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评范瑞平教授大作《大疫当前：诉诸儒家文明的伦理资源》

——兼论儒家义理与对新冠肺炎的道德分析

作者：李瑞全（[台湾]中央大学哲学研究所教授）

来源：原载《中外医学哲学》[香港]2020年第2期（Volume 18）

范瑞平教授就新冠肺炎的伦理反省而有的大作〈大疫当前：诉诸儒家文明的伦理资源〉一文，对于所主张的儒家的家庭主义固然一再发挥扩充和推展，此文更认真和推重近年流行的「儒家美德伦理」之说，以为是儒家文明所能贡献于当前全球流行的新冠肺炎的对治之优点，相对于西方的原则主义与自由主义在此全球流行病疫的偏颇失策，给予高度的评价。本文受邀就这方面试作一公充如实的回应，以就教于范教授和儒学与生命伦理学界之高明。本文以下列二个主题为言。

一、儒家之仁、礼、德之义理结构

由于儒学是中国文化与思想之主流，孔子立教即以继承尧舜与三代的文化为主，且多正面发扬中国传统经典与文献中修己待人的礼义之统，且在之后三千年的发展中，有被尊崇为正宗的孔、孟、荀先秦儒学，与复兴的宋明儒学，以及回应西方文化挑战的当代新儒学，着述与文献极多。因而对于儒学文献的取材与诠释，实有极大的空间。但是，儒家却也不是泛滥的学说，是在与佛、道、墨、法等诸家之对比而见出儒学的精神与要义，不可混同。儒学与西方哲学思想也自有可相容及相反之处，此亦必须有所掌握，更由于实与西方文化有不同表现，必须由此种种义理比对，方真足以彰显儒学的思想与文化哲学的核心义理。孔子之后二千多年的儒者，基本上共认孔子立教是以「仁」为核心的义理体系。由仁指点仁心，仁心由对他人所感知的安不安而呈现；由践仁而知天，而有天人合一的推展。三代特别是周朝，在文化贡献上自是以周公之「制礼作乐」使中国成为礼义之邦，在中国历史文化上的贡献最为伟大。而孔子最重要的哲学开创是把三代的礼乐制度收摄在仁的基础上，所谓「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即表示代表社会体制中的道德与政治制度，都必须以「仁」为基础。近人最明显表达孔子此一哲学思想核心观念即所谓「摄礼归仁」之旨。而仁主要的表现为对他人的苦乐与天地万物的感应感通上，即表现而为仁心之安不安上。是以，孔子指出「为仁由己」、重视每个人之践仁知天，发扬仁道的责任，故曰：「人能巨集道，非道巨集人」。而人之践仁即成就仁德。由此而成为仁人君子，最高则为上与天齐的圣人。此实为儒家的仁、礼、德的三重结构和重点所在。故孟子必以不忍人之心，即不忍其他人其他生命受伤害之心为基础，开展而为仁、义、礼、智四端，用以指导我们在生活中做人处世的实践的基本原则；而由不断践行仁义礼智，而成就有德的人格，故而有大人、君子、圣人之位阶。儒家重人之不断提升自己的人格价值，因此崇尚美德。但美德不是首出或基础，而是建立在仁心的基础上，仁义礼智原则的实践所成就的是道德人格。此所以本文认为范教授文中推崇儒家之美德之论固然不错，但以西方美德论之以德行为首出则不合儒家之本义，也是不合理的理论。因为，人既不是生而有美德，则必须由实践以成德，实践必有所依据，即依道德原则原理而实行，实践才真能成德，否则反会成为「德之贼」﹗西方现代文化渐失去追求人格的理想性，美德论在实践与原理上循环无解，故其美德论实是无根之论，只是空头的理论构想，不切合人类生命之必须由实践才可能成为有德之人的基本经验。

由于儒家关切人之日用伦常的道德表现，因此对于人际间的关系有极深刻的反省。儒家讲仁是从人与人之间的生命的同情共感开始，此即显现为我们对他人的境遇困厄的深切的关怀。而人间的同情共感在愈亲密的关系中愈具体而真切。人际间最重要和亲密的关系莫过于在生命发展历程中的自然表现，这一表现即在每个人都必须在他人照顾之下才能成长，即在一家庭之中的成长历程。自然的家庭自是以具有血缘关系的父母子女为基础。这也是一切生命的本性。由于长期的共同生活，而且在家庭中基本上是各尽自己的义务，而不是一种异化的政治关系，因而都是一种无私奉献的亲密的内在关系。父母之常为子女做的无偿牺牲，是子女之能健康成长的关键。而子女之反哺尽孝，使老有所终，也是各尽本心之义务，完全不讲利害。也没有权利义务对立的表现。此所以儒家实是以家庭为一亲密结合而不可分的单位，是以内在的家人结为一体，以全家作为社会政治的单位，以此回应社会、国家与天下的事务。而在德行实践上，儒家也见出我们最原初实是从家庭开始，故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正表示我们的道德实践，即「为仁」或「践仁」是从最亲近的人开始。由此推广出去，而成为以社会、国家和世界各族人民为一体的「天下一家」的理想。此中自是以和谐共存为基本原则，但也必以平等博爱互相对。儒家重视人伦关系，但人伦已不限于家人，而必偏及所有人，因此，儒家并不以家庭为终点，故必经由家而国，而天下，以至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儒家之家庭实不限于血缘，因此可以有各种过继、领养等结成与自然家庭一样无分彼此的伦理关系。更由此推展而可涵盖一切人与一切物，使天地万物共成一家。这才是儒家的天下的情怀，无限的宇宙和谐的理想境界。至于如何处理此中的道德两难，儒家又以「理一分殊」之「爱有差等」原理、「推己及人」之「恕道」、「天下归仁」的「仁道」来化解冲突，而不是出于私心自利的欲望和斗争。若停于以家为绝对，则只是乡愿式的基本教义派。儒家之尊崇禅让，批评三代，反对家天下的论述，正是反对国家政治上的“家庭主义”和独裁的极权主义的最明确观点。

综言之，儒家重视家庭，更重视每个人在修德上成就的德行与人格，发挥生命的价值。但这两者都必须建立在人之为人，即人性的根基上。此根基即在生命之间所具有的亲和感，同情共感，即仁心之感通上。「仁道」是儒家的核心观念与价值根源，由此自可涵摄和保护家庭伦理，可以保彰德行之价值，保卫人性人道而不流于片面或偏颇的极端主义。扭曲或不正视儒家之普世主义，宇宙关怀，实是贬低了儒家义理之格调和宏观的伟大的理想性。

范教授大文在引用文献和参考的着作和论者都不是依于儒学的传统而来。在文献上不是基于孔门记述孔子之言行的《论语》，而偏取汉代公羊家之论，因而以孔子所删编的《春秋》而论儒家义理，这在学术上是极不合理的诠释方法。而且更漠视，以至完全不用《孟子》与宋明儒等二千多年来的继承与发挥，《荀子》也只偶然被提及，这实近乎否定中国过去二千多年的文化传统和历史。本文在引用儒家的典籍上有意有所开展，这是本文的进步之处。但所引用的却不是儒家的核心文献和义理。如本文引用《周易》时也只用「家人」一卦，但此卦在传统中实无甚义理之深度，而众所常用认为是孔子诠释《易经》卦爻辞最重要的「十翼」中的「系辞」上下、「说卦」上下、「杂卦」、「干文言」、「坤文言」等居然一句都不用，这显是不能正视孔子之以仁义解说《易经》的意义。此实亦同于不能以《论语》解说《春秋》之有违学理学术的严重缺失。董仲舒之《春秋繁露》杂有阴阳家之说，以及诸如《吕氏春秋》之杂家之言，早己为历代儒者所论证为有歧出，不待赘言。因此。以这些文献为主来说孔门义理，自是不能掌握儒家之核心义理，更常有违儒学之本义。

二、在疫情中，中西方生命伦理学与自由主义之合理性与片面性

原则主义所继承和代表的是西方文化与伦理学思辩的传统，因而以现代个人主义和人权为理论的基础。此自是与中国文化和儒家有重要不同之处，但两者并不是不可相容的，实更可以有互相支援的作用。依儒家而言，原则主义是有偏差，但非对立的理论。在这次疫情中，许多生命伦理学家藉原则主义所尊崇的四大原则来分析，亦多合乎情理。这些分析论述不是效益论，更不是范文所指的极端的契约论的表现。理性讨论是解决道德争议的起步，至于难解的道德两难，则引至基本的价值肯定和依据。儒家自必归于仁义，立于仁心、不忍人之心，即生命的价值根源所在，而不能是中层的道德原则，更不能是某种主义。西方的伦理分析依于理性，最后也必以人道为依归，原则主义归于尊重个人之自主自律和尊重他人的权利，此中即有尊重每个人的尊严在内，并非极端主义或放任的自由主义。反之，停留于家庭主义或西方式的美德论或美德主义实不能回应当前的严重的疫情和疫情中的道德两难的问题。若只凭家庭自主决定如何治理自己的亲人，恐怕与范文所批评的极端个人主义更罔顾全体社会的公共福祉。至于范文指原则主义会有的极端表现，以至搞革命压逼反对者，云云，似乎不是在说西方现代国家的实情。一者原则主义者从无涉及任何革命主张，二则西方社会现在已是推行自由、平等、民主、博爱的社会，不知何需要极端的革命来“实现”之？

至于西方最初有国家要推行所谓「群体免疫」的方式来回应这次新冠疫情，在一个意义之下，这是根据现代的「流行病学」对疫症流行病的研究和理论而来，正是一种科学的评估和预测的推论。主要理由是由于这种普遍的流行疫症基本上无法控制，早晚都会进到社区感染，之后只能由它自然消退。此中自有科学的依据，并无任何年龄歧视的问题。西方人也不是认为老人该死或不足惜而支持这种理论和政策，而只是认为这是人类生命的自然抵抗能力对流行病的侵袭所无能为力之处。此一由实然实证的科学推论出的政策的过程，主要是忽略了政策有应然上的选择和决定在内。也许这次疫情我们可能无法逃脱最终的感染结果，但我们在道德上却不能「见死不救」，特别是不能眼见亲人受病毒之苦而不救——这正是儒家的亲亲而仁民的自然的义务要求。因此，儒家自然反对如此坐等病毒肆虐的「佛系模式」，西方社会最后也都全力去防堵病毒，没有任由病毒肆虐到尽的方式。西方也有年青人认为自己身体强壮，不怕病毒，或认为这只是一种流行感冒之类，因而轻忽不理，以政治之自由权利来拒绝政府强制戴口罩，禁止聚会等限制令。此与西方自由主义或个人主义无关，更与原则主义无关。但由此而产生对社会公共安全的不顾，感染更多同一社区的人，则是极端自由主义的流弊。

至于西方人最初不愿意无病戴口罩也是由于他们日常所接受的医学教育而来，而病毒专家之所以认为戴口罩无用是因为病毒如此细微，不是一般口罩所能防避隔绝得了的。但他们忽略了口罩可以防止百分之八十的飞沫传播，实比安全社交距离更有巨大的防止感染的功能。这是某些病毒学家忽略日常生活中感染常识所致，与科学之预测无关。

儒家反对「群体免疫」的政策是以正大和普遍的仁道的原则为据，此原则并不分老少，都同时重视对病者和家属的伦理亲情的义务而立言，对父母（实无所谓老不老的问题）之尽心尽力，孝敬奉养自是义所当为之事，没有理由让父母陷于可以减免的风险而不照顾。仁道对其他人的生命亦如是看顾，也不会增加别人的风险，所以也自愿常戴口罩，以免自己成为隐性带原者而伤害他人。风险即是一种害。这是儒家与原则主义相同的观点。只是如何更进一步进行分析和得出合乎伦理的结果，则可能因前题上的焦点或核心价值不同而有不同的结果和政策，以至所推行的政策是否得到人民遵从，则可以有文化与价值上的差异。台湾人民就很能掌握对亲人和对社会整体的责任之担负与共容的方法。因此，在早期即能接受指挥中心的超前部署和指引，人人愿意在日常生活和工作，减少大型公共活动，聚会中常戴口罩，勤消毒洗手，保持适当的社交距离，自动自觉去报备自己类似的症状和接受隔离，等等。这不但表现出公民的美德，也表现出保护自己也是保护他人的公民责任。这已超出家庭主义的局限了。

我很欣赏范教授在此明确表示不是不知道家庭主义的缺点，不致受蔽于自己的短处，只攻击对方的缺点等等。但我认为需要平衡地看待他者，而我不免认为部份的诠释和批评有过其实之处，故不辞捍格，强责于贤者而已。

参考文献
 
范瑞平：〈大疫当前：诉诸儒家文明的伦理资源〉，《中外医学哲学》，2020年，第XVIII卷，第2期，页7-33。FAN Ruiping.“Combating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An Appeal to Confucian Ethical Resource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XVIII:2(2020),pp.7-33.
 
李瑞全：《儒家生命伦理学》，台北：鹅湖出版社，1999年。LEE Shui Chuen.Confucian Bioethics(Taipei:Legion Publisher,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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