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本《船山遗书》谋刊过程考

作者：兰秋阳

来源：《船山学刊》2019年第1期

摘要：金陵本《船山遗书》付梓的最初谋划，始自曾国藩的两位幕僚欧阳兆熊与赵烈文，而其谋刊过程及推进也历经坎坷。自咸丰十一年(1861)秋冬欧阳兆熊与赵烈文有重锓之志，至同治二年(1863)六月曾国荃允复出资，经过一年半时间的谋划，重刻《船山遗书》方才基本落实。金陵本《船山遗书》付刊是多方合力促成。从客观条件来看，同治初年湘淮军平定江南各地，为刻书提供了稳定的环境；从主观条件来看，又与欧阳兆熊、赵烈文的积极谋划以及曾国藩、曾国荃的重视支持分不开；此外更深层的原因，则在于晚清理学复兴的推动，重刻《船山遗书》是晚清理学复兴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它依托于晚清理学复兴的学术潮流，并推动了理学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金陵本《船山遗书》；欧阳兆熊；赵烈文；曾国藩；曾国荃

金陵本《船山遗书》付梓的最初谋划，始自曾国藩的两位幕僚欧阳兆熊与赵烈文，欧阳兆熊热衷于表彰乡先贤，赵烈文对王夫之有仰慕之情，二人遂积极鼓动曾氏付之剞劂。①此说固然不错，但金陵本《船山遗书》谋刊过程及推进详情，仍存诸多疑点：欧阳兆熊本是曾国藩的资深幕僚，他为何不亲自向曾国藩请求重刻，却非要拉拢入幕不久的赵烈文进言曾氏?赵烈文本非湘籍人士，他对船山学说的情感与体验是如何增进的，为何愿意参与谋划?在二人的谋划行动中，谁是“主角”，谁又是“配角”，又是何时向曾国藩进言的?再者，后来曾国藩既已答应

二人所请，为何又不愿出面倡首，最终拖至一年后方由曾国荃允复出资重刻呢?就刻书一事，曾国藩与曾国荃是否有过沟通，如何沟通的?关于这些问题，现有研究均未能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本文借助于2013年新出版的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及曾国藩、曾国荃、欧阳兆熊等人的书信、日记、文集、年谱等史料，对上述存疑之处作进一步探研。

一、欧阳兆熊欲重刻

王夫之(1619—1692)，湖南衡阳人，明末清初杰出思想家。入清后隐居避世，虽著述宏富，却流传甚少，其名寂寂，其学不显。船山撰述共一百余种、四百余卷，其整理出版乃具有历史连续性之事业。最早为康熙年间，王夫之子王敔在衡阳湘西草堂刻十余种，世称“湘西草堂本”。乾隆时，开《四库全书》馆，因缘得上史馆，立传儒林，著述六种、存目二种入编《四库全书》。嘉庆中，又有“衡阳汇江书室刊本”收十余种，而其书仍湮灭不传，至阮元编《皇清经解》仍未采入。道光之季，船山撰述刻印渐多，有“守遗经书屋本”、“昭代丛书(壬、癸集)本”、“听雨轩本”、“衡阳学署本”等，所刻种数大多有限。其中声誉较著者，为王夫之七世孙王世全刻“湘潭王氏守遗经书屋本”，收经部著述十八种、一百五十一卷，卷首并附船山著述总目五十二种，考其规模，实为系统编印船山著述之嚆矢。③

“守遗经书屋本”作序者善化唐鉴，为道咸年间著名理学家，参与编审者新化邓显鹤、邹汉勋、道州何绍基、湘阴左宗棠、长沙袁芳瑛等［1］415，均颇有声名，故此本在湘籍士人中影响尤大。然咸丰四年(1854)，此本毁于战乱，藏版焚毁无余，参与此本编校工作的欧阳兆熊遂谋求重刻，因之方有同治初年安庆曾氏书局之设与“湘乡曾氏金陵节署本”的问世。

欧阳兆熊(1808—1876)，字晓岑，湖南湘潭人，道光十七年举人。据《光绪湖南通志·欧阳兆熊》载：“曾国藩会试下第，时道病，势危甚，兆熊知医，为留逆旅月余诊治之，初不相识，后遂为布衣交。”［2］26又据黎庶昌编《曾文正公年谱》记：道光十五年，曾国藩“会试不售”，十六年，“会试再报罢”，十八年，“公中式第三十八名进士”。［3］9－10可知，欧阳兆熊与曾国藩结交于道光十五年至十七年之间，此后，曾国藩入翰林，升侍讲学士、礼部侍郎，欧阳兆熊则返湘参与编校“守遗经书屋本”。

在欧阳兆熊与曾国藩的早期交往中，王夫之其人其书是重要主题与情感纽带。对于“守遗经书屋本”的编刻，曾国藩十分关注与期待，曾就校勘审订之法与邹汉勋商榷，建议应遵从原本，勿随意改动，“节相言前刊《王船山书》，中间从《说文》之字皆邹叔绩所改，其文亦多改窜，非原本，曾致书诤之，不听”［4］84。曾国藩还赠书僚友以传播船山学说，如道光二十六年复函国子监学正刘传莹(1818—1848)，云：“王而农先生著书共三百余卷，近年刻经说百八十余卷，余尚未刻。兹将《诗经稗疏》奉上，《方舆纂》首函亦奉上。”［5］30

欧阳兆熊与曾国藩就船山学术也屡有研讨切磋，道光二十七年欧阳兆熊寄书曾国藩，云：“船山遗老续刻有《读通鉴论》，融贯列代事迹，发为传论，深资治理，不似胡致堂之专以坐谈取快，而为文浩博无涘、自成一子，不知其为庄骚、为史汉也。所著又有《夕堂八代文评》，其别裁略近昭明去其淫靡，亦不主宋人起衰之说，至呵曾子固为乡约老叟聒语不休、苏老泉为讼魁、茅鹿门只可三家村教童子应邑试，论议虽僻，要自有意，惜卷帙稍繁，未付剞劂。”［6］72曾国藩随即请欧阳兆熊子欧阳勋为其代购一部，“王船山《通鉴论》已刷出未?告为代觅一部，行纳价付意城处也”。［5］40

欧阳兆熊对王夫之极为仰慕，认为：“船山先生，为宋以后儒者之冠，同时如顾亭林、黄梨洲均弗能及。”［7］7咸丰元年，欧阳兆熊致信曾国藩，请曾氏以礼部侍郎的身份奏请王夫之从祀孔庙，这是目前所知关于王夫之从祀孔庙的较早提议。曾国藩回复欧阳兆熊，此事困难重重，若贸然陈请恐难成：“王船山先生崇祀之说，忝厕礼官，岂伊不思?惟近例由地方大吏奏请，礼臣特核准焉，不于部中发端也。而其事又未可遽尔，盖前岁入谢上蔡，今年崇李忠定，若复继之，则恐以数而见轻。且国史儒林之传昆山顾氏居首，王先生尚作第二人，它日有请顾氏从祀者，则王先生随之矣。大儒有灵，此等迟速盖有数存，未可率尔也。”［5］69曾国藩所虑非虚，光绪年间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儒从祀孔庙数次被正式提请朝廷，每一次均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亦被接连驳回，至光绪三十四年才得圣谕允准。③而曾国藩终其一生，再也未有提议三儒从祀之请。

这样到了咸丰年间，时曾国藩督师开府、湘军集团势力崛起，而“守遗经书屋本”《船山遗书》也已毁于战乱，欧阳兆熊自然就将重刻希望寄予曾国藩。其时欧阳兆熊已入曾国藩幕，任职湘军钱粮军需处，“乃命司后路军需”［8］706－707，但并不随营委差，“及国藩督师，招之入营，不赴，偶客军中，去留听自便”［2］26。此外，欧阳兆熊与曾国藩的宾主关系也颇有微妙之处，据费行简(1871—1954)《近代名人小传·欧阳兆熊》记：欧阳兆熊性情豪迈，“好方人，时以书道诸将吏优劣，国藩厌之，礼意渐疏，乃舍去。……又有《札记》记咸同间事，于国藩不能无微词，盖旷达勤谨，道不同也。”［8］706－707费行简是曾国藩心腹幕僚王闿运(1833—1916)的弟子，此处所记恐并非空穴来风，当有一定可信度。也就是说，欧阳兆熊虽有意请曾国藩重刻《船山遗书》，但他本人不便“直接说”，而要找一个人“帮他说”，此人需对船山学说有所了解与仰慕，最关键的是能时时在曾国藩身边委差，很受曾国藩重视与信任。如此，欧阳兆熊便有意联络赵烈文，赵烈文是曾国藩的机要幕僚，又怀私慕船山之心，当是欧阳兆熊最合适的同谋人选。

二、赵烈文代为请求

赵烈文(1832—1894)，字惠甫，号能静居士，江苏阳湖人。赵烈文对船山学说的情感与体验，经历了一段自陌生、知晓到仰慕的升华过程。

赵烈文出生于清代汉学中心常州，浸染于江南朴学之风，在他的生活年代，汉学已如桑榆暮景，但对士人的影响仍是根深蒂固。赵烈文对汉学不无微词，“国朝朴学之士穷流造极，掇拾唾沈，安用为学?”他认识到汉、宋学各有短长，反对一味扬宋薄汉，“况宋儒讲性理而空谈实多，汉学重训诂而发明不少者乎。……至自宋儒之践履为实，汉学之记诵为虚，然则朱、陆异同，陆子尊法性，朱子道问学，亦当左朱而右陆邪?若以祸乱之来，责汉学之害风气，尤为语病。宋以前之天下，不必长衰，宋以后之天下，不必尽治，足征兴废之故，不系是矣。”他与同郡汉学名家宋翔凤(1779—1860年)来往亦多，曾乞宋氏为父作行状，当宋氏于咸丰十年卒后，赵烈文在日记中悼念：“闻宋于庭先生逝世。……先生为人，喜奖后进，烈辈往谒，辄剧谈留食，亹亹不倦。先生卒，吾吴朴学遂几无人矣。”［9］49

赵烈文对船山学说的了解与认知，与他在曾国藩幕中的经历有关。咸丰五年十二月，赵烈文于江西南昌入曾幕［10］9，同在曾幕的江浙士人还有赵烈文的姐夫周腾虎(1816—1862)、族兄赵振祚(?—1860)、友人刘翰清(1824—1882)、金安清(1817—1880)、龚橙(1817—1870)等，赵振祚是常州经学大师刘逢禄(1776—1829)外甥，刘翰清是刘逢禄孙子，龚橙父亲龚自珍(1792—1841)又是刘逢禄弟子，龚橙与刘翰清极交好，诸人因地缘、姻亲结成交游圈，这成为赵烈文认知船山学说的最初来源。咸丰八年十二月初九日，赵烈文在周腾虎处初次接触到船山著作：“在弢甫处读明王夫之而农《读通鉴论》，为书三十卷，沉雄博大，识超千古。王明季遗民，入清隐居而终。”当时，《船山遗书》存本已十分珍稀，赵振祚、龚橙均向周腾虎借阅，“《王夫之全书》在家伯厚兄处，弢甫自索不获，何论其他。”咸丰九年八月至十一月，赵烈文又读王夫之《读通鉴论》，称道“此书议论精深，博大其中，切理厌心者不可胜录”，读之二过未终，复为金安清借去。咸丰十一年三月二十六日赵烈文追忆早年求学情景，云：“癸丑年遭乱，吾时年二十二岁，遂辍举业，稍探古学，常请益于族兄伯厚先生(赵振祚)及诸友人周君弢甫(周腾虎)、刘君开孙(刘翰清)、龚君孝拱(龚橙)，至今稍有知识，二三子与有力焉!”［9］42

咸丰十一年七月二十日，赵烈文由上海抵曾国藩驻东流县行营，八月二十三日随营返安庆。在东流、安庆两月期间，曾国藩屡留赵烈文随营委差，“帅又问吾能留营否，因告以有湘、楚之行。帅意留吾，吾辞以楚行归再至，约缮书就成行”，“帅遣送程仪，且嘱晓老致意，欲吾返此专办夷务”，“帅复申夷意之说且云此事甚简，可以游行自适，意殊足感，遂允楚、湘游返赴约”。［9］344在曾国藩幕府中，机要文秘与曾国藩最为接近，他们不仅在军政办事机构中居于首要地位，而且是整个幕府乃至曾系湘军的神经中枢，故在幕僚中地位最尊，待遇最丰，升迁也最迅，与曾国藩关系密切而其后地位显赫之人如左宗棠、李鸿章、钱应溥、刘蓉、郭嵩焘等，都曾担任此职。④此时，虽然赵烈文尚未成为曾国藩的机要文秘，但曾国藩屡次相邀，表明曾国藩很重视他，也意味着赵烈文在曾幕中的地位不日将大幅提升。不久之后，欧阳兆熊即与赵烈文商议重刻之事，欧阳兆熊联络赵烈文，显然就是看重赵烈文在曾幕的拔擢潜力。

在东流、安庆两月期间，赵烈文与欧阳兆熊接触颇多，赵烈文在日记中记，欧阳兆熊“髭眉皓白，清标介然，客此皆无苟求，行止以礼，此诚今世不多见者”，两人相谈甚欢，“晓老谭议甚美，失之殊寂寂”。冬，赵烈文游历湖南，十月十七日至湘潭，与欧阳兆熊坐谈终日，“相见殊欢，各告述别后事”。二十三日(1861年11月25日)，二人拜访王世全，赵烈文于日记：⑤

月底至长沙，晤吴敏树、曹耀湘、郭崑焘、王闿运、罗汝怀、何绍基等湖湘名士。在湘近三月，赵烈文又陆续读王夫之《书经稗疏》《思问录内外篇》《宋论》《尚书引义》等卷，愈发感叹“其说皆精卓，不为古所迷”，对船山学说及湖湘理学的理解日益深化。［9］351

更有意思的是，在与赵烈文拜访王世全数日之后，欧阳兆熊就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并特意附寄王夫之《读通鉴论》，“《通鉴论》一部奉呈。”［1］579曾国藩向欧阳兆熊觅求此书，本是道光二十七年的故事，欧阳兆熊此时给曾国藩寄书，其用意不言而喻。

这样，当赵烈文结束湘地之游、于同治元年正月十七日自长沙返抵安庆、正式担任曾国藩的机要文秘之后，即向曾国藩请求重刻《船山遗书》。赵烈文向曾氏进言的具体时间以及如何说动曾氏，已无法得知，但相关重要史料有两则，据此可推知大概：

其一，同治元年六、七月间，欧阳兆熊与曾国藩的往来信札中，有“前惠甫书来，云节相慨允倡刻船山遗书”［1］579、“夕堂老人遗书，惠甫曾商及重刻”［11］441之语。

其二，同治元年四月十一日，《曾国藩日记》记：“涉阅广东新刻丛书两种，一曰《海山仙馆丛书》，凡五十六种，潘仕成辑刻；一曰《粤雅堂丛书》，凡一百廿一种，伍崇曜辑刻。二者皆冯竹渔新赠也。又涉阅《正谊堂丛书》，凡五十六种，张清恪公辑刻，吴竹庄所赠也。”［12］279

据上述两则史料推知，赵烈文向曾氏进言的时间，大约在同治元年(1862)正月至五月期间，为此，曾国藩还特意翻阅了几部新刻丛书，很可能就是为重刻《船山遗书》作参考。

三、曾国藩拒绝倡首

曾国藩允复重刻之后，便让欧阳兆熊与赵烈文的同乡、时任湘乡知县刘达善(?—1875年，字子迎)商议。但欧阳兆熊并不满意这一安排，觉得刘氏非湘籍人士，地位又不高，不足以主持其事，还是希望能由曾国藩这样位高望隆的大人物出面。同治元年六月十九日，欧阳兆熊致信曾国藩，云：“前惠甫书来，云节相慨允倡刻船山遗书，沅帅亦有此意，嘱兆熊与刘子迎商之。子迎将往澧州，不名一钱，而乡人之意，以为湖南之书须湖南人捐刊为是，其言亦颇近理。敝同年赵玉班已允出赀，因数及彭雪琴、李希庵、左季高、刘荫渠、刘霞仙、唐义渠及带勇诸君

之识字者，均可助成此事。其书欲求精美，非四千金不能。若能醵赀开雕於安省，则易成矣。”［1］579－580欧阳兆熊明确告诉曾国藩，他已联

络了一班湘籍要人，现只待曾国藩出面振臂一呼，则事成矣。

但是，欧阳兆熊的请求遭到了曾国藩的拒绝。七月二十四日(1862年8月19日)，曾国藩明确回复欧阳兆熊：⑥

那么，曾国藩既已允复重刻，为何又不愿出面倡议，这一允、一拒，有何原因呢?

其实，曾国藩允复重刻应当是有诚意的，他只是不愿把动静闹得太大，像欧阳兆熊那般弄得人尽皆知，便是违背了曾国藩的心意。这与曾国藩低调、谨慎的性格有关。原来半年之前，曾国藩刚被清廷受命节制四省军务，位高权重，令他日日如履薄冰，这一时期他在日记中屡屡写道：“饬余兼办浙江军务，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巡抚，皆归节制。权太重，位太高，虚望太隆，悚惶之至。……余近浪得虚名，亦不知其所以然，便获美誉。古之得虚名，而值时艰者，往往不克保其终，思此不胜大惧”，“日内思家运太隆，虚名太大，物极必衰，理有固然，为之悚皇无已。”［12］226－227、234同一时期，他在多封家书中也一再告诫诸弟要小心谨慎：“至阿兄忝窃高位，又窃虚名，时时颠坠之虞。吾通阅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权势，能保全善终者极少。深恐吾全盛之时，不克庇荫弟等，吾颠坠之际，或致连累弟等，惟于无事时，常以危词苦语，互相劝诫，庶几免于大戾。”［13］33

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当时军情日益紧张，使得曾国藩暂无精力考虑刻书之事。同治元年夏秋，清军与太平军作战进入了最紧张的关键时期，金陵及皖南各防处处告警，金陵久攻不下，军中大疫遍行，曾国藩在给诸多同僚的信札中屡屡诉苦

当时惨状：“去岁春夏以前，事机较顺，秋后变患迭生。金陵一军及皖南各防，处处告警，危险万状”［14］359－360，“自辛酉秋至壬戌夏，军事颇顺，论者以为廓清有期。逮六月间，秦中回变，多军西行。七月以后，大疫遍作，士卒十丧四五。自是贼氛弥炽，无日不在惊涛骇浪之中”［14］488－489。

同治元年七月，当曾国藩受制于当时处境拒绝倡首后，重刻《船山遗书》之议遂暂罢。是年冬十一月十八日，曾国藩的幼弟曾国葆战死金陵，刻书之事更是无法再提。又过了半年，随着军情的改善，刻书之事方有了转机。

四、曾国荃慨允出资

至同治二年五月，曾国藩“包围天京”的战略推进颇顺，湘军已克复金陵外围大多地区，金陵几近一座孤城，“此间军事，颇有顺机。巢、和、含山均已克复，下游自攻克福、太、昆、新以后，水陆三路规取苏州，伪忠王回顾不暇。现檄鲍、彭诸军进剿，二浦、九洑或易得手。舍沅弟昨将雨花台石垒及金陵南门外各贼垒一律踹平。南岸徽境肃清，我军并萃饶、景一带，必能驱贼东还，江右当可安谧，附以告慰。”［14］611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赵烈文应曾国荃之招至金陵随营差委，刻书之事遂被重提。在赵烈文动身之前，曾国藩还于五月初七特意给国荃写信，嘱善待之：“赵惠甫今日来辞行，订八月回皖一次，或久局，或暂局，弟与之相处一月便可定夺。其人识高学博，文笔俊雅，志趣不在富贵温饱，是其所长；藐视一切，语少诚实，是其所短。弟坦白待之，而不忘一敬字，则可久矣。”［13］161

赵烈文赴金陵前后，欧阳兆熊与他应该有过再次谋划，但其详情也无法得知。我们能知道的是，这一次赵烈文终于不负所托，很快就说动了曾国荃，六月初七日(1863年7月22日)赵烈文在日记中写道：⑦

曾国荃慨允出资重刻《船山遗书》，除了此一时期军情的改善，再就是曾国荃喜功贪名且爱好文事的性格。曾国荃此时年方四十，年轻气盛，与其兄相比，这个弟弟的性格要高调很多，曾国藩也常常批评、提醒他，“余以名位太隆，常恐祖宗留诒之福自我一人享尽，故将劳、谦、廉三字时时自惕，亦愿两贤弟之用以自惕，且即以自概耳”［13］24－25。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在会剿金陵前夕，曾国荃为了独占克复美名，竟不欲让江苏巡抚李鸿章来支援，为此曾国藩于五月十六日写信劝导他：“何必全克而后为美名哉?人又何必占天下之第一美名哉?”［13］288另一方面，曾国荃出身行伍，腹中文墨不多，但一生对刻书、修志等文事活动尤其喜好。同治年间，曾国荃出资刊刻王夫之《船山遗书》、李善兰《则古昔斋算学》，在湖北巡抚任上积极筹办崇文书局；光绪年间，在山西巡抚任上创办濬文书局，在两江总督任上经理江南书局，并任《光绪湖南通志》总纂、《光绪山西通志》总裁，复捐资助王先谦刻《皇清经解续编》。

自咸丰十一年(1861)秋冬欧阳兆熊与赵烈文有“重锓之志”，至同治二年(1863)六月曾国荃允复出资，经过一年半时间的谋划，重刻《船山遗书》方才基本落实。回顾金陵本《船山遗书》谋刊过程，总结两点如下：

其一，重刻《船山遗书》是多方合力促成。从客观条件来看，同治初年湘淮军平定江南各地，战事初定，为刻书提供了稳定的环境；从主观条件来看，又与欧阳兆熊、赵烈文的积极谋划以及曾国藩、曾国荃的重视支持分不开，特别是欧阳

兆熊，他不仅是重刻的“主谋”，此后也主持了校勘及后续刻印诸事，对于《船山遗书》在同治初年的问世居功甚伟；此外更深层的原因，则在于晚清理学复兴的推动，重刻《船山遗书》是晚清理学复兴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它依托于晚清理学复兴的学术潮流，并推动了理学的进一步发展。

其二，整个过程唯一仅存的疑点在于：就刻书一事，曾国荃与曾国藩是否有过沟通?单从逻辑上推测，两人不仅应该沟通过，而且曾国荃答应出资很可能也是授意于乃兄。但这一推测苦无任何直接史料支撑，考二人此一时期的日记、信札等史料，竟未有一语提及此事，这的确令人感到迷惑不解。虽然朱孔彰《题江南曾文正公祠百咏》、徐珂《清稗类钞·莫子偲好古椠》等文均记载二曾就重刻之事有过商议⑧，但这些史料只是间接证据，不是直接证据。这一疑点，唯有待于今后挖掘新史料予以解答。

【注释】
 
①参见李志茗：《从倡节义到兴文教———曾国藩幕府刻书考论》，《社会科学》2010年第10期，第139页。
 
②关于船山著作的刊印历史，参考船山全书编辑委员会校编《船山全书·序例》第1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25－26页。
 
③关于三儒从祀孔庙，可参考段志强《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从祀孔庙始末新考》(《史学月刊》2011年第3期，第63－71页)、段志强《孔庙与宪政：政治视野中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从祀孔庙事件》(《近代史研究》2011年
 
第4期，第120－133页)。
 
④参见朱东安：《曾国藩幕府研究》第二章“军政办事机构”第一节“秘书处”，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41页。
 
⑤出城访王君半溪，而农先生族孙也。而农先生，明之遗臣，革鼎之初，语多愤激，属子孙藏其书，言二百年后乃可出，故文字之祸不及焉。半溪既刊其书，而燹于甲寅之乱，今复有重锓之志，此骛学者所乐闻也。
 
⑥夕堂老人遗书，惠甫曾商及重刻，属鄙人为之倡。弟以达官刻书，强作解事，譬如贫儿暴富，初学着靴，举止终觉生涩。然亦不可以已，若云慨然倡首，则诬也。
 
⑦中丞来谈良久，允出资全刻王船山遗书。写欧阳晓岑信，告知中丞刻书之说。缘此事须费四千金，晓岑属余怂恿中丞为之倡，乃中丞不独能独力举办，并许多出千金，为加工精刻之费，其好学乐善者如此。
 
⑧朱孔彰《题江南曾文正公祠百咏》记：“公捐廉奉三万金，设书局，重刊经史，先在安庆，商之九弟沅圃方伯，刻《王船山遗书》”(朱孔彰：《题江南曾文正公祠百咏》，《曾国藩全集·诗文》第14册，第529页)；徐珂《清稗类钞·莫
 
子偲好古椠》记：“咸丰辛酉八月，文正既克复安庆，部署粗定，乃从子偲之言，命其采访遗书，商之其弟忠襄，刻《王船山遗书》”(徐珂：《清稗类钞·鉴赏类二》第9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281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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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书信)：第22册．长沙：岳麓书社，2006．
 
［6］欧阳兆熊．六月与曾涤生讲学//寥天一斋文稿．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2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7］欧阳兆熊．王船山先生轶事//水窗春呓：卷上．北京：中华书局，1984．
 
［8］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清代传记丛刊：第202册．台北：明文书局，1985．
 
［9］赵烈文．能静居日记：第1册．廖承良整理．长沙：岳麓书社，2006．
 
［10］陈乃乾．阳湖赵惠甫先生年谱//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985册．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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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曾国藩．曾国藩全集(日记)：第17册．长沙：岳麓书社，2006．
 
［13］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家书)：第21册．长沙：岳麓书社，2006．
 
［14］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书信)：第26册．长沙：岳麓书社，2006．
 
［15］赵烈文．能静居日记：第2册．廖承良，整理．长沙：岳麓书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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