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旷世心期推栗里”——钱锺书先生的论陶旨趣

作者：刘强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表，原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集刊第49辑，华东师大出版社2019年12月版

小序

余自二十岁即心仪钱氏默存先生，曾手抄其《写在人生边上》一册，并配插图；又编《钱锺书<围城>妙喻》一卷，时时讽诵。惜两抄本今已不存矣。三十四岁始任教于同济大学，教学之余，为贴补家用计，笔耕不辍，随笔、杂文、书评类小文时或见诸报刊，内中即有《读钱札记》三则及论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书评一篇，后收入拙著《有刺的书囊》及《穿越古典》二书中。余又有“世说癖”，十数年孜孜矻矻，钩沉索隐，欲为《世说新语资料汇编》，日就月将，所得甚夥，稿殆超重。年来过录《谈艺录》《管锥编》二著中涉及《世说》之论，不意竟得札记数十条，计一万八千余字。他日有暇，或可撰成一文，以见钱氏于“世说学”用力之一斑。自忖虽非“钱学”专家，然于钱氏之学，亦可谓一往情深矣。

戊戌秋日，承龚斌先生之邀，赴九江学院之陶会，幸与多位文朋诗友拜识订交，乃知值今暧昧浇薄之世，亦复不乏“素心人”耳。九江之行，沉着痛快，师友切磋砥砺，流连忘返，细思诚不易得也。转眼已是己亥，岁首接刘中文兄四月苏州陶会之邀请函，未及细读，已先失笑。犹记九江饯行夜宴，宾主皆醉之状，莫非陶会师友，真欲效嵇吕之交，“每一相思辄千里命驾”耶！然陶公相招，同道呼唤，又加有“陶会不逃会”之言在先，岂忍负此良辰美景，大好因缘？乃不假思索，当即回执应命，而文债山积，案牍劳形，亦在所不计矣。

默存先生向不喜酬接开会，曾言：“三不朽自有德、言、功业在，初无待于招邀不三不四之闲人，谈讲不痛不痒之废话，花费不明不白之冤钱也。”[1]钱氏又言：“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2]“素心人”盖出自渊明《移居》诗“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句，谅我辈纵不预“二三素心人”之列，又岂钱氏所谓“不三不四之闲人”哉！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余于陶会，虽预其末，然窥斑知豹，知诸公谨遵曾子之教，可无疑也。遂绞脑搜肠，欲将“钱学”与“陶学”勉为掛搭，特拈此一题目聊以塞责，与会师友，或不以“不痛不痒之废话”诋之也。是为小序。

青年钱锺书

一、“深惭家学”，不负“陶缘”

钱锺书先生的《谈艺录》初版于1948年，而其《序》文，则完成于六年前的“壬午中元日”，也即1942年阴历七月十五。其中“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之说，流播士林，广为征引；而其“自叹颛愚，深惭家学”之语，则一向仅被当作谦辞，未曾引起足够注意。事实上，此言盖蕴含两层意思：一是说自己幼承庭训，家学渊源，表达对父亲钱基博的感念；二是表明在学术旨趣上，已与父亲衢路分明，未能子承父业，这与其后来自承“不肖”乃父，且对钱基博治学路数颇有微词[3]，正相契合。

不过，正如论者所说，“钱锺书的成功，是钱基博一生最大的成就”。[4]二钱先生之学术理路虽不尽相同，但两父子之间在诗文上却有“同好”[5]。钱锺书曾说：“余童时从先伯父与先君读书，经、史、‘古文’而外，有《唐诗三百首》，心焉好之。独索冥行，渐解声律对偶，又发家藏清代各家诗集泛览焉。”[6]钱基博则谓“儿子锺书能成家学”，“每叹世有知言，异日得予父子之日记，取其中之有系集部者，董理为篇，乃知予父子集部之学，当继嘉定钱（大昕）氏之史学以先后昭映，非夸语也”。[7]子泉先生以经学立身，其所谓“集部之学”，正父子二人学术上之最大“交集”也。就此而言，笔者多年前所言“没有钱基博，就没有钱锺书”[8]，庶几可以成立。

要说钱氏父子在诗文上有何“同好”，陶渊明便是最好的例子。二人之“陶缘”，早在1932年钱锺书就读于清华大学时，便已大显于世。彼时钱锺书已颇有文名，因年轻气盛，曾在与友人书中说“孔子是乡绅，陶潜亦折腰”，钱基博看后很是忧虑，遂在家书中指出：这些话“看似名隽，其实轻薄！在儿一团高兴，在我殊以为戚”！又说：“父母之于子女，责任有尽，意思无穷。况儿聪明早慧我所厚望！现在外间物论，谓汝文章胜我，学问过我，我固心喜！然不如人称汝笃实过我，力行过我，我尤心慰！清识难尚，何如至德可师！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不喜汝为胡适之、徐志摩。如以犀利之笔，发激宕之论，而迎合社会浮动浅薄之心理，倾动一世；今之名流硕彦，皆自此出。得名最易，造孽实大！”[9]严父教子，语重心长，至今读之，犹令人低回。而其所厚望于钱锺书者，竟有五柳先生陶渊明。可见陶渊明在钱基博心目中，是足堪师法的人格偶像。后来钱锺书无论是写《人·兽·鬼》还是《围城》，主要讽刺对象基本是“新月”和“京派”文人群体，应与乃父之告诫不无关系。

以陶渊明之人格志节庭训课子，这可以说是钱氏家学的重要一课，也是父子“陶缘”的开始。此后，陶渊明便成了钱氏父子情有独钟的研究对象。

钱基博（1887—1957）

1938年，钱基博赴湖南安化县蓝田镇，任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其间撰写的《中国文学史》教材为陶渊明专设一节，其论《桃花源记》云：

以冲淡闲远之致，写愤世嫉俗之怀，独超众类，若未尝经意；质而为绮，疏而能隽，而以魏武、蜀相之浑简，抒嵇康、阮籍之怀抱；然其文不可以学而能；非文之难，有其胸次为难也。然篇章不多，而诗绝工，尤为后世所称，情真景真，事真意真，只是就本色练得入细，如作瘿瓢藤杖，本色不雕一毫，水磨又极精细。止任元朴者或拥肿不堪，刘琨是也。专事功夫者又矫揉无味，陆机是也。而潜则直率语却自追琢中出，所以耐咀嚼。[10]

又论陶诗渊源云：

《诗品》称：“宋徵士陶潜，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今诵潜诗，清微淡远，不矜左思风力，亦异应璩之讽喻谕；只是自抒胸怀，朴实说理，以枯淡出腴润，含悲凉于解脱；潘岳、陆机，视之为靡；左思、刘琨，又逊其和；平淡而不为懦顿，遒亮而出以浑雅。《诗品》以曹陈王为“骨气奇高，辞采华茂”，而潜则骨气不矜奇高而特为超逸，辞采不喜华茂而发之朗秀。天挺此才，以结晋代之诗局，而与陈王后先辉映。陈王华贵而发以沉郁，潜则感慨而发以高浑；粲然逸古，可谓清音独远矣。[11]

不仅谓陶诗与左思、应璩有异，而且径以渊明与曹植等价。这一颇具卓识的评价显然影响到了钱锺书。在《谈艺录》六三《随园深非诗分朝代》一文中，钱锺书列举魏晋诗人，便有“曹、陶、阮、谢”的排行[12]；这显然是不以“世代为先后”，独以“优劣为诠次”了。

钱基博《中国文学史》盖在1939年陆续付印。这一年11月下旬，钱锺书则应钱基博之命来到蓝田师院，与父亲成了同事。正是在蓝田的两年，钱锺书开始撰写《谈艺录》，无巧不巧，而他最初写的一篇，正是陶渊明！[13]

不惟如此。父子二人对陶渊明和谢灵运的评价亦如出一辙。且看钱基博如何论陶谢：

后人好以陶、谢并称。然陶情喻渊深，自然倜傥。谢体裁绮密，动见拘束。谢之视陶，亦何啻跛鳖之于骥足。[14]

其尊陶贬谢之旨，一目了然。在论及山水诗时，老泉先生又说：

然山水闲适，时发理趣，在诗家亦为独辟之境。……陶、谢诗不以理语为累，以其浑化得理趣，而不落滞境也。晋孙绰、许询、桓温、庾亮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此由乏理趣耳，夫岂尚理之过哉。所不同者，特陶公心处闲逸，而灵运词出刻缕（疑当作镂）；陶公寓意于田园，灵运寄兴于山水。[15]

有道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在《谈艺录》四八《文如其人》中，钱锺书讽刺阮大铖（号圆海）说：“阮圆海欲作山水清音，而其诗格矜涩纤仄，望可知为深心密虑，非真闲适人，寄意于诗者。”[16]于此又加“补订二”，极称谢灵运山水诗及阮大铖“摹陶”之拙劣，曰：

余尝病谢客山水诗，每以矜持矫揉之语，道萧散逍遥之致，词气与词意，苦相乖违。圆海况而愈下；听其言则淡泊宁静，得天机而造自然，观其态则挤眉弄眼，龋齿折腰，通身不安详自在。《咏怀堂诗》卷二《园居诗》刻意摹陶，第二首云：“悠然江上峰，无心入恬目”，显仿陶《饮酒》第五首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悠然”不足，申之以“无心”尤不足，复益之以“恬目”，三累以明己之澄怀息虑而峰来献状。强聒不舍，自炫此中如镜映水照，有应无情。“无心”何太饶舌，著痕迹而落言诠，为者败之耳。[17]

钱锺书对谢灵运山水诗的评价，与乃父所谓“灵运名冠宋代，而文章不称，彩乏雕润，气无岸异”，“诗则气无奇类，殊未俊发”[18]的论说，皆以“气”为说，可谓异曲同工。而钱基博以“理趣”论陶谢，与后来钱锺书论诗每重“理趣”[19]，就更属“家学渊源”了。

钱基博、钱锺书父子

不仅如此，陶渊明也是钱锺书旧体诗创作中征引化用最多的古代诗人之一。检核《槐聚诗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涉及陶渊明者不下八首，如写于1934年的《还乡杂诗》之《玉泉山同绛》诗云：

欲息人天籁，都沉车马音。

风铃呶忽语，午塔闲无阴。

久坐槛生暖，忘言意转深。

明朝即长路，惜取此时心。

“忘言意转深”句，盖化用“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再如写于1938年的《将归》诗云：

结束箱书叠箧衣，

浮桴妻女幸相依。

家无阳羡笼鹅寄，

客似辽东化鹤归。

可畏从来知夏日，

难酬终古是春晖。

田园劫后将何去，

欲起渊明叩昨日。

而蓝田乡居的两年，也是钱锺书创作旧体诗较为用力的两年。田园意趣，足以发思古之幽情。这时的几首诗，颇有“和陶”之趣。如《耒阳晓发是余三十初度》（1940）：

破晓鸡声欲彻天，

沉沉墟里令无烟。

哦诗直拟陶元亮，

误落尘中忽卅年。

写于同年的《遣愁》诗有云：“一叹窃比渊明琴，弦上无声知趣寡。不平物犹得其鸣，独我忧心诗莫写。”用渊明无弦琴之典，抒发孤愤，与其论《谈艺录》所谓“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也”，其事正对。再看写于1942年的《有感》一诗：

穷而益脆岂能坚，

敢说春秋备责贤。

腰折粗官五斗米，

身轻名士一文钱。

踏空不着将何去，

得饱宜扬却又还。

同妾语传王百谷，

哀矜命薄我犹怜。

又，《拔丈七十》（1945年）诗云：

老去松心见后雕，

危时出处故超超。

一生谢朓长低首，

五斗陶潜不折腰。

工却未穷诗自瘦，

闲非因病味尤饶。

推排耆硕巍然在，

名德无须畏画描。

二诗皆用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之典，可知诗人心里委实住着一个“君子固穷”的“靖节先生”，每遇困顿，必来提振士气，安慰穷乏。

1949年以后，钱氏诗作渐少，有限的诗作中，渊明仍是足以暖老温贫的吟咏对象。如《容安室休沐杂咏》（1954年）就有“袅袅鹅黄已可攀，梢头月上足盘桓。垂杨合是君家树，并作先生五柳看”之句，作者自注云：“入住时绛于门前种柳五株，已成阴矣。”门前种五柳树，正是以渊明自期之意。再看写于1979年的《马先之（厚文）属题诗稿》：

先公宿许老门生，

行谊文章异俗情。

旷世心期推栗里，

故乡宗派守桐城。

风恬春雨知时霁，

潦尽秋潭澈底清。

把玩新编重品目，

卅年惆怅溯诗盟。

一句“旷世心期推栗里”，多少感怀怅恨在其中！本文拈出此一警句为题，不亦宜乎！

由此可见，钱基博、钱锺书父子虽治学路数不同，人格底色却一脉相承，至少，二先生心中，皆有一个胸次浩然、超尘绝俗的陶渊明。老杜诗云：“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正其写照也。职是之故，钱锺书的“深惭家学”，读者大可不必当真，而其谨遵父命，以陶渊明之人格风骨自励自期，却几乎贯穿一生，诚可谓“不负陶缘”也。

以上可谓钱氏陶学之渊源论；下则可谓钱氏陶学之接受论。

二、陶诗显晦，“悟稀赏独”

论及钱锺书先生的陶学研究，自当以《陶渊明诗显晦》一文为最要[20]。此文广征博引，抉幽发微，将“陶诗显晦”这一诗学公案做了前所未有的梳理与廓清，为后来陶渊明接受史的研究导夫先路，堪称现代陶学史上的路标之作。

此文开篇即道：“渊明文名，至宋而极。”只此一句，便揭橥诗学史上一极大课题。接着又引述欧阳修、苏轼、蔡居厚及近人李审言之论陶语，此诸人，皆以渊明诗文独绝，而“唐人绝无知其奥”，故同以“于陶公不加齿序”（李审言《愧生丛录》语）为恨。然后，钱氏话锋一转，遂举杜甫、李白、韩愈诗中多“用陶令事”，明其“未尝不师法陶公”；并列举有唐一代诗家，诸如王无功、王昌龄、高达夫、孟浩然、崔曙、张谓、李嘉佑、皇甫曾、严维、戴叔伦、戎昱、窦常、卢纶、李端、杨巨源、司空曙、顾非熊、邵谒、李频、李群玉、卢肇、赵嘏、许浑、郑谷、韦庄、张玭、崔涂、崔道融、汪遵等共29人，“每赋重九、归来、县令、隐居诸题，偶用陶公故事”。又举颜真卿、钱起、孟郊、刘禹锡、许浑、崔颢、刘驾、曹邺、司马扎、唐彦谦、张说之、柳子厚、韦苏州、王右丞、白香山、皎然、薛大拙、陆龟蒙等18人或“咏陶”“效陶”，或“和陶”“赞陶”之例，指出：“然少陵、皎然以陶谢并称，香山以陶韦等类，大拙以陶李齐举，虽道渊明，而未识其出类拔萃；至薛氏所谓师法渊明者，其集中亦不可得而按也”。[21]

其实，不唯唐代于渊明“未识其出类拔萃”，唐以前亦然。钱氏接着论述道：

更推向前，则晋代人文，略备于《文心雕龙·才略》篇，三张、二陆、潘、左、刘、郭之徒，无不标其名字，加以品题，而独遗渊明。沈休文《宋书·谢灵运传论》叙晋宋以来诗流，渊明终不与。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亦最举作者，别为三体，穷源分派，与钟记室《诗品》相近，而仍漏渊明。

至此，“陶诗显晦”问题终于说到结穴处了。盖唐人对陶渊明“不加齿序”，根子还在六朝！

陶渊明画像

众所周知，陶诗显晦集矢最多的，莫过于钟嵘《诗品》。《诗品·中品》论“宋徵士陶潜诗”云：“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至如‘欢言醉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邪？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22]钟嵘此论一出，乃“予人口实”，以至千古聚讼，莫衷一是。其中争论最多者在钟嵘品类失当及源流不伦二端。如王士禛《渔洋诗话》认为陶潜“宜在上品”。[23]宋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下云：“（钟嵘）论陶渊明，乃以为出于应璩，此语不知其所据。应璩诗不多见，惟《文选》载其《百一》诗一篇，所谓‘下流不可处，君子慎厥初’者，与陶诗了不相类。”[24]类似指摘，代不乏人，不一而足。

降及民国，《诗品》研究备受关注，仅1926-1929年间，就有多种研究及笺注本陆续问世，即张陈卿《钟蝾诗品之研究》（1926）、陈延杰《诗品注》（1927）、古直《钟记室诗品笺》（1928）、许文雨《诗品释》（1929）等。此诸书各有千秋，瑕瑜互见，故在当时颇致物议。尤其陶渊明之品第及评价问题，更成为一大焦点。或许是出于对陶公的偏爱，学者中竟有回护钟嵘，以至改写古本者。如陈延杰《诗品注》引《太平御览》卷五百八十六云：“钟嵘诗评：古诗、李陵、班婕妤、曹植、刘祯、王粲、阮籍、陆机、潘岳、左思、谢灵运、陶潜十二人，诗皆上品。”竟将陶渊明直接擢升入上品，此论一出，可谓石破天惊。古直未加深考，径直照搬陈氏之论，并坚称：“据此，则陶公本在上品，今传《诗品》列之中品，乃后人窜乱之本也。”[25]

对此，钱基博、钱锺书父子亦各有所论而观点不同。钱基博在《中国文学史》中对钟嵘《诗品》分类不当提出批评，说：“然魏武悲壮，范晔华赡，屈居下第；元亮清远，鲍照遒丽，不列上品，诠次未允，颇有遗议。又所推原出于谁何，加之抑扬，第出以臆，而不必衷于情实，亦既随事纠正而明其疏；然其志不可没也。”[26]此固平情之论，而其所撰《钟嵘诗品校读记》则云：“顾或者谓《太平御览》五百八十六钟嵘《诗品》曰：‘古诗、李陵、班婕妤、曹植、刘祯、王粲、阮籍、陆机、潘岳、张协、左思、谢灵运、陶潜十二人诗皆上品。’知陶公之列‘中品’，出后人窜乱也，则亦无解于魏武诸人。又所推原出于何者，第出以臆，而不必衷于情实，亦其疏也。”[27]显然是受到陈、古二氏之影响而失之不考。

钱锺书《陶渊明诗显晦》恰写于此时，不能不说是有激于上述论调。在论列“渊明在六代三唐，正以知希为贵”后，钱氏乃自陈其写作原委，说：“近有笺《诗品》者二人，力为记室辩护；一若记室品诗，悉本秤心，断成铁案，无毫发差，不须后人作诤友者。于是曲为之说，强为之讳，固必既深，是非遂淆。心劳日拙，亦可笑也。”又胪述陈延杰、古直引《太平御览》之语以为靶子，指出：“据此一条，遽谓陶公本在上品，今居中品，乃经后人窜乱，非古本也。余所见景宋本《太平御览》，引此则并无陶潜，二人所据，不知何本。单文孤证，移的就矢，以成记室一家之言，翻徵士千古之案。不烦傍引，即取记室原书，以破厥说。”[28]接着，钱氏从《诗品》之体例、品第设定及考语色彩诸方面详加论析，对陈、古二氏之谬误痛下针砭，此数百言，发前人未发之覆，堪称一篇“钟嵘《诗品》义例考”。钱锺书论陶，视野开阔，考辨精审，有破有立，要在客观平允，实事求是。他一方面充分肯定陶诗成就，“出类拔萃”，于理应在上品；但另一方面，又绝不“曲为之说，强为之讳”，而是尊重历史事实，认为钟嵘《诗品》之所以置陶渊明于中品，原因在于：

记室评诗，眼力初不甚高，贵气盛词丽，所谓“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故最尊陈思、士衡、谢客三人。以魏武之古直苍浑，特以不屑翰藻，屈为下品。宜与渊明之和平淡远，不相水乳，所取反在其华靡之句，仍囿于时习而已。[29]

“眼力不高”且“囿于时习”，一语该尽陶诗屈居中品之主因，允为不刊之论！

当然，这是钱锺书三十余岁时对钟嵘的判断，而在《管锥编》中，我们看到，时隔三十余年，钱氏对记室的认识有了改观。《管锥编》第四册《全梁文》卷五五论钟嵘《诗品》说：

谈艺之特识先觉，策勋初非一途。或于艺事之弘纲要旨，未免人云亦云，而能于历世或并世所视为碌碌众伍之作者中，悟稀赏独，拔某家而出之：一经标举，物议佥同，别好创见而浸成通尚定论。如昭明《文选序》大都当时常谈，而其《陶渊明集序》首推陶潜“文章不群超类”，而衡文具眼，迈辈流之上，得风会之先。又或月旦文苑，未克识英雄于风尘草泽之中，相骐骥于牝牡骊黄以外，而能于艺事之全体大用，高瞩周览，症结所在，谈言微中，俟诸后世，其论不刊。如钟嵘三品，扬扢作者，未见别裁，而其《中品·序》“吟咏情性，何贵用事”，则于六朝下至明清词章所患间歇热、隔日瘧，断定病候，前人之所未道，后人之所不易。[30]

钱氏以“特识先觉”“悟稀赏独”赞许最先称赏渊明的昭明太子萧统，亦附带指出钟嵘“违时抗俗”之难能可贵。在列举记室诸评语之长处后，钱氏再次提到陶诗显晦问题，说：

刘勰与钟嵘为并世谈艺两大，亦复词翰无称。……勰、嵘于陶潜均非知音，勰且受知昭明，乃皆不为势利转移，未尝违心两舌；其文德虽勿足比范缜之于神灭，固胜萧子云之于钟繇书矣。[31]

称钟嵘虽“囿于时习”，但能“不为势利转移，未尝违心两舌”，此真深具“了解之同情”之论也。

总之，钱锺书之论陶，不仅能雄视古今，旁搜远绍，以小见大，客观上起到了张大“陶学”之效果；而且，又能藉由“陶诗显晦”之一隅，举一反三，旁及钟嵘《诗品》义例之考辨，兼论艺文赏鉴随时转移升降之规律，其所论列，可谓孤明先发，又岂仅“于谭艺或不无少补”也哉！

钱氏陶学之接受论一如上述；以下则述其“文体论”。

三、“通文于诗”与“诗人之学”

不过，钱锺书“陶诗显晦”之论，毕竟还是从接受史角度外部以论陶，仅述其由晦而显之历史过程，而对于“渊明文名”何以“至宋而极”之深层原因，几乎未置一词。就“知其然”而言，固然无可挑剔；若求“明其所以然”，则又语焉不详，未能尽惬人意。

陶渊明集宋刻本

细读钱锺书《陶渊明诗显晦》一文，发现其对于陶诗在“六代三唐正以知希为贵”之原因，大抵归结在“人文分途”与“诗文异区”上。他说：

颜延之与渊明友善，及其亡也，为作哀诔，仅称“孤生介立之节”，于其文章，祗曰：“文取旨达”，几不以渊明为工于语言者。阳休之能赏渊明文，言其“往往有奇绝异语”矣，而所撰《陶集序录》乃曰：“词采未优”，美中致不足之意。……当时解推渊明者，惟萧氏兄弟，昭明为之标章遗集，作序叹为“文章不群”，“莫之与京”。《颜氏家训·文章》篇记简文“爱渊明文，常置几案，动静辄讽”。顾二人诗文，都沿时体，无丝毫胎息渊明处。[32]

言下之意，当时如颜延之、阳休之及萧氏兄弟，于渊明之赏会，或者在“人”，或者在“文”，而唯独不在“诗”。职是之故，专论五言诗的钟嵘《诗品》，固然“抉妙别尤，识所未逮”，但以南朝之“时习”或“时体”而论，将渊明置于中品，实在颇合时宜，无可厚非。

然而，在后文“唐人所罕，而竟只字不及渊明”一句的“补订一”中，钱氏却说：

张说《齐黄门侍郎卢思道碑》历举“仲尼以来迄于有隋，擅名当时，垂声后代”之文士，自游、夏、屈、宋至于温、邢、卢、薛，晋、宋、齐、梁有潘、陆、张、左、孙、郭、颜、谢、鲍、江，不及渊明。李华《萧颖士集序》记萧论文举屈、宋、贾、枚、马、扬、班、张、曹、王、嵇、左、干，而不及渊明，当是偏重在文而不在诗耳。[33]

一句“偏重在文而不在诗”，似乎真要论诗，则不可能不及渊明；此说又与前面六朝不重渊明盖因“偏重在诗不在文”之说，大相径庭，自相矛盾。钱氏在这里，似乎遇到了一个逻辑上不能自洽的问题。我们会问：既然六朝“偏重在诗”而不取渊明，何以唐人“偏重在文”，亦“只字不及渊明”呢？难道六朝人取其“文”与唐人重其“诗”，都是天大的误会？抑或陶公无论是“诗”还是“文”，皆不得入于“上品”之选呢？

大概钱锺书也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峻性，在《谈艺录》四《诗乐离合，文体递变》一文中，他先是批驳焦理堂“诗文相乱”、“诗亡于宋”之说，称：“王静安《宋元戏曲史》序有‘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之说。谓某体至某朝而始盛，可也；若用意等于理堂，谓某体限于某朝，作者之多，即证作品之佳，则又卖菜求益之见矣。元诗固不如元曲，汉赋遂能胜汉文，相如高出子长耶？唐诗遂能胜唐文耶？宋词遂能胜宋诗若文耶？”说到这里，话锋一转，说：

兼擅众体如贾生、子云、陈思、靖节、太白、昌黎、柳州、庐陵、东坡、遗山辈之集固在，盍取而按之。[34]

请注意，钱氏将渊明作为“兼擅众体”之一流作家标举，其中竟无杜甫！而所谓“兼擅众体”，无非“诗文俱佳”之意。因为陶公“兼擅众体”，故单论“诗”“文”时，或为浅识之辈所遗漏，也就不劳辞费了。钱氏还说：“文章之革故鼎新，道无它，曰以不文为文，以文为诗而已。”并引赵闲闲《滏水集》曰：“少陵知诗之为诗，未知不诗之为诗，及昌黎以古文浑灏，溢而为诗，而古今之变尽。”[35]此皆深具卓识之论，无形之间弥合了诗文之间的文体壁垒。

不惟如此。在论及“诗用语助”与韩愈“以文为诗”时，钱氏再度论及渊明：

唐以前惟陶渊明通文于诗，稍引厥绪，朴茂流转，别开风格。如“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倒裳往自开，问子为谁欤”；“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理也可奈何，且为陶一觞”；“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馁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师”；“日日欲止之，今朝真止矣”；……昌黎荟萃诸家句法之长，元白五古亦能用虚字，而无昌黎之神通大力，充类极尽，穷态极妍。《竹庄诗话》卷七选昌黎《南溪始泛》三首，引《蔡宽夫诗话》云：“三首乃末年所作，独为闲适，有渊明风气”云云。夫昌黎五古句法，本有得自渊明者，蒋叔起《垂金荫绿轩诗钞》卷一云：“昌黎有小诗数首，力摹彭泽，偶读一过，从而追和之”；乃指“江汉虽云广”、“长安交游者”、“夜歌”、“岐山下”四首而言。窃意《秋怀》《晚菊》等篇，词意亦仿渊明，不待《南溪始泛》。渊明《止酒》一首，更已开昌黎以文为戏笔调矣。[36]

钱氏于“兼擅众体”之外，又提出“通文于诗”，认为诗歌史上“以文为诗”的风气，并非韩愈首创，其真正的伐山者乃是陶公！此一论说慧眼独具，别开生面，不仅为确立渊明在整个诗史上之地位又下一城，更使前面所说渊明诗文在接受上存在的双重“矛盾”迎刃而解。

此又可见，钱氏论陶并未止步于“陶诗显晦”，而是在诸多方面有所发明，堪称“特识先觉”，而且其论陶旨趣颇能由“文心”以见“诗心”，由“神韵理趣”以见“学人之诗”和“诗人之学”。譬如，钱氏在《谈艺录·神韵》一文中，曾引郑朝宗之语曰：“神韵乃诗中最高境界。余亦谓然。”又论王士禛虽师法严沧浪，起初不解“闲远”中何以有“沉着痛快”，后“始敷衍其说，以为‘沉着痛快’，非特李、杜、昌黎有之，陶、谢、王、孟莫不有”。接着又说：“然而知淡远中有沉着痛快，尚不知沉着痛快中之有远神淡味，其识力仍去沧浪一尘也。”[37]这里，“远神淡味”，岂非为陶诗“传神写照”也？后文又言及“理趣”，曰：

人之嗜好，各有所偏。好咏歌者，则论诗当如乐；好调绘者，则论诗当如画；好理趣者，则论诗当见道；好性灵者，则论诗当言志；好于象外得悬解者，则谓诗当如羚羊挂角，香象渡河。[38]

而“论诗当见道”，“象外得悬解”二语，又让人想到陶公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钱氏论诗，不唯标举神韵理趣，亦重“妙悟”。如《谈艺录》二八《妙悟与参禅》一文，就有“诗人觅句，如释子参禅”[39]的妙论。而在《随园非薄沧浪》中，钱氏再论禅诗而又溯及渊明：

未有禅宗，已有禅机，道人如支郎，即不能当下承当，而有待于拟议。《世说·言语》篇刘尹与桓宣武共听讲《礼记》，“桓公时有入心处，便觉咫尺玄门。”《北窗炙輠》卷下载周正夫云：“渊明诗云：‘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时达摩未西来，渊明早会禅”云云。子才诘“禅在何处”，诚所见之不广矣。[40]

“渊明早会禅”一说，虽非钱氏首创，却显然为其首肯。是知钱氏论陶，乃能大开大阖，点铁成金，堪称陶氏功臣矣！再如《谈艺录》五三《学人之诗》篇，专论“学人之诗”，钱氏先引韩愈《答侯继书》：“仆少好学问，自五经之外，百氏之书，未有闻而不求，得而不观者。然所志惟在其意义，至礼乐之名数，阴阳土地星辰方药之书，未尝一得门户”云云，然后说：“则亦如孔明之‘仅观大略’，渊明之‘不求甚解’。舍名数而求意义，……盖诗人之学而已。”由“学人之诗”到“诗人之学”，陶渊明确乎兼而有之矣。《管锥编》第四册又有专论陶公“读书法”者[41]，亦可参看，此不赘述。

综上，钱氏陶学之文体论，以“兼擅众体”和“通文于诗”为要旨，附带掘发陶公“诗人之学”与“学人之诗”兼而有之之殊趣，此诚钱氏之于“陶学”的新发明与新贡献。

四、排诋佛老，以儒论陶

前文已略述钱锺书论陶之源流、接受、文体三端，兹再简述其陶学之“思想论”如下。

钱氏固然不以思想家名世，多年前甚至有人以其“有学问无思想”为论[42]，口诛笔伐。然若细读其著作，则发现钱氏之学虽在集部，但举凡经、史、子三部之学，亦无不涉猎，多有发明。即以儒、释、道三教之学而论，钱氏亦能从容出入，洞流索源，辨异玄同，深造自得。其所论虽非鸿篇巨制，然吉光片羽，胜义迭出，散金碎玉，触处可见，若勾连起来，颇为可观，亦可见其学有定见，上智不移，非一般名士才子、学者专家之辈所能望项也。换言之，钱氏并非“有学问无思想”，而是不以思想阐释为职志，故其思想常如盐之于水，融于学问而与学问“道通为一”也。

伏案写作的钱锺书

就钱锺书之论陶而言，其实并无所谓“思想论”，此其与陈寅恪所不同者。然以愚见，钱氏对陶渊明思想的体认和把握，似在陈公之上。虽然陈、钱二氏悉出名门，学殖深厚，均有国士家风，但在对陶渊明思想的判断上，颇有儒者之风的陈氏却力主归陶渊明于道家甚至是天师道，并提出所谓“新自然说”[43]；而一向恃才傲物、颇有魏晋名士狂狷之气的钱锺书，反倒出人意料地排诋佛、老二氏，竟以“儒学”论陶，此学者不可不注意者也。且看其论佛老二家“末流”之所言：

……然释氏末流一言天堂地狱，修福而不修慧；以较道家末流之言不死飞升，养生而不达生，宜如同浴者不得相讥裸裎。……老庄本意，实与佛说生灭灭已、寂灭为乐，无乎不同。……然释老之言虽达，胸中仍有生死之见存，故有需于自譬自慰。庄生所谓“悬解”，佛法所谓“解脱”，皆尚多此一举。……宋儒所谓放心而未心放者是也。《论语·里仁》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明知死即是死，不文饰自欺，不矜诞自壮，亦不狡黠自避，此真置死于度外者。《先进》孔子答季路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又能斩绝葛藤。宋儒如张子《西铭》曰：“存吾顺势，没吾宁也”，已是《庄子·养生主》口气，失孔门之心法矣。[44]

此一大段论及儒、释、道三教之生死观，钱氏排斥二氏，独标儒学，俨然为孔门护法，足见其大类乃父，学有定见，根深立定，绝不以曲学阿世也。

钱氏对陶学思想论，最见功力、也最为出彩的还是对田园山水诗之兴起成因的考察上。[45]在《谈艺录》六九《随园论诗中理语》“附说十九”中，谈山水审美之渊源而多处提及渊明。其先云：

吾国诗人吟风弄月，涉目怡情，幼舆之置身丘壑，简文之会心濠濮；烟霞逸兴，山水清音，过而不留，运而无积。……进德悟道，有若《云仙杂记》卷二所载，陶渊明闻田水声而叹为“胜吾师丈人”也。……附说九已引孔子“乐山乐水”之言，以见宣尼于美学移情之理，深有解会。《论语·先进》记曾皙浴沂风雩，孔子与之。更为后世儒者，开一方便门。[46]

又云：

《文心雕龙·明诗》曰：“庄老告退，山水方滋”；而今人论西方浪漫主义之爱好自然，只引道家为比拟，盖不知儒家自孔子、曾皙以还，皆以怡情于山水花柳为得道。亦未嗜胾而谬言知味矣。譬之陶公为自然诗人之宗，而未必得力于庄老。[47]

这还只是轻轻点逗，紧接着的一大段，几乎可谓“陶学与儒学”的长篇专论：

《真西山题跋》卷三《跋黄瀛甫拟陶诗》云：“予闻近世之评诗者曰：渊明之词甚高，而其指则出于庄老；康节之词若卑，而其指则原于六经。以余观之，渊明之学，正自经术中来，故形之于诗，有不可掩。《荣木》之忧，逝川之叹也。《贫士》之咏，箪瓢之乐也。《饮酒》末章有曰：‘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岂玄虚之士可望耶。”屈悔翁《翁山文外》卷一《游白仁岩记》谓靖节中年闻道，“庶几颜子之卓尔”；南昌苏桓尝以靖节为“周公、孔子之徒，虽与远公交游而不赴其社，守道独立，入焉不缁”。李恕谷《年谱》三十九岁选陶渊明集，题词曰：“渊明生六朝异端盛行之日，士皆放诞成习，溺谈虚空。渊明诗曰：‘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又曰：‘耕种有时息，行者无问津。’又曰：‘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全集无一言及于佛老，可不谓志道者欤？观其将游庐山，闻东林寺钟声，蹙眉而返；则世所传《三笑莲社图》，必佞佛好事之徒为之也。”李安溪《榕村语录》卷三十谓陶诗“包含义蕴”，如“羲农去我久”一首，识见“超出寻常”，因详灰敷说；又曰：“靖节诗推周孔处甚多，其逃于酒者，避刘宋耳。”《语录续编》卷八云：“观《饮酒》诗六首，惓惓六籍，希圣不在韩公下也。”姜湛园《西溟文钞》卷二为王丹麓作《敦好斋记》，亦谓斋名本陶公“诗书敦旧好”之义，“陶公为学道者，愤世俗之好黄老。故曰：‘洙泗辍微响，漂流逮狂秦；诗书复何罪，一朝成灰尘；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云云。周荇农《思益堂日札》卷五《书渊明集后》亦称其“无一字涉及二氏”。皆不相沿袭，而所见大同。[48]

钱氏列举南宋真德秀、清人屈復、李塨、李光地、姜宸英、周荇农诸人论陶诗，均以渊明离儒家近，去二氏远；“皆不相沿袭，而所见大同”云云，足见钱氏深以为然，甚至引为同调。接着，钱氏又加按语如下：

按陶公诗又云：“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又云：“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又云：“周生述孔业，祖谢响然臻。道丧向千载，今朝复斯闻。老夫有所爱，思与尔为邻。”盖矫然自异于当时风会。《世说·政事》注引《晋阳秋》记陶侃斥老庄浮华，渊明殆承其家教耶。[49]

不仅又引三首陶诗以为佐证，且指出渊明之亲近儒家，盖“承其家教”使然。其实，当钱氏下此断语时，又何尝不是“承其家教”、以儒学为宗呢？前引子泉先生以“锺书能成家学”，信不虚也！钱氏又引沈曾植论刘勰“庄老告退，山水方滋”说云：

近人沈子培《寐叟题跋》上册有论支、谢诗三则，深非刘勰“庄老告退，山水方滋”二语，以为“六朝诗将山水庄老，融并一气。谢康乐总山水庄老之大成，支道林开其先，模山范水，华妙绝伦。陶公自与嵇阮同流，不入此社”云云。沈氏知作诗“以庄老为意，山水为色”,颇合“理趣”之说。……子培好佛学，故论诗蛮做杜撰，推出一释子，强冠之康乐之上，直英雄欺人耳。以山水通于理道，自亦孔门心法,子培必欲求之老庄，至不言读《论语》，而言读皇侃《疏》，岂得为探本穷源乎？陶公不入此社，固也，与嵇阮亦非同流。陶尊孔子，而《拟古》肯称庄周为“此士难再得”；阮学老庄，而《达庄论》乃大言庄周不足道。子培之言，诚为淆惑矣。[50]

“陶公不入此社”，便是与佛无涉；“与嵇阮亦非同流”，便是与老庄异区；“陶尊孔子”，分明便是“以陶归儒”！顺此而下，钱氏自不免要“以儒论陶”：

颜鲁公《咏陶渊明》以张良、龚胜比渊明。山谷《怀渊明》诗略云：“岁晚以字行，更始号元亮。凄其望诸葛，慷戆犹汉相。时无益州牧，指挥用诸将。”真西山《跋黄瀛甫和陶》称其“有长沙公之心而力未逮”。户挚《题渊明归去图》以留侯、武侯相比。王述庵《书渊明传后》称有经略用世之志。龚定庵《己亥杂诗》中读陶诗三首称其有“侠骨”而“豪”。盖皆韩昌黎《送王秀才序》所谓：“阮籍、陶潜为事物是非相感触，有托而逃”。余复拈出其儒学如左，以见观人非一端云。[51]

“拈出其儒学”，正是援儒学以论“陶学”，可谓曲终奏雅，真乃如孔子所说：“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

然这还不算完。三十五年后，《谈艺录》再版，钱氏“固辞不获，乃稍删润原书，存为上编，而逐处订益之，补为下编”。在下编中，钱氏于此一“附说”又加数条“补订”，文殆千言，大抵依旧是“以儒论陶”。其中有云：

盖儒家性理有契于山水，道家玄虚亦有契于山水；而恣情山水者，可托儒家性理之说张门面，亦可借道家玄虚之说装铺席。一致百虑，民归殊涂，人心善巧方便，斯其一端也。”[52]

此一番“执两用中”之议论，又岂“有学问无思想”者所能道哉！钱氏虽言《谈艺录》“上下编册之相辅，即早晚心力之相形也”，并感叹“兹则犹昔书、非昔书也，倘复非昔书、犹昔书乎！”[53]而读者若取两编互勘并观，则不难发现，钱氏壮年与晚年之论学，实有“一以贯之”者在焉。

至此，则上文所说钱氏于“渊明文名，至宋而极”语焉不详之遗憾，庶几可以释然矣。李长之先生曾言：“陶渊明在中国诗人中的地位，自宋以后愈来愈高，正是和那些理学家的赞扬宣传分不开的。”[54]今之学者亦大多同意，陶诗之所以至宋而显，乃与有宋一代理学大兴，而陶公诗文之“道气”“理趣”渐被“发现”与“追认”大有关系[55]。而钱氏之“以儒论陶”，虽未明言，盖亦寄寓此意也。

要言之，钱锺书先生幼承家学，深契“陶缘”，立身处世，颇有靖节“孤生介立”之风，而行文赋诗，亦得陶公风神灵气，于现代旧体诗人中可独树一帜。又其一生著述，多次论及渊明，涉及接受论、文体论、思想论诸面向，特识先觉，悟稀赏独，多有未发之覆，为陶学开疆拓土，厥功至伟。尤其是，钱氏学贯中西，而能立足中学本位，发言遣论，深中肯綮，不为无稽之谈；其论陶之思想渊源，排诋佛老，归陶入儒，堪称洞幽烛微，拔本塞源，使陶公深衷款曲，得以朗现于千年之后，诚不易得也。陋学浅识如笔者，姑将年来读钱学陶之心得胪述如上，于“陶学”与“钱学”或不无少补云。

注释：
 
[1]1987年8月31日与华中师范大学，见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几年钱基博先生诞生百周年专辑》。参见罗厚辑注之《钱锺书书札书钞（资料）》之六十二则，《钱锺书研究》第三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第313页。
 
[2]钱锺书与郑朝宗信，见《厦门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
 
[3]参见孔芳卿：《钱锺书京都座谈记》，载《不一样的记忆》，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年，第224页。
 
[4]汤晏：《一代才子钱锺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5页。
 
[5]王水照《〈对话〉的余思》有云：“杨绛先生也说过，他父亲和钱先生在诗文上有同好，有许多共同的语言，常用一种‘精致典雅’的风格说些俏皮话，相与笑乐。”载《不一样的记忆》，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年版，第246页。
 
[6]钱锺书：《槐聚诗存序》，《槐聚诗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
 
[7]参巫奇：《钱锺书先生三题》，见《钱锺书研究》第三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第283页。
 
[8]参拙文《读钱札记三题》之《“打”出来的大师》及《钱锺书不肖乃父》，收入拙著《有刺的书囊》，中国青年出版社，2010年，第57-66页。
 
[9]此信写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十一月十七日，以《谕儿锺书札两通》（其二）之题刊于《光华半月刊》第一卷第四期（1932年12月）。
 
[10]钱基博：《中国文学史》，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63页。
 
[11]钱基博：《中国文学史》，上册，第163页。
 
[12]钱钟书：《谈艺录》（上册），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277页。
 
[13]据吴忠匡回忆，“钱锺书写《谈艺录》用的是小镇上所能买到的几位粗糙的直行毛边纸。他每晚写一章，二三天以后又修补，夹缝中，天地上，填写补缀得密密麻麻。他每完成一章，就交给吴阅读，陶潜、李长吉、梅圣俞、杨万里、陈简斋、蒋士铨等章节是最先写成的。”参见汤晏：《一代才子钱锺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02页。
 
[14]钱基博：《中国文学史》，上册，第166页。
 
[15]钱基博：《中国文学史》，上册，第167页。
 
[16]钱锺书：《谈艺录》，上册，第207页。
 
[17]钱锺书：《谈艺录》，下册，第629页。
 
[18]钱基博：《中国文学史》，上册，第166页。
 
[19]参见《谈艺录》二八《妙悟与参禅》、六〇《随园非薄沧浪》、六九《随园论诗中理语》诸篇。
 
[20]按：钱锺书《管锥编》第四册中，论列陶公《答慕容廆书》《闲情赋》《归去来兮辞》《与子俨等书》《桃花源记》《孟府君传》《五柳先生传》《自祭文》诸文，着重文本细读及中西文学比较，亦可参考。然窃谓就论陶旨趣言，此诸文之重要性反不如《陶渊明诗显晦》。
 
[21]钱锺书：《谈艺录》上册，第112-113页。
 
[22]曹旭：《诗品集注·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336-337页。
 
[23]参见《清诗话》，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新1版，第203页。
 
[24]参见《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52页。
 
[25]古直笺：《诗品》，曹旭整理集评，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第42页。
 
[26]钱基博：《中国文学史》，上册，第207页。
 
[27]参曹旭：《钟嵘、二萧与陶诗显晦》。对于钱锺书《陶渊明诗显晦》一文撰述之缘起，曹旭先生指出，“钱基博校记亦误，故钱锺书此处有纠乃父过失之意”。《诗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92页。
 
[28]钱锺书：《谈艺录》，上册，第114-115页。
 
[29]钱锺书：《谈艺录》，上册，第116页。
 
[30]钱锺书：《管锥编》第四册，第1446页。
 
[31]钱锺书：《管锥编》第四册，第1450页。
 
[32]钱锺书：《谈艺录》上册，第114页。
 
[33]钱锺书：《谈艺录》下册，第512-513页。
 
[34]钱锺书：《谈艺录》上册，第36页。
 
[35]钱锺书：《谈艺录》上册，第35页。
 
[36]钱锺书：《谈艺录》，上册，第91-92页。
 
[37]钱锺书：《谈艺录》，上册，第48、49页。
 
[38]钱锺书：《谈艺录》，上册，第50页。
 
[39]钱锺书：《谈艺录》，上册，第128页。
 
[40]钱锺书：《谈艺录》，上册，第258页。
 
[41]钱锺书：《管锥编》，第四册，第1229页。
 
[42]详参李洪岩、范旭仑：《如何评价钱锺书》，载二人合著之《为钱锺书声辩》，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1-19页。
 
[43]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19页。
 
[44]钱锺书：《谈艺录》，上册，第300-302页。
 
[45]关于山水诗之勃兴与晋宋之际儒学复振之关系，详参刘强：《刘勰“庄老告退，山水方滋”说新论——六朝山水审美勃兴的儒学省察》，《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46]钱锺书：《谈艺录》，上册，第302页。
 
[47]钱锺书：《谈艺录》，上册，第303页。
 
[48]钱钟书：《谈艺录》，上册，第304页。
 
[49]钱锺书：《谈艺录》，上册，第305页。
 
[50]钱锺书：《谈艺录》，上册，第305页。
 
[51]钱锺书：《谈艺录》，上册，第306页。
 
[52]钱锺书：《谈艺录》，上册，第689页。
 
[53]钱锺书：《谈艺录·引言》，见前揭书，上册，第1页。
 
[54]李長之：《陶渊明传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47頁。
 
[55]详参刘强：《陶渊明接受史上的儒道博弈》，见《2018陶渊明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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