山一带。

公元8世纪中叶，彝族在洱海之滨建立了南诏政权，统治区域比今天云南省还要广阔。南诏政权当时臣属于唐朝的中央政权。后来，南诏灭亡，起而代之的是公元937年白族建立的大理国。

到元朝，云南被划为行省，并在彝族地区实行土司制度。到明朝，在云南彝族地区实行“军屯”，汉族人口大量进入。清朝推行“改土归流”，除边远偏僻地区外，内地彝族地区的土司大部分被革除，如此一来，多数彝族地区就和汉族处于相同的社会经济形态。

彝族自古以来就与汉族和其他民族交错杂居，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关系密切。彝族文化有其浓厚的民族特色，同时又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二者紧密联系，相互融合。

南北朝时期的爨氏、南诏的蒙氏，即大量汲取儒家文化作为其为政思想。元明清时期，随着国家统一的进一步巩固与发展，儒家文化在彝族地区愈发深入传播。尤其到了近代，滇东北的彝族上层掌握了云南省的军政大权，采用汉文化为其官方思想，彝族文化遂成为民间文化，主要体现在民族民间习俗。

我们以《南诏德化碑文》所蕴含的儒家仁政理念为例，分析儒家博爱观对彝族文化的影响。《南诏德化碑》发掘于云南大理市太和村西面南诏太和城遗址，高398厘米，宽227厘米，厚48厘米，是云南最大的碑，1962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南诏德化碑》释文）

《南诏德化碑》碑文记述了开元26年（738年）唐玄宗对南诏发动的历时28年战争的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真实反映了天宝战争和安史之乱给南诏和大唐带来的重大变化。尽管因剑南节度使的原因，力量强盛的南诏和大唐发生了战争，南诏也最终获得了天宝之战的胜利，但战后不久，南诏国主阁罗凤即立“德化碑”，表达了叛唐的不得已以及与大唐重修旧好的愿望。

阁罗凤说：“我不读非圣贤之书”，“我自古及今，为汉不侵不叛之臣”。表明其尊奉儒学，并且心悦大唐。值得注意的是，该碑文并非单纯叙述历史，而是在记述事件和描写人物时，寄寓了其政治哲学思想：战争的胜负，国家的兴亡，取决于民心向背，得民心者得天下，即仁爱天下方能平治天下。

下面，我们以碑文中的三句原文为例，认识其中所蕴涵的儒家仁爱思想：

第一句：“道治则中外宁，政乖必风雅变。”此“道”是为政之道。中国古代社会从汉武帝以降，尊儒学为官方哲学。儒家肯定仁政德治，为政者实施仁政，自然国治天下平。在《诗经》中有“变风”、“变雅”之说，诗歌、歌谣能够反映政治与否，若政治背乖混乱，从其中就可反映出来。

第二句：“信及豚鱼，润深琼玖。”《周易•中孚》载：“信及豚鱼也。”真诚的信德及于小猪小鱼般的微贱之物，如此这般的微贱幽隐之物也会对你产生信任。儒家重视信德。如果为政者丧失信德，人民由此对其丧失了信心，那么毋庸置疑，国家是治理不好的。“琼玖”，出自《诗经·国风·木瓜》。

诗中表述了：你送我木瓜、木桃、木李等寻常之物，我以琼琚、琼瑶、琼玖等珍贵玉器予以回报，而这不是简单的答报，是永远珍重相好之意。诚如朱子《诗集传》所论：“言人有赠我以微物，我当报之以重宝，而犹未足以为报也，但欲其长以为好而不忘耳。”

（《诗经》）

此外，儒家以玉比德于君子。玉色温和柔润而有光泽，若君子之温和润泽之仁德。君子比德于玉，是因为玉具备温和柔润而有光泽之特性，其若君子温和润泽之仁德，人若违背仁道，就不能堪称君子。

《论语•里仁》载：“君子去仁，恶乎成名？”肯定君子之德的实质在于仁。故而，儒家论君子之仁德，有两个层面：一为君子之仁德的内在伦理要求；二为君子之仁德的外在政治诉求。通过君子修身以道、修道以仁的典范政治，民众自然地归于仁道，国治天下平自然可成。

第三句：“阐三教，宾四门。”“三教”，儒释道也。关于“宾四门”，《尚书·舜典》云：“宾于四门，四门穆穆。”是说儒家推崇的舜帝宾迎四方诸侯来朝者，四门之人既美且敬。

对此，《左传·文公十八年》亦有载：“是以尧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为天子，以其举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书》数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从’，无违教也。曰：‘纳于百揆，百揆时序’，无废事也。曰：‘宾于四门，四门穆穆，无凶人也’。”

碑文将南诏国主阁罗凤比作圣君帝舜，意在强调阁罗凤所认可的为政理念，是儒家传统的仁政德治思想。

我们还可以通过元代士绅王惠、王升父子《墓碑》，了解儒家思想在云南彝族中的深远影响。王惠、王升父子，生当元代初年，其不仅自幼学习儒家经典，而且终身传播儒家思想。王氏世居晋宁，后迁居昆明。

王惠一生为元朝州县官吏，修孔子庙，以馆来学，在云南各族民众中传播儒学，临终遗训子孙忠孝，丧礼则古，毋从僰俗。王升自幼向儒家学者“受经”“学诗”“学文”“学士”，历任“儒学教授和儒学提举”，官至知州和宣慰副使，其子女“能绍父风”。

《为美县尹王君墓志铭》，即王惠、王升父子墓志，兹摘录如下：“（王惠）识字书，敏官事”；“在县大兴水利，安集流民”；“为美县尹，兼劝农事，修孔子庙，以馆来学”；遗训子孙忠孝，丧礼一则古，毋从俗”。

“先生（王升）以文章政事，命于南诏，进则以德润民。儒化未成，我将振之，彝伦攸斁，我将叙之野有遗贤，我将贡之，方博连帅，我赞襄之”；“穷发之地，首倡吾道，似先生者不数人，天将或者将兴斯文于绝域间，生明哲有以启迪后生欤”；“俾以儒化，辅相太平之治欤”。

王氏父子：“令尹王君累世树德，挺秀止庵学孔希颜，春阳秋水，智水仁山。文沿韩柳，丕变南风，齐至于鲁。”读王氏父子墓碑之碑文，可见儒家思想在彝人贵族士人中，已然成为主导思想。王氏父子学习儒学，恭行儒礼，践行仁政，儒家仁爱德政之思想、政治传统，对其产生的深刻影响，由是可见。

六、傣族文化中的博爱表述

傣族在远古时期就已在澜沧江两岸生活。到了汉代，史籍中已有关于傣族的记载，当时称其为“掸”“滇越”，臣属中央王朝，多次受到封赐，如汉安帝时封掸人首领雍由调为“汉大都尉”。

唐宋时期改称为“金齿”“银齿”“黑齿”“白衣”，先后统属于“南诏”和“大理”政权。元明时期又统称“白夷”，隶属云南行省。清代以后则多称“摆夷”。清代实行“改土归流”，在多数地区都建立了流官政权。

民国时期则在傣族地区建立“行政总局”“公署”，以至县制等。傣族现有人口约120万，大多聚居在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和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其余散居于云南境内的三十多各县、市之中。

（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邻里相互帮助，救助，在传统社会非常普遍。比如说打谷子、盖房子，都是乡里乡邻一起上。如居住在澜沧江两岸的“扰揉”，家里吃上好的菜肴，必须给隔壁邻居分享一点。傣族自古以来就有相互帮扶、相互救助的传统，家庭和亲，邻里和睦。

《谈寨神勐神的由来》记述了“沙罗的传说”：“年复一年，东西越来越少。有时一天才猎住一只野猫，有时三天才绊倒一条马鹿。有的得吃，有的喊饿。跑得快的，撕下鹿腿就跑，体弱者连骨头也抢不着。饿的饿，病的病，死的死，人越来越少。”后来，沙罗就宣布，今后不管打得什么，“都要平均分，大家一起吃，大家一起饿”，大家“一起走进森林，同心协力，追赶野兽”，“有苦大家受，有乐大家享”。

时至今日，傣族的这种相互救助观念依然昭彰。如傣族的房子多为草木材质，容易发生火灾。如果某一家发生火灾，村里其他各家都会“豆”（音）给遭灾人家一些东西，以保障遭灾人家的基本生活。救助的量没有规定，而是各自按照自家的实际情况予以救援。其他方面的互助救济亦然。

热情好客是傣族的传统美德。很多人家用来接待客人的被褥，要比自家用的漂亮。在傣族村寨边、大路旁，盖有“撒拉房”，专门用于接待客人。傣族传统道德的核心是集体主义，具体表现为互助、团结、友爱、热情、敬老、勤劳等，这在傣族古歌谣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傣族歌谣《贺新房》唱道：“一家盖新房，全寨来帮忙。……祖先传下来，友爱代代传，子孙心连心。”在宗教信仰上，边疆傣族普遍信仰小乘佛教，内地傣族在宗教信仰上受汉族的影响较大，如信奉关帝（关羽），在祭祀祖先的活动中，有的还用汉字书写自己祖先的姓名，前面放神桌。

傣族伦理观念也值得重视，如“土司对百姓的训条”强调讲信、勤劳、谦逊、互助、正直、扶弱等；“父亲对儿子的训示”肯定待人友善、遵守礼仪、尊重长辈、孝敬父母、善待妇孺、节制、勤劳、诚实、明辨是非等。

孟连沧源和金平傣族地区广为流传的朴素道德戒条：“有些人当上官，欺压民众，这种做法是不对的”；“专门搞不好的事，将来死去和生来都不会好的，人们必须做好事”。从以上这些朴素、质朴的伦理观念与道德戒条中，清晰可见傣族民众的博爱表述。

儒家文化凭藉云南少数民族普遍拥有的各民族是兄弟民族关系的“普遍之爱”情愫，以及文化吸引力与政治主导因素，逐渐融入云南各少数民族文化之中，成为嵌入其民族文化的要素，深切影响着各民族的文化、政治与社会生活。

综而言之，民族众多的云南地区之所以能够呈现出民族团结和谐的“云南现象”，以仁爱-博爱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儒家文化的传播和在各民族的历史积淀，儒家博爱观念对各少数民族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具有润物无声的功效，各少数民族在思想观念、生活习惯、行为方式和社会风俗等领域程度不同地受到影响，因而促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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