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还是规范，政治还是伦理？

——大疫当前的思考

作者：白彤东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布，原载《中外医学哲学》[香港]2020年第2期（Volume 18）

面对新冠疫情的挑战，在〈大疫当前：诉诸儒家文明的伦理资源〉一文中，兼具伦理学者与儒家学者身份的范瑞平教授，提出了他的回应，展现了学者的现实担当。我非常认同他这种理论上的努力，并且作为一个同情儒家乃至中国传统的学者，我也很欣赏他的儒家情怀。但是，在这篇文章里，我会以和而不同的君子精神要求自己，对他的论述提出一些不同看法，期待能够引发我们进一步的思考和讨论。

面对疫情，范教授指出：“东亚国家对于这次疫情的应对，至少在疫情明显出现之后，总体上处理得较之西方国家更好，背后实有不同的伦理精神的反应和支撑。”范教授在这里把东亚的成功归于背后的伦理精神，尤其是儒家的伦理精神。但是，东亚诸国在何种意义上代表了儒家的伦理精神？传统日本与传统中国与朝鲜政体不同，哪怕是传统中国，在政治上是儒法互补，在伦理生活上是儒、道、佛兼用。二十世纪以来，经历了变革乃至革命传统的东亚诸国还保留了多少传统，大可争议。范教授指出：“尽管中国政府的总体指导思想早已不是儒家思想，但孝道的影响仍然存在于人们的行为和政策之中。”这似乎有想当然的成分。如果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东亚国家归约于代表儒家伦理的国家，那么儒家伦理对东亚的相对成功是否真的有贡献？

并且，我们是否能够把“西方国家”作为一个对比的整体？同为西方国家的澳大利亚与纽西兰，对疫情的应对，取得了与东亚国家类似的成功。既非东亚也非西方的泰国对疫情的应对也很成功。一般来讲，作为规范理论学者，讨论经验问题，是很冒险的。

在规范层面，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的共同成功，可能意味着有不同的成功资源。那么，它们之间共通的、可普世的资源是什么？这种寻资源，更可能是范教授所批评的福山所“执着”的政治与制度，以及“薄”的、可化为政治安排的伦理考虑，而非范教授所解读的儒家伦理学。后者是一套罗尔斯所讲的“整全学说”（comprehensive doctrine）。如果我们接受自由社会的多元事实，整全学说就缺乏普世性。比如，范教授认为，儒家文明的核心是“推崇‘德’的天命伦理观。”而孔孟都认为“上天已在每个人的心中注入了一定的德性。”这种天命之善性的理解，以及范教授后来所强调的所谓儒家的精气感应学说，是否是孔子的主张，是否为所有儒家接受，都会有争议。如果这些想法在儒家之间都不能统一，我们又怎能期待它们成为中国人、乃至全人类的普遍价值？反而是福山关心的政体类型、国家能力、社会信任和领导水准，更可以为拥有不同整全学说的人所分享。并且，政治与制度的安排，也比伦理的改进，能加有效。当然，我这里不是否定伦理的意义。但是，为了普世性，伦理讨论要尽量在“薄”的层面进行，这样它讨论的结果也可以迅速变成多元性社会里面共同接受的政治安排，产生实际影响。比如，范教授指出：“家庭的实在结构反映了宇宙深层的实在结构，呈现在儒家的有些神秘的《易经》符号系统之中。”这种论述就只能被那些接受这套形上学的儒家学者接受。但是，我们完全可以说，通过家的延伸，儒家希望人类超越狭隘的个人，不做那些短视的决定。这就可以成为被不同信仰的人所接受，并可以成为制度建设的基础。

范教授的一些伦理层面的讨论，并不需要预设厚重的形上学，因此有普世的可能性。他对在现代科技的强势下伦理地位的讨论，所批评的是科学主义，而科学主义其实是对科学的迷信，恰恰是对科学精神的违背。真正具有科学精神的人，会对科学的确定性、全面性有着谦逊的态度，而不会认为整个世界的所有方面都已经被因果性确定地解释了。因此，范教授不应以因果性为其批评对象。并且，在这一批评中，范教授提到了荣格的共时性(synchronicity）观念。对量子力学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包立（Wolfgang Pauli），认为量子力学对因果性的挑战与荣格的共时性观念呼应。但同时，他也对荣格及其追随者误解科学提出了严厉批评。（白彤东2019，126-149）范教授试图利用共时性来解释法格雷特（Herbert Fingarette）所谈论的握手礼，认为握手双方各自伸手的和谐不是因果性的结果，而是一种共时性的体现。但是，如包立应用共时性所解释的量子纠缠（entanglement）所展示的，这种现象既不能用二者之间的因果联系来解释，也不能用二者的共同原因（common cause）来解释。握手双方的和谐，是他们共用礼俗这一共同原因导致的结果，符合因果性。但如果一个英国人在清朝遭遇了一个中国女子，他伸出手来，清朝女子是不会和谐地伸出手来的。

在决策问题上，范教授说，儒家的孝道使得东亚国家不会接受群体免疫，因为后者会导致老人大量死亡。但是，在疫情肆虐的时候，医生如果只能救活一个人，他应该选择一个重病缠身、不能自理、只有半年寿命的老人，还是一个健康的婴儿？仅仅诉诸孝道，是否也是范教授所反对的极端与激进主义的表现？除了孝道，儒家的生生原则在上述情况下如何照顾？

我也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体制与国际秩序的问题，在新冠疫情中被暴露出来。这里，自由民主的自由部分（新闻自由、法治）是好的。如果中国大陆不是从人民到媒体都被封嘴的话，也许新冠可以被更早控制，至少全国人民可以上网发泄怨气，不用担心这么大范围的封号。但是，在我的新书里（Bai 2019），我论证民主决策有结构性问题，其解决是将民主表达与儒家的精英决策结合的混合政体。在国际秩序上，范教授批评西方的契约传统造成了国际上的不合作。但是，我认为，这里真正的问题不是契约传统，而是超越国家的全球化是由为了自己利益可以不顾一切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主导这一悖论。对此，我也在我的新着里提出了以“仁责高于主权”为原则的儒家新天下体系。我想，上述在政治与制度层面上的努力，也许才是大疫当前，儒家能够做出的贡献。

参考文献


白彤东：《实在的张力：EPR论争中的爱因斯坦、玻尔与泡利》，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BAI Tongdong.  Tension of Reality: Einstein, Bohr, and Pauli in the EPR Debate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9).

范瑞平：〈大疫当前：诉诸儒家文明的伦理资源〉，《中外医学哲学》，2020年，第XVIII卷，第2期，页7-33。FAN Ruiping. “Combating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An Appeal to Confucian Ethical Resourc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XVIII: 2 (2020), pp. 7-33.

Bai, Tongdong.  Against Political Equality: The Confucian Cas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