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经学与中国的学术思维方式

作者：朱杰人

来源：《文汇报》2005年11月27日

中国传统经学的消亡，并不是一种学术自身运动的必然，而是外力强加的结果。

中国经学的思维，具有极其独特的方式和魅力，它是独一无二的，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所无法比拟和复制的，例如“疏不破注”、例如“述而不作”等等。这是一笔中华民族可贵和可观的精神遗产，是谁也不能抹煞的。随着我们对外来先进学术思想与方法的学习与运用，我国以经学为核心的传统学术思维方式一定会在与世界学术的融合和贯通中得到更好的发展与传承。

这是一个看似非常空疏的问题，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提出这一问题，是基于我对中国经学生存状态和发展前景的一种深深的忧虑。如梗在喉，不吐不快。

不知大家是否意识到，我们这次会议的名称居然是“首届中国经学研讨会”。请大家注意这个“首届”。自光绪三十年，也就是1904年，废科举，至今已整整100年。自1949年建国至今，也已经过了半个多世纪。在中国大陆这块土地上，竟然是第一次讨论经学。这多少有点讽刺意味。但是，经学在我们这里已经消失了半个多世纪，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有一个不恰当的比喻:经学在我们这里实际上已经是一堆死灰。

一、经学从显学到死灰的原因

经学从一种显学变为一堆死灰，原因是非常复杂的。

经学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即使从汉武帝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设置五经博士算起，到民国临时政府1912年宣布“废止读经”止，其作为中国封建王朝统治学说，历时已两千余年。经学曾经支配着中国的思想、文化与学术，为历代王朝进行有效统治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并为社会各阶层提供了基本的行为准则、规范以及明确的价值导向。因此它对传统中国的政治思想、文化学术、社会意识以及民族的文化心理、思维模式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周予同先生曾说:“因经今文学的产生而后中国的社会哲学、政治哲学以明，因经古文学的产生而后中国的文字学、考古学以立，因宋学的产生而后中国的形而上学、伦理学以成。”从本质上说，经学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价值观，是民族文化的核心，是中国文化的本质和灵魂，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思想与学术表现形式。

但西方列强的入侵，民族独立自强的迫切要求，学习西方便成为时代的最强音，西方文化大量涌入，西方学术严密的分科体系对中国传统的学术体系带来了巨大冲击。随着近代学科体制的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本来居于中心位置的经学消亡了。光绪三十年(1904年)，科举最后一次考试，此后近代学科取代了经学的霸主地位。代表中国近代大学最早创立的京师大学堂，其课程分为一般科目与专门科目，一般科目中有经学、理学、诸子学等，一般科目为必修课。1902年设立预科，经学仍为教学重要内容。1909年成立分科大学，设有经科(包括毛诗门、周礼门、左传门)。经学从一尊降而和文、工、商、农、法政、格致诸科等齐。辛亥革命胜利后，民国临时政府废止尊孔读经，1912年10月，教育部颁布《大学令》，大学分七科(文、理、法、商、医、农、工)，取消了经学科。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后采取了系列改革，废门改系，1919年，北大设立哲学、中文、史学等14个系，真正意义上建立了现代学科体系，对中国近代大学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这一体系中，没有了经学的位置。

“五四”运动中，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倡导了反封建文化的新文化运动，以“民主”、“科学”为旗帜，要求打倒“孔家店”，经学被当作封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被简单地称为“经学教条”和“封建性的糟粕”。余英时先生回顾这段思想史时不无痛心地说:“‘五四’时代的自由主义者，或稍后的社会主义者，都把中国的文化传统当作‘现代化’的最大的敌人。”这是对中国传统施以了凌厉无前的道德谴责。

新中国成立后，学习苏联模式，1952年对高等院校进行了院系调整，“以培养工业建设干部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和专科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改革的重心在培养工业建设人才上。在我们的教育方针和课程设置上，一直没有经学的位置。再从意识形态建设来看，经学作为封建社会意识形态和腐朽文化的象征，一直是批判的对象，作为封建糟粕而被唾弃。“文革”中极左思潮泛滥，儒家思想连同其经典都成为了黑暗和反动的代名词。虽然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方针一直是很明确的，那就是“弃其糟粕，取其精华”，但是在实践中，这一方针成了只对传统实行批判的借口。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说:“中国的思想主流要求我们彻底和传统决裂。因此我们对于传统只是一味地‘批判’，而极少‘同情的了解’。”此外，建国后，大陆受过经学训练的人才稀少，也是大陆高等学校没法开设经学课的一大制约因素。经学作为学术文化被赶出了历史舞台。复旦大学历史系周予同先生开设的经学史课程，可谓硕果仅存，但“文革”中也被迫中断。

面对列强入侵，中国最现实的问题是民族独立与富强，“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方现代科学技术无疑是近代中国大学的首要任务。从京师大学堂学习日本大学体制到北大学习德国大学模式，以理工为权重的考虑都可以见到当时仁人志士对民族独立富强的焦灼与渴望。按西方学科体制建立起来的近代中国大学，必然不会有代表中国特有文化形态的经学的存在。辛亥革命摧毁了封建帝制，连同作为其意识形态的经学亦弃如敝屣。五四精英们把传统(其核心是经学)看作是阻止中国现代化的障碍，以后，人们又把它当作腐朽的封建文化，这种对传统文化的偏激和误解一直延续至今，蒙蔽了经学的真正价值，形成了国人巨大的认识误区。另外科举废除后，以经学求取功名的仕进之路被阻断，学习现代科技知识取代了专攻经术，经学在教育中不可避免地成为时代需求的弃儿。现实的需要遮掩了大学“传授高深学问，培养硕学人才”(蔡元培语)的终极追求。

我之所以要花费这么多笔墨来描述经学消亡的历史，是为了说明，经学的消亡，并不是一种学术自身运动的必然，而是外力强加的结果。事实上，我们是在不知不觉中走了一条破坏民族文化的路，走了一条民族虚无主义的路。

二、经学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

既然经学已经是一堆死灰，我们今天为什么还要走到这里来研讨经学问题呢？我很理解会议组织者的“良苦用心”，所谓“首届”无非是希望这不是一次，也不是唯一的一次。也就是说，我们是想让这一堆死灰复燃。

这样，就引出了一个问题:经学究竟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

什么是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就是中国人基本的、核心的价值观，他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我认为，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中国的学术，而中国学术的核心是中国的经学。中国学术的所有领域，都是从经学派生出来的。这就像西方的基督教，它是西方文化的核心，也是西方学术的核心，由它而衍生出西方学术的各学各派。所以，中国的经学是不能灭的，也是灭不了的。

但是，我们必须要看到经学所面临的深重的生存危机。最令人担忧的是，这种危机主要来自学术界内部。

讲一个我自己亲历的“故事”:我曾经与一位非常著名和非常有影响力的青年哲学家讨论经学的复兴问题。他说，现在还提什么经学呢，经学早就死了，哲学完全可以取代它了。我大吃一惊，无言以对。这使我想起了古代的大儒如章学诚、顾炎武和现代的大师如陈寅恪，都说过的一句名言:“六经皆史”。他们这样讲是为了强调“经学”与“史学”的关联。而有些人讲这句话是为了把经学纳入史学的范畴。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经学之所以有存在的必要，我们今天之所以要让经学死灰复燃，是因为经学造就了中国人独特的思维方式。我的文章题目是“经学与中国的学术思维方式”，事实上，中国的学术思维方式决定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经学贯穿于中国整个的传统学术史，因而经学的思维方式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传统的学术思维方式，并因此造就国人不同于西方的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这种独特的思维方式最大的特征就体现在——它是一种整体的思维模式，它是一种追求事物各种关联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追求对不同质的事物之间的联系、影响、渗透和整合，这种思维方式明显地有别于西方那种分析的、割裂的、局部的、以形式逻辑见长的思维方式。

作为群经之首的《周易》，以阴阳相对、五行相生相克等的基本理论，以“太极——两仪——四象——八卦”的思维定式为我们构建了一个包罗天、地、人、事、物等“天人合一”的完整的宇宙世界。它充分注意从整体的角度去认识世界和把握世界，把人与自然看作是一个互相感应的有机的整体。《周易》的重整体、重系统、重关系的这种宇宙观和思维方式对国人的整体思维方式产生深远的影响。《周易》的思维模式，造就了中国人善于采用整体的、全息的、系统的思维方法，而不是局部的、解剖的、分析的方法来考虑问题。中医就是这一思维模式最经典的代表。中医对人体疾病的诊断与施治的出发点不仅是把人体看作是由各部分器官有机结合的整体，而且把人看作大自然环境中的一个关联体。中医认为，只有从人的全体出发，把人与自然界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治病才能达到标本兼治的疗效。

中国的学术是由经学孕育而衍生的，经学的整体思维模式孕育出中国学术思维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学科与学科之间的融合与贯通。研究中国学问的人都知道“文史不分家”这句名言。在中国学者的眼中，文学和史学是互相渗透的，互相关联的，它们之间有着天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如果把它们人为地分割开来，就不可能取得对它们的正确认识。上文提到的中医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而经学研究本身则更能说明问题。在传统的经学研究中，文、史、哲、经济、政治这些在西方学术中有着严格分野的学科是整合在一起的，它给人的感觉是一种浑沌的模糊，但是，恰恰是这种浑沌给了人们对事物的整体把握和感悟，恰恰是这种模糊使我们有可能进入事物的本源，掌握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西学东渐，明晰和严格的学科分类，带给我们的是明快的逻辑和清晰的条理，它使研究的方法趋于简洁和便于运用，因而很快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欢迎，中国特色的整体研究被遗弃，甚至被当作落后的思想方法而受到批评。更严重的是，由于西学学科分类的思维方式借重西方文明的学术霸权对中国学术的压迫，从根本上瓦解了中国学术思维赖以生存的土壤，又从学理上加速了经学的衰亡。

其实，思维方式是无所谓优劣之分的。我们并不否认西学学科分类的科学性，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它也是有弊病的。而它的弊病恰恰可以用我们的思维方式加以弥补。所以，我们不能妄自菲薄，更不能把自己的长处丢掉。

三、经学是训练思维的学术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结语》中指出:“自清代考证学二百余年之训练，成为一种遗传，我国学子之头脑，渐趋于冷静缜密。此种性质，实为科学成立之根本要素。”

梁启超的这段话，有两个要点必须注意:

第一、他指出，中国的经学是一种训练人思维的学术。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这也正是经学必须生存而且能够生存下去的主要理由。我们的古人早就讲过，如果没有孔子，我们至今还在蒙昧与黑暗之中。为什么？因为孔子的学术不但给了我们基本的价值观，还给了我们科学的思维方式，所以，我们这个民族可以在孔子和他以后的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在各个方面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我国古代，没有严格的学术分科，人文科学也罢，自然科学也罢(例如数学)，都是通过经学的训练得以实现的。我们可以来看一看经学史上的一些重要的思维模式:例如“师法”与“家法”的问题。这种思维模式使学术有了延续的、不间断的承传，有利于文化和学术的延伸与发展。严格的家法与师法，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学术在血缘关系上的纯粹性，使某一种学术现象的发展和流变有清晰的脉络可循。更重要的是，这种传统非常有利于创立和形成学派，使某一种学派得以沿着扩展和纵深两个方向不断发展，往往可以形成后人所无法超越的学术成果和令人高山仰止的学术大家。这时候，这种学术在整个的学术史发展中便卓尔不群、自成一家，在某一领域占领着学术的最高峰，沾惠后人匪浅。(当然，我并不否认这种传统也有其消极的一面，但，这是问题的另一面)。再比如“托古”与“疑古”。这种思维模式，既使学术和思想的传统不至割裂与中断，也维系了思想与学术的变革和传统的重建。经学在宋代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那就是理性与思辨的出现。辨言析理、细致入微，宋代经学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学理性极强。宋明理学的这种学理性或思辨色彩是与宋学的发源密切相关的。宋明理学吸取了佛、道两家的某些思维方法，把人的自我完善放在首要的位置，对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了深入的研究，构建了一整套具有严密思辨结构的思想体系，使中国人的哲学思辨达到了它那个时代的思想方法的制高点。这一点，就是西方人，也是不得不承认的。

经学的衍变，到了清代，开始结合西方学术，产生了在我国学术史上影响深远的一种学术和相应的学术思维方式。它以考据学为主流，人们或称之曰“实学”，或称之曰“朴学”，或称之曰“汉学”。

梁启超曾经为考据立过四条法则:

1、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臆度者，在所必摈。

2、选择证据，以古为尚。以汉唐证据难宋明，不以宋明证据难汉唐；据汉魏可以难唐，据汉可以难魏晋，据先秦西汉可以难东汉。以经证经，可以难一切传记。

3、孤证不为定说。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

4、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认为不德。

以上四条，当得上一部“证据学纲要”。一切靠证据说话，也就是一切靠事实说话；论点建立在证据的基础上，也就是论点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这样的学术自是浸透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在考证学这门学问里，需要的是广泛的阅读，准确的理解，需要的是微观上的精雕细刻，不是宏观的演绎与臆想。此外，由于清代实学的空前发达，又孕育了分析、归纳、推演、判断、实证等学术方法，由此而派生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缜密而严谨的逻辑演绎学。而语言学的发展又催化出音韵学、发声学，以及人体解剖学等的发生与发展。

这些事实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这说明，有清一代的学术，已经具备了现代科学的精神成分。

所以，梁启超说:第二、中国经学思维的训练“实为科学成立之根本要素”。也就是说，中国经学的思维方式，最终必然会导向现代科学。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不是外敌入侵，而让我们的经学在自己的轨道上继续发展，它最终是不是会导出现代科学呢？这是一个假设，但是清代学术的发展却给了我们肯定的答案。

四、对复兴经学的几点建议

中国经学的思维，具有极其独特的方式和魅力，它是独一无二的，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所无法比拟和复制的，例如“疏不破注”、例如“述而不作”等等。这是一笔中华民族可贵和可观的精神遗产，是谁也不能抹煞的。随着我们对外来先进学术思想与方法的学习与运用，我国以经学为核心的传统学术思维方式一定会在与世界学术的融合和贯通中得到更好的发展与传承。

最后，我想把我的发言做一个归纳:

一、我们要复兴经学，把这堆死灰复燃，不是为经学而经学，而是因为经学自有它存在与发展下去的理由和必要。

二、经学是训练思维的学问，它培育了中国人特有的独立的思维模式。

三、这种模式之最大的特点是，它是整体的思维，是追求不同质的事物之间关联、影响、渗透与整合的思维。这种思维模式足以弥补西方式思维的缺失与漏洞。

四、经学思维的模式是科学的，是值得我们引以为豪的，我们应该丢弃民族自卑情绪与民族虚无主义。有一句话说得好:我们否定自己的传统，不是因为我们的传统不好，而是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传统的无知。

到这里应该结束我的演讲了，但是我感到意犹未尽，我想对复兴经学提四点建议:

第一、应该尽快恢复经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存在。

第二、应该尽快恢复在高等院校中的经学课。

第三、建立专门的经学研究机构。

第四、系统地整理与出版历代重要的经学研究著作。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