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昭炜】方以智“余”论

栏目:学术研究
发布时间:2021-02-20 12:50:49
标签:方以智

方以智“余”论

作者:张昭炜(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来源:《哲学动态》2020年第6期

 

摘    要:“余”是方以智原创的哲学概念是其重要哲学著作《易余》的主旨。“余”与“正”相对《易余》开篇以冬与三时、大一与天地、无声与有声、道与法、死与生之喻来诠释“余”与“正”结尾以三眼喻点睛包含“正”“余”的超越与归实。从现代哲学解读“余”可被视为藏密之体、生生之源、根本之故。藏密之体如冬之收敛退藏、至日闭关冬至一阳来复导出生生之源生生之源包括声音的旋生与大一天地的返生形成旋出与旋入的混合双旋结构由死与生之喻引出根本之故追问“何以”牵带出“所以”。方以智“余”论源于传统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具有现代哲学的雏形可称之为“中国前现代哲学”。

 

关键词:方以智 余 冒 形而上学 体用


 

中国哲学在明清之际迎来了一个创造性高峰:从“继往”而言,是对于宋明理学的总结与评判;从“开来”而言,是在创新中指引中国哲学发展的方向。方以智是明清之际思想家的杰出代表,“生今之世,承诸圣之表章,经群英之辩难,我得以坐集千古之智,折中其间,岂不幸乎!”【1】在中国哲学集大成的基础上,方以智深度阐发《东西均》之“均”、《易余》之“余”等原创哲学范畴,“《东西均》和《易余》,是两朵哲学姊妹花。谈论方以智、为方以智立传而不提他的哲学成就者,毫无疑问,一定未能读到这两部书;凡读过的人,也毫无疑问,一定会为它的深邃博辩所折服,惊信方以智是近代启蒙时期的伟大哲学家”【2】。在方以智遇难至20世纪60年代之间,《东西均》《易余》隐退在历史长河中,致使方以智的哲学思想处于“封存”状态。在此期间,中国哲学经历了清代朴学、西方哲学的引入与发展,逐渐形成中国哲学的学术话语,如本体、本质、现象、根本因等,这些话语虽有助于后人理解方以智哲学的特色,但也存在套用而导致的断章取义及曲解。这要求研究者兼顾传统与现代的同异,既要深度挖掘方以智的哲学概念的深隐含义,又需审慎解读,以期全面展现方以智哲学的传统继承性和开拓创新性。

 

从书名来看,《易余》是方以智的《周易》哲学研究论著,与其父方孔炤《周易时论合编》的象数图表之论不同,《易余》将《周易》哲学的核心精神归结为“余”,并超越具体的象数,发挥《周易》“余”之体,且贯彻到显微、体用等诸多宋明理学的重要范畴。《易余》接近现代哲学著作体例:首先是《易余小引》,这相当于“引言”;其次是《三子记》,记录著作缘起;再次是《易余目录》,分述各章要义,这相当于“摘要”;正文分两卷,上卷多为形上之学,下卷重在社会伦理;结尾以《附录》点睛。由于《东西均》整理与出版早于《易余》,故学界对于“均”已多有论证,而与之关联的“余”则讨论较少。有鉴于此,本文将从藏密之体、生生之源、根本之故三方面阐释“余”,以传统与现代两个角度综合解读之。

 

一 藏密之体

 

“余”的字面意思是多余,这一直沿用至今,“舍余安有《易》乎?”【3】按照常识,“余”作为多余、无用之物,理应舍弃或置之不顾,而方以智将“余”视作最重要的《周易》哲学范畴。“余”与《周易》的关系是存则俱存、亡则俱亡;换言之,如果不能准确理解“余”,则无法把握《周易》的精髓。在方以智之前,中国哲学家并未将“余”看得如此重要,甚至鲜有人论及《周易》之“余”。从方学渐、方大镇、方孔炤以来,《周易》一直是桐城方氏家学的重要内容,在继承家学的基础上,方以智却将《周易》的哲学精神凝练成一个无用之“余”,不免令人费解。

 

从一个无用的概念升格为最重要的概念,要讲清楚这种化腐朽为神奇的转换,实属不易。为避免复杂的论证,《易余》引言开篇以五喻来形象诠释“余”:冬与三时、大一与天地、无声与有声、道与法、生与死。五喻各有特点,相互印证,共同烘托出“余”的深隐之义。首先来看第一喻。据《易传·系辞上》“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由此可发展出藏密之体。“三时以冬为余,冬即以三时为余矣。”【3】这包含“正”“余”互换:其一,三时为“正”,适所用,冬为“余”,无所用;其二,冬为无用之用,是大用,为“正”;其三,三时为“余”,是小用。

 

理解“余”从冬入门,可见冬与“余”的特质最为接近,故冬喻可分解出四层意蕴:

 

第一层,冬是收敛退藏之象。冬藏,是将春夏秋三时所生成的果实收回,收亦是卷,卷其所舒。冬的卷藏是“余”,春夏秋的发舒是“正”,卷涵舒,“余”藏“正”。卷藏并非是将卷藏之物束之高阁,而是“冬炼三时”,在卷藏中沉淀熟化,以便下一次发舒的展开。从运动特征来看,春夏秋是动,冬是静。藏关联着洗心,无欲主静,寒冬沉淀浮躁,将浮躁之动归入静根;静为躁君,不沉淀浮躁,则漫漶无根。通过收摄浮躁,能够将末归本,“正”“余”是本末一贯。“退藏于密”,密是隐微,“正”“余”是显微无间的关系。综上,冬喻之“余”的含义有:卷、藏、本、静、微,对应的“正”“余”关系为舒卷、用藏、末本、动静、显微,由此关联中国哲学的动静一体、本末一贯、显微无间等观念。

 

第二层,至日闭关。冬天至日闭关,不是闭门在家、无所事事,而是为远行蓄积储藏。闭关仍是卷藏的延伸,是以退求进,退是手段,进是目的。闭关如聚粮,只有储备充足,才能满足遥远的路途之需。行路的远近取决于闭关蓄积的多寡;转到中国哲学的体用问题,用取决于体,“正”之用取决于“余”之体储备的资源。从宋明理学工夫论角度而言,至日闭关如同工夫的积聚:“凡言敬慎戒惧、屈蛰精入者,北冬表之。”【4】即工夫即本体,藏密之体需要工夫积聚,至日闭关是积聚工夫以涵养本体,如同“冬炼三时”之“炼”。按照宋明理学的工夫论,“敬慎戒惧”指向持敬与慎独,这是程颐、朱熹的道德修养工夫;“屈蛰精入”指向周敦颐的无欲主静以及江右王门的收摄保聚。将工夫引入藏密之体,显示出藏密之体处于动态发展中,体的大小取决于工夫深浅。在此意义上,藏密之体不是固定的,而是发展的;不是现成的,而是有待工夫揭示的。

 

第三层,冬至一阳来复,是生生之春展开之体。冬去春归,时间的顺序隐含着体用关系。冬储蓄、隐藏生机,春发舒、展现生机;冬是春之体,春是冬之用。“余”是“正”之生生的母体,“余”在退藏中实现生意的蓄积。“余”的生生动能储备充足后,冬将春弹出,以至于将春夏秋三时弹出。从至日闭关来理解,关有通道、出口之义,闭是为了开,关口是生生之机的发散出口,生生之春由冬关出,这是儒学仁体的基本特征。第一喻前三层意蕴相互渗透,正向来看,敛藏、闭关、生生三者层层递进,可视为由体以达用;反向来看,则是由用以返体。

 

第四层,“正”与“余”合为一体。四时流行形成气化的循环,成为一个环。将这个环从冬断开,冬与春夏秋互为“正”“余”;将环拼合,冬与春夏秋合为一体。第四层较前三层更进一步,不仅体用互“余”,而且体用合一。

 

《易余》中与第一喻藏密之体相关的重要哲学概念是“冒”,更准确而言,藏密之体指向“密冒”。据《易传·系辞上》:“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冒”是显示、概览、统摄之义,“泯有无而约言太极,则冒耳”【5】。用中国哲学的常用概念表达,“冒”就是“太极”,它以否定有与无而立名。“冒”还可以从肯定来看,“方圆寂历,是谓冒潜”【6】。“潜”“冒”的关系如寂、历:寂是寂然不动,如藏密之体,是“余”,也可以说是体圆;历是历然,如感而遂通,是“正”,也可以说是用方。寂然与历然包括两种关系:“然必表寂历同时之故,始免头上安头之病;必表历即是寂之故,始免主仆不分之病。于是决之曰:不落有无之太极,即在无极有极中,而无极即在有极中。”【5】“寂历同时”对应第一喻第四层意蕴,春夏秋冬并置,且成一环;“历即是寂”可表述为“三时即是冬”,由互“余”可反推出“冬即是三时”,如同第一喻第三层意蕴,冬将三时弹出。相对于冬的寂然不动、洗心退藏,“冒”是三时的历然显现。从深潜中浮出水面,“冒”仍保留了藏密之义,藏密之体不是完全隐秘,而是由“冒”显现,这种显现又不是完全敞开,如同海面上的冰山一角,显现为冰帽。“冒即古帽,覆首而露目也,因以目转声。”7如同不同性别、年龄、爱好的人戴不同的帽子,仅从帽子的显现特征来看,即使观察者看不到帽子下面的部分,亦可大致判断人的特征。从藏密而言,帽子覆盖了头;从显现而言,帽子露出了眼睛,这是藏密之体的主动敞开。从三极而言,“冒”是“太极”,既不落有极与无极,又可以说是有极、无极。有极敞开,无极藏密,“冒”是敞开与藏密的综合。

 

在“冒”“潜”互“余”的基础上,“冒”可进一步嵌套“正”“余”,即将“冒”分出“显冒”之“正”与“密冒”之“余”,以及贯穿两者的“统冒”。三冒如同三顶帽子,“正”之显冒是显仁之用,“余”之密冒是藏密之体。“正”“余”显密无间,源于统冒充当联系的纽带,统冒的引入弥合了“正”“余”一体:“直下是一开辟之费天地,标后天妙有之极,人所共睹闻者也,命曰显冒;因推一混沌之隐天地,标先天妙无之极,人所不可睹闻者也,命曰密冒;因剔出一贯混辟、无混辟之天地,标中天不落有无之太极,即睹闻非睹闻,非即非离者也,命曰统冒。”【7】一分三极即有极之“正”、无极之“余”、太极之“统”,三极即是三“冒”,“此三冒者,实三而恒一、实一而恒三也”【7】。得一“冒”而三者皆具,一极可分三极,这是横摄展开;从纵贯深入而言,“冒”是统合有极与无极展现的“太极”,这是第一层一分为三;“冒”分为三极,这是第二层一分为三。综合纵向亦有两层关系:从第一层向第二层递进,“密冒”可以表述为“太极而无极”;从第二层向第一层返回,由“密”看“冒”,即“无极而太极”。纵贯的层次可继续深入,将“密冒”进一步三分,则是密冒之密冒、密冒之统冒、密冒之显冒,由此揭示的藏密之体更加深隐。与此同时,密冒之显冒又使得藏密之体逐步显现,这是下文“根本之故”的开掘方向。

 

二 生生之源

 

如第一喻第三层意蕴,冬是春之体。春是中国哲学生生的物象特征,据《易传·系辞上》“生生之谓易”,可将“余”看作生生之源。五喻包含两种类型的生成关系:旋生与返生。首先结合第三喻来看旋生:“角徵羽者,商之余;商者,宫之余。五音为无声之余。无声发声,发声不及无声十之一也,无声者且与之用余矣。”【8】此处包含三层“正”“余”关系嵌套:第一层,商为“正”,角徵羽为“余”;第二层,宫为“正”,商为“余”;第三层,无声为“正”,宫商角徵羽五音为“余”。“正”“余”互换,反观三层关系,依次是无声为“余”、宫为“余”、商为“余”。具体结构为:

 

图1

 

第三层嵌套可参照第一喻,无声相当于冬,五音相当于三时。如冬喻的第一、二层意蕴,无声是收敛退藏、至日闭关、蓄积储藏,虽然尚未启动生生的序列,却是生生之源。相对于发声而言,无声处于声音的关闭状态,是闭口,如同闭关未出门:乐从冬处起,“冬则闭口,为贞元、亥子之方”【9】。“亥子”之“亥”如冬、无声,是静极;“亥子”之“子”如真动,即静极而真动,由此春意来临,启动生生序列。同理,贞下起元,贞为静极,元为真动,元便是生生之源。如同“乐从冬处起”,生生之源从“余”起。第三喻指出了“余”与“正”的数量与体量不对等。从数量而言,冬是一,春夏秋是三;无声是一,宫商角徵羽是五;“余”是一,“正”是多,“余”与“正”是一多关系,“余”之一在数量上不及“正”之多。在体量(或质量)上却相反,“发声不及无声十之一”,“余”占总体量的十分之九还要强,“正”仅占总量的不足十分之一,如同浮出水面的冰帽只是冰山一角,“余”之体远大于“正”之用。由于体量巨大,使得“余”能够充当生生的母体,统摄所生之物。

 

旋生的第二层嵌套重点在宫,宫如黄钟,“古定黄钟犹均钟木也”【10】。这即是《东西均》主旨“均”。据《东西均》篇首:“均者,造瓦之具,旋转者也。”“乐有均钟木,长七尺,系弦,以均钟大小、清浊者;七调十二均,八十四调因之(古均、匀、韵、㚬、钧皆一字)。古呼均为东西,至今犹然。”【9】“均”是制作陶器的工具,也是乐器定音的工具,转用至哲学层次,可视为创造、制作的模具,即创生之源。有形之物受制于至理之“均”,“均”是隐秘的创生之源。从生生溯源来看,类似于吸积盘,“均”在运动中完成制造,如同吸积盘在旋转中实现生生。“均”生发气,气旋转而出,气在旋“均”中获得了生生的动能。从生生之源来看,“均”有四个特点:“於穆不已”,生生是其基本形态;在旋转中制造;能够平衡制造之物;藏密之体。结合第一喻来看藏密之体,“道生天地万物而不自见也,藏用之谓也,藏一之谓也”【11】,“无非一也,无非中也,而寓其建极于中五者也”【3】。在这个意义上,“余”“均”相当于道,在隐秘中为天地万物建极,且均衡万物。从体用一源而言,藏密之体关联“适所用”,可称之为“藏用”“藏一”“藏中”。如同《东西均》与《易余》为姊妹篇,“均”与“余”相互印证,“余”亦具有“均”的四个特点。与三“冒”类似,“均”亦有三,即隐均、费均、公均,其中隐均相当于密冒。

 

旋生的第一层嵌套重点在商。“五音统于宫而备于商。人称五音而曰宫商者,犹称平上去入而止曰平仄也。”“即角徵羽皆商也。”【12】五音统于宫,宫为“余”,为体,为中五;商角徵羽为“正”,为用,为旋四,由此五音呈现“旋四中五”的结构。宫商如平仄,“正”“余”亦如此,它们之间存在韵律更迭之美,在对待中协调统一。从人的发声来看,“五音而曰宫倡商和”,“两间至理,一在二中”,“凡音在唇腭中皆谓之宫,音穿齿外皆谓之商”。【9】“宫倡商和”指出正余间的默契与对话;“一在二中”,一体分“正”“余”,从“正”“余”之二可以看一体之一。宫商还包含有内外之意,“内外八转而收发应黄”【7】,内外之间的收发转换以中宫为本,从而实现声音的和谐,如《坤》之“黄中通理,正位居体”,内外、收发都呈现均的大美。

 

再看第二喻:大一与天。“大一以天地为余,天以地为余。然天分地以立体,而天自为余以用之,即大一之自为余自用之矣。”【7】具体结构为:

 

图2

 

大一无形,类似于第三喻的无声,属于不可知的领域,相通于第一喻的藏密之体;如同五音不断旋出,而聆听者不得闻“无声”之体,“无体之一,即大一也”【11】。这显示出“余”的隐秘不可知性,这一特点在下文将论述的第五喻中更为突出。先看第二喻,这包含两种嵌套:第一种,大一是“正”,天地为“余”,大一生天地,如同母生子,大一是天地的母体。虽然子自母生,但生出以后,子具有独立性,能够作主,甚至反哺其母。当天地作主时,为“正”;大一转而成“余”。与第一喻第一层意蕴相接,大一作为“余”时,隐而无形,代表着幽深,是藏密;与第一喻第三层意蕴相接,大一生天地如同冬生春,此喻突出了“余”作为生成母体的含义。第二种,嵌套天地互“余”。天是母体,能生地。地生成以后,自立其体,成为“正”,天则成为“余”。天与大一代表了“於穆不已”的生成力量,在生生完成后,又能自隐其身,成为多余之物。“余”作为体,隐微不显;与“余”相对,“正”之用彰显明著。从天地而言,地切实而近,是显;天玄远幽深,是隐:“天为体而体不可见,地为用则用可见。”【11】天地为“余”“正”关系,天之体不可见,地之用可见:虽然“余”不可见,隐微无形,却是可见、有形之用的主宰。由“正”至“余”,即是由用寻体;由“余”至“正”,即是由体达用。“余”微与“正”显无间,“余者,自可见以必其不可见也,自可定以必其不定者也”【11】。这里要注意两个“必”,必是必须、一定,虽然在同一语句中,但含义略异:第一个“必”表明前者不足,必须超越至后者,这是认识的飞跃。借助可见之“正”以觉察不可见之“余”,洞悉事物深密处,从根源上把握住运动不定的原因。第二个“必”表明前者具备后,一定导出后者,前者与后者是连动关系,后者是前者的内在需求:由可定之体,必有不定之用,否则,“余”是只存有而不活动的废体。经此两种关系,进一步显示出不可见而可定之“余”是显微无间的枢机。

 

旋生是正向的生成,由“余”向“正”旋出;返生则是向回返,由“正”向“余”返回,返生亦可说是反生,是反向的生成。返生的模式可以适用于第二喻,如大一生天,天可以反哺大一,如子反哺于母;又如郭店楚简《大一生水》的“大一生水,水反辅大一”。由返生来看第四喻:“法者,道之余,法立而道转为余,以神其用矣。”【13】具体结构为:

 

图3

 

双实线表明两者互为“正”“余”,如第二喻之天地。《易余》卷上有讨论道法互“余”的《法能生道》,强调“正”“余”间的相互转化。从黄老学派“道生法”出发,道法关系依次展开为:道生法,道为“正”,法为“余”;当法确立以后,法为“正”,是显性的,道则转为“余”,从属于法,隐而不显。通过这两次“正”“余”转化,道包含了法的全部内容,法亦卷裹了道的精神。若无道法互“余”:道自为道,封闭不出,不能生法,则道始终隐而不显,无迹可寻,不能表现为显赫之用;道生法后,若道仍干预法,则法不能立主,法不自法,亦不能体现道。若法立而废道,则只知其用,而不知其体;道自为道而废法,则道不能神其用。“正”与“余”相互转化,不仅能将“余”的潜质通过“正”显现出来,而且通过“余”的滋养,“正”变得更为厚重持久。“正”与“余”合之则两益,分之则两伤。从中国哲学传统主旨而言,道家主“道”,儒家主“德”,法家主“法”,由道法互“余”可引申出道德互“余”、德法互“余”,如同“烹雪炮漆”,亦可说“烹道炮法”,“以供鼎薪,偏教医活死麒麟”【3】。儒学应开放地吸收道家之“道”与法家之“法”,为儒学之“德”注入新的思想资源。

 

按照旋转模式来看,正向生成是旋出,返向生成是旋入,旋入与旋出同时运动,形成混合双旋结构。从生生之源来看,旋出是从生生之源获得生生的动能;在生生结束后,再返回生生之源,重新获取动能。“荄为树本,核为荄本,树生花而为核之本矣。芽滋干,而上既生枝,下且复生本矣。核中之仁,天地人之亥子也,全枝全干全根之体也。”【5】树木生长的关系正是“余”与“正”的更迭生成:由“余”生“正”,由“正”再返生“余”,形成旋出与旋入的混合双旋。

 

“余”与“正”可构成因果关系,从四因说来看:“余”是动力因,如陶均带动陶器旋转,“余”为“正”的生生提供动能;“余”是形式因,如同陶均制造陶器,陶器的形式受制于陶均,由陶均制成的陶器具有中轴对称的结构形式;“余”是目的因,如同核仁以生根成树为目的,树之目的是开花结果,“正”与“余”互为目的;“余”是质料因,“余”的体量占总量的绝大部分,由此,它能够源源不断地为“正”提供质料,如同母产子。

 

三 根本之故

 

“余”是生生之源,从相反者相因来看,“余”亦可被视为生生的结束,即“死”,这关联着第五喻:生与死。“死者,生之余;生者,死之余。以生知死,以死治生。无生死者,视生死为余。生如是生,死如是死,视无生死又为余矣。”【9】具体结构为:

 

图4

 

此处嵌套有四层“正”“余”关系:(1)生为“正”,死为“余”。(2)死为“正”,生为“余”。这两层关系互相返生,如第四喻的道与法。(3)无生死为“正”,有生死为“余”。相当于无为“正”、有为“余”。(4)生如是生,死如是死,这是“正”;无生死为“余”。第三层关系返生,相当于第二、三喻的由无生有。第三层与第四层关系是互生、返生。这四层嵌套将“正”“余”问题层层深入:第一层是常见,第二层以“正”“余”互生破常见,第三层以无超越有,第四层以无返回有。“如是”的含义是“如其所是”,相当于“应当”“可以”。这四层关系还关联着三眼喻,笔者将在下文论述。要全面把握这四层关系,需要知“根本之故”:“所以者何?‘则故而已矣。’知所以生,知所以死,随其生死,有何生死?”【14】通过“则故”,能够回答“何以”,从而得到“所以”:“知所以生”,能够把握生生之源;“知所以死”,能够洞悉生死之故;“随其生死”,这是第四层返生,由此故而能致实际之用,“即用是体”。【3】“有何生死”,反问中已经包含答案,可视为全面把握四层关系,呈现大明。拓展第五喻以生死论“正”“余”,“凡属对待之两相望者,皆生死也”【5】。由对待的普遍性,“正”“余”的生死关系可以推至前四喻,根本之故的追问是把握生生之源,以求致实际之用。

 

据《易传·系辞上》:“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生死之说”。幽明之“故”可以浅解为事情,亦可深解为所以然之理,可与“死生之说”互镜,表述为“原始反终,故知幽明之故”。明与幽为“正”“余”关系,“故”向前“原始”,向后“反终”,可视为追问生生之源。“故”相当于“何以”“由”,如同根本因,关联着用:“以用显体,发扬性之生生,如此方为真知性故。”【15】类似于第一喻,第五喻所示的“正”“余”关系基于工夫:“新建曰:‘戒慎恐惧是本体,不睹不闻是工夫。’情封倍锢,难彻本源;不服麻黄,何能出汗?”【7】根本之故的呈现依赖于工夫,是透体之学。据《中庸》“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睹闻是“正”,不需要工夫便能呈现;不睹不闻是“余”,需要工夫才能体证。王阳明反其说,如同“正”“余”的返生:以戒惧作为本体,本体是工夫的本体;以不睹不闻作为工夫,工夫是本体的工夫。“余”以工夫为基础,如同第一喻“敬慎戒惧、屈蛰精入”,离开了工夫,不睹不闻之“余”将处于关闭状态。关闭源于“情封倍锢”,“余”被层层遮蔽,必须经过解蔽的工夫,层层剥开,才能洞彻“余”之本体,相应的工夫路径是从内向外透体,通过内在生意的积聚,如同核仁破甲而出,又如“冬炼三时”之“炼”。

 

“何以”“故”接近于现代哲学思想,以此理解“正”“余”关系:费、显可作为“现象”;隐、密可作为现象的依据,即“本质”——“这同于我们今日所言现象与本质的辩证认识。”【16】这可以将方以智哲学与现代哲学对接,但要注意两者的差异,主要表现为七点:(1)“余”具有生生不息的特征,而本质在抽象时已经没有运动性;换言之,运动性属于现象,而不属于本质。(2)“余”与“正”具有对等的同质性,如宫与商角徵羽、冬与春夏秋。本质与现象不对等,本质超越现象之上。(3)“余”是藏密之体,它是工夫体证的对象,是体知的实在之体。本质并不依赖于工夫,它源于思维抽象。(4)“正”“余”之间可以自由切换,且有公均、统冒的通道相连。本质与现象不能切换,亦无中间通道相连。(5)“正”与“余”基于一体的预设,而本质与现象分属两层。(6)“余”能生“正”,而本质不能生现象。(7)“正”返生“余”,而现象不能返生本质。由以上七点可知,用现代哲学的现象与本质解释“正”与“余”,既要看到两者的相似性,又须注意诸多差异。综观诸多差异,是否可以将方以智哲学判定为抽象不彻底,甚至是落后陈旧的哲学呢?当然不是。方以智“余”论具有现代性,更具有西方哲学的元典性与后现代性,如下图所示:【17】

 

图5

 

以上对比的用意并不是附会方以智论“余”与海德格尔诠释的古希腊形而上学,而是用以指出方以智“余”论的丰富性,不能简单地框定在本质与现象的范畴。从差异性而言,表现在本体论、方法论等,但“余”可由工夫进入,这是中国哲学的特质。从相似性而言,两者均是追问本体:显冒之“正”对应“表象”,是显性之显现;密冒之“余”对应“形成”,暗而不彰,生生尚未完成;肉眼之“可以”是俗见,对应“应当”,是应当如此、本来如此;醯眼之“何以”是超越之见,是对根本之故的追问,对应形而上学之“思”。由上图略作七点引申:(1)“余”是生生之源,始终处于生生状态,也可说是“形成”状态。用中国传统哲学话语表达为“於穆不已”,在幽暗玄冥中生生,如隐均,是制造的母体。(2)统冒处于“余”与“正”之间。从“表象”来看,统冒尚未完全显现出来。如同“形成”经过“在”成为“现象”,密冒经过统冒成为显冒,隐均经过公均成为费均。由上之故,统冒兼具密冒的隐秘与显冒的显现。(3)三“冒”、三“均”与三“以”相应:“两端中贯,举一明三:所以为均者,不落有无之公均也;何以均者,无摄有之隐均也;可以均者,有藏无之费均也。相夺互通,止有一实;即费是隐,存泯同时。”【18】从对应关系而言,“可以”对应于显冒,如同应当如此,是表象;“何以”是对于根本因的追问,相当于“故”,寻根问源,探究形成、生生之源,是形而上学之“思”,对应密冒、隐均;“所以”对应于统冒,“不落”表明不能以密冒规定统冒,亦不能以显冒规定统冒,统冒具有独立性,如同“在”扎根于“形成”与“表象”之间,成为独立的哲学范畴。(4)统冒的混成。“老子以混成为统冒”【19】,混成的“混”融合密冒与显冒;混成的“成”是形成、生成,处于“现象”之前,可将其视为“现象”的母体。“混成”源于《道德经》第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结合前文第二喻来看,“大一”与“混成”都是先天地生。较之于大一,“混成”融合了“大一”与“天地”的特征,可视为“大一”之后、“天地”之前的生成状态:在“大一”之后,表明已经“在”形成;在“天地”之前,表明与“表象”尚有距离。(5)“夺”与“通”乃“相夺互通”的关系。统冒将“大一”与“天地”混成,这属于“互通”,是三“冒”内聚的合力;“相夺”是指“大一”与“天地”从两个相反的方向撕裂统冒,这是各自独立存在的张力,如同“相夺”将“在”分裂成尚未成型的“形成”与已经成型的“表象”,从而消解“在”。相夺与互通双向作用,从而三“冒”间的黏合性更强。(6)三“冒”一体。如前文所述无极、太极、有极,三“冒”呈现“实三而恒一,实一而恒三”。“止有一实”,“一实”可以是任何一“冒”。从生生来看,密冒、统冒、显冒是连续的生成,之所以呈现三“冒”,源于观察者所取之象不同,即分别取象于未生前、生生中、生生后,对应于形成、在、表象。这可与仁树喻相发明,从树而言:未生前是核,生生中是荄,生生后是树、花。这是一个连续的生生过程,“存泯同时”,三“冒”是一存俱存、一泯俱泯的关系:没有核的藏密之体,也就没有荄;没有根荄之生生,亦不可能有树、花;没有树、花的显现,亦不可能有核。(7)以生生为轴心旋转。这需要引入三“均”:隐均、公均、费均。“如播鼗然”【20】,播鼗即拨浪鼓,其公均如长柄,隐均与费均如两个旁耳。以公均为轴,三均同时旋转,在旋转中,即隐是费,从而将“形成”转化为“表象”;即费是隐,从而将“表象”还原为“生成”。从生生之易来看,“中土以《易》为均”【21】,这亦是方以智从生生角度诠释《周易》的哲学精神。如第三喻调乐之“均”,均钟木平衡五音,公均在旋转时还起到平衡作用。以上七点拓展了“余”的生生之义,展现出方以智“余”论的丰富含义以及它在现代哲学中展开的方向。

 

“故”使得道体由隐秘走向敞开,结合第三喻来看敞开的过程。第一层:商为“余”,为“何以”;角徵羽为“正”,为“可以”。追问角徵羽之故,隐秘之“余”敞开,商之“何以”转为“所以”,从而呈现第二层:宫为“余”,为“何以”;商为“所以”,“所以故”使得商不再隐秘;角徵羽为“可以”。第三层:无声为“余”,为“何以”;宫为“所以”,“所以故”使得宫敞开;商角徵羽为“可以”。进一步深入,“费中自具三冒,隐中亦具三冒”【5】。不仅五音可无限三分,“无声”亦可分出显、密、统,从而使得“余”不断敞开。从“三以”而言,“则故”是由“可以”向“何以”追问,“何以”的问题解答后,变为“所以”,“故”将隐秘向敞开锁定,类似于将隐秘的“生成”锁定为能够把握的“在”。这种“则故”的过程不仅能建立音乐之理,如七调六十律等乐理;而且可以建立数学,如数原、度数等(方中通《数度衍》);还可以发展出物理学(如《物理小识》)以及天文学等。经过“则故”,方以智研究了中国数学、物理、天文学等学科,为儒学融入了现代科学的精神。

 

再看三“冒”与三眼喻,此处先悬隔统冒(“所以”),仅看显冒(“可以”)与密冒(“何以”)。据《易余》附录点睛:“矐肉眼而开醯眼,又矐醯眼而还双眼者,许读此书。”【9】醯眼即慧眼。如图5虚线所示:“正”(显冒)对应“可以”(肉眼),“余”(密冒)对应“何以”(慧眼)。这涉及认识对象与认识能力的关系:“冒”指认识对象,是道体的显现;眼指认识能力,是道体的认知。肉眼指认识显性、敞开事物的能力,慧眼是认识隐性、深密事物的能力。认识能力决定了所能认识的对象,换言之,要想认识什么对象,就需要具备什么能力。显冒与密冒之间包含两层递进关系,如图5双箭头虚线所示:第一,“矐肉眼而开醯眼”,由显冒之“可以”超越至密冒之“何以”,即是探究“故”;第二,“又矐醯眼而还双眼”,又由密冒之“何以”下贯至显冒之“可以”。经过超越与返回,“正”与“余”各尽其所极,且相互涵摄。结合第五喻来看,“可以”如同“有生死”,由此超越至“无生死”,如同“开醯眼”,这是第一层递进;由“无生死”返回到“如是生死”,如同“还双眼”,这是第二层递进。经过两层递进,既能洞悉根本之故,又能将“故”致用,丰富了“正”“余”一体。在兼顾两个递进层次的基础上,方能全面理解“余”,方能理解《易余》创作的主旨。此处需要注意,这并不是比较慧眼与肉眼哪个更高明,在终极层次上,两者所见是同一本体的两个方面,或者说是从两个角度看同一个本体。但若不经过两层递进与震荡,“正”与“余”的含义则不能充分展现。“必曤其肉而迸其醯,又曤其醯而还其故,乃明大良,乃名天燎。”【22】只有在包含了上述两层递进关系后,才能“明大良”“天燎”,即能全面认知、深度洞悉“正”与“余”。

 

“余”作为哲学本体,还关联着用:“人适所用,以无用者为余。知无用之用,则有用者为余矣。不以有用之用废无用之余,岂以无用之用废有用之余耶?”【3】“适所用”指向显现世界,以“适所用”为剃刀,可以剔除中国哲学中的无用空疏之学,从而将中国哲学带入以“适用”为标准的新境界。“无用”是“余”,“适所用”是“正”,这是常解,是第一层意思。“正”是正用,“余”是无用——“正”“余”构成“反对”概念。第二层意思是将“正”“余”互换,原来作为“余”的“无用”转为“正”,原来作为“正”的“正用”转化为“余”,无用之用是大用——互“余”是将两层意思合观。儒家侧重于第一层意思,如《尚书·大禹谟》之正德、利用、厚生;道家倾向于第二层意思,如《庄子·人间世》的栎社树无所可用,得以逃避砍伐,以此为大用。方以智将儒道“合烹”,从而使得儒家正用得以超越,厚重中有了逍遥;使得道家无用得以归实,逍遥中有了厚重。从第一层意思来看,“余”是无用、废弃不用,但如果仅讲这层意思,则实无必要再论“余”,而这容易将“余”引向神秘化的不可知论,必须由第二层扶正:“无用”之“余”有大用,藏是为了用,密是为了显,这亦指向第一喻的藏密之体。“故”展现出方以智思想的现代哲学进路,即哲学是对存在的探本穷源,这使得中国哲学具有现代性;而由“用余”引出“适用”,展现了方以智对于中国传统哲学的新指引。

 

结语

 

《易余》开篇的五喻,《附录》的三眼一喻,重点篇章的三“冒”之喻,这三者实际上一以贯之。综合五喻可知:从显微无间而言,“余”是密、藏、隐;从动静一体而言,“余”是静、寂;从体用一源而言,“余”是本、体;从有无而言,“余”是无、不可知、无穷。“正”“余”之间自由互换,从而“正”“余”显微无间、动静一体、体用一源、有无相生,通过互相激荡,洋溢出生生的活力。五喻为一聚类组,每一喻都有强调的重点,而每一焦点周围有晕轮,每一晕轮与其他焦点的晕轮相叠,五轮会合处,是“余”的准确指向。换言之,五喻聚类组可以说共为一体,通过晕轮撑开“余”这个核心概念。

 

三眼喻是五喻的凝练:从第一喻来看,由显入密,慧眼对应藏密之体,如同闭关是为远行,又须经过“还双眼”之用检验藏密之体。开慧眼是入冬至,明体积聚;还双眼是春生,是利用通达。冬至生春,如果不进入冬至,则生生之源竭;慧眼识生生之源,若非穷本达源,其末则不固,其流则不远。从第二、三喻来看,大一、无声不可知,却是可知天地、可闻声音的根本。天地、声音属于经验的显现层次,如表象;大一与无声是超验的层次,处于隐秘状态,或者说是形成、生生。形成、生生决定表象,且是表象的深层依据。认知者须从经验飞跃到超验,超验必定要作用于经验世界才有实际意义,并以实际之用检验超验之体。因此,又须从超验返回经验。从体用而言,只讲有声与天地,如同仅知其用而不知其体,则用为盲用,体为迷体。认识大一与无声如同开慧眼以明体求故,知根源,再返回肉眼后,则能循其故、用其体,由此体明用达。第四喻的道与法各有其所用,第五喻的后两个层次与三眼喻的两个层次相同,故由慧眼还肉眼即是“生如是生,死如是死”。开篇五喻与结尾一喻可以互证,也可以说三眼喻是五喻聚类的“中值”。

 

“冒”“均”“故”是“余”的关联概念:“冒”是显而未显,“均”是动态旋转。一分为三,“余”对应于密冒与隐均,是生生仁体的动力因、形式因、目的因、质料因;“余”之体又可表述为“故”,寻其“故”以求致其用,即体即用,从而实现达用。藏密之体重在本体的吸积,亦可说是重在生生之源,由生生原始反终,则是根本之故,体、源、故三者亦是“实三而恒一”。方以智“坐集千古之智”并“折中其间”,“余”论基于《周易》,融合了儒、道、法等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源;从集成创新而言,“余”的藏密之体有利于在明清鼎革之际保存儒学的生生核仁;而他通过对生生之源、根本之故的探究,既有利于确立儒学的形上学本体,又为儒学注入科学的精神,还不失元典哲学的精神,并具有现代哲学的雏形,因此不妨称其哲学为“中国前现代哲学”。

 

注释
 
1方以智:《通雅》,载《方以智全书》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第2页。
 
2庞朴:《东西均注释序言》,载《东西均注释(外一种)》,中华书局,2016,第9页。
 
3 方以智:《易余(外一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第1页;第1页。
 
4方以智:《药地炮庄校注》,台湾台大出版中心,2017,第208页。
 
5 方孔炤、方以智:《图象几表》卷一,载《周易时论合编》,中华书局,2019,第1页;第3页。
 
6方以智:《药地炮庄校注》,第208页。
 
7 方以智:《易余(外一种)》,第26页;第32页;第35页。
 
8方以智:《易余(外一种)》,第1页。
 
9 方以智:《东西均注释(外一种)》,第243页;第14页。
 
10方以智:《通雅》,第903页。
 
11 方以智:《易余(外一种)》,第40页;第39页;第38页;第1页;第5页;第49页;第92页。
 
12 方以智:《通雅》,第904页;第1481页。
 
13 方以智:《易余(外一种)》,第1页;第215页;第124页;第1页。
 
14 方以智:《易余(外一种)》,第6页;第27页;第72页;第6页。
 
15张昭炜:《性故注释》,中华书局,2018,“序言”第19页。
 
16蒋国保:《方以智哲学思想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第146页。
 
17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熊伟、王庆节译,商务印书馆,1996,第195页。
 
18方以智:《东西均注释(外一种)》,第15页。
 
19方以智:《易余(外一种)》,第34页。
 
20 方以智:《易余(外一种)》,第30页;第31页;第215页。
 
21方以智:《东西均注释(外一种)》,第16页。
 
22 方以智:《易余(外一种)》,第20页;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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