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意识：随遇而安

作者：萨缪尔·克朗　著　吴万伟　译

来源：译者授权儒家网发布

美国黑人作家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写到“人生就是个悲剧，仅仅因为地球在运转，太阳不可逆转地升起又落下。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总有一天，太阳会最后一次落下，再也升不起来了。”鲍德温在表达一种对人生的悲剧视野。这种视野一直是历史上的伟大艺术和文学的持续性特征，遭遇普遍性议题如死亡、时间、混乱、徒劳性、荒谬性、罪恶、无法减弱的痛苦和人类生存条件的内在限制，从中毫无例外地产生超验性的英雄主义，所有真正的宗教体验都以此为基础。在典型的悲剧中，主人公遭遇宇宙力量的残酷无情和亲友丧失，但是在此过程中发现了更深刻的人类恢复潜能，这能维持未来斗争的意义感。悲剧英雄超越限制就是依靠通过接受这种局限性，并在此过程中获得对自己缺陷和毛病的认识。　

在《英雄与布鲁斯》中，小说家和批评家阿尔伯特·默里（Albert Murray）将希腊悲剧与美国黑人文化中的布鲁斯传统进行了对比：“与古代悲剧没有什么不同，它能让创作和表演布鲁斯的人遭遇、承认人类生存条件的丑陋和吝啬，即便即便处在这样的状况下也依然前行。因此，它成为在最糟糕状况下挣扎求生的工具。”１充分利用现有条件就是成长的一部分。这不仅适用于个人而且适用于文化。在其1964年的书《影子与行动》中，拉尔夫·埃利森（Ralph Ellison）将后建构主义时代的衰落归咎于“体验的反悲剧途径”，这事实上抛弃了国家的“深层探索怀疑”和“罪恶意识”2，促成的道德脆弱性使得种族主义残暴行径更容易被接受。如果没有悲剧意识，我们就只剩下拒绝人类体验的残酷现实的浅薄乌托邦理想主义、抽象论述和笼统说法，将其归咎于他人或他物。这就产生一种使得本来要解决的问题进一步恶化的效果。正如默里观察到的那样，“最开始作为自由运动的极权主义体制”从来就不稀缺。３压制悲剧隐喻的反讽意味就在于我们最终让人生变得更加悲惨。  　

即使在新冠疫情时代，现代生活似乎被完美地设计出来要压制悲剧意识。数字技术和社交媒体平台暂时让我们摆脱无聊，而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我们对时间是真实和当下时刻就是一切的意识被消除了。形象比现实更加重要，比如约会交友软件回避了必要的尴尬和走近漂亮陌生人的无底恐惧，同时有血有肉的人则变成需要判断、分类或者向左或向右滑动的个人资料照片或索引图像。如果有人让我们觉得“怪异”（weird）－－－意思是如果有人表达了我们这个方向的人类脆弱性－－－我们能够“拉黑”他们，将其存在从我们的意识中清除掉。清除文化不过是这种变换无常的延伸而已，在我们讲述给自己听的故事中也出现过。通过网飞公司（Netflix）的快速滚动产生大部分逃避幻想，无法对付情感生活的复杂性和模糊性，甚至很多戏剧性场面因为其催人泪下的多愁善感都被转化成不真实的东西，它利用或者操纵情感而不是迎接或接受情感。整个自我帮助产业是以否认人的局限性这个前提为基础的，无论其在促使人们起床中发挥的作用是什么，如果你就像地球上99.9%的其他人，并没有变得富有、开明、或者两者兼具，这意味着那不是你的过错。从核心上说，这是反悲剧意识；是一种任何东西都能克服任何好东西都能得到的观念。 

否认悲剧必然产生否认人的本性，活生生地把我们的生活与他人联系起来的看不见的线索剪断或者将个体从道德引力中排除出去。难怪多伦多大学心理学教授乔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的那些讲述我们遭遇内心魔鬼和快速打扫房间的演讲受到这么多人的欢迎，这与当今流行的叙述正好相反，那些叙述将魔鬼描述成某些政治和文化身份认同族群，必须从外部战胜或消灭。

同样，政治光谱各边都出现的一种冲动---从唤醒派（woke）到“让美国再次伟大”派（MAGA）---他们都将世界上任何不讨人喜欢的后果归咎为某个罪恶的个体或群体，必须对其进行义正词严地猛烈抨击，任何表现克制或表达怀疑的人都被污名化为叛徒、虚伪的进步派、名义上的共和党人（RINO）、汤姆叔叔、公司雇佣的骗子或别的什么玩意儿。社会问题被理解为恶劣意图和邪恶坏蛋带来的结果，他们被很方便地想象成为任何一种政治化的俗套观念或滑稽讽刺，是最能让我们恼火生气的家伙---红脖子或嬉皮士、全球主义者或资本家、黑人流氓恶棍或白人种族主义分子。我们面临的问题的明显的和吝啬的答案被拿去交换，换来的是让我们心满意足的阴谋论，它们只能加速我们的衰落过程。相互认同的现实的崩溃让位给不同政治和文化部落之间的零和游戏式战争叙述，每个叙述都为其信徒提供了意义和身份认同，你在谈到任何有意义的或者有趣的东西时不可能不得罪附近的有些人。这就是救赎政治，是悲剧的缺失。结果是什么也做不成，公众则变得越来越痛苦不堪和充满怨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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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难道生活还不够艰难吗？难道我们不应该将我们作为人的巨大潜力集中在道德胜利的前景和超验性的可能性上吗？这正是悲剧视野对立面背后的本能，或许可以被称为反悲剧或喜剧视野。这种视野也曾经被詹姆斯·鲍德温在采访中表现出来，他说“我真的相信新耶路撒冷的存在。我真的相信，我们都能变得比现在更好。我知道我们能。不过代价太大，我们可能还不愿意为此付出这么大代价。”

在这个视野中，在遭遇世界力量之前，我们生来都具有无限的潜能，一旦拥有必要的道德勇气，我们就能使用那个潜能。从传统上说，喜剧叙述结构往往开始于幼稚的、兴高采烈的主人公在睁开眼睛之后，克服通向善的道路上的外部障碍---依靠浪漫的爱情来呈现和首次使用，接着是急流勇退。喜剧基本上是对现有秩序的拒绝。就像悲剧视野那样，这种视野说出了人类生活的基本真理：我们真的是某些很特别的人，人类历史验证了我们克服逆境的能力。问题不在于这种视野本身，它只是对应人类意识的不同因素而已，问题出现在两者没有足够好的平衡之时。我们在朝着反悲剧的方向走得太远了。

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在他的《视野冲突》一书中抓住了悲剧视野和喜剧视野的哲学维度。在开始谈论为什么同一群人在完全不同的议题如税收、气候变化和控枪法律等上似乎一再站在同一边的理由时，索维尔提出了两种根本对立的视野，内容涉及人性和人类历史上不同政治传统中的社会理由。他描述这些视野为清醒思考之前的前分析认知行为－－－受限制的视野和不受限制的视野，一个基本上属于悲剧视野，一个基本上属于喜剧视野，它们大致对应保守派倾向和进步派倾向。受限制的视野认为人性的道德局限性－－－自我主义、部落主义和邪恶－－－基本上固定不变，而参与社会世界是一系列利弊权衡的结果，其中完美的结果或者解决问题的办法从来不可能完全由开明的决策制定者制定出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自下而上形成的系统过程得以启动－－－法治、市场、文化传统－－－这些创造出一些刺激因素驱使人的行为超越个人意图的范围。在本质上，受限制的视野渴望保存到现在为止一直起作用的东西，同时不让好心的道德家们把一切都给搞砸了。

相反，不受限制的视野认为，人性是在道德上可以无限扩张，世界的问题都是腐败的利益集团造成的结果，解决办法就是提高和改善政治和道德意志力。这就是人性的“白板”说，即人是可以被无限塑造的，文化是依靠流行态度和社会规范构建出来的，这些可能是经过时间考验的智慧成果，也可能是过去时代的落后观念和迷信遗迹。不受限制的视野向外寻找能够改善世界的新观点，排除了看起来似乎反对积极变革的任何信念或态度。不受限制的视野认为道德进步是革命的结果，受限制的视野则认为道德进步是演化的结果。虽然不受限制的视野“寻找贫困、犯罪和战争的特殊起因，”受限制的视野则“寻找和平、财富和遵纪守法的社会的特殊起因。”受限制的视野认为混乱理所当然，不受限制的视野则认为现有秩序理所当然。索维尔写到：

受限制的视野是有关人类生存条件的悲剧视野。不受限制的视野是有关被认定为最终具有决定性的人类意图的道德视野。不受限制的视野推崇人们追求最高理想和最好的解决办法。相反，受限制的视野认为最佳选择是善的敌人---徒劳地尝试根本无法实现的理想被认为不仅徒劳无功，而且常常产生反作用，同样的努力本来能产生更加可靠的和更有利的妥协。4

虽然索维尔显然支持受限制的视野，但他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方式为两者的功利性留下了空间。窍门在于一直对我们内在的局限性保持警惕，同时对新的可能性一直保持开放态度--- 尽可能多地从积累的经验中学习，同时寻找更好的办法。视野需要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太过强烈地认同某一种选择可能阻断其他选择的可能性。我们最终需要一种悲剧视野和喜剧视野的有益互动，一种允许既接受又拒绝的双重态度的框架---接受我们改变不了的东西，拒绝必须被改变的东西。埃里森和默瑞将这个途径描述为对抗性合作途径，使用痛苦和逆境来加深我们对生命意义的认识。

无论朝哪个方向，若走得太远都可能带来痛苦。如果走向极端，喜剧视野将制造形象和现实之间的期待鸿沟，结果只能由缺乏连贯性的愤怒来填充。我们认为人生应该比现有情况更好，因而对现状愤愤不平。这就是发生在詹姆斯·鲍德温身上的事。虽然有早期的人文主义情怀，但鲍德温对其生活中“新耶路撒冷”与现实世界的差距越来越痛苦不堪，即使在民权运动取得重大道德胜利---确立了法律面前种族平等的情况下。他后来的言论似乎指向攻击白人自由派的良心，此外再没有更高的道德目标。这确立了现代进步派积极行动主义的过高调门，除了更进一步挤出历史内疚感之外再无其他。相反，并无超验性或满足感希望的悲剧视野制造了不同种类的痛苦－－－坚硬、冷酷、沉默不语的痛苦，生活中的新颖性被抹掉，自鸣得意乘虚而入。从政治上说，将视野纯洁化可能是权宜之计，但是，从生存角度或从文化角度看是补充和再度装满。人们必须以两种方式看待这个世界。

埃利森在描述布鲁斯时提出的悲喜剧心态是“在人的痛苦意识中保留令人痛苦的细节和让残酷体验场景活力的冲动，用手指触摸其锯齿状纹理并超越它们，不是依靠哲学的慰籍而是从中挤出接近悲剧也接近喜剧的抒情主义。”５这扩张了埃利森在其经典小说《隐身人》中的主题。在小说的尾声，无名的黑人叙述者逐渐接受世人眼中的不可见性，在社会让他陷入地下之后给他重新加入社会的勇气。他通过选择生活在这个悖论中开始体现出一种既拒绝又接受的框架，这真的是生活本身的悖论，克服了他的愤怒并给予他继续前进的自主性。他说，“试图压制它的行为本身已经让我感到困惑，否定了部分愤怒和部分痛苦，”

我谴责和认可，说是也说不，说不也说是。我谴责是因为虽然密切关联和承担部分责任，我受到伤害到剧痛的程度，因为不可见性也感受到伤害。我辩护是因为虽然有痛苦，我仍然发现我还能爱。所以我依靠区分来走近它。所以我谴责我也辩护，我恨我也爱。

对有些人来说，这可能让人觉得有些逆来顺受。但是，通过强迫自己进入对我们无法控制的事物的巨大愤怒中，然后不可避免地陷入痛苦境地才是真正的逆来顺受。相反，认识到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在没有对立面的情况下存在，拥抱人类体验的整体光谱，爱恨、善恶、生死、苦乐、混乱与秩序---培养一种舒服地遵从两者的潜能－－－提供必要的精神弹性来携带我们度过困难、灾祸和某种失败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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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岁的时候，我患上使身心衰弱的慢性病，这让我心中充满一种悲剧意识。最初我不相信自己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场病不仅对身体而且对大脑都造成了影响，削弱了一个又一个身体系统，破坏了身体的各种功能和潜能产生一系列症状－－－主要是身体和精神的衰竭和疼痛－－－使得我很多事都做不了。那是一种我可能在某个演讲中听到的东西仅仅存在于抽象之中，就像丢掉身体某个部位的想法：只有在真实发生时才真正存在，接着它变得太真实了，但从来没有觉得很正常。我在一直等待某些事的发生，总是期待世界停下来，如果悲剧降临。但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我只是呆在我曾经呆的地方，这个世界持续旋转，似乎没有人注意到。意识到生活可能很快在没有你的情况下继续前行可能很困难，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我不再记得拥有健康的身体是什么感觉了。

在我尝试描述这场病是什么样子时，就像我的话语变成了果冻。它从来没有落在我想让它落的地方，也就是说它根本没有落地。和我说话的人要么为我感到遗憾，要么感受到我的威胁：他们要么反思性地确认我是某种理论距离的受害者，要么将我的痛苦当作对其现实的挑战，在质疑我的疾病是否存在或者我是否夸大了疾病的影响。我认为，这两种反应都来自同一个地方。人的身份认同深刻受到我们认为我们是谁的强大影响，提醒我们认识到地毯能多么轻易地从我们脚下抽走的任何东西都让我们对自我意识感到恐惧。啊，我并不在乎让人们进入一种被迫同情我的状态，我已经逐渐期待别人对我视而不见，即使有人真的看见我，哪怕只是短暂的时刻，也就足够了。当那种情况发生的时候，我无法描述那种感觉是多么好。这种病与时间有一种有趣的关系。在最开始，我是在数日子，数分钟和数秒钟，很少能够忍受，我讨厌过去的每一刻钟，似乎在跨越一种炼狱般的磨难。时间变成了爬山战斗，不是一种享受而是不得不忍受的折磨。我设想未来，居住在过去，写出日历，记下日志，但时间总是他妈的太多太多。即使外部没有发生任何事，内在的时间过程从来没有停止，我们的思想从来不会停止。

渐渐地，自杀像是终极的逃避。但是，在我用来为此观点辩护的冷冰冰的实用主义的无论什么外观之下只有痛苦、怨恨和难以衡量的愤怒－－－不可见性的范围，想让别人感受到我的感受，并怨恨他们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或怨恨在我等待生活开始时他们继续自己的生活。最终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我们对时间的体验真的是多么奇怪啊。外部闹钟和内心闹钟很少同时前行，这也就是为什么上年纪的人仍然感到内心很年轻。随着这种割裂变得越来越清晰，我们的时间体验中似乎肯定存在着某种程度的选择，这个时刻与那个时刻之间或者在某些时刻之内存在一些选择，它们提供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和责任。这种认识促使我不断前进。

我现在不再觉得有任何痛苦了。在路上的某个地方，我放弃它了，停止郁闷地纠缠于命运为何如此不公。人生本来就不公平。一旦你认同你的痛苦，你或许能充分利用有利条件。虽然我可能再也无法康复了，我看到我的世界仍然是＂无限的可能性＂之一，正如拉尔夫·埃利森的主人公一样，因为“即使被人熟视无睹的受害者也应该为所有人的命运负责”。只有接受我不能改变的东西，我才能形成一种意志力来不断尝试改变它。降低期待值能够产生更大可能性。在我的心中，我知道将在有一天我能恢复健康。不过，结果并没有过程那么重要。感受到强大比真正强大更重要。我们可以使用悲剧让我们变得更具人性。接着，我们能够理解自己的痛苦如何与他人的痛苦乃至人类的痛苦联系在一起，一种新的人文主义能够在我们周围存在的悲剧英雄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　

参考文献：
 
1 Albert Murray, The Hero And The Blues, p. 366
2 Ralph Ellison, Shadow And Act, 20th Century Literature (essay)
3 Albert Murray, The Hero And The Blues, p. 362
4 Thomas Sowell, A Conflict Of Visions, p. 27
5 Ralph Ellison, Shadow And Act, p. 78

作者简介：

萨缪尔·克朗（Samuel Kronen），独立作家，主要兴趣包括文化、政治和身份认同。

译自：The Tragic Vision: Making the Best of Things by Samuel Kronen

https://quillette.com/2021/01/31/the-tragic-vision-making-the-best-of-thin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