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西方意识形态的历史叙事

——以近年来国内非主流历史话语为对象

作者：丁匡一（海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

来源：《原道》第38辑，陈明、朱汉民主编，湖南大学出版社2020年8月出版，《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1年第1期全文转载

内容提要：国内历史知识传播话语的背后，暗含着意识形态的逻辑。深透理解、把握近年来国内历史知识的传播话语，应结合历史叙事与意识形态的内在关联，区分、厘定各种话语形态背后的支撑性逻辑，追踪其呈现与演化，归纳其特征，进而辨识其背后所潜伏的意识形态结构。

近年来国内非主流历史知识的传播话语主要呈现为启蒙叙事、补课论叙事、逆向评价叙事、假定论叙事等四大历史叙事模式，其共有的、隐含的意识形态承诺即西方意识形态。它将历史独断为朝向“自由”“平等”“个体”“人权”等目标演进的普遍历史。

基于马克思历史思想的视界，国内非主流历史知识传播话语遮蔽了西方意识形态的规范性历史价值的形式性与阶级性，也解构了历史的总体性。其理论效应在于借力历史叙事反向强化西方意识形态，其话语传播的必然趋势则是消解马克思的未来意识，沦为碎片化的历史话语。

关键词：历史叙事；意识形态；话语传播

海登·怀特曾言：“没有叙事就没有历史”。历史是需要被表述的，巧合的是，“德语中‘历史’和‘故事’是同一个词（Geschichte）”。这从语言的角度体现了历史与叙述之间的亲缘关系。

（海登·怀特）

据说，在多次、多重被叙述、被表述的历史中，历史的原貌似乎被客观地呈现出来，历史学家、历史的撰述者往往也宣称或追究纯粹客观的历史叙述，然则，不能忽视的是，在意识形态的建构、传播、形塑认同等各个环节中，调动历史叙事话语。

换言之，历史叙事已成为一种主要的建构意识形态的话语资源，这一点为现代性背景所强化。近年来，国内历史知识传播话语的背后，或显或隐、或自觉或自发地暗含着意识形态的逻辑。

一、近年来国内历史叙事的话语演进

深透理解、把握近年来国内历史知识的传播话语，应结合历史叙事与意识形态的内在关联，首要在于区分、厘定各种话语形态背后的支撑性逻辑，进而追踪其呈现与演化，归纳其特征，这一认知过程有助于辨识所谓客观性的历史叙事话语背后所潜伏的意识形态结构。

近年来国内历史知识传播的非主流话语主要分为如下几种：其一，“启蒙叙事”。它是当前我国历史叙事传播的非主流话语中最有影响力的一种。启蒙叙事的第一次出场源自将五四运动理解为中国现代之启蒙。

然而，因西方的殖民入侵，捍卫国族主权成了历史之主题，于是，我国自五四开启的启蒙一再被延搁，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启蒙试图再度发动，却一再被推迟。启蒙叙事影响深远，其内在的逻辑就是将西方的人之主体性、个体性原则以及附随的契约论结构，视为重组社会，实现现代化转型的核心要义，且假定西方现代化转型的路径具有普适性。

于是，以所谓的“自由”“平等”“个体”等元素作为价值规范，组织历史叙事的话语资源。世纪之交，少数历史学者提出的改革历史教科书是再度调动启蒙价值进行中国近现代史的历史叙事，以现代化转型为核心线索来重述中国近现代史，而追究其现代化转型的基底，即是市场、个人政治权利、财产权等形构资本市场框架的因素。

可见其延续了之前的启蒙叙事。近期，国内非主流的历史叙事也以抽象的人类文明史——博爱、兼爱、仁爱——为规范性价值叙述、梳析中国史、世界史，肯定洛克经济哲学和政治哲学的规范性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其历史叙事仍以西方尺度裁量华夏历史。从演化的视角来看，属于高阶版、最新版的启蒙叙事。

其二，“补课论叙事”。所谓的“补课论叙事”貌似持有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立场。其观点坚持马克思的社会发展“五形态论”，即人类社会历史必然历经原始公社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

因为，中国近现代的资本主义极为弱小、脆弱，发育并不充分，所以，应在现阶段重新“补资本主义的课”，只有待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到高度发达的阶段，才可能有条件进入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近年来兴起的重评新民主主义、重批满清晚期闭关锁国、重评、重述帝国主义列强对晚淸、民国的通商要求等观点都和此种“补课论”的历史叙事有着密切的内在关联。

其核心的假设是：资本主义是一个无法逾越、也无法绕开的历史阶段，历史的叙事不能脱离历史的客观进程。

其三，“逆向评价叙事”。有的历史叙事迎合大众的反向思维与边缘品味，逆转一些历史上被主流话语基本否定的人物或事件，反向赋予其积极的、肯定的意义，例如，重新评价袁世凯，将袁世凯视为推进中国现代化的正面人物等。

这种逆向评价编制一种陌生化的知识和信息，借助互联网等媒体广泛传播。因其逆向、“新颖”的历史叙事，以及敢于试探甚至突破历史常识的底线，来投合大众的认知趣味，同此，也极大地扭曲了历史事实本身。并且，它具有碎片化的特征，契合当前高度发达的传媒背景下信息的碎片化泛滥流传情势。

其四，“假定论叙事”。历史的不可假定性是基本常识，但假定论叙事的历史传播话语总是在假定甚至设计历史。例如，假设日本不入侵中国，那么，民国将是何种走势等。

甚至，经常背离逻辑和常识，以假定的发展趋势作为尺度来评估现实发生的历史。“假定论”的背后其实是一种偶然论的历史观，脱离具体的、现实的条件，将历史视为随机衍生的偶发事件。

虽然，上面论及的几种历史叙事的传播话语形态未能全面涵涉国内的实情，但是，却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历史叙事的传播形态不一定单独运作，它们往往会交叠发生，共同构筑非主流历史叙事的复杂面相，存在如下三个方面的主要特征：

其一，民粹化的认知取向。不难发现，这类历史叙事话语其实并没有非常坚实的理论基础与学术基础，所以，它们并没有得到严肃认真的学术对待，但是，因其具有一定的“新颖性”“冲击性”“极端性”，非常投合民粹化的认知趣味，所以，其在社会上的传播效率较高，影响较大。甚至一度有冲击、围攻学术主流观点的态势；

其二，高度发达的传媒技术使得社会大众的认知趋向浅表化、扁平化，一定程度上，上述历史叙事在内容和形式上适切于传媒技术的高度发展，另一方面，高度发展的传媒也在培植民粹化的认知，甚或，一些迹象表明，民粹化知识体系正在逐渐生成；

其三，从传播的视角来看，受众在选择、接纳历史叙事的种类上，往往基于一种非历史的立场，即历史的本身与历史的现实往往被他们选择性地忽视，或者，其认知结构与知识背景也无助于追究历史的真相。

受众自身的“身位”往往成为选择、接受某种历史叙事的主要隐性因素。进言之，受众对于历史叙事的接受并不是抽象地去接纳某种历史，而是基于自身当下现时的观感、体验去把握历史，这也从传播学的角度印证克罗齐的看法：

（克罗齐）

“如果说当代史是从生命本身直接跃出的，那么我们所称之为非当代史的，也是直接来源于生命的。因为最明显不过的就是，唯有当前活生生的兴趣才能推动我们去寻求对过去事实的知识。因此那种过去的事实，就其是被当前的兴趣所引发出来而言，就是在响应着一种对当前的兴趣，而非对过去的。”

所以，大众所选择接纳、认同的历史叙事，很可能只是其对当下现时观感、期待的一种投影。甚至，人们对历史叙事的接纳与认知性的再度塑造往往包含着他们对于未来的想象，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言：

“要想了解历史，就完整的历史作一理解和解释，先必须以历史的终结为前提”。于是，便可理解海登·怀特略显夸张的论断：“过去系幻想的乐土。”只有在一种“过去”→“现在”→“未来”的整体性框架中，历史才如此这般地呈现出来。

二、历史叙事所隐含的意识形态承诺

前现代社会，构筑意识形态话语资源的主要是依托传统（习俗）、神学，以及近似神一般的超凡魅力领袖，即韦伯笔下的“卡里斯玛”（Charism）。社会建构、社会整合、政治统治、秩序稳定等方面，需要依托于传统（习俗）、神或是拟神化的具体人物，通过此类因素所提供的话语说服力、解释力来塑造认同，进行控制，稳定秩序。

这显现出，意识形态的本质是一种广义的经由话语梳理或表达的权力，其主要功能是进行精神控制，达到社会整合与秩序稳定。从时间结构上看，在前现代社会，伴随着古典的循环式的时间体验与时间感觉，传统（习俗）的中心地位显著，有助于形成思想、认知与体验上的说服力和解释力。

因此，传统和习俗一直是前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资源。同此，在前现代社会的阶段，与西方（欧洲）相适切的经验世界和超经验世界的二重化的神学也具有解释世界的说服力与解释力，进而能够成为有效的意识形态话语。

但是，随着近现代社会的崛起，特别是典型的现代性事件——法国大革命——塑造且确认了现代性的时间意识，现代人开始不再将传统、习俗视为天然的、本然的合理、正确与正当，在理性话语强势登上历史舞台的阶段，传统和习俗已显然失势并失效，再也难以成为构筑意识形态的资源。

（法国大革命）

取而代之的是理性设计以及面向未来的现代性时间体验，从这个角度看，“未来”取代了“过去”成为论证合法性的时间性资源。从空间结构看，世界的二重化被取消，即超经验世界的消逝，在韦伯看来就是，“我们时代的命运以理性化和理智化，最主要的以‘世界的祛魅化’为特征。

的确，那些终极的、崇高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消失，或进入超验的神秘生活领域，或直接地进入私人交往的友爱之中。”于是，祛魅化与理性化使得依附于神的话语丧失了解释力和构建认同的能力。

与此同时，“卡里斯玛”也必然在理性化的浪潮中走下神坛。在这种现代性的转换中，统治与秩序必然找到新的合法性的基础，换言之，要在传统、习俗、神学等因素之外，去寻找构建意识形态的话语资源。

只有在这一背景下，才能理解深受韦伯影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将科学视为新的社会条件下的意识形态资源，换言之，理性化的科学具有话语解释力与理论合法性，在现代，科学与权力空前地结合起来。

基于此，传统、习俗、神，以及附着于超经验神魅的“卡里斯玛”都逐渐丧失了话语权，逐步让位于冷静、客观的对象世界的规律，以理性为基底、以规律作为准绳构建社会秩序就具有了整合思想、认知的意识形态权能。

在意识形态整合功能的层面上，理性、科学替代了传统、习俗、神话、神学，“它不允许个人在意识形态或政治问题中作出道德决定，它塑造了为现状服务，而不是从现状找问题的态度和意识形态。

它以新的神话——技术神话，领袖神话，‘合格的专家’的神话——取代了古代的神话。”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科学成为合法性论证的资源并由之生成为合法性论证的范式，相应地，历史则被视为近现代意义的科学研究的对象。

在这种现代性转向的宏大背景下，与其它对象类似，历史也有其内在的规律，尽管这种规律达不到近代经验科学、自然科学那种严格规律性的程度，但毕竟历史有其客观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目标。

在这种思路支配下，历史的客观规律会指引、启示人们当下的认知与实践，甚至，它还明示或暗示历史的“未来”。因此，历史学的研究与历史叙事，就不仅只是关涉“过去”，它还密切地联系并真切地“抵达”到“现时”以及“未来”。

由此，历史叙事获得了前所未有地位与权力，尽管，历史叙事不等于历史之真实，历史被叙事者从各个角度所呈现和展示，历史叙事总是或显或隐地以某种历史线索、动力、目标等作为叙事的基础，而其中的叙事模式，往往直接或间接地意味着意识形态。

所以，巴特写道：“历史的话语，不按内容只按结构来看，本质上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或更准确些说，是想象的产物。”进言之，历史叙事所追求的客观性其实往往掩蔽着权力性，历史叙事隐秘却密切地关涉到意识形态，它也成为政治合法性、认知解释性以及意识形态整合的重要资源和手段。

所以，在现代性语境下，如何解释历史、叙述历史，这往往不仅仅只是学术性的问题，而同时也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其背后总是会隐含着阶级性、政治性的问题。严格而论，甚至那些致力于追求纯粹学术性的历史研究，也难以或无从避免某种历史叙事的意识形态性质。

正如海登·怀特所指出：“按照马克思本人的建议……任何规模或深度的历史叙述都依据叙述中充斥的‘科学’、‘客观性’和‘解释’等观念而事先假定了特殊的意识形态承诺。”

（马克思）

就本文所论对象而言，近年来国内历史知识的非主流话语，其更深层次的内核是历史叙事模式，这种叙事模式背后所依托的是一种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西方意识形态。以“启蒙叙事”为例，它假定现代化转型具有普遍性，并以抽象的“自由”、“平等”、“个体化”作为现代社会之普遍必然的目标，实则以西方意识形态作为普遍的、全球共有的普世原则。

作为启蒙原则的“自由”、“平等”、“个体化”等元素，本身就应给予反思与反省，而不能简单地、无批判地予以接受。在马克思的审视下，基于劳动价值论和价值规律，价值的增殖只能发生于劳动的范围，土地、资金（货币）、市场等因素尽管构成了价值增殖的条件性因素。

但是，从本质上看，价值增殖的根源只是人类劳动，是人的因素，而非“物”的因素，由此可见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其实肯定、彰显了人的主体性。价值规律则揭示，价值增殖只能本质性地发生于生产活动过程中。

尽管从偶然、局部的角度来看，交易、市场行为也可导致价值的增减，但是从本质上看，仍是等价交换。进而，在劳动价值论与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形成剩余价值理论，揭示工人被剥削的必然命运。

马克思揭示了资本的实质就是一种剥削性的支配、压迫关系，资本主义财富快速而惊人地累积，其实就有赖于这一整套支配性的关系，于是，在剥削作为一种实质性的存在面前，启蒙叙事所突出的“自由”“平等”“个体化”等元素，只能是虚妄、空洞甚至悖谬的口号，只能是名不副实的抽象词条，在马克思看来，自由、平等的抽象价值在剥削的现实发生面前显得苍白乏力。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动机和决定目的，是资本尽可能多地自行增殖，也就是尽可能多地生产剩余价值，因而也就是资本家尽可能多地剥削劳动力。”因此，脱离了批判和超越资本主义去讨论人之自由、平等等规范性价值只能是虚妄之谈。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自由、平等、所有权等的解读，是从资本出发去予以理解和把握的，在《资本论》中，这种思路得到了更为详尽的发挥与体现。

马克思写道：“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伊甸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

自由！因为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们是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的。契约是他们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现的最后结果。平等！因为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占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所有权！因为他们都只支配自己的东西。”

由此可见，“自由”“平等”等规范性价值的资本主义属性，而启蒙思想家们对资本主义缺乏马克思这种穿透力的洞识，同此，又对启蒙的目的本身缺乏真确的反省。如此一来，有待反思的对象反而成了未经省察、不可动摇的信条，进而，建基于此的历史叙事隐含了普遍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性质。

（《资本论》）

三、国内非主流历史叙事的评价与反思

国内非主流历史话语的历史叙事具有遮蔽性。就启蒙叙事而论，它以抽象的“自由”“平等”“人权”等作为现代化转型的历史目标与内在线索，以此叙述历史的演进和发展，殊不知，“自由”“平等”“人权”等启蒙价值遮蔽了实质性的不自由、不平等和反人权。

在资本主义社会，作为总体性结构的资本，具有支配性和压迫性，构成具有根本性意义的总体性制度剥削。由无产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经过地租、利息的抽取后，以利润的形式，在资本家私人财产权的名义下，回复到资本自身。

在此背景下，保护私人财产权的人权制度不过是私人资本实现剥削权的保障性制度及话语，换言之，启蒙价值语境下人权制度的实质就是资本权力、剥削权力的循环再生产机制。

启蒙叙事只不过是采取规范性的价值论证，将这套原则进行话语确认并拓展。其逻辑结果必然是，由抽象的平等原则衍生出实质性的不平等。对此，伊格尔顿曾写道：“正如社会主义者所指出的，在阶级社会中，这些实际差异具有反讽意味的结局将继续破坏平等性的基础，而它们正是从这个基础发展而来的。

人们将在法律和政治的层面上抽象地平等，只是将在社会和经济的层面上更大地不平等。因为在这种体制下，个人的发展是与对其他人的剥削不可分离的，这是自由主义者拒绝承认的一点，所以将会证明它是一种奇怪地自我毁灭的社会制度。”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从超越政治解放的意义上深刻批判了启蒙价值中“自由”、“民主”等公民基本权利，其理由是，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局限于狭小的政治生活领域，仅是一种表面的政治权利。

在无产阶级的日常工作中与生活中却处处呈现着不平等、不自由和不民主，面对异化为资本增殖工具的无产阶级，自由、平等和民主几近于毫无意义的空话，甚至沦为无耻奢谈。

对此，恩格斯曾写道：“现代资本家，也像奴隶主或剥削徭役劳动的封建主一样，是靠占有他人无酬劳动发财致富的，而所有这些剥削形式彼此不同的地方只在于占有这种无酬劳动的方式有所不同罢了。

（恩格斯）

这样一来，有产阶级胡说现代社会制度盛行公道、正义、权利平等、义务平等和利益普遍和谐这一类虚伪的空话，就失去了最后的立足之地，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就像以前的各种社会一样真相大白：它也是微不足道的并且不断缩减的少数人剥削绝大多数人的庞大机构。”

吉登斯则沿着马克思的思路，指明了启蒙叙事的局限性，“政治权利尽管使每一个人成为了公民，但它并没有延伸到工业领域，可是，这一领域却占据了大多数人日常生活的大部分时间。”

换言之，自由、平等、人权只能是在超越政治解放实现人类解放的基础上才可能提出并实现的历史任务。启蒙历史叙事根本性地遮蔽了自身的局限，它假定“自由”、“平等”、“人权”等普适性，将历史理解为，各个民族不断地经由各种路线趋近启蒙价值的进程，以此作为历史发展叙事的线索与坐标，然而，却忽视或无视这一线索、坐标本身的内在悖谬，对其遮蔽性视而不见且讳莫如深。

并且，这种遮蔽化的历史叙事还意味着去阶级化。它以所谓的普遍性原则，掩蔽了阶级利益，在隐匿阶级利益的同时，它显现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实质。马克思的历史叙事着力强调、突出：所谓事实、规律背后的阶级性质。

在近年来国内非主流历史叙事的典型话语形态中，“启蒙叙事”和“补课论叙事”其实都将现代化转型理解为资本、市场的生成、形成与完成。并将这一历史进程理解为或表述为普遍历史，其实质就是西方意识形态基础上的历史叙事。

它有意或无意绕开阶级叙事，以超阶级性的伪普遍性面貌掩蔽阶级性。马克思的关键洞见在于从所谓普遍历史中看到资本主义的阶段性与暂时性。例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资本论》中，马克思都将资本主义自称的所谓国民经济学理解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其中，资产阶级的定位与性质至关重要。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国民经济学的本质是限定于资本主义的恒定框架来研讨经济规律，但马克思着重强调，资本主义的恒定框架恰恰是值得质疑和追问的对象。正如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二卷的序言中写道：“马克思发表意见了，他的意见是和所有前人直接对立的。在前人认为已有答案的地方，他却认为只是问题所在。

……这里的问题不是在于要简单地确认一种经济事实，也不是在于这种事实与永恒公平和真正道德相冲突，而是在于这样一种事实，这种事实必定要使全部经济学发生革命，并且把理解全部资本主义生产的钥匙交给那个知道怎样使用它的人。”

也就是说，马克思恰恰要拷问并否定资本主义的框架本身。这意味着马克思在超越资本主义的意义上来实现对于资本主义的历史理解和历史批判，因此，马克思必然从逻辑上构成超越资本主义的历史叙事。

与之相对，在西方意识形态的历史叙事中，资本主义所建构的市场、私人资本被视为历史的目标与完成，并且，通过人权、理性的概念将这一价值目标进一步地进行话语加工与巩固，从而，构筑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基底，其惯有的方案与话语策略就是去阶级化叙事，将启蒙价值的实现理解为或设定为历史的必然。

作为国内非主流历史话语基础的历史叙事，其理论效应在于解构历史，取消历史之为历史的质变性内核，从而，进入永恒的资本主义之当下，消解马克思的“未来”意识，进而固化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在马克思的思想中，质变与历史的历史性存在密切的内在关联。“历史”暗含着“过去”“现时”“未来”三者的本质性区分。历史之为历史的历史性，关键在于质变与飞跃。因此，质变与飞跃成为马克思辩证法的中心概念。

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围绕“变”构建起来的，其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显著区别之一在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涉及存在的各方面，而马克思的辩证法则主要涉及人类实践、社会生活及其在时间上的呈现——历史。

（黑格尔）

马克思语境下的“变”，不是绝对的、单纯的运动，它是绝对运动和相对静止的统一，因此，是质变与量变的统一，是肯定性与否定性的统一，这种“变”既有连续性，又有飞跃性，既有断裂性（对立性），又有统一性，于是，作为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范畴的矛盾就成为概括这种“变”的最为贴切的概念。

“变”强调否定性与飞跃，而肯定性则作为“变”的累积而存在的。这套思想和话语决非抽象公式，而是社会生活的概括和提炼，生产方式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就是社会历史之“变”的根源，而阶级斗争、革命都只是这种深层次矛盾的表现。

换言之，革命彰显了质变、飞跃和时间的断裂性，革命赋予历史以历史性，它是时间的断裂缺口，也是历史最为耀眼的“时刻”。而西方意识形态的历史叙事就是要取消“时刻”“飞跃”和“历史性质变”。

弗朗西斯·福山所谓的“历史的终结”就暗含着这样的时间体验：进入顶峰之后的内部循环。这种“进入顶峰之后的内部循环”、“终结”均意味着资本主义时间的无限绵延、连续，从而，消解质变、飞跃与历史性，解构历史感。

对此，詹姆逊概括了当代西方意识形态的特征：“即历史感的消失，在这种状态下，我们整个当代社会体系逐渐开始丧失保存它过去历史的能力”。

佩索阿则以敏感的体验见证这种历史感之溃散：“我总是生活在当前。我对于未来一无所知，也不再有一个过去。未来以千万种可能性压迫着我，而过去以虚无的现实压迫着我。我既没有对未来的希望，也没有对过去的向往。”

马克思辩证法却打破资本主义这种绵延、延续的时间，引入“时刻”的概念与体验，重塑历史感。马克思曾提出论断：“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这一比喻极为重要，把革命比喻为火车头，那就意味着革命赋予历史以关键性的动力和决定性的方向。

正是因为有了革命、才有了质变与飞跃，这是因为，革命是质变与飞跃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凝聚性呈现。甚至，在马克思那里，辩证法与历史其实是同一件事情的不同表述而已，所以，“历史—辩证法”与“历史辩证法”具有一致性的内涵。同此，也正是因为有了革命，“现在”“过去”“未来”才根本性地区分开来。否定性的质变因素彰显了历史之总体性。

综上所述，在马克思历史思想的审视下，尽管近年来国内非主流历史知识传播话语呈现出多样化的形态，但隐含其中的是西方意识形态的历史叙事。这种历史叙事假定、设定却不反思“自由”“平等”“个体”“人权”等价值，将其独断为普遍历史之目标与线索，以此梳理、涵摄、理解、评判各民族历史发展进程的经验。

在此种普遍历史叙事话语的掩蔽下，近年来国内非主流历史叙事话语遮蔽了“自由”“平等”“个体”“人权”等规范性历史价值的形式性与阶级性，否定了历史性，也丧失了历史感，从而沦为受制于西方意识形态的历史叙事话语。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并且进行深刻反思，本文算是一种抛砖引玉的反思尝试。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