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礼通考》终于有了整理本

作者：虞万里 漆永祥

来源：《中华读书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庚子腊月廿一日

          耶稣2021年2月2日

礼学文献的渊薮，笃实功夫的结晶

虞万里（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五礼文献，散在经典、注疏、政书、类书、文集和专著，浩瀚难检，每为学者所叹。朱熹曾说，“礼乐废坏二千余年，若以大数观之，亦未为远，然已都无稽考处。后来须有一个大大底人出来，尽数拆洗一番，但未知远近在几时”。此语为吴必大淳熙十五六年（1188、1189）所记，时朱熹年届耳顺，学问已造极致，已深刻认识到古礼难读难治。但说要拆洗古礼重新编纂，“须有一个大大底人”来做，不知在何时，当然不会说是自己，可见其时虽深感需要却未必有编纂《仪礼经传通解》之设想。但其绍熙五年（1194）闰十月《上乞讨论丧服札子》时，有门人致疑而未能折服，及后见《郑志》有明文，方知经文未备，有待于传注之补充。于是不数日即《上札乞修三礼》，“欲以《仪礼》为经，而取《礼记》及诸经史杂书所载有及于《礼》者，皆以附于本经之下，具列注疏诸儒之说”，这应该就是《仪礼经传通解》属稿的动议节点和撰著体式，时距吴记已过五年。原来希望有一位“大大底人”来做，现在则当仁不让，不得不出来做这样一个“大大底人”。

朱子主持编纂的《仪礼经传通解》虽未能及身完成，但其将《仪礼》《礼记》拆洗一番，并附以经史杂书文献的纂例与体式，却为后来“大大底人”所继承、修正与发展。《通解》虽说拆洗《仪礼》《礼记》，但还是按篇按类编录，如将《冠礼》《冠义》，《昏礼》《昏义》，《乡饮酒礼》《乡饮酒义》等《礼记》中解释《仪礼》的篇章挨次编录，也将有联系的相关篇章汇集一卷，如《五宗》和《亲属记》，《士相见礼》《士相见义》和《投壶》，《学制》和《学义》等。应该说，这仅是拆“书”而未拆“篇”。但到清代徐乾学居丧读礼，编纂《读礼通考》，虽说“仿朱子《经传通解》，兼采众说，剖析其义”，而实则将《仪礼》《礼记》中有关丧礼祭祀篇章拆得更散，分得更细，编类更合理，征引的文献也更多。《通解》丧礼不过二十卷，而《读礼》则有一百二十卷，所以论功绩，徐乾学是朱文公之后一位“大大底人”。唯一不足者，他是居丧读礼而纂辑丧礼，未及吉、嘉、宾、军和凶礼中的荒礼、札礼、灾礼等内容。所以朱彝尊序《读礼》而劝徐氏“并修吉、军、宾、嘉四礼，庶成完书”。徐氏欣然接受朱彝尊建议，着手编定体例，可惜方事排纂却遽然逝世。

《通解》与《读礼》所留下的缺陷与遗憾，由秦蕙田的《五礼通考》来弥补。秦氏纂著《通考》虽距徐氏《读礼》仅三十余年，但其自期甚高，谓“吾之为此，盖将以继朱子之志耳，岂徒欲作徐氏之功臣哉”，事实也是如此，《通考》以“五礼”名，意欲统括吉、嘉、宾、军、凶五礼于一书。今其书二百六十二卷，凶礼仅十七卷，吉、嘉、宾、军占二百四十五卷，绍继朱书意图甚明。

五礼之名，首见于《舜典》，《周礼·大宗伯》郑玄著其吉、凶、军、宾、嘉之目，郑司农则序次为吉、凶、宾、嘉、军，可见当时并无恒定序次。唐代《开元礼》序五礼为吉、嘉、宾、军、凶，杜佑《通典》承之。秦氏《通考》亦依仿《开元礼》首以吉礼，殿以凶礼，于凡例中明各礼之所属。又撰《礼经作述源流》《礼制因革》二篇四卷置前，统领全书。五礼中吉礼有一百二十七卷，几占其书之半，诸凡圜丘祀天、方丘祭地、日月星辰、五帝明堂、社稷城隍、四望山川、宗庙制度、时享禘祫，以至先代帝王、先圣先师与功臣贤臣之配享，可谓无所不包。嘉礼九十二卷，从帝王之即位改元上尊号，朝礼、尊亲礼、饮食礼、冠昏飨燕、射礼学礼，以至观象授时、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上自天子，下至庶民，凡涉人伦日常，皆有可依循之礼。宾礼、军礼各十三卷，前者以天子与诸侯朝聘会同为主，兼及诸侯间之会盟交聘，更涉追尊二王三恪；后者以军制出师为主，兼及田猎马政。唯凶礼十七卷，除去论荒礼、札礼、灾礼等六卷，有关丧礼者仅十一卷。统观全书，凡维持天地人伦间生存所必需的，从殷商之礼俗发展为姬周之礼制的各种度数、节仪，乃至后世因时随势而因革与新增之各种度数、节仪，大多收摄其中，并可见历代学者持论之异同，历代礼制承袭与变化。《通考》经始于雍正二年（1724），告成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前后达三十八年，成文五百余万字，不得不推为一代之大制作，秦蕙田及参与其书之钱大昕、戴震也不得不推为朱熹所谓的“大大底人”。

《通考》成书至今二百六十年，先有乾隆二十六年（1761）味经窝刊本，旋被四库馆臣收入《四库全书》，至光绪六年（1880）有江苏书局重刊本，二十二年（1896）有湖南新化三味堂刊本。光绪之后一百多年间，以我之陋见寡闻，学术著作和论文中很少引述此书，也始终未有整理本。民初废经，社会动荡，礼学束阁，固是一因，而《四库》本难见和线装书流行不广也是客观事实。但更重要的是此书包容天地，牢笼万有，征引宏富，整理排印，实属不易。这套由方向东、王锷二位教授领衔整理、中华书局出版的二十册《五礼通考》，发轫于2004年，历经十六年方始与读者见面，可以想见艰辛之程度。

方向东（右）、王锷杭州西湖边合影

点校本《通考》在比勘多种版本和稿抄本基础上，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底本，通校味经窝初印本、乾隆通行本和光绪六年本，其工作字数已在二千万以上。《通考》征引文献量极大，诸如十三经、二十二史、《通典》《文献通考》《册府元龟》《唐开元礼》等是其所常用，整理者皆一一校核，无疑又增加数百万字工作量。更有甚者，《通考》之《开元礼》转引自《通典》，发现异同舛讹，还须复核《唐开元礼》或《文献通考》，无疑又增加了工作量。如此对校、他校，参互核对，致使全书校记达6000条左右。如此内容复杂、篇幅庞大的书，整理者还选用了最复杂的标点符号系统，即加标专名线。凡有古籍整理经验者，都知道专名线的加标对读者阅读提供无限方便，对自己却是一件徒添无限麻烦，且往往吃力不讨好、授人以柄的工作。一部大书的整理，从初点通校、复核通稿，到打印成稿送出版社，再经校样三校次通读，这点校和编辑两个团队先后所花的精力，无论外行内行，都可以想见。王锷兄在与我交流心得时曾发给我的工作稿打印本照片有二十八册之多，使我望而生畏；而今出版后精装二十册的新书放在我桌前，则油然升起一种敬仰的心情。两位主事者都是我的好友，王锷先生从撰著《三礼研究论著提要》起，在礼学文献，尤其是《礼记》资料汇集和研究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方向东先生之《大戴礼记汇校集解》早已成礼学研究者案头书，而其用十余年时间独立校勘的阮刻《十三经注疏》也已成稿付梓行将与读者见面。今新点校本《通考》之行世，重新温习朱熹语录、徐乾学序跋及两家原书，隐约使我感到，即使不说两位主事者是朱熹所谓“大大底人”，至少在我的心目中是“大底人”，因为他们确实为礼学文献做出了大的贡献。

《五礼通考》工作稿打印本28册《通考》整理本之出版，是礼学文献整理工作中的一件大事，在庆贺之余，我更进一步想到它与《读礼》的关系。秦氏在凡例中指出徐乾学之《读礼通考》虽仿自朱熹《通解》，但只有凶礼中的丧礼，而没有吉、嘉、宾、军四礼，所以他要直接朱熹《通解》，依《通典》五礼次第，编纂《通考》。但将《通考》凶礼中的丧礼与《读礼》勘合，丧服礼制除基本文献外，大多是徐书已引录，秦书即略之，而专就其未及者增补之，可知凶礼丧制，《通考》仅是《读礼》之增补本。鉴此，就乾隆以前的五礼文献而言，必须将二书合观，方为完备。换言之，《通考》的整理出版，仅是五礼文献之大部分，而非全部，还须将徐氏《读礼》也整理出版，方成“完帙”。这就需要朱熹所谓又一个“大大底人”站出来承担。方、王两先生是否愿意承担，这要看他们手中工作情况，但作为古籍出版界老大也是出版《通考》的中华书局，应该筹措考虑合适人选，尽快启动这一项目。

点染丹黄十数载，校成曲礼三千篇

漆永祥（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清代秦蕙田所主纂的《五礼通考》268卷，分吉、嘉、宾、军、凶礼五大类，上自先秦，下讫当时，以《三礼》为核心，广泛徵引历代经史四部之说为佐证，纵横梳理，类例详明，纠谬补阙，时出己见，成为当时礼学研究方面集大成式的重要著述。但近三百年来，迄无点校整理之本，诚为憾事！然在去年年底，我们终于捧到了由南京师范大学方向东、王锷两位教授主持校勘、中华书局出版的皇皇二十巨册整理本《五礼通考》，不仅弥补了我们的缺憾，也给令人焦虑煎熬的庚子大灾之年之岁尾，增添了一份难得的喜气与吉瑞。

要董理《五礼通考》这样卷帙庞大的礼学文献，危乎难哉！综括而论，实有四难：礼文繁杂，晦涩难通，其难一；礼学文献关涉过广，无所不包，其难二；精研《三礼》，疏通考核的专家，如凤毛麟角，其难三；而即便有一二通礼之家，也不愿意耗日费时，花十数年时间来整理一部著述，其难四也。这就是《五礼通考》虽然为学术界所亟需，但却迟迟没有整理本椠行的主要原因。

研治礼学，所谓“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其节文威仪，委曲繁重。即如《五礼通考》中“嘉礼”类中，如尊亲、饮食、冠、昏、飨燕、射、乡饮酒诸礼，凡豆俎簠簋、匏竹钟鼓、奠祭盥洗、揖让升降、拜跪坐兴、缓徐趋疾等仪节，既少图例可参，又无录像可凭，可谓纷如乱丝，迷如密雾。而礼文之中，往往是一字一套动作，一字一个位置，一字一种仪节，一字一件礼器，点校此类礼文，须有大量的一字句、二字句、三字句，才能分得清楚，辨得明白，这是礼学文献独有的特殊句型。整理者在处理这些文句时，稍有不慎，即或粘连不分，或破句错点，导致仪节紊乱，懵懂难解，其慎惧兢兢、瞻前顾后之狼狈可知。

礼学文献还有一大特征，就是瀚海无涘，无所不包。钱玄先生曾感慨地说“三礼之学，实即研究上古文化史之学”。《五礼通考》的内容，实际几乎囊括了天地鬼神、人生百态与世间万物之一切，而且远自往古，下止当代，上自王朝，下逮民俗，兼容并蓄，无所不备。不仅如此，《四库全书总目》还说《通考》“以‘乐律’附于《吉礼》‘宗庙制度’之后，以‘天文推步勾股割圆’，立‘观象授时’一题统之，以古今州国、都邑、山川、地名立‘体国经野’一题统之，并载入《嘉礼》，非‘五礼’所应该，不免有炫博之意”。因此，《五礼通考》做为一部礼学史与资料集兼具的著述，其“五礼”之所含，显然更为广博庞杂，无所不蓄，俨然百科全书，这对整理者水平的要求，可以说近乎酷苛矣。

我们如果推测秦蕙田之原意，也不一定非要“炫博”，当时戴震参加了《五礼通考》的编纂，戴氏遂将其师江永《推步法解》与自家所著《勾股割圜记》一并纂入其中，秦氏设“观象授时”一类，很可能是受戴震影响所致，这一方面说明秦蕙田善于吸收当时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另一方面无疑给后人整理《五礼通考》平添了难度。因为《推步法解》与《勾股割圜记》是专门研究天文算学的专著，如戴书上篇介绍三角八线与平三角形解法，中篇为球面直角三角形解法，下篇为球面斜三角形解法。戴震与钱大昕当时都力主“西学中源”，而且“中优于西”，即所谓“以勾股御三角”。为了给中国传统数学争天下，戴氏还自创了一套术语，有意与西学立异，如他的题目“知一觚两距，两距在觚之左右，求对觚之距”，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在球面上已知一角与两边，求对边之值；或已知两角夹一边，求对角之值”。此类文句，犹如天书，令人昏昏，何况戴氏书中，本身就有不少的错讹与缺漏，要标点整理这样的书籍，其难度又可想而知。

那么，为什么是方向东、王锷二位教授啃下了这块硬骨头，这当然是有原因的。江苏向来是人文渊薮之地，即以清代而论，南京、扬州、常州等地的钟山、紫阳、娄东诸书院，在卢文弨、钱大昕等大师的引领下，培植了大量的经学人才。绵延至近现代，南京师范大学前辈学者如段熙仲、钱玄等先生，皆为礼学名家。方向东教授师承徐复先生与钱玄先生，倾心向古，礼学为长，所著如《大戴礼记汇校集解》《〈大戴礼记〉译注》等，为学界所重。王锷教授早岁在西北师范大学从业师李教授庆善先生游，又随赵逵夫先生攻读博士学位，钻弥礼学，曾与陕西师范大学诸贤合作纂《十三经辞典》，成《三礼研究论著提要》。调至南师大工作后，更是承继先风，发挥所长，近年先后成《〈礼记〉成书考》《〈礼记〉版本研究》《〈礼记〉郑注汇校》《曲礼注疏长编》等，可谓是风生水起而著述满家矣。

南师大既有礼学研究传统，王锷兄与方向东教授同味同好，遂相约点勘《五礼通考》。方、王二氏，皆不追时髦，不喜声华。方兄所嗜，唯在校勘礼经，若左手握杯，右手执笔，薄酒和墨，丹黄涂乙，则不啻为羲皇上人。王锷兄在随园开“学礼堂”，与门下生执礼演仪，涵咏其中。《五礼通考》历经十余年才椠行面世，正是方、王二兄矻矻孜孜、持续发力的结果，也是他们与高弟子研讨汇校的集体结晶。而年轻一代如瞿林江、井超、侯婕、杨杰等，也在校勘实践中学有所成，逐渐成为能挑起大梁的学术中坚力量，称南师大为今日礼学研究之重镇，其谁云不然哉！

关于《五礼通考》的具体整理工作，让我既惊奇又赞赏的是方向东、王锷二兄竟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底本。究其因由，是在比较诸本优劣后，他们认为《四库》本虽有讳改，但对其他诸本之误，或改正，或补缺，整体质量，远胜于他本，遂果断地用《四库》本为底本，这确实是需要一点勇气与胆量的。

当然，《四库》本多讳改，这是铁的事实，《五礼通考》亦然。对《四库》本因避帝王讳或违碍字而改者，整理者皆据他本，一一改回；而《四库》本其他讹脱衍倒之误，则或据他本改正，或据他书纠谬。对《五礼通考》中大量徵引的其他经史诸书，则逐一核查，以校异同，并出校记，以为依据。凡涉经史四部书名者，皆加书名线；而针对国别、民族、朝代、姓氏、人名、字号、地名等，则标以专名线，这无疑又给整理者平添了无数的工作量，而对读者阅读与理解，却是提供了诸多的便利。

整理古籍，以不变乱底本为原则，《五礼通考》的点校，对底本的行款版式，也是慎之又慎，不轻加变更。如对于秦蕙田原文的顶格、出格、低格等行款版式，因其或寓有深意，或暗示褒贬，故亦做了标识处理，眉目清晰，以便区分，做到最大限度的忠实原书。但底本及他本，原版皆无细目标题，以古人习惯在文后加“右某某某”以统括前文，整理者在文前增加了细目标题，以适应今人阅读习惯。凡标题在目录中与正文中出现不相统一的情况时，整理本皆依正文为定。古籍中目录与正文标题不统一，所在多有，而据我的感观所得，也是正文题目，相对更为准确，所以我也非常赞同《五礼通考》的这一做法。正是由于底本判别准确，凡例制定精当，点校者虽非一人，然皆能贯彻执行，故全书前后一贯，质量上乘，是一部可以信赖的整理本。

如果说《五礼通考》整理本有缺憾，那么我感觉最大的问题就是对底本中所涉辽、金、元时期帝王后妃等名、部族名、属国名、人名、地名、职官名、名物名等，仍依存不改，似属处置失当。乾隆朝编纂《四库全书》时，对宋、辽、金、元诸史及其他书籍中，凡涉上述诸专用名者，或为改易汉文旧译不雅之字，或据旧译汉字改其谐音，这些改字给阅读《四库》本的读者带来巨大的困惑与干扰，即如《五礼通考》卷247“凶礼二·荒礼”中，《四库》本中如“阿济格”“伊噜勒”“齐哩克昆”“阿南达”“默图”等名，秦蕙田味经窝刻本与今中华书局点校本《元史·食货志》，均作“阿只吉”“月兒鲁”“怯怜口”“阿难达”“灭秃”等，如果不拿诸书对读，则读者很难判断“齐哩克昆”即“怯怜口”，“默图”即“灭秃”。我揣测整理者是因为此类太多，改不胜改，出校则繁冗芜累，故索性“不一一出校”。那么，如果做特殊处理，用诸如“《四库》本改易辽金元诸专用名称对照表”做为《附录》，置于书后，以便读者参考稽核，既不改字，又便读者，是不是一举两得而两全其美的做法呢。

为方便读者利用，《五礼通考》将钱大昕所撰秦蕙田《墓志铭》作为《附录二》，并置正文之后，极是得当。但如果能将有关秦氏传记中，比较重要的如《满汉名臣传》《清史列传》《清史稿》诸书相关传记一并附上，则会对读者起到更好的参考作用。

《五礼通考》中所涉礼学文献，虽横贯四部，纵穿百代，但所引用之书，多有近今人整理本可参。尽管如此，全书中仍有点校中的破句漏略，如卷246《凶礼一·荒礼》“故有一半散息、一半减粜之，诏以调停之”句，当为“故有一半散息、一半减粜之诏以调停之”（或在诏字下断句）。又如“仍禁奸豪，不许隐情，捏名多买罔利，事发重治”句，当为“仍禁奸豪，不许隐情捏名，多买罔利，事发重治”等。另如专名线如“祝融”、书名线如“二十二史”等，或标或不标，并不统一。凡此之类，诚冀《五礼通考》再版之时，能纠误正讹，拾阙补遗，俾全书更趋完善，则是所愿焉。

《五礼通考》（全20册），[清]秦蕙田撰，方向东、王锷点校，中华书局2020年11月第一版，1990.00元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