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景林】儒家的教育精神及其现代重建

栏目:文化杂谈
发布时间:2021-03-02 18:07:21
标签:儒家的教育精神、教化的哲学
李景林

作者简介:李景林,男,西元一九五四年生,河南南阳人,吉林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兼任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国际儒学院兼职教授、四川大学古籍所兼职教授及《儒藏》学术委员会委员等。著有《教化的哲学——儒学思想的一种新诠释》《教养的本原——哲学突破期的儒家心性论》《教化视域中的儒学》《教化儒学论》《孔孟大义今诠》等。

儒家的教育精神及其现代重建

作者:李景林

来源:《思想政治课教学》2021年第2期

 

摘要

 

儒家思想的核心在教化,可以称作“教化的哲学”。儒家教化思想首先体现在通过“神道设教”使其教化具有普泛的社会意义,从而对社会生活起到精神引领作用;其次通过经典传习,建立起民间学术与官方学术的内在统一精神;再次,通过各种社会生活形式对个人进行人格熏陶。但由于近代以后受西方教育理念和学术体制的影响,儒家的教育思想被割裂。要重建儒家教育思想需要建立体制保障,重建书院体制保证经典传习,对传统礼仪礼俗系统返本开新,以契合今天的世道人心。

 

01

 

我们现在习惯于把儒学称作哲学,不过,儒学的核心在教化,可以称其为一种“教化的哲学”。所谓教化,是说它注重人的精神的转变,通过这种精神生活的转变,来达成人的存在的完成,实现人的生命智慧,知识并非其首要的问题。

 

儒家教育的观念,强调以德为本,也就是以德教为中心,去实现人的生命智慧。《左传》讲“三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孔子讲“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里所谈及的立功、立言、艺,虽与知识技艺有关,却都要以成德为根本。立功、立言如果没有“立德”作为基础,不可能做出真正的、大的成就。《大学》《荀子》讲“学有所止”,止于“圣”“王”,止于“至善”。这是根本。

 

我们现在的教育,从小学到大学,是从西方借鉴来的一套东西,注重的是知识技能的传授。大学的职能,就是生产知识、传授知识,立足点是知识技能的培养。当然,我们近年也开始提倡素质教育。但现在很多所谓素质教育,就是给孩子们上点音乐课、学学钢琴、学学书法、绘画,其着眼点,还是要培养孩子多拥有一点技能,以便以后能够在社会上立足。西方教育除了知识技能的培养以外,还有宗教,宗教就关乎到每一个体的人格成就、人文素质的培养。这两个方面应该是统一的。我们的教育,只学到了西方教育的一个方面,这是不完整的。

 

西方中世纪政教不分,现代社会政教分离,宗教回归社会,承担起社会教化的职能,成为一种社会和个人精神生活上的事务。历史上的儒学有宗教的功能,但却并非体制化的宗教。因此,现代社会政教的分离和长期的反传统思潮,使儒学在社会生活中失去了它的寄身之所。这样,我们现代从西方只搬来一套知识技能方面的教育,但是与社会生活脱离了关系,在人文教育和人格的养成方面有所缺失。

 

02

 

传统儒学的教育,包括知识技艺和人文教化两个方面,尤其注重人的德性和人文素质培养,它的核心在教化。在传统社会中,儒学与社会生活和世道人心有着密切的关联,发挥着一种普遍的教化作用。其教化的理念,构成了中国社会的超越性的价值基础。

 

首先,儒家注重礼乐教化,并采取神道设教的方式,使其教化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一般来讲,体制化的宗教总会有一套包括教堂、寺院、宫观、神职人员、仪式仪轨系统等制度性的建构。中国儒家的教化,却是通过对社会所本有的礼乐系统的理性的诠释和重构,引领社会生活。孔子之前,周代已经形成了一套文理隆盛的礼乐文明。《礼记·礼器》讲“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仪礼》十七篇所载礼仪系统,包括冠昏、丧祭、乡射、朝聘八个方面。”它涉及当时家庭、家族、社会生活、宗教生活、政治生活,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礼乐所表现的,是一种社会生活的样式。但它不是一种抽象的形式,其中包涵有文化的信念和文化的观念。同时,它作为一种仪式系统,又直接关系到民众的生活和行为,对个体和社会起到一种潜移默化的教化作用。

 

儒家的高明之处在于,它对社会既有的宗教信仰和神灵系统不排斥、不否定,而是对传统社会的礼乐文明或生活样式进行重建,并提出自己的人文解释,而非另起炉灶,建立一套自己的仪轨系统。这样,儒家的教化,便能够切合并对社会生活起到一种精神引领作用,具有一种最普泛的社会意义。这就是儒家所谓的“神道设教”。过去有人说孔子否定鬼神,是个无神论者,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商周时期的宗教观念基本上是功利性的。《尚书》讲“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尚书·召诰》),又讲“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左传·僖公五年》引《周书》)。这就是说,善的本原在上帝,人之行德,目的是为了获得天的福佑。人由是而被理解为一种功利性的存在。这一点,到孔子、孟子的时候就发生了变化。孔子讲仁不远人,欲仁仁至,为仁由己,而非由人。孟子更提出性善论,认为善是人的本性,仁义礼智在人的内心具有先天根据,把礼义教化建立在人心、人性的基础上。这为中国文化确立了一个新的精神方向。

 

儒家的教化,不否定社会生活本有的神灵系统、宗教观念和礼仪礼俗的系统,同时又对它做出一种人文和理性的解释,并根据现实对它进行调整和新的建构。“三王不袭礼,五帝不沿乐”,通过这种因任现实的礼乐及其意义系统的不断重建,儒家思想在两千多年的历史过程中,能始终保持与民众社会生活的密切关联,起到一种切合、提升并引领社会生活健康发展的普泛的社会教化作用,儒学亦由此保持了一种持续的文化生命的活力。

 

其次,儒家特别注重经典的传习,这种经典传习的传统,体现了一种民间学术和官方学术内在统一的精神。在先秦,孔子开创私人讲学传统,它的影响主要在民间。汉代儒术独尊,儒家思想成为官方学术,但它的根基还是在民间。宋代书院非常兴盛。书院有官方的,也有民间的。宋明时期的大儒基本上都在民间讲学,像张载、朱熹、王阳明,这些人都在民间讲学。这表明官方学术与民间学术的精神是一贯的。传统的民间学术切合人伦日用和百姓生活,其精神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自由。就是自由地讲学,自由地讨论,在价值观上自由地选择,并非对人的外在强加。中国传统社会曾经也是政教不分的。士人为官,要为政一方,教化一方,这是当时知识分子(士)所自觉担当的责任。如朱子知南康军时,恢复白鹿洞书院,作《白鹿洞书院揭示》,亲自为书院设定学规,就表现了这一点。传统知识分子、士人本身就有这样一种担当道义、教化民众的责任和自觉。

 

古来各种书院、精舍、州县学府、私塾等,都是这种经典传习的场所,一直都承袭着这一经典传习的传统。现代社会以来,经典逐渐成为只是部分专家学者的研究对象。其实,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经典当然需要有专业的研究者,但是经典的意义却不仅仅在于被专业化地研究,其另一个意义在于教化,通过经典的教化作用培养理想的人格。阅读经典不应该仅仅为了学术研究,同时也应该是为了修养自己的身心,将学术研究和自己的身心修养结合起来。朱子讲读书法,强调熟读精思,最终要达到“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使其意若出于吾之心”。这样读书,才能将经典的义理落实到个体的身心上来,而不仅仅是停留在一种无关乎个体生命的外在知识。世界上任何民族、文化都有自己的经典,犹太民族有犹太民族的经典,欧美国家也有自己的经典,阿拉伯人有阿拉伯人的经典。经典都有其教化的意义。经典当然可以作为专业学者研究的对象,但是经典也是要经常诵读和传习的。经典是一个民族、文化教养的本原,通过经典的传习,民族传统的智慧乃能得以传承,民族精神乃能得以保养。儒家的经典,尤其重在教化。《礼记·经解》载孔子语云:“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可见,儒家六经,其根本的意义在于教化,通过教化来培养理想的人格,通过教化来淳化社会风气。

 

另外,儒家和社会生活的息息相关,还表现在其它很多方面。比如说像文学艺术,传统的文艺作品如小说、喜剧、说唱等,其内容大量的就是劝善。一些小说,像《三言二拍》,就是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为什么是这样的?因为作者本身也是受传统儒家的影响,包括三教合一的文化内容,都可以融合为一体,对社会个体的人格起到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文学作品、戏曲、小说,都是形象化的东西,直接感动人们的情感和精神生活,所以具有直接的教化作用。

 

传统社会儒家的这种教化,非常有效,同时也具有普遍的意义。可以举一个例子,我在河南农村长大,1978年上大学那一年,我爷爷去世。老人活到九十岁,清末时,他已经是二十多岁的大小伙子。老人不识字,但是经常给我们讲一些故事,故事多是来自戏文和社会的见闻。有一个比较深的印象,就是他经常会讲到这么一句话:“天理良心,这事咱可不能干。”人可以自己的“良心”去证显“天理”,这个观念,已经渗透在社会生活和民众的骨子里面。天理是超越层面的东西,良心则是扎根于心里面的东西,这两个层面是贯通为一体的。一个不识字的农民,人生却有非常强的原则性,对天理有内在的敬畏之心。什么事可以干,什么事不能干,内心里界限分明,绝不含糊。这不是别人给的,它是一个自觉自发的东西。可见儒家的这套传统,它和民众生活的联系是非常密切的。

 

03

 

现代中国社会传统价值理念发生了断裂。就教育而言,我们照搬了一半西方的模式,把教育变成纯粹的知识技能教育;另一方面,长期以来的反传统思潮,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使儒学逐渐退居学院学术,成为一种单纯知识理论性的东西,脱离了其自身与社会生活的联系。这造成了现代中国教育人文教化方面的缺失。

 

其实,我们也特别注重道德教育和德性的培养,但是,我们的教育理念还需要进一步澄明。新中国成立以后的道德教育,基本上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教育。在革命和战争年代,意识形态可以起到一种凝聚人心和唤起民众的作用,但是意识形态却不能完全取代人文教育和人的素质的培养。意识形态必须坚持,但不能拿它作道德教育的基础。因为意识形态的核心是利益,教化的基础却必须是至善、是真理。真、善在本原上是统一的。如果仅靠强力推行意识形态,很容易造成人们嘴上说的、心里想的、现实中做的事互不搭界,甚至相反,造成文化人格的两面性和多面性。这是引发现代社会诚信缺失的一个重要原因。而真诚、诚信正是道德的前提和基础。

 

现代中国教育在人文教化方面的缺失,需要我们回归传统,并逐步寻找和建立起人文教养在体制上的保障。中国传统在这方面有一套体制,现在这一体制已经不复存在。这套体制化的保障怎么去建立,它会是一种什么形式的东西?这一点大家现在心里都没有底,但我们必须有这样一种意识,有这样一个努力的方向和目标。

 

儒学的教化传统上有一种体制的保证。一般来说,传统的儒学是官方意识形态,有官方体制的保证;其实传统的儒学也有一个民间的、自发的教化机制存在。儒学历来有很好的民间讲学传统,比如传统的书院、讲会等等,他们自由讲学,起到传承学术、教化社会的作用。这些书院、讲会等,有些是独立于官方的,属于民间社会自组织、自教化的体制。有些书院和教学机构虽然为官员或官方所办,但由于当时士人深具文化担当的意识,也使它的教育与讲学活动与世道人心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20世纪以来,儒学教化的体制保证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最终瓦解了。中国社会这种民间学术的传统完全断绝了。马一浮先生曾在20世纪30年代末,在四川创办复性书院,复性书院依然是古代书院传统的延续,继承了传统书院自由讲学的精神,独立于体制之外。但是复性书院没有存在很长时间。新中国成立后,体制外的独立的教育基本上就不存在了。

 

近年来各地开始兴起读经活动,各种书院、读书会、学堂、私塾、义塾等,也在逐步复兴。以前书院不只是做研究,经典的传习,是要不断地去诵读,体会它的精神。过去的小孩从小背诵经典,起什么作用?小孩子背诵经典,会在他心里种下一颗种子,长大以后,在社会生活中面临一些问题,会通过经典感悟到人生的道理,逐渐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念系统。人的价值观的形成绝对不能靠外力灌输。是否可以把书院这一套系统再重建起来,承担起当代文化传承的任务?国子监原来是全国的最高学府。有一次,我参加国子监的一个活动,提了个建议:是否可以以国子监为龙头,把各个州县学府,各地的书院统一起来,构成一个学术的体制、体系;在体制内的中小学、大学知识技能的教育之外,让这样一套系统来承载社会性的德性教化和人文素质培育的职能。这当然是个设想,但并非没有可能。

 

另外,社会生活中礼仪礼俗的重建,也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每个时代的儒者都在不断地进行着礼仪礼俗系统的重建。就像朱子,他不仅研究学术,建构思想,所著《家礼》,做的就是礼仪系统重建的工作。礼仪系统起什么作用?礼乐是社会生活的样式,体现着一种价值的理念和文化的精神,能够直接关涉引导人的行为,对社会具有直接的教化作用。比如日常生活中的婚丧嫁娶等一套礼仪,就不单单是一种形式,其中包涵着文化的信息,承载教化的理念。这一代代相传的礼乐传统,在我们现代的生活中丢失了。比如现在的婚礼,杂七杂八,什么样的形式都有,有些是西方的一套,失去了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因而也失去了它与社会和民众的精神生活的关联性。其它如丧祭礼仪,在民间正逐渐恢复,但是也比较混乱,大家对它的意义也不甚清楚。对礼仪礼俗这套社会生活的样式进行一番返本开新的重建工作,使它真正能够切合世道人心,这也应是我们建立当代中国人文教化体制性保障的一个重要方面。

 

总而言之,儒家的教育,首先注重在教化和德性的养成,知识技艺的培养乃以此为基础。把儒家这种教育精神恢复起来,并建构起一套社会人文教养的体制化保障,这对于治当前中国社会教育之弊,有很重要的意义。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