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学术思想史略讲

作者：郭齐勇（武汉大学国学院教授）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首发

时间：西元2021年1月15日

我们大体上以现代湖北的地域为范围，考察历史上在这一块土地上及其周边地区发生过的学术思想史，特别是儒学史，这将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

总的来说，传统文化在今湖北地域的发展较为复杂，必须重视地域文化与多样统一的中华文化的关系，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夏禹征三苗以后，芈（米，三声）姓，黄帝第八世孙季连之后，是春秋时期的楚国国君贵族的姓氏。楚国先民南迁，住丹、汉水间和汉水下游以西。从今天的考古发现来看，黄陂盘龙城是商早中期的城市遗址，这是当时商人移民在汉东建立的据点。随州叶家山考古表明汉水之阳（北）的六个姬姓国（包括随、曾、鄂等诸侯国）是西周的封国，表明西周时期，周天子移民荆楚，建汉阳诸姬。芈姓楚先与江汉土著先民融合，形成独具特色的楚民族，建立楚国，不断扩大，发展。楚国超出荆楚范围，一度拥有中国半壁江山。战国后期，白起拔郢，楚国东迁。秦人占领荆楚后设立郡县制，后在统一的汉代文化中，本地文化又保留了自己的特色。宋代以后湖北地区的文化，已是融合了的以儒家为主的宋明道学或理学的文化。因此，不宜太过简单化地说我们只有荆楚文化的传统。当然，楚文化在两湖等地区积淀得厚一些，多一些。从先秦至今，今湖北地区的文化处在多文化融合的长期过程之中，这个地域的古今人物为中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一、春秋战国时期随、楚的儒学[i]

我们一定要改变一个先入为主的看法，人们一谈到荆楚文化往往只谈道家文化，以为荆楚文化中不包括儒家文化，或儒家文化在荆楚并不重要。其实，春秋战国时期北方与南方、中原诸国与楚国、儒家与道家在不断融合的过程之中。

今天的随州、十堰地区，春秋时代仍是周的封地，至少名义上如此，文化上主要受礼乐文化的影响。周宣王时期当过内史的尹吉甫是房陵（即房县）人，参与了北伐、南征，是大诗人。尹吉甫有重民敬德的思想，他在《大雅·蒸民》篇中詠叹：“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意思是说：上天生养了万物，有一类事物就有这类事物的法则；而老百姓秉执的常道，是趋向于美好的道德。这就肯定了人的善性。孔子赞扬这首诗是“知道”之诗。

季梁是春秋早期汉东诸侯随囯大夫，活动年代约公元前700年前后。随侯是周的诸侯，姬姓。在强楚弱随的形势下，为随国的生存发展，季梁在政治、军事上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使随国成为“汉东大国”。季梁是中国早期民本思想的代表。他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桓公六年》）在儒学的前史上，他较早地提出了“道”、“忠”、“信”的概念，指出：“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同上）他肯定政治事务中，尊重老百姓的意志是第一位的，甚至说民意重于神意，神意也即民意。他强调君臣上下各级官吏要有完善的德行，三季农事不扰民，修好五教（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亲睦亲族，“修政而亲兄弟之国”，敬祀神衹，神衹也会赐福随囯。随侯一度听从了季梁的谏言，治理好国内的政治，楚国也就不敢来侵犯了。

楚国君臣有传习《诗》《书》《礼》《乐》《易》的传统。楚庄王（公元前613--前591年在位）征伐陈国得美女夏氏，大臣申公巫臣引《周书·康诰》劝阻庄王纳夏氏为妃。当潘党建议收取晋军尸首回去暴骨观兵，炫耀武力时，庄王引用了《诗经》中武王的《颂》与《武》篇，纠正潘党的战争观，指出：武功，是用来禁止强暴、消弭战争、保持强大、巩固功业、安定百姓、和谐大众、丰富财物的。

申叔时是庄王时期的大夫。据《国语·楚语上》，楚庄王委派士亹教育太子箴（即后来继位的楚恭王），士亹请教申叔时，问如何教育太子？申叔时回答说：教之《春秋》，通过历史教育使太子懂得褒扬善而贬抑恶；教之《世》，用先王的世系教育太子，使知有德行的人名声显扬，昏庸的人要被废黜，以鼓励或约束他；教之《诗》，使之以先王的美德来励志；教之《礼》，使之知规矩法度；教之《乐》，使之脱离污秽与轻浮；教之《令》，使之懂得百官职事；教之《语》，使之明德，懂得先王以德待民；教之《故志》，使之知历史兴废教训，而有所戒惧；教之《训典》，使之懂得族类的发展，必以道义为指南。由此可见当时楚国教育太子的教材，除楚国的历史读物外，还有来自中原的《春秋》《诗》《书》《礼》《乐》等。他希望通过读书，通过太子师、贤良的批评指点与辅佐，使太子明施舍以导之忠，明久长以导之信，明度量以导之义，明等级以导之礼，明恭俭以导之孝，明敬戒以导之事，明慈爱以导之仁，文武兼备，赏罚分明，严谨处事。申叔时在这里强调诗礼之教，重视仁德、孝顺、忠诚、信义的价值指引，得到士亹与楚庄王的肯定。总之，申叔时提倡善、德、忠、信、节、义、礼、孝、仁、文、武、罚、赏，其核心内容是“耸善而抑恶”，追求“心”之“善”。

开宗立派的楚人，当首推老子。道家的开创者老子的哲学智慧，体大思精，包罗致广，具有现代价值与世界意义。庄子虽是宋人，但他的行综多在楚境，他那汪洋恣肆的风格和奇妙无穷的思辨，与楚国的文化传统不是没有关系的。庄子也是世界级的哲学家。

儒学的创始人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周游列国时，使子路问津（渡口）处，即在今武汉市的新州。孔子的一个学生公孙子石是楚人。儒家八派之一仲良氏之儒的领袖人物----陈良是楚人。他曾到北方留学，是高才生，其学识超过了北方的学者，后来又回到楚国任教。孟子赞扬道：“陈良，楚产也，悦周公、孔子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孟子·滕文公上》）据郭沫若考证，陈良是屈原的老师。

观射（yī）父是楚昭王（公元前515--前488年在位）时期的大夫。据《国语·楚语下》，他在回答楚昭王的提问时，详细解释了《周书》记录的上古社会颛顼“绝地天通”的意义。什么叫“绝地天通”呢？根据观射父的解释，上古时民神不相混杂，有专门的神职人员----男觋女巫，与自然神灵或祖宗神灵相沟通，他们使得老百姓的祭祀活动有了秩序。后来就有了掌管天、地、民、神、物的官员，各司其职，不相杂乱。百姓因此能讲忠信，神灵因此有了明德，民和神的事不相混同，恭敬而不轻慢，所以神灵降福，五谷丰登，灾祸不来。但在少皞氏衰落之后，九黎族乱政，民神混杂，祭祀没有法度，百姓轻慢盟誓，没有敬畏之心，灾祸频发。当时，民神杂糅，淫祀，没有固定的神职人员，一方面崇拜的对象是散乱的，另一方面现实的部落的首领们也是散乱的，协调组织不够。有鉴于此，颛顼使用重，命他为南正，“司天以属神”，即负责整理天上诸神的秩序，使用黎，命他做火正，“司地以属民”，即负责管理地上的百姓。这就断绝了各部落、各氏族的成员任意地和诸神交流的径路，把宗教事务完全统一起来。后来，三苗继承了九黎的凶德，尧又重新培养了重、黎的后代，让他们不忘先人的事业，再度主管天地。通过观射父的解读，我们知道，天人、民神之间，既分又合，不杂也不离，不离也不杂。统一对天上神灵的祭祀，实际上是为了统一地上的部落、氏族，这是中华先民不断整合、统一过程中的重要的阶段与步骤。观射父的解释，填补了历史的空白，成为中国宗教与哲学思想史的重要史料。

文种（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472年），楚国郢（今湖北江陵）人，楚平王时曾为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令，显示了卓越的从政才能。吴国越国，当时都是楚的属国。晋国要战胜楚国，拉拢吴国叛楚，侧击楚国。楚国派人到越国去，助越攻吴。在这种形势下，文种与范蠡受楚国的重托，辅佐越王勾践，可谓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成为卓越的战略家，受到越国人民的尊重，也为楚国赢得了荣誉。文种使用卑辞厚礼、忍辱求和的策略麻痹了吴国，利用并加深敌人的内外部矛盾，怂甬吴国伐齐。由于文种有高超的柔性政治家的智慧，深谋远虑，授伐吴七术，策略得当，使得处于劣势的弱小越国经过近20年含垢忍辱、卧薪尝胆，终而战胜吴国。至此，勾践的地位比肩齐桓、晋文、楚庄等霸主。文种有民本、爱民思想，重视培养贤才。在他的思想中，不难看出他有普遍联系、整体与发展的观点。例如，他认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应处理好“夏资皮”与“冬资絺”、“旱资舟”与“水资车”、“本（农业）”与“末（商业）”、“贵”与“贱”、“知斗”与“修备”之间的关系，既不孤立地看待此，也不孤立地看待彼，而是把社会经济现象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来加以把握。文种重视祸与福、强与弱、刚与柔、张与翕、退与进、屈与伸的辩证法，深得老子的真谛，强调因势利导，创造条件，促进矛盾的转化。

近几十年来，以故郢都（今江陵）为中心出土了大量的简帛文书，其中反映先秦诸子思想与经子之学的，首推郭店楚简，其次有上博楚简。1993年发掘的荆门郭店楚简（墓葬为战国中晚期，地理位置更靠近荆州城），有迄今最早的《老子》文本与儒书十四篇出士，成为国际汉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上博楚简很可能出自湖北，其中有经部的《周易》等。竹简《老子》抄写于战国中期，是所见最早的本子，与今传本相比，没有“绝仁弃义”、“绝圣弃智”等与儒家学说相抵牾的内容。

儒学早就传入荆楚，一直是荆楚文化重要的内涵。郭店楚简和上海博物馆馆藏楚竹书中的《缁衣》（各一篇）、《性情论》（又名《性自命出》，各一篇）、《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穷达以时》、《六德》、《成之闻之》、《尊德义》、《子羔》、《民之父母》、《武王践作》等篇，估计是孔门七十子后学的作品，不同程度地展现出儒家思想的各个方面。这些文献为楚人所传习。可见，儒家思想早就成为荆楚文化的重要内容，荆楚学人对儒学有相当大的贡献。

二、汉末的学术中心——荆襄及荆州学派

著名历史学家、敝校前辈唐长孺先生曾发表专文讨论过这一问题，本节所说，悉据唐先生大文。[ii]刘表（公元142年—208年）任荆州刺史期间（公元196—208年，共十九年），黄河流域战乱连连，荆州（治所在襄阳）政局却相对安定，经济发达，中原巨族、学者与老百姓纷纷南下。刘表本儒生，喜好经学，此期间避乱的士人云集于荆襄，学术中心遂由洛阳南移至此。

到底当时有多少士人在荆襄呢？《后汉书》本传说，由关西、充、豫来的学士数以千计，刘表“安慰赈赡，皆得资全”。唐长孺先生说，此时刘表为振兴文化学术事业，做了三件大事：

第一、在襄阳建立学校，设置学官。洛阳太学毁废之后，刘表在此建立官学。入学学子有两类人，一是年幼的官吏子弟，二是低级官吏，包括武人。由儒林博士分经讲授《诗》《书》《礼》《易》《春秋》，由大学者宋忠（忠，亦作衷）任五经总教席，主持学校与撰述之事。据王粲《荊州文学记官志》所说，刘表此时在襄阳兴办的教学机构，已有相当的规模。为避太学之名，而称之为“文学”。《三国志·刘表传》注引《英雄记》便迳称刘表“开立学官”，而王粲写的是官志。唐长孺先生说：“荆州学校的规模和制度远远逸出郡国学的范畴，不妨说是洛阳太学的南迁。”这是当时全国唯一的官学。

第二、改定《五经》章句。刘表领衔，由一批经学家删去繁琐的不切要的内容，重新编了一部经学教材——《五经章句后定》，便于学生在短时间内通晓经义。东汉初年以来，虽有私家对某一经的注疏删繁就简，但像这样五经并举，集合许多儒生共同改定章句却是历史上的第一次，为唐初朝廷修纂《五经正义》开了先河。据唐先生研究，由刘表署名的《周易章句》至梁代尚存十卷，所据为古文《费氏易》。作为官方教材，这是第一次用古文经，此为古文《易》立于学官之始。隋代还存有刘表署名的《新定礼》，即《仪礼章句》的残本。刘表以荆州牧身份主编，并由他抉择所收单经的今古文底本，裁断解释的异同。据推断，《五经章句后定》中，《诗》用古文《毛诗》，《春秋》则用今文《公羊传》。所谓今文古文，是相对于西汉初年的文字而言的，用汉初通行的文字抄写的经典即今文经，而用此前文字抄写的经典为古文经。经学史上，用哪一种经立于学官，涉及流派之争，是很复杂的事情，这里就不去说了。但可以肯定地说，刘表做的这件事，在古代是由朝廷做的大事。

第三、搜集图书。当时，洛阳所存官私藏书毁于董卓之乱。而荆州安定，刘表搜集私藏及四方人士携来的书籍，还组织人复写。这些书在刘表死、其子刘琮降曹操后，估计被运往邺下。尔后，魏、晋的皇家图书馆藏书，恐怕不小一部分乃得自荆襄。

刘表的学术文化事业所倚重的大学者有：

宋忠，字仲子，南阳章陵人，古文经学家，大概是编撰《五经章句后定》的具体组织者。他个人的专长是《周易》与扬雄的《太玄》。他与同道传贾逵、马融之学，与流行于黄河流域的郑玄之学不同。他的著作涉及经、子、史，有《周易注》十卷、《世本》四卷、《法言注》十三卷、《太玄经注》九卷等。宋忠的《易》学不重象数，而重视义理。

司马徽，即司马德操，颍川人，古文经学家，流亡到荆襄，传授古学，善于识拔人才。蜀汉名臣向朗（宜城人）年轻时曾向他问学。

颍容，陈国长平人，是《左氏春秋》学的专家，讲学于荆襄。

而荆襄地区本来就传《左氏传》，南阳籍大学者谢该曾传此学。

刘表主政荆州时，尹默、李仁等来此游学，从学于宋忠、司马徽、颍容等，尹默、李仁及其子李譔把荆州所学，主要是贾逵、马融系统的古文经学（古文《易》、《书》、《毛诗》、《三礼》、《左传》）以及《太玄指归》与史学，传到益州（四川）。

宋忠等人的荆州学的影响较大，不仅传到益州，也传到长江下游的吴会地区及中原的邺下、洛京。宋忠注《太玄》，引起南北学者研究扬雄模拟《周易》的这一部书。扬雄此书二百年来被束之高阁，而此后广为流行。王肃曾从宋忠读《太玄》。以后王弼的《易》学，祖述王肃，尽扫象数，也可能是受到宋忠的影响，当然更是时代使然。

可惜好景不长，建安十三年刘表逝世，刘琮降曹操，荆州学人四散。以后学术中心转到邺下、洛阳。刘表之后，荆襄学术文化四百年间就一蹶不振了。

三、宋元明清时期的理学与经学[iii]

唐末时，襄阳人皮日休（833—884）的思想颇为丰富。他发挥民本主义，新释孟子的“暴君放伐论”，投身农民起义，做了黄巢政权的翰林学士，起义军败亡后被杀。他有无神论思想，在美学方面有独见。他揭示虚伪道德，但又肯定道德教化；他是思想异端，又推崇孟子、韩愈，讲“穷理尽性”和“主静”。著作有《皮子文薮》十卷。皮日休可谓同时开启了几道思想闸门。

宋元明清时期，全国一流的学者来到湖北，湖北籍的一流学者又走向各地，他们在我国学术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现略说如下：

（一）宋代

北宋最著名的五位哲学家被称为“五子”，其中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是亲兄弟，号称“二程”。二程生于且长于湖北黄陂。宋仁宗时期，二程的祖父程遹被任命为黄陂县令，于是举家从河南迁至黄陂。程遹卒于黄陂任上，后来二程之父程珦被任命为黄陂县尉。至今在黄陂流传着许多有关二程的出生、儿时的读书生活及其游憩之地的民间传说，如“双凤送子”、“二程晒书”“双凤亭”、“夜月楼”、“望鲁台”、“聪明池”、“理趣林”、“流矢湖”、“程乡坊”、“程夫子桥”等。二程后来定居洛阳，其学被称为“洛学”。大程子为明道先生，小程子为伊川先生。

湖湘学派的思想宗师胡宏（五峰，1105-1155，或1102--1161）的父亲胡安国（1074--1138）于北宋哲宗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进士及第后，任荆南教授，又从荆南入为太学博士，后又提举湖北、湖南、成都学政。胡安国在湖北任官时，对身分、地位比他低的谢良佐（时任应城知县，1050--1103）持后学之礼，人们颇感惊讶。胡安国与程门高弟谢良佐、杨时、游酢等“义兼师友”，倡扬洛学。杨时曾任荆州教授，是安国子胡寅、胡宏兄弟的老师。谢良佐（上蔡先生）是把二程之学传于南方特别是荆楚的重要人物。谢氏学问的特点是以“知觉”、“生意”说仁，以“实理”论诚，以“常惺惺”论敬，对发明本心之说颇有推进，朱熹说他“最得明道教人之纲领”。谢氏的著名弟子有朱震、朱巽兄弟等人。朱震（1072-1138），湖北荆门人。朱震的主要著作为《汉上易传》，以象数为宗，以义理为辅，阐发了他的理学思想。胡安国曾向朝廷推荐朱震，谢上蔡则对朱震称誉胡安国为大雪严冬挺立之松柏。以上胡、谢、朱等与荆楚地域的理学发展有密切关系。

关于洛学、湖湘学、闽学与湖北及其学者的联系：湖湘学创始人胡安国与程门中坚谢良佐等，正是在湖北交游过程中碰撞出思想火花的；胡宏通过杨时、侯师圣、吕大临而与洛学、关学发生密切联系，最终成为湖湘学的一代宗师与“性本论”者；朱熹曾从学于胡宪，与安国父子侄之学有关，而湖湘学与闽学因五峰朱子之间的文字因缘而相遇，又因张栻与朱子之间的频频交往相互论道而日益密切起来。朱子之学不仅与洛学、湖湘学以及荆楚之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正是朱子对洛学、湖湘学的继承以及与张栻等湖湘学者之间的讨论、论辩与问难，才造就了他那博大精深的理学体系。

谢良佐从学二程，然与明道、伊川都有不同，如谢氏提出“与天为一”的前提是“循理”和“穷理”，有综合二程的趋向。谢良佐认为儒之异于佛者，在于“下学而上达”的工夫论。谢氏认为儒家识得天理，加以下学工夫，则可以与天为一，为天之所为。与天为一、为天之所为，即为圣人。谢良佐的思路表达为：1，识仁（或天理）（立住根本）→2，下学而上达（穷理致知）→3，与天为一（圣人）。谢上蔡、胡安国等，开创了长江中游的理学世界。

荆门朱震易学的特征，一是以象数之学为易学研究的基础，二是综采百家，融汉代象数易与北宋先天河洛学为一体。朱震的“太极”观，将汉唐元气论与北宋时的体用论相结合，不仅以“气”解释“太极”，而且将“太极”视为《周易》象数和万物演变的根源，赋予它以本体的涵义，对南宋以后无论是象数派还是义理派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朱震以“体”“用”解释不用之“一”与“四十九数”的关系，得出“太极”乃四十九数之和的结论。他继承汉《易》和孔《疏》中的元气说，又参照北宋气学与理学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诠释、改造。重视变易及其法则，是朱震易学的核心。他以卦变说统率易学中的相关体例，并将卦变说建立在气论基础上，以阴阳二气运转不息作为阐发卦变的理论依据，进而将卦变说看成是体现易道变动不居的一个重要方面。

长期居住湖北长阳的程颐再传弟子郭雍（1103-1187）的核心观点是：“《易》为三才之书，其言者三才之道”。他认为，三才产生的顺序是先有天地，而后有万物，人居于万物之中，天、地、人之间的关系是并列平等的；在《周易》的起源上，郭雍坚持四圣同揆说，认为四圣之旨一贯于三才之道；在本体论层面，郭雍提出道兼统三才的观点，将太极、大衍视为与道等同的概念。在卦与三才的关系方面，郭雍作了多层面的解析，就全《易》而言，乾尽天道，坤尽地道，余卦共为人道；从理及象的角度说，一卦皆备三才之象；从卦爻象而言，卦具天地而爻具人位；从爻之动而言，六爻也具备三才。在易学解释学上，郭氏注重引用儒家诸经互证，用《中庸》《尚书》等经典与《易》相互发明。郭雍与朱熹两人进行了往复辩论。这场辩论引起了历史上很多学者关注，对宋代以后的易学史产生一定的影响。

心学大家陆九渊（1139--1193）晚年出知湖北荆门军，死在任上。陆九渊在荆门既勤政教民，注重事功，又有大疑惧，使知行合一的心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初步践行了心理合一、天人合一的政治理想，是王阳明哲学的先声。陆九渊在荆门“道外无事，事外无道”，把儒家的政治思想落到实处，他有非凡的社会活动才能和管理才能。

（二）元代

元代是蒙古族入主中原的时代。元代的统治者知道，靠杀戮不能统一中国。元初，朝廷必须解决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问题，以凝聚人心。这个重大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是由湖北大学者赵复解决的。赵复，生卒年不详，字仁甫，宋末元初德安（今安陆）人，自号江汉，人称“江汉先生”。安陆沦陷后，赵复被俘，被姚枢发现，劝降，赵拒降，自杀未遂，被接到燕京。赵以所记程朱所著诸经传注，抄录给姚枢。赵复的名声随之在燕京传扬。忽必烈召见赵复，让赵复为伐宋的前导。赵复回答：宋是我的父母国，怎能引他人去攻打自己的父母呢？忽必烈闻之受到感动，不再强迫他做蒙古的官（赵复在元朝终身不仕）。

以中书令行宰相职权的杨惟中听赵复讲理学后，为之折服，遂与姚枢等筹建太极书院与周子（周敦颐）祠，“收集伊洛诸书，载送燕都”，“选取遗书八千余卷，请复讲授其中”。杨惟中还选拔青年才俊接受赵复等儒师的教育。从此，理学得以在北方推广。《元史》本传说：“北方知有程朱之学，自复始。”

赵复著《传道图》、《伊洛发挥》、《师友图》、《希贤录》等书，弘扬程朱理学，阐发“太极”“天理”，讲述《周易》。通过赵复的讲学与著述，元初的宰辅大臣与翰林学士杨惟中、姚枢、许衡、窦默、刘因、郝经等接受了理学，并以其中的文化理念安邦治国，这对朝廷接受汉法、减少野蛮破坏，起了良性的作用。赵复是元代理学的开创者，他的学生许衡、刘因是“元之所以立国者”。元代理学的特色是“和会”朱熹学与陆九渊学，又有实用与大众化的趋向，在学术渊源上则强调返回六经，对明清学术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明代

明清时期湖北的思想界特别活跃，有阳明后学、陈白沙、湛若水心学与程朱理学的激荡，也有早期启蒙思潮、活力四射的反正统思想与正统思想的角力，有佛、道、耶、回诸教的参与，也有经学的回归。

明弘治年间有“嘉鱼二李”，兄长承芳（生卒年不详）、弟弟承箕（1452--1505）。李承箕强调从近处着手，我心之“理与气相与流通，无一息之间”，“不囿于一气之内”，从动静之几展开一条相当具有张力的从我心到天地之境的路径。李承箕是江门陈献章（白沙）先生的得意弟子，一生与陈献章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不同于陈献章之处在于，李承箕并不强调从虚静一跃至于圣人，这多少让他看起来像是一个沉溺于山林的才子隐士。他和陈献章所共同表现出来的诗人气质以及非学术化的倾向，实际使他们与宋明理学的学术传统若即若离。相较于李承箕，李承芳基于儒家传统理想，对现实有更强烈的批判，其中尤其集中在教育制度。他反对科举制度，提出“文章、政事非两途”，并且试图将“尊师”变成整个政治结构的基石，以教育改善、引导政治，晚年归隐讲学于嘉鱼黄公山。

明嘉靖万历年间在朝野活跃并相互纠结的有四位著名学者，都与湖北有关。他们是：何心隐（1517--1579）、耿定向（1524--1596）、张居正（1525--1583）、李贽（1527--1602）。何、李都曾客居湖北，有早期启蒙精神，神解卓特，惊世骇俗，都是了不起的思想家与哲学烈士。耿、张都是湖北人，都做朝官，思想相对保守。

何心隐，本名梁汝元，江西吉安人，放弃举业，狎侮地方学官大佬，以《大学》之道办“聚和堂”管理家族之政，反对地方官施政措施而被下狱，曾助朋友平定白莲教，遭诬陷后为避缉拿而飘泊天下。他曾到过孝感、黄安聚徒讲学，传播平民化的泰州学派之真精神。他的著作叫《爨桐集》，如李贽把自己的书取名为《焚书》一样。何心隐提出“寡欲说”，反对“无欲”，肯定人的欲望，并把欲望纳入人性。他主张欲望“发而皆中节”就是寡欲，而不是欲望多而刻意减损为寡欲。他认为寡欲即尽性。他从民众的生活哲学的层面发展了儒家的性命之说。他是被湖广巡抚王之垣杀害的，因杖笞死于武昌狱中。关于他的死是否与张居正有关，则是一大公案，历史上众说纷纭，学界至今聚讼不已。黄宗羲说：“泰州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

耿定向，号楚侗，又号天台，麻城人，出身贫寒，嘉靖进士，官至户部尚书，为官廉洁。与其弟定理、定力，号称“三耿”。定向笃信王阳明的良知之学，与王门交游，自称是王艮的私淑弟子。他主张“以常知为学”、“以不容已为宗”。他早年厌烦理学的繁琐，晚年有见于心学泛滥，“崇虚躭无”，肆意发挥，又试图提倡程朱理学来诊治心学之流弊，用理学调和心学。他笃信通达百姓日用的“常知之学”，反对把圣贤的“费中隐”的道理故弄玄虚。晚年著《译异编》一书，主张以儒学融会佛学，主张用儒家的思想和语言“转佛书”，译其语言，使通中国。他认为佛教有其价值，但大可不必抛弃儒学的“大中至正之道”去遵从佛教。

张居正，号太岳，江陵人，当了十年内阁首辅，是万历前期实际执政者。他兼综王霸，并用恩威，以商的整肃、强盛，秦的威猛为致治理想，批评礼文过甚而导致的软弱、颓废，批评宋代的弊习。他主张王道与霸道、义与利的统一，肯定《尚书·洪范》为治国的大经大法，重视礼制，主持《大明集礼》的修订。他尊重王阳明，与王门后学交游甚广。他重视教育，特别是各级地方学校，但不喜聚众空谈，拉帮结派，后因种种原因导致万历七年下令毁天下私设书院。这是他一生最大的败笔。反对乃至禁锢民间自由讲学，堵塞了言路，阻碍了思想自由，为当权者镇压知识人铺平了道路。他对宋代的反思是片面的，宋代不杀士人，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而他推崇明太祖朱元璋以降的专制主义。他与何心隐、耿定向都有来往，其亲其疏就不用多讲了。

李贽，字卓吾，福建泉州人，54岁辞官后从事著述与讲学，曾居黄安，又迁居麻城龙潭湖芝佛院。湖北是他的第二故乡，其主要著作《焚书》、《藏书》，是他客居麻城二十年间写成的，并在生前刋行于世。他的学术堂庑宽广，诸子百家与五教（儒、释、道、耶、回），无所不通，交游甚广，尤其因其先祖的关系，受回教即伊斯兰教的影响较大。万历三十年（1602年），朝廷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逮捕了李贽，同年3月他在狱中自尽。李贽与颜山农、何心隐一样，都是“思想犯”。李贽的思想振聋发聩，强调独立思考，“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批判“假道学”。晚年主张“童心说”，强调“童心”即“真心”，批评专制主义的伦理说教。又主张“唯情论”，把“情”抬到本体的地位。他主张冲破礼教的束缚，追求爱情与幸福。他的婚恋观与妇女观，突破了当时的主流社会伦理。他主张“人皆有私”，提出了“正谊即为谋利”的义利观，又尊崇个性，反对奴性，追求平等自由。他的思想影响了明中叶直至近现代的诸多思想家、文学家与艺术家。

嘉万年间湖北还有一位大经学家，应城人陈士元（1516--1596），字心叔。进士及第后，官滦州知州，颇有佳绩，因才见忌，辞官不仕，闭门著书四十余年。在易学研究方面，陈士元主张由“象数而通辞、由辞而通道”的研易理路，对《易》中之象进行了细致分梳和归类，肯扬《易》的卜筮功用，注重发明《易》中“阴阳消长、治乱存亡之几”和“中道”思想，其解《易》具有“比类明义，象理互通”、“以经注经，以史证经”的特点。他对五经在流布过程中所产生的异文进行了蒐集和考订，对《论语》一书中的名物制度作了详细考释，对《孟子》一书所关涉的史实和所援引的诸经之文作了稽查和核准，研讨了《孟子》一书中具有争议的文辞，并征引诸种传世文献对《孟子》的逸文作了搜集和整理。陈士元的思想，早期深受湛甘泉之学的影响；但中年被罢官之后，其思想的重心逐渐由儒家之学而转向释道两家；至晚年，则较为明确地流露出会通三教的思想倾向。

此期间还有黄梅人瞿九思，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进士，著《孔庙礼乐考》、《乐经以俟录》等，对孔庙礼乐的历史沿革、孔庙的建筑规制、乐舞的程式、配祀儒者的名单等进行了详尽的考释，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独得之见，是关于孔庙祭祀礼乐的详备史书。

晚明的大经学家郝敬（1558-1639），京山人。郝敬仕途坎坷，在浙江做过知县，在礼、户部做过给事中。47岁挂冠而去，筑园著书，不通宾客。他解经既不停留在对于经书自身的字句训诂考证上，也不是一味地发挥义理，而是基于对他所处时代思想界空谈道理、性命的深切忧虑，表现出强烈的批判性。与晚明时期其他学者相比，郝敬已开始积极主动地从经典中重新寻找宋明理学中所讨论的问题，如理气、心性、知行等问题的理解，并要求回到以重实践、重实事的原始的孔孟思想精神中去。如果用一句话概括他的这种思想，可谓是虚即实、上即下、体即用的一元论思想。这种思想在理气论中体现为理气无二、理在气中、理不遗事；在心性论中呈现为言心性不离才、情、形、色、习、端，不离人事日用；在知行论中表现为言知不离行，不离百姓日用。基于此，与其说郝敬是一位经学家，勿宁说是一位思想家，在事实上成为其后清初学术思想中的先导式人物。

（四）清代

清初学者胡承诺（1607-1681年），号石庄，竟陵（今天门）人，崇祯举人，入清隐居不仕，著作多种未能传世，现存《繹志》一书。胡氏提倡实学，要旨为“崇实”、“复礼”，与郝敬思想相呼应。他的“复性”之学，反对“蹈虚”、“捉空”，主强即事即物之“穷理”，主张回到周公、孔子。他肯定“切己”之学，强调“正”与“定见”。其“求道以实”之“实”，是身实、四端实、理实、动静实、五物实、万物实、万事实；道即吾身之全体，道又常存天地之间；故“求道者不可不从实”。他主张君子要下存理去欲之实功。他所谓“实学”，一是“事所当为”的价值理性与修身工夫之学，二是经世致用之学。

熊伯龙（1617--1669），汉阳人，曾做过顺天学政、国子监祭酒、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乃清初政学界大人物。他精通字母反切之学，知西洋天文算法，又能译佛经。他的代表作是《无何集》。在此书中，他批判了“天人感应论”，批判仙升、轮回等释、道思想，也批判鬼神与方伎中的世俗迷信，主张“舍虚取实”。他是我国十七世纪著名的无神论思想家，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重实证、专科学的思潮。

熊赐履（1635--1709），字敬修，孝感人，康熙年间的理学名臣，曾任刑部、礼部、吏部尚书，东阁大学士。研程朱之学，尊朱子，辟阳明，对康熙帝提倡朱子学有重大影响。熊赐履强调道统正学，辟异端曲说，著作有《学统》、《闲道录》、《经义斋集》等。《学统》把历代学术史之人物，分为五层次：正统、翼统、附统、杂统、异统，崇孔、孟、程、朱，抑陆、王、释、道，在他的立场上辨正邪是非。他也批评训诂家危害圣道。他主张以“善”为本体，以“敬”为工夫，主敬明善，居敬穷理，下学上达。熊赐履对于满族政权走向稳定，重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为在清代复兴理学，起了重要的作用。

晚清有万斛泉（1808--1904）、黄嗣东（1846--1910）二人。万氏乃武昌府兴国人（兴国在武昌东南，领大冶、通山），大儒，性理学家，一生鄙弃科举，授徒为生。龙启瑞督湖北学政，专门建汉阳崇正书院，聘万斛泉主讲，以后主黄州河东书院、武昌勺庭书院等。尊程朱，践履笃实，一生在书院讲学，以理学造士，名声很大，名学生甚多（如吴县吴大澂等），朝鲜名儒徐相默曾率徒专程拜访。黄嗣东，汉阳人，曾在陕西为官，设书院授徒。他编了一部大型的《道学渊源录》，凡一百卷，传主达千名。

晚近还有王葆心（1868--1944），罗田人，两湖书院修业，学冠诸生，蜚声江汉。相继被钟祥博通、潜江传经、罗田义川、汉阳晴川等书院聘为院长，后任北京图书馆总纂、湖北国学馆馆长、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及武汉大学教授、湖北省通志馆馆长。在经学方面，他从小学考订入手，不着重繁琐的章句，而以贯通群经大义的主旨为主。著有《经学变迁史》一书，书中对历代经学源流条分缕析，极为渊惬。在史学、诗学、文学、方志学方面，著书多种。

张之洞曾任湖北学政、湖广总督，兴办新学，其学术思想在新旧之间。关于张之洞，论者夥矣，兹不赘。

综观北宋初至清代末的湖北儒学，深知湖北学人与来湖北的学人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对话性与务实性。宋代湖北是理学交汇之地，以二程洛学、湖湘学、朱子学的碰撞为主，第一流学者纷纷来此会讲论学，砥砺品行。元代以赵复一人使理学始复兴于北中国。明代湖北儒学更为复杂，王阳明及其后学（特别是泰州学派）、陈白沙与湛甘泉学俱兴，会通三教成为趋势。其间，早期启蒙思潮成为一大亮点。明后期与有清一代，学者们重视程朱，重视经学诠释，主张重新“回到孔孟”，强调践行，注重心性实学与修养功夫，是其时代与地域特性使然。由宋至清，湖北学者重视讲学与事功，其总的趋向是由虚而返实。

湖北儒学史与周边地区及全国的儒学史相互联系，与佛、道、耶、回诸家诸教彼此激荡，相互影响，是整体学术思想史的一个部分。在一定时间限断内，湖北的儒学并不比别的地区更精彩，例如明清时期的一些时段与江西、安徽、江浙、湖南相比，相形见绌。但湖北的儒学也有自己的特点。考察这些特点，还需要做社会学、历史学的研究，还要与社会经济、教育、书院史等相联系。这都不是在一篇文章中能解决的问题，我们还只处在摸清家底的阶段。当然，我们也不要轻视湖北儒学史上的人物，例如郝敬、胡石庄，就为我们的东邻----日本的一些大学者所推崇。当然我们不需要“挟洋自重”，但我想说的是，应当下功夫把本地区文化史、学术史、思想史上的人物、共同体、思潮、事件的基础的原始的资料、年表及资料长编整理出来，这是基本功。在这些资料中，尤其要重视思想家著作的刋刻与流传的情况，思想家当世及后世的影响力。在此基础上，才谈得上作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及注释：
 
[i]本节参考郭齐勇：《诸子百家大半出于楚》，武汉大学校刋编：《大学生作品选》，1981年第2期。
 
[ii]唐长孺：《汉末学术中心的南移与荊州学派》，《唐长孺文集》之《山居存稿续编》，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4月，第157—170页。
 
[iii]本节参考书：萧萐父、许苏民著：《明清启蒙学术流变》，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张学智著：《中国儒学史·明代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龚书铎主编：《清代理学史》（上卷史革新著，中卷李帆著，下卷张昭军著），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郭齐勇主编：《宋明时期湖北的儒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本书的作者有：郭齐勇、文碧方、陈乔见、唐琳、孙劲松、张杰（欧阳祯人）、孙奕、刘体胜、梁林军、董玲、张鹏伟（按书中内容的次序排名）等。

湖北学术思想史讲稿（上）

上一篇略讲了从先秦到近代的湖北学术思想史概况，下篇我们大致谈谈近现代的情况。说到近现代的湖北学术思想，鄂东是值得浓墨重彩之地，本篇我们拟着重讲讲现代鄂东的学术名家及文化现象。

巍巍大别山和奔腾长江水之间夹着鄂东黄冈地区（旧黄州府）。它北抵河南，南靠江西，东与安徽接壤，西与九省通衢的武汉毗邻。山川瑰丽，英气凝聚，人文荟萃，云蒸霞蔚。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一代词宗、豪放派首领苏轼的代表作《念奴娇》就是被贬于黄州时写下的。鄂东的风流人物，史不绝书。远的如世界著名的药物学家李时珍就曾生于斯，长于斯。明清两代，这里出的进士，几占鄂省之一半。

近现代史上，此地更是人杰辈出。近现代鄂东的名流学者很多，仅蕲春县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就以教授县闻名全国。近现代影响很大的鄂东学者有王葆心、黄侃、李四光、熊十力、闻一多、汤用彤、王亚南、冯文炳、胡风、徐复观、胡秋原、叶君健、殷海光等。

这里要说明的是，杨守敬不是鄂东而是鄂西的学者，他对湖北乃至全国的影响很大。

我们将这十四位学术名家分为四个类别：国学大师、学者、文学家、思想家，略为讨论他们的思想行谊，并谈谈其出身地的文化传统与氛围，以期了解他们的人与思想之所从出。当然，这个分类是粗略的，有一点勉强，因为他们之中有人既是学者，又是文学家或者思想家。

一、近代湖北学术名家略讲

1.国学大师：杨守敬、王葆心、黄侃

杨守敬（1839-1915），谱名开科，榜名恺，宜都人，历史地理学家、金石文字学家、目录版本学家、书法艺术家、泉币学家、藏书家。1899年，被湖广总督张之洞聘为两湖书院教习。1910年，被聘为湖北通志局纂修。1914年被聘为清史馆纂修。他一生勤奋治学，博闻强记，以长于考证著名于世，是一位集舆地、金石、书法、泉币、藏书以及碑版目录学之大成于一身的大学者。杨守敬一生尤以舆地学的成就最为突出，代表作是与门人熊会贞历时数十年写成的《水经注疏》40卷，使中国沿革地理学达到了高峰。

王葆心（1867-1944），字季芗，号晦堂，罗田人，国学大师。自幼勤奋好学，成年入黄州经心书院读书，府考以经学第一名录取秀才，后入两湖书院深造。民国时期历任北京图书馆总纂、湖北革命实录馆总纂、武昌高等师范（武汉大学前身）教授、武汉大学教授；其间兼任湖北国学馆馆长、湖北通志馆筹备处主任、《湖北通志》总纂。

清季，目击政府腐败，外侮凌逼，发愤撰《宋季淮西六寨纪事》和《圻黄四十八寨纪事》(后增订为《明季江淮七十二寨纪事》)，搜遗辑铁，将宋明末季楚东人民不畏强暴和抗拒侵略的壮烈故事，整理成为条理清晰和情节生动的史著，用以补正史缺失、宣扬民族气节、鼓舞人民抵御外侮。

1932年就任湖北通志馆筹备主任兼总纂。广搜博览全国志书达1400余卷，把将所载内容同有关历史地理资料查对考证，辨抄袭和证谬误、审体例、寻因革，找出其中融会贯通的脉络和体例变革的原因和切实可行的经验，撰写为《方志学发微》一书。成书前，先撰写《重修湖北通志条本》一卷问世，为当时修湖北志方案。抗战前，因为日本侵略军进逼华北，平津危急、为抢修湖北通志所需材料，曾多次北上。第三次在北平选抄材料时，“七七事变”发生，北平沦陷，先生携带手抄稿，备历艰辛、间道返汉。是年退居罗田故里，任县志馆馆长。

季芗先生治学严谨，主张义理、考据、词章三者并重。对经学、史学、文学、教育学均有研究。晚年于方志一门致力尤勤，遗著达170余种，是著名的方志学家。董必武多次指示搜集、保存、整理和出版其遗著，并亲笔题写“楚国以为宝，今人失所师”，以表墓门。

黄侃（1886-1935），字季刚，蕲春人，国学大师，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在经学、文学、哲学，特别是音韵学与训诂学方面造诣甚深。历任北京大学、武昌高等师范、中华大学、东北大学、南京中央大学教授，创立了我国古文字音韵学的理论体系与学派，即“章黄学派”。“章”即章太炎，黄侃曾拜章太炎、刘师培为师。程千帆先生说：“季刚老师的学问是既博且专的。无论你用经、史、子、集、儒、玄、文、史，或义理、考据、词章来分类，老师都不仅有异常丰富的知识，而且有非常精辟的发明。他在文字、音韵、训诂诸方面的成就是空前的。”

黄侃学识渊博，治学严谨，不肯轻易写书，生前说：“惟以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五十岁以前不著书”，结果他死于五十岁。他的《三礼通论》、《声类目》等已写定，其它书稿凌乱。他读书破万卷，在书籍的天头地脚写有大量的批注。现有影印《黄侃手批白文十三经》与后人整理出来的著作《文心雕龙杂记》、《黄侃论学杂著》等书。他一生瞧不上一些人读书浮光掠影，不能坚持把一部部书从头到尾读完，讥讽为“煞书头”。他临终前因胃溃疡大吐血，但仍坚持把正在读的一部书圈点完毕，才撒手归西。

他曾与宋教仁等一道参加反清革命，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上发表系列文章。1911年为《大江报》写社论《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直言造反，鼓荡民气，风传三镇，致使当局恼羞成怒，查封报馆，逮捕正副主编，酿成“大江报案”，成为武昌起义的序曲。民国四年，刘师培等筹安会拥立袁世凯称帝，拉拢知识分子，黄侃坚不参加，影响了很多知识人。与刘师培相比，黄侃一生大事不糊涂，作为独立的知识分子，洁身自好。晚年黄侃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入侵，非常愤慨，深忧国难。

2.学者：李四光、王亚南

李四光（1889－1971），蒙古族，原名仲揆，黄冈人，我国著名地质学家，首创地质力学，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家贫，自幼就读于其父李卓侯执教的私塾，14岁来武昌读高等小学堂，年青时留学日本，是同盟会最小的会员。辛亥革命后，被委任为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后又当选为实业部部长。袁世凯上台后，革命党人受到排挤，李四光再次离开祖国，留学英国伯明翰大学，获得硕士学位。1918年回国效力，任教于北京大学。1928年到南京担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后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会长。

1928年7月国民政府决定组建国立武汉大学，国民政府大学院（教育部）院长（部长）蔡元培任命李四光为武汉大学建设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并选定了武汉大学的珞珈山校址。1950年后，历任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全国科协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为中国的地质、石油勘探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他在地质学方面的主要贡献有：古生物蜒科的鉴定方法、中国第四纪冰川的发现和地质力学的创立。他根据数十年来地质力学的研究，从新华夏构造体系的观点出发，向毛泽东、周恩来分析了中国地质条件，认为在中国辽阔的领域内，天然石油资源的蕴藏量应当是丰富的。他指出，松辽平原、包括渤海湾在内的华北平原、江汉平原和北部湾，黄海、东海和南海都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

在1966年邢台大地震后，李四光指出要注意河北河间、沧州、渤海、云南通海、四川炉霍、云南的彝良大关、松潘、唐山……，都被李四光言中。当时很多科学家认为地震是无法预报的，李四光斩钉截铁地说，地震是可以预报的。

早年，辛亥革命胜利后，当年腊月，为庆祝光复，黄冈四杰——吴崑、刘子通、李四光与熊十力聚会于武昌雄楚楼。为抒发心志，共出一纸，顺次挥毫。吴崑书李白《山中问答》诗：“问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沓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刘子通发挥老子思想：“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若有心若无心，漂漂然飞过数十寒暑。”李四光书：“雄视三楚。”熊十力书：“天上地下，唯我独尊。”

王亚南（1901-1969），黄冈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历任中山大学、厦门大学、清华大学教授。王亚南父母早逝，在兄长支持下，他在黄州读完小学，毕业后考入武昌第一中学，又考入武昌中华大学教育系。大革命中，他投笔从戎，在长沙参加了北伐军，曾在军中任政治教员。大革命失败后，他辗转来到杭州，因生活所迫寄居在大佛寺。在这里，他结识了他事业上的重要伙伴——上海大夏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同样流寓大佛寺的郭大力。两个年轻人意气相投，一见如故，畅谈人生理想，很快结为至交。在此期间，王亚南开始钻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寻找变革社会的救国之道。郭大力见他对经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就建议两人一起从事《资本论》的翻译工作，从此，他和郭大力开始了近四十年的友谊与事业的合作。《资本论》也成了王亚南终身学习和研究的经典。

1933年王亚南因参与“福建事变”被通缉而亡命欧洲。在马克思的故乡德国，在《资本论》的诞生地英国，他广泛收集西方经济学资料，注重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动向，同时翻译了一些西方经济学著作。1935年他回到上海，和郭大力着手正式翻译《资本论》。1938年在经济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在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滋润的中国这块干涸的土地上，王亚南和郭大力十余年的艰苦奋斗终于有了结果：马克思主义的基石《资本论》三卷中文译本终于出版了！这不仅是中国经济科学研究中的一个新鲜事物，更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中的一件大事，对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首次全译《资本论》三大卷。王亚南和郭大力用10年心血，克服重重困难，是马克思经济学说在中国系统传播的里程碑。

王亚南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的开拓者之一。从30年代起，他就从中国经济史入手，探索旧中国的社会经济问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王亚南一生中最为杰出的贡献，是对中国地经济形态的理论研究，发表了一系列很有影响的专著：《中国经济原论》、《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等。

王亚南在经济研究方法论上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他极力倡导“应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来研究经济”。他认为经济科学是一门实践的科学，应该面对中国的实际，使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建立“中国经济学”。

王亚南是现代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教育家、解放后厦门大学第一任校长。他在大学执教三十多年，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和办学经验，对教育有深刻的理解。尤其对教育的本质和功能，对如何办好综合性大学、如何培养和使用人才以及如何治学，有许多精辟的见解。

王亚南毕生从事教育与社会科学研究事业，四十年如一日。他一生著译四十一部，文章三百余篇，春风化雨，哺育了无数英才。晚年在“文革”的酷烈考验中更是岁寒知松柏，彰显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气节操守。

3.文学家：闻一多、冯文炳、胡风、叶君健

闻一多（1899-1946），原名闻家骅，出身于浠水县一书香家庭，13岁考上留美预备清华学校，22岁(1922年)去美，到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学画三年，却找到了他的诗人之笔。他历任中央大学、武汉大学（任文学院首任院长并设计校徽）、山东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北京大学教授，是我国著名诗人，学者，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

闻先生1923年出版了第一部诗集《红烛》，把反帝爱国的主题和唯美主义的形式典范地结合在一起。1928年出版第二部诗集《死水》，在颓废中表现出深沉的爱国主义激情。此后致力于国学经典的整理与研究，对《周易》《诗经》《庄子》《楚辞》下了很大功夫，其成果汇集成为《古典新义》，被郭沫若称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1937年抗战开始，他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抗战八年中，他留了一把胡子，发誓不取得抗战的胜利不剃去，表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1943年后，因目睹国民政府的腐败，于是奋然而起，积极参加反对独裁，争取民主的斗争。1946年7月15日在悼念李公朴先生大会上，闻一多忍受着连日饥饿带来的折磨，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演讲》，当天下午即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闻一多的诗具有极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气质。爱国主义精神贯穿于他的全部诗作，成为他诗歌创作的基调。闻一多的诗篇发展了屈原、杜甫创作中爱国主义传统，具有鲜明的时代感以及社会批判的性质。在西南联大校友会召开的闻一多先生追悼会上，朱自清先生评介了闻一多在学术上的巨大贡献：闻一多是中国抗战前“唯一的爱国新诗人”，“也是创造诗的新格律的人”，“他创造自己的诗的语言，并且创造自己的散文的语言”。朱先生又详尽地介绍闻一多对神话、对《楚辞》《周易》《诗经》《庄子》等各方面研究的成就。遗著由朱自清编成《闻一多全集》四卷。

民间传说，闻一多新婚那天，亲友纷纷前来贺喜。好久了，还不见新郎，大家以为他更衣打扮去了。当迎亲花轿快到家时，人们才在书房找到他，原来他仍然穿着旧长袍在看书。家里人说他一看书就“醉”。

冯文炳（1901-1967），笔名废名，黄梅人。著名文学团体语丝社成员，周作人的大弟子，现代小说家。

在我国现代文坛上，冯文炳是有独立精神人格的作家和学者。冯文炳可谓是楚地的一个奇才。1907年6岁时始入私塾读书，1911年入县八角亭第一高等小学读书，1916年到武昌入启黄中学就读，开始接触新文学。

1917年进入湖北省第一师范学校，其间深受“五四”青年爱国运动和新文化思潮的影响。1920年省一师毕业后，任教于武昌完全小学，业余时间学写白话诗文，开始与周作人通信。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班，常在胡适主编的《努力周报》上发表文学作品。1924年正式升入北大英国文学系，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1925年10月冯文炳先生开始用“废名”的笔名出版了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竹林的故事》。以后陆续出版的有《桃园》、《枣》、《莫须有先生传》等。其作品多写故乡普通劳动者，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独创的艺术风格。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返回故乡黄梅任中小学教员，其间他精研佛学，在冯氏祠堂里写成了《阿赖耶识论》一书。抗战胜利后，冯文炳于1946年重返北京大学中文系任副教授、教授，讲授《外国文学名著》、《现代文学》等课程，同时创作反映黄梅避难生活的自传体长篇小说《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冯文炳调到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前身）中文系任教授。在吉林省工作期间，冯文炳主要从事文学教学和文学研究，先后讲授《写作实习》、《杜诗研究》、《鲁迅的小说研究》、《新民歌》、《美学》等课程。

冯文炳为京派小说家，其作品以田园牧歌的风味和诗化的意境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独树一帜，而被人们称为田园小说和诗化小说。在表现手法上，他受到古代诗词的影响。朱光潜说：“《桥》里充满的是诗境，是画境，是禅趣。每境自成一趣，可以离开前后所写境界而独立。”

关于冯文炳与熊十力先生的交游，学界曾传为美谈。废名与俞平伯、冰心等都是知堂先生周作人的得意门生。废名十分尊重他这位大同乡前辈熊十力先生，但在学问上则常与之辩难。每有争执，双方都面红脖子粗，废名拂袖而去。第二天废名再来，他们又和好如初，谈笑风生。这在北大传为笑谈。足见他们二人都如孩童赤子，一任感情自然流露。1936年，废名的儿子满周岁，熊先生还去拜访，送六块银元祝贺。1947年，熊先生在北大与废名同住。彼此见面，少不了唇枪舌剑。

胡风（1902-1985），原名张光人，蕲春人，著名文艺理论家、评论家、翻译家、诗人。现代文学史上“七月诗派”的代表人物。1920年起就读于武昌和南京的中学，其间开始接触“五四”新文学作品。1925年进北京大学预科，一年后改入清华大学英文系。不久辍学，回乡参加革命活动，后一度任职于国民党的宣传、文化部门。1927年加入共青团。1929年到日本留学，参加日本共产党。1933年因在留日学生中组织抗日文化团体被驱逐出境。回到上海，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宣传部长、行政书记，与鲁迅常有来往。

1935年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引发“两个口号”的论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主编《七月》杂志，编辑出版《七月诗丛》和《七月文丛》，并悉心扶植文学新人，对现代文学史上“七月”派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曾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委、研究股主任，辗转于汉口、重庆、香港、桂林等地从事抗战文艺活动。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七月》被迫停刊，他另编文学杂志《希望》。创刊号上发表舒芜的《论主观》和他自己的《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两文，由此引起关于“主观”问题的论争和对于他的文艺思想的批判。1949年7月在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胡风当选文联委员、作协常委，并任《人民文学》编辑委员。他以抒情长诗《时间开始了！》欢呼新中国的建立，

1952年开始被批判。1954年，针对文艺问题提出30万言意见书，结果变成震撼全国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从此陷于寃狱。

1980年9月，中央作出审查结论，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是一件错案。平反后，胡风担任第五届、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顾问、中国艺术研究院顾问。1988年6月18日，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进一步澄清了这一历史。

叶君健（1914-1999），湖北黄安（今红安）人，笔名马耳，作家，翻译家，儿童文学家。1936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外文系。抗日战争爆发后，叶君健停下了自己的小说创作，投身到抗战的宣传工作之中。1938年在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政治部第三厅从事国际宣传工作，同年参加发起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他辗转于武汉、香港、重庆等地，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外语，作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在香港主编英文刊物《中国作家》，又任重庆大学、中央大学、复旦大学教师。他在这一时期所翻译的中国抗战文学作品，后来被收为英语和世界语两个集子出版。

1944年，叶君健应英国战时宣传部邀请，任中国抗战情况宣讲员，到英国各地演讲，宣传中国的抗日战争，并重新开始一度中断了的小说创作。抗战胜利后，叶君健在英国剑桥大学英王学院进修，做欧洲文学研究员，用英语创作了短篇小说集《无知的和被遗忘的》、《蓝蓝的低山区》，长篇小说《山村》、《他们飞向前方》等。这些作品都是出于向国外读者“解释中国”的目的而创作的。

1949年叶君健回到祖国，又投身于宣传家的事业，历任辅仁大学教授，文化部外联局编译处处长，《中国文学》副主编，长期主编英文刊物《中国文学》。曾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外文学交流委员会主任，是民盟中央委员，全国第三届人大代表，全国第五、六、七届政协委员。

他著有长篇小说《土地三部曲》(《火花》、《自由》、《曙光》)、《寂静的群山三部曲》(《山村》、《旷野》、《远程》)，散文集《两京散记》，短篇小说集《叶君健小说选》、《叶君健童话故事集》等。另外译著《安徒生童话全集》等。

作为世界知名的小说家和翻译家，叶君健对我国儿童文学事业的发展也予以极大的关注，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叶君健的文学创作的主要特征是：高度的现实主义精神，诗的意境与韵味，以及简洁朴素的语言风格。

4.思想家：汤用彤、熊十力、徐复观、胡秋原、殷海光

“五四”之后，学术界出现了文化守成主义思潮，其中有学衡派、现代新儒家等。正如我们多次讲过的，文化保守并非政治保守，恰好相反，这一思潮的代表人物在政治层面都是革新派。这一思潮是从中国文化自身的大传统中生长出来的，是面对强势的西方文化的挑战应运而生的，在20世纪中国是最具有根源性的思想文化的流派。这一思潮在现代中国反思与批判片面的现代性（包括全盘西化或全盘俄化）的思想流派，也是在现代中国积极吸纳西学、与西学对话，又重建传统并与传统对话的最有建设性与前瞻性的思想流派。这一思潮是非官方、非主流的。其代表人物都是在野的公共知识份子，故深具批判性与反思性，又是专家、学者兼教师，在哲学、史学与教育界等领域有着卓尔不群的建树。

在学衡派中有黄梅汤用彤先生。汤先生曾经主持《学衡》杂志的编务工作，与吴宓等人被称为“学衡派”，学衡派明确提出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主张，对激进文化主义的断裂论式的主张持反对态度。汤用彤认为文化的发展，只能是走渐进的道路，“夫历史变迁，常具连续性。文化学术虽异代不同，然其因革推移，悉由渐进。”汤先生反对激进派之彻底抛弃旧文化的观点，认为不能割断历史，强调古今中外的文化交汇。他主张熔铸今古、会通中西。

现当代新儒学的背景是价值系统的崩溃、意义结构的解体和自我意识的丧失。近现代中国的思想危机是“意义的危机”，即人们对于人生、宇宙的基本意义的看法与信仰的危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外来思潮冲击下所出现的“精神的迷失”格外地显著。

湖北是现代文化守成主义思潮及其中坚——现当代新儒家的渊薮。在现代新儒学思潮中，有三位鄂东学者。他们是：黄冈熊十力，是第一代中心开启式的人物；浠水徐复观，是第二代港台新儒家的中坚；黄陂胡秋原，也是第二代，属于广义的现代新儒家中的一员。

在现代中国，与文化守成主义、现代新儒学思潮相辅相成的，有自由主义思潮，我们鄂东也出了一位自由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黄冈殷海光。殷海光与熊十力、徐复观有很多交集。

汤用彤（1893-1964），字锡予，祖籍黄梅县，生于甘肃省渭源县。汤家于清乾嘉时从江西迁至湖北黄梅，以教书为生。其父汤霖，清光绪十六年进士，曾任过几任知县，后在京曾赴各省任考官。汤用彤先生三岁前不会说话，三岁的那一年，有一天突然一字不差地用黄梅话背出了《哀江南》，其父非常惊异。由此他很早就在父亲的教馆中接受教育，即幼承庭训，以后在北京顺天学堂开始接受新式教育。

汤先生1912年考人清华学校，1917年毕业，考取官费留美。后因治砂眼而未成行，留在清华教国文。1918年与吴宓一起赴美，先在明尼苏达州汉姆林大学哲学系，主要选修哲学、心理学，1919年人哈佛大学研究院，与陈寅恪同时学习梵文、巴利文及佛学，仍进修西方哲学。后经吴宓、梅光迪引见白壁德（Babbit）教授。白氏是美国当时著名的新人文主义者，认为中西文化传统在人文方面互为表里，对孔子尤为称赞，并希望中国学人能撷采中西文化之精华，以求救亡图存，而不蹈西方之覆辙。汤用彤后来的文化观和治学态度，很多与白氏契合。哈佛期间，他与吴宓、梅光迪被誉为“哈佛三杰”。汤用彤先生受美国学者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影响，该派学说对现代性有着强烈的反思意识，对近代西方功利主义和浪漫主义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持忧患态度。新人文主义认为现代社会的进步，并不必然以破坏传统文化为代价。

1922年在哈佛获得哲学硕士学位回国，汤先生历任东南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教授。1947年汤用彤休假赴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讲中国佛教史一年，次年婉拒哥伦比亚大学讲学之邀，决定回国。1949年1月北京解放，汤用彤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1951年后任北大副校长。1953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兼任历史考古委员会委员。1956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成立，任学部委员。汤先生是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届常委，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是中国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佛教史家，教育家、著名学者，现代中国学术史上会通中西、接通华梵、熔铸古今的国学大师之一。他能同时上中西印三门课：印度佛学、魏晋玄学、欧洲唯理论与经验论哲学。代表作有：《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印度哲学史略》、《魏晋玄学论稿》等。

汤用彤与熊十力、钱穆、蒙文通诸先生的交游颇有趣味。熊十力是哲学家，黄冈人。钱穆(宾四)先生是国学大师，无锡人。蒙文通先生是廖平和欧阳竟无的弟子，博通经、史、佛学，巴蜀人。蒙先生每与熊先生聚首，必打嘴巴官司，从佛学到宋明理学，二人往往争得不可开交。敦厚的汤用彤先生在旁观战，独默不语，只有钱先生从中缓冲。钱穆先生在《师友杂忆》中曾回顾了他们交游的一些细节。有一次，他们四先生“同宿西郊清华大学一农场中。此处以多白杨名，全园数百株。余等四人夜坐其大厅上，厅内无灯光，厅外即白杨，叶声萧萧，凄凉动人，决非日间来游可尝此情味。余等坐至深夜始散……至今追忆，诚不失为生平难得之夜。”这是何等的境界啊！

季羡林先生说：“在汤用彤先生身上，镕铸今古、会通中西的特点是非常明显的……汤先生的人品也是他的弟子们学习的榜样。他淳直，朴素，不为物累；待人宽厚、处事公正。蔼然仁者，即之也温。他是一个真正的人，他是一个真正的学者，他是一个真正的大师。”

熊十力（1885-1968），湖北黄冈人。和这一思潮中的梁漱溟、马一浮、钱穆先生是朋友，也与这一思潮中的张君劢、方东美、冯友兰、贺麟相过从。他参加过辛亥革命，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没有受过任何旧式教育和新式教育，可谓自学成才。他家里非常贫穷，在我们湖北东部的穷乡僻壤诞生的，只读过半年的私塾，幼年放牛，16-17岁的时候游学于乡间，后来与同县何自新、浠水王汉到武汉来，受到维新派的影响，读孟子、顾炎武的书，萌发了革命志向，并邀请四方豪杰共图天下大事。为“运动军队”，他投到武昌的新军第31标当兵，发起组织黄冈军学界讲习社，然后图谋起义，奔走呼号，被清廷鄂军首领张彪所通缉。1917年-1918年，他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护法运动，后来他看到辛亥革命以后，世风日下，国民党人竞权争利，革命终无善果，愤然弃政向学，研读佛学和儒学来探究人生的本质、真谛，增进国民的道德。

熊十力曾执教南开学校，后来到南京内学院，在欧阳竟无大师门下打下了坚实的佛学基础，接受了严格的哲学训练。1922年由梁先生介绍，也由于蔡元培先生识才，这个时候熊十力先生开始在北京大学担任特约讲师，讲授佛教的唯识学。在北大的环境中，熊先生得以独立思考，而且和学术界的精英开始讨论学问，这才是他成为一个哲学家的真正的开始。1923年熊十力进一步背弃了他老师的学说，背弃了欧阳大师的唯识学，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观念，后来经过十年的苦学精思，他构建了自己的哲学体系《新唯识论》。这本书出版以后，得到了蔡元培、马一浮先生的高度赞扬。他创立了融汇儒佛的所谓新唯识论的哲学体系，是回到中土的立场，中国儒家《周易》的立场。

抗战时期熊十力颠沛流离，生活非常困难，他以对国家、民族、人民，对传统文化的执着的爱戴，自甘寂寞，乐以忘忧，勉力著述。他的哲学体系在当时有一定影响，抗战末期出版的《新唯识论》（语体本）、《读经示要》这是他思想成熟的一个标志。这时，他被聘为北大哲学系教授。1950年以后，他的生活与著述得到他的老友董必武以及周恩来、陈毅、郭沫若等人的关照。1954年以后定居沪上。他是全囯政协委员，北京大学一级教授，世界级的哲学家。

熊先生一生带有鄂东的乡土气息，斯文中略显朴拙、狂放、随性。抗战时期在后方，一次听到误传的消息，说是他的兄弟子侄遭日本飞机轰炸遇难，他顿时嚎啕大哭起来！1944年春节，大年初四，弟子们专程来到他的住地为他祝60寿，他突起悲心，情不能已，大哭不止，寿庆活动不得不打住。情感丰富的熊先生同时又是理性思维一流的哲学家，当然他的理性活动中并不排斥感性直觉与智性直观。

他学问的轨迹大概是这样的：早年批评六经，认为六经是拥护专制政体的书，中年学佛学，从大乘有宗入手，后来又扬弃了有宗，深研空宗，然后又扬弃了空宗，最后反求诸己，通过自己的人生体验，回到儒家《周易》的立场。他的哲学观点是体与用的不二，就是有其体就有其用，体和用是贯通在一起的，有此体就有此用。心和物不二，心是精神的力量，物是物质的层面，他认为精神的东西和物质的东西是融合在一起的，能量和质量是融合在一起的，天和人也是可以打通的。他所谓本体论的本体，讲的是一个道德心性的本体，《中庸》里面讲的性，《孟子》里面讲的心，他认为这是人的生命存在的本体，是宇宙万物最重要的根源处。在一定意义上，他讲的是人生生命的意义，人生的价值是最重要的。在物欲横流的世界里面，我们如何去寻找人生的真谛、本质与宇宙的本体？他常常讲：我们人和天地万物是相互关联的，其中有一种最高本体的东西，乾元性体，本心，也就是心性本体，这里面有乾阳清刚之气，有很大的创造力。他反对西方的二元分离的方式，天人分割的方式，反对西方的鸿沟，天和人之间的鸿沟，或者有一个什么造物主。他认为，《周易》乃至五经，我们的文化传统中没有这样一种天人、主客、心物之间的隔阂。他说，仁心本体是宇宙万象和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一个根源处，他把这个东西叫做本体，由此开发出人类的社会文化和自然世界。

他终其一生营造他的本体哲学，从儒家哲学的思想资源里发掘并重建了“大本大源”。他认为，哲学的根本任务即是“明示本体”，哲学“以本体论为其领域”。他所说的“本体”是什么呢?“仁者本心也，即吾人与天地万物所同具之本体也。”“盖自孔孟以迄宋明诸师，无不直指本心之仁，以为万化之源、万有之基。即此仁体，无可以知解向外求索也。”如同“仁”“本心”“良知”，熊先生之“本体”，不是“自然本体”，而是生生不已的、刚健运动的“生命本体”。

熊先生大谈本体论问题，尤其是把儒家哲学的内核——内圣之学中所探讨的心性关系问题、道德哲学的问题、人的安身立命的基础和终极寄托的问题（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关于人的存在的问题），把从先秦到宋明儒关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加以系统化、体系化，同时又投注了自己的生活体验，投注了自己的感情和全部生命，从而在中国儒学史上第—次公开地以“本体论”的名目标志他的儒家哲学体系。熊先生说“体用不二”之论是“自家体认出来的”。

熊十力弘扬的是中国文化中特别强调的道德的智慧和道德的本体与主体，他开辟了现当代新儒学的精神方向，并在这个意义上影响了他的学生——第二代现代新儒家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胡秋原先生等。在一定意义上，看老师如何，要看他是否培养出了优秀的、有创造性的、杰出的弟子。熊十力后来的地位这么高，与唐、牟、徐等不无关系。

徐复观（1903-1982），湖北浠水人。是思想家与思想史家。他是勇者型的人物，出身贫寒，早年在军政界供职，曾是蒋中正侍从室的秘书，少将军衔，50岁以后才专力治学，曾任台中东海大学等校教授。当然他有很好的国学基础，早年在武昌学习国学，得到黄季刚先生的赏识与王季芗先生的栽培。徐先生是平民思想家，他和浠水苦难的百姓总是连在一起，他生前念念不忘的是家乡，他的母亲，他的贫苦家庭，有着很深的乡情。

徐先生当年听到熊先生的盛名，非常仰慕，抗战时在重庆他曾经拜访过熊先生，他是穿着笔挺的军服去的，到了以后在熊先生面前高谈阔论，被熊先生劈头盖脸地骂了一顿。熊先生说你读了什么书啊？他在熊先生面前讲：“我读了王船山的著作。”熊先生问王夫之有什么书？他说王夫之有《宋论》、《读通鉴论》、《老子衍》、《庄子通》等等。熊先生说那你说一说王夫之的《宋论》，徐先生就把王夫之等明末清初大思想家的书大胆地批评了一顿。熊先生立即予以当头棒喝，说你这个小子，你根本没有读懂，你根本没有资格讲王船山，你回去给我老老实实把王船山的书重读一遍，读完了以后你再来跟我谈话。徐先生后来回忆说，熊先生的“骂”是起死回生的一“骂”，他说熊先生教会了他如何读书，他说他过去读书非常傲慢，读到古人的话无不批评，现在看来，确实没有读懂，而熊先生则告诉了他怎么读、怎么做学问，他说他从那以后就抱着一种诚心去读书，认认真真的去体会，去分析，认真分析古人的得失。

这次见面对徐复观后半生的影响甚巨，从此他决心步入学术之门。其后徐氏受到熊十力的不断锤炼，他才从个人的浮浅中挣扎上来，不再被浮浅的风气淹没下去，从而找到了自己的精神方向，将满腔真情倾注于中华文化的存亡绝续上，誓言“要为中国文化当披麻戴孝的最后的孝子”。

徐氏与唐、牟为同道，共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与唐、牟不同的是，他是思想史家而不是哲学家；对传统与现实的负面，特别是专制主义政治有很多批判；有庶民情结，是集学者与社会批评家于一身的人物。徐先生是“以人、人民为根本去掌握事物的儒家”，而熊十力与唐、牟则是“从超越的、先验的方面去掌握事物”，徐先生是“激进的儒家”，熊与唐、牟是“超越的儒家”。（参见陈昭瑛《一个时代的开端》）这一对比颇能道出徐与唐、牟的差异。唐、牟致力于建构道德形上学的体系，徐复观则有反形上学的倾向。徐先生反对以西方哲学思辨作为唯一标准衡量中国哲学思想，反对“知识的游戏”，忽视了活生生的具体的人及人的生存体验。徐先生从具体生命、生活上去接近孔子等思想大家，肯定儒家思想是从人类现实生活的正面来对人类负责的思想。

作为思想史大家，徐复观治学严谨扎实，有考据的功夫，把考据、义理与辞章三者结合得很好。他对先秦人性论史、两汉思想史、中国艺术精神与艺术史有深入的研究与独到的见解，其中指导性的乃是一道德史观或心性史观，认为中国文化是由上向下落，由外向内收的“心的文化”，人心是价值之源与生命的导向。“忧患意识”一说即来自徐氏，指表现在西周初年周公等人“敬”“敬德”“明德”观念中人的精神集中、对事的谨慎、认真的心理状态，由信神而转为人的自觉，乃殷周之际从原始宗教挣脱出来的中国人文精神之跃动。由此凸显的是主体的积极性与理性，自觉反省，对自己行为负责。这种人文精神自始即带有道德的性格。徐氏认为孟子性善论是一伟大的发现，每一个人即在他的性、心的自觉中，得到无待于外、圆满自足的安顿。性善证实了人格的尊严，同时即是建立了人与人的相互信赖的基础，也提供了人类向前向上的发展以无穷希望的根据。孟子的王政，即是以人民为主的政治。

徐先生比较重视经学与经学史，创造性地诠释礼乐文明。他通过对周秦汉，特别是汉代社会政治结构的探讨，深刻地揭露、鞭笞了专制政治。他特别重视知识分子问题，不仅考察了“史”的原始职务，与祝、卜、巫的关系，尤其论述了史职由宗教向人文的演进，宗教精神与人文精神的交融。他对汉代优秀知识分子以理想指导、批判现实政治的研究，多所弘扬。徐先生特重发掘中国历代知识份子对于治道与民生的关切、介入，以天下为己任和以德抗位、道尊于势的传统，肯定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入世关怀、政治参与和不绝如缕的牺牲精神。

徐氏身上即体现了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以价值理念批评、指导、提升社会政治的品格。他一生在学术与政治之间，“以传统主义卫道，以自由主义论政”。他是风骨嶙峋的勇者型的人物，时常批评政治，在政治上主张民主自由人权，有道德勇气。他的政论杂文十分丰富，在中国现当代思想史上的影响甚巨，可以说，他文化保守主义阵营中最具有现实批判精神、最易于与自由主义思潮相颉颃又相呼应、相融洽的代表人物。

徐复观是“大地的儿子”，临终前呼唤着他的母亲，他的故乡。在脍炙人口的《谁赋豳风七月篇——农村的回忆》一文中，他把土生土长的农村看成是中国人生命的源泉。他又说，他的生命永远是和浠水故地的“我那破落的塆子”连在一起的。他的骨灰最后回到了家乡湖北浠水，葬在了浠水老家。

胡秋原（1910-2004），黄陂人，是当代著名思想家、历史学家。胡先生是一名立身于道统的公共知识分子，他怀抱道德理想，积极参与、批评、指导现实政治，他曾考入武昌大学（武汉大学前身）就读，又负笈东洋，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胡先生放弃学业和官费，滞留上海，以笔为生。他参加过文学论争与社会史论战，又游历过欧洲。

胡先生的学术贡献：首先，表现在“理论历史学”的理论建构上。理论历史学是对中西历史哲学思想的批判、继承和发展。胡先生既有历史哲学的方法论的自觉，重视对历史认识的可能性及其条件的考察；又强调对历史作价值判断的重要性，因此他批判了实证主义思潮、科学主义思潮对价值问题的拒斥。其次，体现在胡先生从理论与历史的角度，对知识分子问题所作的系统研究。胡先生看重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认为历史上儒家知识分子以其道义担当抗议威权，着力于消解君主的政治主体性，从而缓和了专制的程度，形成开明专制，护持住中国的历史进程和文化慧命于不绝。胡先生的代表作《古代中国文化与中国知识分子》，着眼于对传统政治结构中道统与政统相互关系的分析，所强调的是承载道统的士人知识分子对现实政治权力的批导与限制。第三，他对民族主义思想有较大的贡献，是20世纪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的重镇。第四，在文化上，胡先生主张超越传统派、西化派、俄化派而前进。最后，胡先生认同儒家的核心价值。在胡先生看来，儒家的核心价值并不构成工业化、现代化的障碍，恰恰相反，儒家人文精神可以救治现代性危机，弥补宗教科技的偏弊，与自然和谐，因而求得人文与宗教、科技、自然调适上遂地健康发展。

胡先生热爱祖国，热爱湖北，热爱黄陂。1988年4月，为进一步推动祖国两岸的和平统一，他在台湾发起成立了“中国统一联盟”，并被推举为名誉主席。自此，他一直站在反分裂、反“台独”的第一线。1988年9月12日，胡秋原先生偕夫人并与长女一道，无视台湾当局的“三不”政策，以祖国统一为己任，从美国旧金山直飞北京，回到了阔别四十载的故土大地，成为“两岸破冰第一人”。在北京，胡秋原与老朋友、中共领导人李先念、邓颖超等亲切会面，共商国是。借此机缘，他回到母校，回到他日夜思念的家乡黄陂。当时，他的乡音未改，然鬓毛已衰。

殷海光（1919-1969），原名殷福生，黄冈人。中国著名逻辑学家、哲学家。曾从师于著名逻辑学家、哲学家金岳霖先生。西南联大毕业后，进入清华大学哲学研究所，并曾在金陵大学(原中央大学)任教。抗日战争爆发后，加入青年军。1946年至1949年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任《中央日报》主笔。1949年到台湾，因所写社论触怒了蒋介石，受到国民党的围攻、批判，被迫离开《中央日报》。自此，殷海光脱离国民党阵营，并转变成自由主义者。同年8月，他进入台湾大学哲学系任教。同年11月，他与胡适、雷震等人在台北创办影响巨大的综合性半月刊《自由中国》，任编委兼主笔。这个杂志的发行人虽为胡适、雷震，因胡适当时不在台湾，雷震以负责行政事务为主，真正的灵魂人物却是殷海光。他用言论、思想给《自由中国》杂志导航，使该杂志发行量扶摇直上，热销海内外。

殷海光先生是本世纪中国不可多得的自由主义斗士，风骨嶙峋的知识分子，一位充满着道德热情和道德勇气的理想主义者。他不畏强权，不避横逆，为弘扬五四精神和在中国实现自由、民主奋斗了一生，终因上世纪六十年代台湾国民党政府的政治迫害，抑郁患癌，过早谢世。其代表作有：《逻辑新引》、《思想与方法》、《中国文化的展望》等。

殷先生说他自己是“五四后期人物”，没有机缘享受五四人物的声华，却遭受着寂寞、凄凉和困厄。他一生沿着五四启蒙主义的道路，对中国传统积弊与现实负面作无情的鞭笞和批判，晚年尤能以今是而昨非的精神，勇敢地否定自己，修正与检讨自己对传统文化的片面理解，转而认同民族文化的优长与价值，批评西方现代化的弊病。晚年他与湖北老乡徐复观先生多次交谈。他在临终前说：“我的思想刚刚成熟，就在跑道的起跑点上倒下来，对于青年，我的责任未了，对于苦难的中国，我没有交待！”“我现在才发现，我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希望能再活十五年，为中国文化尽力。”可惜天不假年，赍志而没。

他的学生、美籍华裔学者林毓生教授在纪念殷海光的文章中说：“于孔孟思想中‘仁’先于‘礼’之道德主义性的观念，虽然与西洋近代自由思想的道德基础——康德的道德自主性观念——并不完全一样，但两者在理论上是可以交融的。因此，要实现自由与民主，今后中国有识之士，不应再食那五四时期对中国传统全面否定的牙慧，这种把自己连根拔起，向西洋一面倒的办法，从五四以来的中国思想史上看来，不但不易使自由思想在中国泥土上生长，反而使自己成为一个文化失落者。因此，中国自由主义者的现代课题，不是对传统的全面否定，而是对传统创造地改进。”（林毓生：《殷海光先生一生奋斗的永恒意义》）

二、试谈“鄂东文化现象”

现代鄂东的文化名人远不只这些，限于篇幅，我们只讲了这十多位。还有一些这里就不说了。例如几位大政治家也是极有文化底蕴的人物，辛亥革命元勋居正（广济，今武穴，1876—1951），中共元老董必武（黄安，今红安，1886—1975）等。居正、董必武与我前面提到的有的先生（如熊十力等）时相过从，特别关心、培植、提携鄂东文人。

宋元以降，特别是明清以来，鄂东地区人才勃兴，蔚为壮观，有人谓为“鄂东文化现象”。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独树一帜的人文景观呢？从地域性考察，这与鄂东地区的历史传统、社会风尚和地理环境有关。从时代性考察，这与近现代新文化在卾东的传播有关。

首先，鄂东乃鄂皖赣三省交会之地，处于吴头楚尾，乃吴楚文化交流碰撞的地段，历史上儒、释、道文化衍生杂糅，特别是禅宗祖庭圣地在此。正是在多种文化思想的滋养下，鄂东历代人才辈出。

其次，鄂东地区自古就有儒家重教兴学的深厚传统。“明清时期，湖北地方官学空前发展，学校设置的普及程度较高。社学之制的推行，为在乡村进行基础教育提供了条件，一方面使地方官学制度更为系统，另一方面也提高了农村基层的人文水平。当然，更为基础的还有为数众多的各种类型的私塾，承担着启蒙教育、培养童生的主要职能。”这一时期的书院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特别是清雍正至道光年间发展较快。“湖北书院在地域分布上是不平衡的，以黄州、武昌二府为多。明代新建七十余所书院中，黄州一府即占了1/3以上，加上武昌府属所占20%强，两府书院共占全省书院总数的54%左右。清代黄州新修书院亦在二十所以上，其中仅黄冈一县就多达十三所。”从科举的情况看：“有明一代，湖北各府州县科举进士总计达1119人。全省八个府中，以黄州府中进士人数最多，达321人；其次为武昌府，为232人。分州县统计，则麻城县为最多，达100人；其次为黄冈县87人。”“鄂东地区的进士人数不仅远远超过鄂西，而且超过鄂中江汉平原区。武昌、黄州二府的进士人数合计达553人，占全部进士人数的49．5%……即使按州县数平均，这两府所属各州县也是较多的，即平均每州县有进士29人以上。在全省15个进士人数达30人以上的州县中，武昌、黄州二府就有七个。”“清代湖北的进士人数较明代为多，到道光朝的约二百年间，全省共中进士960人，咸丰以后的六十年间则有302人。但是，地域分布虽不无变化，却仍未改变明代以鄂东为重心的基本格局。全省有15个州县的进士人数达30以上，其中武昌府3州县，黄州府4州县……其中以黄冈县人数最多，为122人……蕲水（今浠水）54人……麻城42人，黄安39人，进士大县绝大多数仍在鄂东。若以黄州、武昌二府及相关之黄陂等县计之，鄂东的进士人数仍佔全省进士的50%以上。”（均见张建民：《湖北通史》（明清卷），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今按，明代的黄州府有九州县：黄冈、蕲水、蕲州、广济、黄梅、罗田、麻城、黄安、黄陂。清代的黄州府有除黄陂外的八州县，黄陂被划到汉阳府。明清时期武昌府有十州县：江夏、武昌（今卾州）、蒲圻、崇阳、通山、通城、嘉鱼、大冶、兴国、咸宁。广义的卾东指黄州、武昌二府加上黄陂县等，狭义的鄂东即指黄州府。

以黄梅汤用彤家为例，数代诗书传家，汤用彤的曾祖父培养了三位进士，其中包括汤用彤的父亲汤霖。汤家家教极严，家训中有“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适而安”等语。这些风尚不仅在富有的家庭中传扬，平民家庭也以耕读传家为荣。熊十力、徐复观家中很贫寒，他们的父辈都是最下层的书生，教过蒙馆等。

再次，张之洞督鄂期间重视文教、开放教育的影响。张之洞自1889年由广州任两广总督调任武昌任湖广总督，直至1907年调任北京，在武昌一共待了18年。张之洞主政期间，不仅创办了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等我国早期工业，而且特重教育，兴办书院。他创办的经心书院、两湖书院等极县影响。王葆心就出自两湖书院，徐复观又是王葆心湖北国学馆的学生。这就是张文襄公的流风余韵。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张之洞在鄂兴办了新式学堂，如自强学堂，即今武汉大学前身。他还陆续创办了湖北武备学堂、湖北农务学堂、湖北工艺学堂、算学学堂、矿务学堂、湖北师范学堂等很多新式学堂，涵盖了军事教育、普通教育、实业教育、师范教育等多个层面，至辛亥革命前，武汉各类新式学堂已发展到100余所，学生人数超过1万人。除了中高等教育，1903年在武昌阅马场还诞生了中国第一所幼稚园，开创了我国近代幼儿教育的先河。张之洞新政初步完善了湖北的教育系统，建立了新学，使得湖北新式教育从学前到初等学堂，从初等到高等学堂形成完整的教育体系。与之相联系，有了新式的图书馆、报刊等文化事业。他以“请进来”的方式聘请了不少外国教员为学生上课，直接教授从西方传来的各类知识。在他的精神感召下，近现代湖北的文化教育发展较好，既有老传统，又有新文化。

最后，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清末士绅、学者、商人走南闯北，带来很多新的讯息。鄂东与九江、武汉等中西文化交会之地相邻，新思想传入相当快捷。这一地区在特殊的时代呈现出古今中外思想文化碰撞交流的状态，这就促使当地一些有思想的文化人批判、离异传统，而后又从高层次回归传统。

现代多数鄂东学人有一个特点，既开放，又有根柢，多数人最终融会中西文化，强调中国文化的根源性，创造性地弘扬、发展中国文化的优长，经世致用。

考察现代鄂东思想家、学者、文化名人的成长史，我们不难得出三条结论：

1、老传统的根基。他们之中不论出身贫寒者，还是富裕者，都通过家教、私塾等方式受到乡邦文化风教的深刻影响，打下了很好的做人与求学的基础，尤其是在发愤立志的进取心与道德心性的修养方面。

2、文化的开放性。鄂东文化生态较好，有开放性，因此这些人物除有一定古学的底子外，尤其是在乡邦就感受到了新思想、新文化的冲击力。

3、走出鄂东，走出湖北，才成就了这些湖北佬。我们不能不看到，他们大多数人的轨迹：少年时代离开鄂东来到武汉，青年时代在武汉读书，进而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求学，或到欧美、日本留学，然后又回归祖国，仍在大城市从事文教事业。上世纪50至70年代在台湾打笔仗的活跃学者中，有的就是鄂东学者，如徐复观、胡秋原、殷海光等，他们的人生轨迹大体如此。所以，我们还是要有清醒的头脑，不要因为强调地域文化，而孤芳自赏，固步自封。这些人物如果不走出鄂东仍至湖北，也绝不会成为“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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