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的淑世情怀——读《儒家文化与民族复兴》

作者：孟少杰（清华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来源：《新民晚报》2021年2月28日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之主流，但在过去的一百年，儒学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它经历了复杂的过程，有冲击与挑战，也有回应与建构。如今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时刻，如何对待儒学的“潜隐”和“在场”？如何看待儒家文化与民族复兴的关系？是值得思考的。陈来先生长期致力于中国哲学和儒家文化的研究，不仅在“学术儒学”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而且在“文化儒学”方面也有深入思考。正如北大杨立华教授之评价：“以淑世为念，不为时风所转，亦不事‘清流’做作，是陈来一贯的风格”。《儒家文化与民族复兴》一书正是集结了陈来先生在不同时期对“文化儒学”的探讨，集中体现了作者在深入的哲学探究之余所展现的淑世情怀。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学热”在社会上逐渐兴起，包括国学机构的设立、国学经典的汇编、国学教育的普及等。同时，随着“国学”在媒体的频繁出现，也有学者表达了担忧。陈来先生认为，国学热的出现具有合理性与必然性，“国学热体现的正是中华民族文化自觉的开始，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在建设精神家园方面对传统资源的热切渴求。”因此，应给予充分肯定与支持。

在国学（中国文化）中，儒学传承了以五经为代表的核心经典体系，儒家思想也代表了古代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国学热的出现预示着自抗日战争以后儒学迎来了第二次复兴的机会，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主题是现代化。那么，如何看待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陈来先生认为：“儒学对现代化的作用主要不是工具意义上的助推，而是倡导与现代化市场经济相补充、相制约的伦理价值与世界观。”（第65页）在过往的讨论中往往聚焦于儒家能否开出科学与民主，而陈来先生的研究无疑提供了新的视角，我们应该重新认识儒学，看到儒学与现代化的动态生成过程，通过儒学的核心价值来补充、规范现代化，从而达成儒学、现代化与文明发展的内在统一。

传统文化包罗万象，我们如何从国学中汲取精神力量呢？上世纪初，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提出要建立公德心，“公德”说在当时及后世都有很大影响。陈先生敏锐地指出，梁启超不仅有“公德”说，也有《论私德》，并且私德是基础，私德修好了可以自然推广至公德。（第109页）在梁启超的时代，人们多讲私德，缺乏公德。但在当下，我们习惯把公德与私德分离，也导致了某些人私德问题的每况愈下。陈来先生在此对私德、公德的共同强调是有深意的，提醒我们道德修养的多维性。于是，在《中国传统道德修养的基本内涵》一文中，陈来先生对“慎独”问题作了深刻地哲学分析，认为“慎独”的诠释在中国哲学史上有一个“起承转合”的过程，从郑玄、朱熹到王阳明、曾国藩，“慎独”说在不断地内在化与普遍化，并具有了对于道德修养的根本性意义。陈来先生通过对“慎独”的分析来说明古代儒家对自我人格发展的高要求，表达了对当下人心陷溺、道德缺失的担忧。这既表现了一位当代学者的人文关怀，也为我们汲取传统文化中的精神力量提供了方向。

儒家文化的时代价值是我们始终关注的话题，陈来先生强调，“儒家文明发展出的协同社群、礼教文化、合作政治、王道世界是当今世界需要的价值立场。”因此，对于儒家文化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陈来先生主张世界性的多元文化主义，认为：“哲学是一个共相，是一个‘家族相似’的概念”，“哲学一词不应当是西方传统的、特殊意义的东西，而应当是世界多元文化中的一个富于包容性的普遍概念。”（第267页）这样不同文化有其特殊性，也有共通性，儒学价值也是可普遍化的。

《儒家文化与民族复兴》一书，通过深入浅出的语言，生动展示了儒家文化本有的创造性和开放性，揭示了儒家文化和民族复兴的内在关联。

阅读此书，我们可以感受儒学的时代价值，汲取国学中的精神力量，也可以增强对民族复兴的信心，以开放包容的心态面对世界的多元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