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史传统抑或文史哲传统

作者：姚中秋

来源：原载《开放时代》2021年第1期

这次论坛的主题是“作为中国研究方法的文史哲传统”，对此表述，我想提出一点商榷意见。我的基本观点是，回到历史，我们会发现，真正的中国研究方法是经史之学。今天我们所说的“文史哲”只是传统经史体制崩解后，被迫寄身于现代学术体系中的残片。如果我们意欲接续中国学术传统并予以弘大，那就应当接续经史之学传统，尤其是发现并弘大20世纪的经史之学，从而在更大范围的新天下发展中国式社会科学体系，下面我略微做一点论证。

一、传统经史之学及其崩解

中国学术有一个复杂的发展过程。孔子删述六经，形成专业的学术；由六经的传授、解说，生发出了诸子百家之学。到西汉末年，刘向对此进行了一次总结，形成“七略”体制，为《汉书·艺文志》所用，即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而后，又经历了一次学术的分殊化，唐初的魏徵领衔编纂《隋书·经籍志》，建立了经、史、子、集四部体制，一直延续到清末。

与七略体制相比较，在四部体制中，六艺略就是经部，仍居于首位；诸子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被合并为子部；集部就是诗赋略；最大的变化是史部被单独列出，并一下子就居于第二位。可见，汉代以来，学术发展的最大成就是史学成型、繁荣，从而在学术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样，中国学术体系就基本上完整了，唐宋以来的士人，尤其是士大夫之学，基本上都是经史并重。

依据这一历史事实，我把传统学术概括为经史之学。在经史子集四部之中，经史为本，子集为末；在经史之中，经为经，史为纬。经史缺一不可：有经学而无史学，不足以达权应变；有史学而无经学，不足以知大道；经与史共同构成了士大夫之学，宋代以来的科举考试主要就是考察经史之学。帝王和士人都是以经史之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经史之学就是秩序构建、维护、重建之学，是探求应变以致善的道术，是真正的大人之学，关于民族、国家、文明生死存亡之学。

经史之学当然有其方法，也就是经史方法，或许可以概括为：实事求是。实事就是人之“行事”，它们构成了历史。西方经书所记录的主要是神之言，苏格拉底或柏拉图也是通过思辨到另一个世界中求“是”。中国经书则不然，六经记录的是历史上实有其人的尧舜三王之事。孔子解释其作《春秋》之意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圣人的修齐治平之道就在其行事之中，“是”在历史之中。由此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后世中国史学极为发达，而钱穆在《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中说，史学就是中国的政治学。

所以，经史方法是实践者的思考方法而非思辨者的思想方法，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展开伦理和政治实践，其思考重点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善世界，重要的是找人类前行之路，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是到另一个世界去找，而是在人的世界中找，在古往今来的人的历史性实践中找，在复杂多变的历史中探究致善之道。历史是变动不居的，人们会创造出各种各样的制度和政策，经史的方法就是要进行比较、权衡、取舍，当然也包括创造，从中找到解决自己时代问题的方案。

过去两千多年来，中国人，当然主要是士大夫，就是运用这种方法进行思考，在政治上找办法，从而维护、重建和改进了社会、政治秩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作为超大规模的直接统治型国家能够存活下来且不断扩大，证明士大夫之学背后的这套中国研究方法是有效的。

当然，历史总有出人意料之处。进入19世纪，世界有一大变，首先是英国，然后是欧美列强陆续完成工业化，对中国具有了绝对技术优势。中国接连败于西方列强，人们自然对传统政教体系产生怀疑，最后决定抛弃。其实这也算是“实事求是”的精神吧。士大夫转而学习西方之学，废科举、废书院。于是，经史之学赖以存续的学术建制被摧毁，陈壁生曾有“经学体制的瓦解”的说法，其实更完整的说法是“经史体制的瓦解”。

在新的学术建制中，新式学术开始发展，但初期存在严重的学科失衡：当时社会科学在西方也是刚刚兴起，中国这方面的人才更是奇缺。知识人的主体已经接受了传统经史之学的训练，他们纷纷转身进入新式学术建制，主要是进入历史、文学等专业，而其所掌握的经史之学被新式学术建制型塑，形成了所谓“文史哲”，而且颇为繁荣。前些年人们称赏不已的所谓“民国大师”，大多数是研究文史哲的；即便是新派的胡适，虽然从美国留学归来，在观念史上以自由主义出名，其学术旨趣却也是文史哲。

乍看起来，文史哲与经史之学颇为接近，细究起来，两者的性质却截然不同：文史哲的学术建制基本上按照胡适所谓“整理国故”的思路建立，把推明治道的经史之学普遍地历史化——当然是现代意义上的历史，比如，《诗经》被归入文学史；《尚书》《春秋》和“三礼”被归入古代史或者文献学；《周易》被归入中国哲学史；现代史学另有一套价值体系，所以传统史学典籍在现代史学体系中下降为史料。

此类文史哲研究当然有历史意义和文化意义，至少部分传承了中国学问。但这样的研究基本上丧失了经史之学原来的政治功能，症结在于经学被消灭了。丧失了经学的统摄，文史哲研究者们虽然读旧书，研究古人古事，却丧失了大视野，做不出大学问。现代的文史哲研究基本上没有触及时代的大问题，即便有所触及，也只是浮皮潦草，徒发感慨而已，因而没有能力为中国文明摆脱前所未有的困境提出有效方案。

当然，文史哲三者各自得失还是略有不同的，不妨简单地看一下。

文学：孔门四科中本有“文学”，子夏、子游之徒从事于此，但此“文”指六经之文，所以能够“文以载道”。不过，战国以来逐渐出现今人所说的纯文学，一路演变到南朝，文风趋于浮华，与“道”已没有什么关系。隋唐以诗赋取士，此后文人诗赋连带书画高度发达，文人热衷于此，以至于韦伯认定，士大夫的主要身份是“诗人”。现代学术建制中的文学（史）研究大体就聚焦于这样的游艺之文，建立了楚辞、汉赋、南北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之类的文学史叙事谱系，很少有人认真对待六经之文、班马之文。用子夏的话评价现代中国的文学，可能比较准确：“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

哲学：胡适在学术界的声誉来自其半部《中国哲学史大纲》（1919年），他较早用“哲学”这个词指称中国古代思想。此后，中国学界广泛介绍西方哲学，也以哲学范式梳理中国思想，中国哲学史著作一本接一本地出版。熊十力及其弟子牟宗三，以及张君劢、冯友兰、贺麟、金岳霖、冯契、庞朴等人则更进一步，试图仿照西方哲学样式构建中国哲学体系。然而这些哲学究竟有多大意义？直到今天，在学术界，甚至在哲学界，“中国哲学的合法性”还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至于哲人们提出的国家建设方案，坦率地说，普遍颇为幼稚，举例来说，牟宗三的哲学体系可能是现代哲学史上最为完整的，也确实产生了一定的国际影响，然而其所提出的现代国家建设方案，却是心性之学加西式民主科学。这样的哲学与真实的历史进程有多大关系呢？

史学：相比较而言，文史哲三科之中，史学较多保留了经史之学的传统，最为关心修齐治平之道。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传入中国，给史学注入了全新的理论视野，由此带动的“新史学”范式研究直接切入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结构、中国革命与国家建设道路等重大政治问题，在20世纪中期，史学一度充当了当世经学的角色。即便是柳诒徵、钱穆、陈寅恪等人从事的较为传统的史学研究，也带有深刻的政治关怀。这一事实对于我们思考经史之间的关系和今日中国学术体系构建的方向，也即新经史之学的构成，具有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

二、新经史之学

关于人的学问的中心议题，用现代术语说，文科，也即人文社会科学的中心议题，在我看来，一定是政教秩序的建立和维护问题，因为只有在此秩序中，人才能活下来，才有幸福或善可言。传统经史之学正是以维护、重建政教秩序为中心议题的，它也确实实现了其功能。

19世纪后期，中国在欧美支配的世界体系中遭受凌辱，人们觉得经史之学失灵了，于是另造了一套思想学术体系，包括文史哲。那么，文史哲有重建政教秩序的能力吗？恐怕没有。但站在今天，我们可以说中国已经基本上重建了政教秩序。而如此伟大的事业必定是有思想学术支撑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推测，在显性的学术体系之外，一定存在一个类似于经史之学的隐性的思想学术体系，它很可能有一个类似于经史之学的结构，所以我称之为“新经史之学”。

接到会议通知，我开始就自己这些年的阅读所得，探寻这个新经史之学。我的研读结果是：现代中国确实存在一个新经史之学，其代表人物至少包括孙中山、毛泽东、梁漱溟、钱穆等四人，两位是建国的政治家，两位是具有建国意识的学者。会不会还有其他人？我会继续思考这个问题。

这四位人物的史学意识和历史认知能力是非常显著的：孙中山晚年提出的政制设计方案，在西式三权之外增加了考试权、监察权，说明他对中国古代政制有非常深入的把握；毛泽东毕生研究历史，这一点，人所周知；梁漱溟毕生进行中西文化对比，说明其已深入了中国历史之底层逻辑；钱穆的身份就是历史学家，其《国史大纲》历久弥新。至关重要的是，他们都不把历史视为“整理国故”之事，而是从中探究救亡图存、复兴文明之道术。他们的具体结论，我们当然可以继续讨论，但其“以史经世”的取向却是经史之学中的“史”的真精神，即“通古今之变，成就一家之言”的精神。

比较难的问题是，他们的“经”是什么？在这一点上，两位政治家和两位学者有较大区别：学者大体上还是尊奉传统的五经，两位政治家则既承五经，又铸新经。关于此点，两位政治家也有所区别：孙中山在制度上有创新，在思想上却以继承为主，尤其是在其晚年，以继承中国道统为己任，我在《论孙中山之道统自觉》一文中有讨论。毛泽东则更多地铸造新经，但恰恰是毛泽东重建了中国秩序。构建中国现代思想学术史叙事，最大的难题就是如何安顿毛泽东思想。说实在话，这个问题困扰自己多年，最近才初步想明白。

王船山分析历史，“势”“理”并重，我们分析现代中国历史，尤其是要重视“势”，因为，现代中国之势相对于古代，是一次彻底的颠覆。一直到19世纪中后期，中国尚是东亚天下秩序的领导者。然后，中国沦为欧美列强所支配的现代世界经济、政治体系中的“半殖民地”，而有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就意味着，传统的“理”基本上失灵了，孔子讲“修文德以来之”，《国语》开篇讲“先王耀德不观兵”，但面对售卖鸦片的英帝国主义、全面侵华的日本帝国主义、在朝鲜半岛上长驱北上的美帝国主义，你讲这套理，完全没用。

怎么办？当然要另想办法。既然身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那就要进行思想的创造；既然被拖入世界体系，那就必须在世界体系中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这个时候，再局限于中国，就只有死路一条。孙中山、毛泽东作为政治家，都积极借用欧美的理论和组织形态，组织、领导革命党，并且争取外部的援助，进行民族革命、社会革命。当然，他们终究是以世界资源解决中国问题的，因此也积极推进欧美理论、组织、革命方式等方面的中国化。由此，欧美理论逐渐内在于中国，中国思想得以成长发育，成功应对了大变局，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翻身了，我们的国家、文明站稳了脚跟，并且走向复兴。

这个事实让我理解了孔子说过的一句话：“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孙中山、毛泽东不是传道者，而是弘道者，以欧美理论弘大了中国之道，为其增添了全新而至关重要的内容，比如：反对帝国主义及其支配的不公正的国际秩序，以维护国家独立、民族尊严，此即新天下的“吊民伐罪”；反对资本主义，以实现人人平等，共享发展成果，此即新社会结构下的“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推进工业化和更进一步的技术进步，以改善人民生活，此即新经济形态下的“正德、利用、厚生、惟和”。

孙中山、毛泽东的政治实践是全新的，却合乎古圣先王一以贯之的保民、养民、安民之大道。我想，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生于此世，也必行此事。因此，孙中山、毛泽东之行事，就是新中国的大经大法；其最为凝练的文字表达，就是宪法序言的历史叙事与国家根本任务条款，我每读其文字，皆可以体会到《尚书》典谟中的那种精神。

这里已经说明了新经与六经的关系，相信有些朋友，尤其是研习经学、儒学的人士，仍然难以接受，那我就从章学诚那里找一下理据。章学诚断言“六经皆史”，究竟是什么意思？章学诚首先解释说：“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古圣先王要解决自己时代的大问题，有所思有所行，以文字记录下来，就是政典。孔子收集、整理、编辑那些足以为后世所取法的政典，当然也包括足以为后世所鉴戒的行事，就有了六经。因此，经在实践中，当然是在经过历史大浪淘洗过的伟大实践中，在创制立法的实践中。于是章学诚说：“若夫国家制度，本为经制”。在章学诚所处的时代，两三亿人共同安稳地生活在同一个政治体中，其制度就是经。同理，实现中国文明复兴、造福人类的伟大伦理、政治实践及其中的价值和思想，也是经，不仅是当世之经，也是后世之经、人类普遍之经。

我们的圣贤最伟大的地方，就在于认识到天地之间，万物生生不已，这是六经最根本的义理。因此，经本身是一个历史过程。两千多年来，经书体制在不断生长：从汉代的五经，到宋代的十三经，以及“四书”体系的形成，经的体系在变，至于经义，更是变动不居。这么看来，我们完全有理由确认或铸造新经，另造新的经书系统。

总之，我的看法是，中国置身于新天下所需的新经史之学的规模，已经初步具备，今日可行之中国研究方法就在新经史之学中，即新的经史方法。中国学术界的根本任务就是以这个新经史方法为一般性方法，涵摄现有的社会科学，理解和解释中国，探讨解决今日中国乃至于世界普遍问题的方案。这个新的经史方法就是钱穆所说的“会通为体”；各门社会科学学科必定循其专业发展，就是“分别为用”。

从2019年开始，国内一些学者开始倡导历史政治学，我也在其中。在我看来，倡导历史政治学，就是想以新经史方法发展中国的政治学以及更为普遍的世界政治学。传统的经史之学就是中国的政治学，因此，政治学在中国就应该呈现为历史政治学，历史政治学必然继承经史之学的传统。首先就方法而言，它从人类极为丰富的政治实践中探寻致善之道，而不是从一个简单的预设进行推导。其次就目的而言，它服务于伦理和政治实践，不限于理解和解释政治，更重要的是解决政治问题，改善社会政治秩序。历史社会学停留在理解和解释，历史政治学则再加上一个“解决”，这正是经史之学的真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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