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经学史小考（下）

作者：陈鸿森

来源：《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一九九五年、六十六本第四分

陈鸿森先生按：本文原载一九九五年《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六十六本第四分。惟此文发表时，“《尚书孔传》之北传”一节，因故删略，改题《北朝经学的二三问题》。今据旧稿将此节补入，仍改回原题，特此说明。

摘要

南北朝时，南北学风异尚。惟因北朝经学著作，今多不传，故历来论述北学，大抵依据《北史‧儒林传序》相沿成说。本文特就《尚书孔传》之北传、北学并于南学之故、北朝之《公羊》学，以及《尚书正义》与二刘义疏之关系等四事，加以检讨：（一）《孔传》传行北朝年代，旧有二说，《北齐书》、《北史》以为在北齐武平末；孔颖达《正义》则谓隋初始传入河朔。此二说俱未确，本文列举《水经注》等证，论述《孔传》北魏时即已流播河北。（二）皮锡瑞《经学历史》认为北朝经学固守郑、服旧义，学最纯正；乃其后竟为南学所并，系因“人情既厌故喜新，学术又以华胜朴”所致。本文则钩稽史实，认为北朝学术荒疏，实其终为南学所并之主因。（三）皮氏认为《北史‧儒林传》所言“何休《公羊》大行河北”之说，并非实录。实则《北史》此说系本之魏收《魏书》。兹据《魏书》传志参互考证，北魏时何休《注》风行河北，其说宜可信；特北朝学风多三传兼习，故学者鲜以《公羊》专门名家耳。（四）《尚书正义》一书，论者多言其书除唐人驳正刘炫诸处外，其余俱本刘炫旧疏。因刘炫《尚书述议》久亡，此一假说迄难断其然否。今证以日本所存刘炫《孝经述议》残本，更由本疏推勘，可决《尚书正义》实参用、截取刘炫、刘焯两家义疏而成，非如刘毓崧、潘重规等所言，专据刘炫一家也。

《尚书正义》与二刘旧疏

唐人《五经正义》多本前代旧疏，各经《正义序》率有明文，《毛诗正义序》云：“其近代为义疏者，有全缓、何胤、舒瑗、刘轨思、刘丑、刘焯、刘炫等。然焯、炫并聪颖特达，文而又儒。……今奉敕删定，故据以为本。”[1]是《毛诗正义》以二刘义疏为本。《礼记正义序》则言：“其为义疏者，南人有贺循、贺瑒、庾蔚、崔灵恩、沈重、〔范〕宣、皇（甫）侃等。北人有徐道明（阮校：当作“遵明”）、李业兴、李宝鼎、侯聪、熊安〔生〕等。其见于世者，唯皇、熊二家而已。……今奉敕删理，仍据皇氏以为本；其有不备，以熊氏补焉。”[2]则《礼记正义》以皇侃《疏》为本，并以熊安生书补其未备。又《左传正义序》言：“其为义疏者，则有沈文阿、苏宽、刘炫。……刘炫于数君之内，实为翘楚。……今奉敕删定，据以为本；其有疏漏，以沈氏补焉。”[3]则《左传正义》以刘炫《述议》为本，并以沈文阿之说补其疏略。而《尚书正义序》第言：

其为正义者：蔡大宝、巢猗、费甝、顾彪、刘焯、刘炫等。其诸公旨趣，多或因循，帖释注文，义皆浅略。惟刘焯、刘炫最为详雅。……今奉明敕，考定是非。谨罄庸愚，竭所闻见，览古人之传记，质近代之异同，存其是而去其非，削其烦而增其简，此亦非敢臆说，必据旧闻。[4]

《尚书正义》，日本弘化四年熊本藩时习馆影刻足利学校藏南宋两浙东路八行本

此序并未明言《尚书正义》据何家义疏删定，与前述诸经《正义序》独异。[5]皮锡瑞《经学历史》尝嗤其疏，云：

《尚书‧舜典疏》云：“鞭刑，……大隋造律，方始废之。”《吕刑疏》云：“大隋开皇之初，始除男子宫刑。”以唐人而称“大隋”，此沿二刘之明证。是则作奏虽工，葛龚之名未去；建国有制，节度之榜犹存。疏失可嗤，不能为诸儒解矣。[6]

除皮氏所举二例外，《武成篇》：“罔有敌于我师”，《正义》云：“称‘我’者，犹如自汉至今，文章之士虽民，论国事莫不称我，皆云‘我大隋’，以心体国，故称‘我’耳，非要王言乃称我也。”[7]斯亦其比。王鸣盛《蛾术编》卷一“唐人《尚书》等《疏》承袭前人”条谓：“此皆隋儒语也。知孔《疏》多袭取焯、炫，自运者少，所以‘大隋’、‘我大隋’字尚删未净，其麤疏如此。”[8]王氏《尚书后案》卷二十七亦言：“此经《疏》名虽系孔颖达，其实皆取之顾彪、刘焯、刘炫，三人皆隋人，故未经删净处，元文犹有存者。”[9]此俱以今本《书疏》残留“大隋”之文，非唐人之语，据此推断《尚书正义》其书亦沿袭隋代刘炫等三家旧疏之证也。

嘉庆末，刘文淇着《左传旧疏考正》八卷，枚举诸例，倡言：《左传正义》非特以刘炫之书为本，且“唐人所删定者，仅驳刘炫说百余条，余皆光伯《述议》也”。[10]如其说，则今本《左传正义》除唐人驳正刘炫之说百余处外，其余皆仍刘炫《述议》原本。其后，文淇之子刘毓崧继撰《周易旧疏考正》、《尚书旧疏考正》各一卷，推阐父说，谓《周易》、《尚书》两经《正义》，其实亦本前代旧疏。[11]《尚书旧疏考正》计列三十三事，条陈《正义》沿袭之迹。今细覈其说，除王鸣盛所举“大隋”之语三事，以及刘毓崧另举《胤征篇》两事外，其余诸例多凭臆测，难以为确据。《胤征》：“惟仲康肇位四海”，《正义》曰：

以羿距太康于河，于时必废之也。《夏本纪》云云。……计五子之歌，仲康当是其一。仲康必贤于太康，但形势既衰，政由羿耳。

刘毓崧《考正》云：

此《疏》云：“计五子之歌，仲康当是其一。”《新唐书‧历志》引刘光伯之说云：“炫以五子之歌，仲康当是其一。”二者语意正同。此《疏》必光伯之笔，非唐人之笔也。[12]

又“辰弗集于房”，《正义》曰：

昭七年《左传》曰：“晋侯问于士文伯曰：何谓辰”云云。……房，谓室之房也，故为所舍之次。计九月之朔，日月当会于大火之次。《释言》云：“集，会也。”会即是合，故为合也。日月当聚会共舍，今言日月不合于舍，则是日食可知也。……或以为“房”谓房星，九月日月会于大火之次，房心共为大火，言辰在房星，事有似矣。知不然者，以“集”是止舍之处，言其不集于舍，故得以表日食；若言不集于房星，似太迟太疾，惟可见历错，不得以表日食也。且日之所在，星宿不见，正可推算以知之，非能举目见之。君子慎疑，宁当以日在之宿为文，以此知其必非房星也。

刘毓崧辨之云：

案《新唐书‧历志》云：“《书》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刘炫曰：房，所舍之次也。集，会也；会，合也。不合，则日蚀可知。或以房为房星，知不然者，且日之所在，正可推而知之。君子慎疑，宁当以日之宿为文。”与此《疏》之说语意正同。此《疏》盖亦光伯之笔，唐人削去其姓名，遂攘为己说耳。[13]

如刘氏举证者，此据《新唐书‧历志》引刘炫之说，可以证知《胤征‧正义》两文必出刘炫《述议》无疑。

刘毓崧像

潘重规先生推阐刘氏父子之意，撰《尚书旧疏新考》一文，[14]认为《尚书正义》实据刘炫《述议》为本，唐人驳正刘炫者无过十之一二，其余不驳者，悉用刘炫旧疏也。其说略云：

案《武成篇》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传》曰：“旁，近也，月二日近死魄。”《正义》曰：“此月辛卯朔，朔是死魄，故月二日近死魄。魄者，形也，谓月之轮郭无光之处名魄也。朔后明生而魄死，望后明死而魄生。《律历志》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顾命》云：‘惟四月哉生魄。’《传》云：‘始生魄，月十六日也。’月十六日为始生魄，是一日为始死魄，二日近死魄也。顾氏解‘死魄’与小刘同；大刘以三日为始死魄，二日为旁死魄。”案此《疏》称“顾氏解‘死魄’与小刘同”者，即谓同于此《疏》“一日为始死魄，二日为近死魄也”。大刘以三日为始死魄，二日为旁死魄，与小刘异。据此，知冲远作《疏》实依小刘为本，间与大刘、顾氏校其同异。所谓与此异者，即指小刘《疏》而言。不然，此所谓“与小刘同”，小刘果何在也？此足明冲远作《疏》必以光伯为本。赖此“与小刘同”一语之存，而全书之底蕴尽宣，诚快事也。

若谓冲远兼取诸家，初无主客，则《正义序》列举疏人，顾氏先于小刘；此《疏》之说，顾、刘既同，则取顾氏之说已足。或则先列顾氏，校以小刘，于时则序，于辞则顺，何谓“顾氏解与小刘同”也？此又足明冲远所本，必以刘炫为主。……知此则披滞发蕴，全书皆可畅通矣。举此一条，不独知《正义》本于隋人，且即本于刘炫矣。

又案《吕刑篇》云：“下刑适重上服，轻重诸罚有权。”《传》曰：“一人有二罪”云云。《疏》曰：“……刘君以为上刑适轻，下刑适重，皆以为一人有二罪。……知不然者，案经既言‘下刑适重上服’，则是重上服而已，何得云轻赃亦备？……刘君妄为其说，故今不从。”据此《疏》冲远驳正刘君，特申其不从之故，又足明其余不驳者，即用刘君之说矣。

潘氏之说议论骏发，探赜抉隐，奏刀砉然。顾余详覈潘文所举诸证，除上引刘毓崧所举《胤征》二事，及此《武成》一例，可决《尚书正义》必本诸刘炫旧疏无疑。然但据此三例，遽断《正义》全疏悉以刘炫为本，且谓除孔颖达驳正刘炫诸处外，“其余不驳者，即用刘君之说”。余按此说尚觉轻断，即如所举《舜典》：“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正义》曰：“江南宋元嘉年，皮延宗又作《浑天论》，太史丞钱乐铸铜作浑天仪，传于齐梁。周平江陵，迁其器于长安，今在太史台矣”云云；[15]又“金作赎刑”，《正义》言：“后魏以金难得，合金一两收绢十匹。今律乃复依古，死罪赎铜一百二十斤”云云，[16]潘氏虽引《隋书‧天文志》、《刑法志》为证，知此所言“今在太史台”、“今律”云者，皆属隋事。然此及王鸣盛所举“大隋”三例，仅可证明《正义》承袭隋人旧疏，却不足以论断此《疏》专据刘炫也。因刘炫《尚书述议》久亡，遗说难稽，刘毓崧及潘氏此说果信然否，固难凭臆悬断。

余考日本故籍惟宗直本《令集解》引《尚书述议》二事，卷九《户令》引：

《尚书述议》云：“既历三纪，世反风移。”《注》云：“十二年曰纪。”《议》曰：“殷民迁周，已历三纪。十二年者，天之大数，岁星、大岁皆十二年而一周天，故十二年曰纪。”[17]

检《毕命篇‧正义》，此《疏》云：

……是殷民迁周，已历三纪。十二年者，天之大数，岁星、太岁皆十二年而一周天，故十二年曰纪。[18]

疏文与《令集解》所引《述议》全同，则此《疏》为《述议》旧文，断然可知矣。另《令集解》卷十四《赋役令》引：

《尚书‧旅獒篇》：“大保训于王曰：呜乎！明王慎德，四夷咸宾，无有远迩，毕献方物，惟服食器用也。”孔安国云云。《述议》曰：“惟可以供服食器用者，玄纁锦紵，供服也；橘柚菁茅，供食也；羽毛齿革瑶琨篠簜，供器用也。”[19]

检《旅獒篇‧正义》，其文与此所引《述议》悉同，[20]惟“玄纁锦紵”，今《正义》“锦”字作“絺”耳，是《正义》此文亦沿袭《述议》无疑。按二刘之书俱名《述议》，[21]直本所引，虽不记其为炫为焯，然据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但著录“《尚书述议》廿卷，隋国子助教刘炫撰”，[22]不载焯书，则日本国旧传惟炫书耳。《令集解》所引，其为刘炫《述议》固可知矣。

上举二事，似可证成潘氏之说，以《尚书正义》所据即刘炫《述议》，其未经唐人驳正者，皆刘炫旧疏也。惟此说尚有可疑处，考《吕刑篇》，孔《传》释“吕刑”名义云：“〔吕侯〕后为甫侯，故或称甫刑。”《正义》曰：

《礼记》、书传引此篇之言，多称为“甫刑曰”，[23]故《传》解之：“后为甫侯，故或称甫刑”。知“后为甫侯”者，以《诗‧大雅‧崧高》之篇〔为〕宣王之诗，云“生甫及申”；《扬之水》为平王之诗，云“不与我戍甫”，明子孙改封为甫侯。不知因吕国改作甫名？不知别封余国而为甫号？然子孙封甫，穆王时未有甫名，而称为“甫刑”者，后人以子孙之国号名之也，犹若叔虞初封于唐，子孙封晋，而《史记》称《晋世家》。然宣王以后改吕为甫，《郑语》史伯之言，幽王之时也，乃云：“申吕虽衰，齐许犹在”。仍得有吕者，以彼史伯论四岳治水，其齐许申吕是其后也，因上“申吕”之文而云“申吕虽衰”，吕即甫也。[24]

此疏释孔《传》之说，以《吕刑》又称“甫刑”者，乃因吕侯子孙后来改封甫侯故尔。然吕侯子孙改封于甫，史无明文，疏家不过因《崧高》、《扬之水》诗中有“甫”之称，臆为之说耳。惟如其说，既言吕侯子孙改封于甫，则穆王时固不应有“甫”之名号，[25]吕侯颁布之刑，自不得预称为“甫刑”；则称“甫刑”者，盖“后人以子孙之国名之”。然《大雅‧崧高》为宣王时之诗，《崧高》既言“生甫及申”，则知宣王以后已改吕为甫矣，何以幽王时史伯复言“申吕虽衰，齐许犹在”，不称“甫”而仍用“吕”之旧称？疏家因曲为之说，谓彼乃史伯论四岳治水云云。详绎疏文，《正义》因拘守孔《传》“先封吕侯，后为甫侯”之说，不免随处疑窦，疏家虽勉为弥缝，终觉左支右绌也。

刘炫别着《孝经述议》五卷，本传、《隋志》、《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并着于录，其书宋代以后中土久佚，日本尚存残本。[26]今检《孝经述议》卷二《天子章》“《甫刑》云：一人有庆，兆民赖之”，《述议》曰：

《吕刑》于今文为“甫刑”。孔于《尚书传》云“后为甫侯，故或称甫刑。”斯不然矣。《诗‧大雅‧崧高》之篇，宣王之诗也，已言“惟申及甫”；《外传》史伯之言，幽王时也，乃云“申吕犹在”，是非先为吕而后为甫也。此“甫”、“吕”之字，古文异文，事经燔书，各信其学，后人不能改正，两存之耳，非先后异封也。[27]

刘炫驳《尚书》孔《传》“后为甫侯”之说，认为“吕”、“甫”之字乃“古文异文”耳，非“先后异封”也，其说与《尚书正义》截然而异。设如潘重规先生之说，《尚书正义》皆本刘炫《述议》，则同一刘炫之说，何以自相悖戾如此？

又《吕刑篇‧书序》：“吕命，穆王训夏赎刑，作《吕刑》。”孔《传》曰：“吕侯以穆王命，作书训畅夏禹赎刑之法，更从轻以布告天下。”《正义》云：

《周礼》职金掌受士之金罚、货罚，入于司兵，则周亦有赎刑。而远训夏之赎刑者，《周礼》唯言士之金罚，人（按即“民”字）似不得赎罪；纵使亦得赎罪，赎必异于夏法，以夏刑为轻，故祖而用之。……周承暴虐之后，不可顿使太轻，虽减之轻，犹重于夏法。成、康之间，刑措不用；下及穆王，民犹易治，故吕侯度时制宜，劝王改从夏法。[28]

刘炫《孝经述议》则言：

《周礼》职金掌士之金罚、货罚，则周亦有赎。吕侯不训周赎而训夏赎者，周人制刑，重于夏世。于时上失其道，民不堪命，故训夏刑，所以宽其民，美其事，故《尚书》着其法也。[29]

二者解说吕侯不用周赎而“训夏赎刑”之故，其说截然而异。《尚书正义》以为：穆王承成、康之后，“民犹易治，故吕侯度时制宜，劝王改从夏法”；刘炫《孝经述议》则谓：“于时上失其道，民不堪命，故训夏刑，所以宽其民。”二说枘凿，较然易知。

按此二例，但释“吕刑”名义耳，《正义》与刘炫之说已违异若此，然则刘毓崧、潘重规先生言《尚书正义》除唐人驳正刘炫之语外，“其余不驳者”，皆即刘炫之说，知不然矣。意者，上引《吕刑‧正义》两文，盖即刘焯之说，请进而论之。《尚书正义序》论二刘得失云：

焯乃织综经文，穿凿孔穴，诡其新见，异彼前儒，非险而更为险，无义而更生义。……使教者烦而多惑，学者劳而少功，过犹不及，良为此也。

炫嫌焯之烦杂，就而删焉。虽复微稍省要，又好改张前义，义更太略，辞又过华，虽为文笔之善，乃非开奖之路。[30]

据此，知刘焯义疏好“织综经文，穿凿孔穴”，“非险而更为险，无义而更生义”，刘炫嫌其烦杂，就而删焉；而炫书则“好改张前义（即刘焯之说），义更太略，辞又过华”。然则刘焯犹存北学“深芜”之本色，刘炫则近于南学之“约简”矣，此二家义疏神貌之异也。

今观上举《正义》疏释吕侯“训夏赎刑”之故，先据《周礼》职金职掌，以证周代自有赎刑；周既有赎刑，而吕侯乃训夏之赎刑者，则因“《周礼》惟言士之金罚，民似不得赎罪；纵使亦得赎罪，赎必异于夏法。以夏刑为轻，故祖而用之”。实则载籍于夏、周赎刑异同，初无明文，此不过因孔《传》“从轻”之语敷衍为说耳。既以夏刑为轻，然《周礼》刑数二千五百，《吕刑》五刑之属三千，其刑数反较《周礼》为多，似与“夏刑为轻”之说不合矣；疏家因更分说《周礼》五刑墨、劓、宫、剕、杀罪各五百，“轻刑少而重刑多”；《吕刑》则墨、劓皆千，剕刑五百，宫刑三百，大辟二百，是“轻刑多而重刑少”，故“训夏赎刑”是改重从轻也。孔《传》“从轻”之意，既析言明白矣，疏家乃“非险而更为险，无义而更生义”，逆问：周公既为圣人，当相时制法，何以反使刑罚太重，致穆王需“训夏赎刑”，改易从轻？疏家因此反复阐述夏法所以为轻、周公制法何以重于夏刑，以及吕侯劝穆王改从夏法之故，以明周公制法“非不善也”。下文更重申吕侯虽能“度时制宜”，然非其才高于周公。云云之说，累累数百言，此非即孔颖达所讥“织综经文，穿凿孔穴”、“无义而更生义”、“使教者烦而多惑”者耶？此正北学穷其枝叶“深芜”之本色。然则上引《吕刑疏》二文，鄙意以为此即刘焯之说，谅非过论。而刘炫“嫌焯之烦杂，就而删焉”，且“好改张前义”，由上举《孝经述议》两文证之，知其说《甫刑》名义，吕侯何以“训夏赎刑”之故，均改易焯说，义背孔《传》，故《正义》屏之而采用刘焯之说。

《北史》刘焯本传云：

刘炫聪明博学，名亚于焯，故时人称“二刘”焉。天下名儒后进，质疑受业，不远千里而至者，不可胜数。论者以为数百年已来，博学通儒无能出其右者。[31]

《北史》，明刻本

时论推挹如此。《尚书正义序》亦称诸家义疏，“惟刘焯、刘炫最为详雅”。乃今通检《正义》全书，引用刘焯之说者仅六事，其明引小刘者亦止六事，而引顾彪之说反多达五十事（其余蔡大宝、巢猗辈之说俱未之取），岂非轻重失衡乎？今考《皋陶谟》：“曰赞赞襄哉”，《正义》言：

王肃云：“赞赞，犹赞奏也。”顾氏云：“襄，上也，谓赞奏上古行事而言之也。”经云“曰”者，谓我上之所言也。《传》不训“襄”为上，已从“襄陵”而释之。故二刘并以“襄”为因，若必为因，孔《传》无容不训。其意言进习上古行事，因赞成其辞而言之也。《传》虽不训“襄”字，其义当如王说。[32]

又《泰誓上》：“惟宫室台榭陂池侈服，以残害于尔百姓”，孔《传》：“侈，谓服饰过制，言匮民财力为奢丽。”《正义》云：

侈，亦奢也，谓衣服采饰过于制度，言匮竭民之财力为奢丽也。顾氏亦云“华侈服饰”；二刘以为宫室之上而加侈服。据孔《传》云“服饰过制”，即谓人之服饰，二刘之说非也。[33]

此两疏“二刘”同称，即刘炫承用焯说之验也。惟两《疏》俱以二刘之说非孔《传》之义，因别据顾彪之说以易之。今通覈《正义》全书引顾彪说各条，其例略可推知。盖《正义》本参酌二刘而依用之，其二刘之说与《传》义违背者，则用顾说以易之；二刘之说互异者，或迳为去取，或参酌顾说以定其从违；而二刘义有未尽者，间载顾说以备其义，《正义序》所谓“质近代之异同，存其是而去其非，削其烦而增其简”也。盖意在剪裁参合二刘疏义自成一书，故所据二刘之说俱不明着之；其明出大小刘者，非二刘互异较其从违，即二刘与孔《传》异义，改用顾氏以易之也。

刘焯《疏》义，除《正义》所引六事外，群籍俱未引及，故无法与《正义》逐一比勘。然细加钩稽，《正义》兼采刘焯之说，亦非全无迹可寻。前引潘重规先生论《武成疏》，据《疏》末有“顾氏解‘死魄’与小刘同。大刘以三日为始死魄，二日为旁死魄”之语，因据之推定此《疏》“顾氏解‘死魄’与小刘同”以上之文，当为刘炫旧疏，所见甚卓，确不可易。余考《洪范》：“无虐茕独而畏高明”，孔《传》：“茕，单，无兄弟也；无子曰独。单独者不侵虐之，宠贵者不枉法畏之。”《正义》曰：

《诗》云“独行茕茕”，是为单，谓无兄弟也。无子曰独，《王制》文。“高明”与“茕独”相对，非谓才高，知宠贵之人位望高也。不枉法畏之，即《诗》所谓“不畏强御”是也。此经皆是据天子，无陵虐茕独而畏避高明宠贵者。顾氏亦以此经据人君；小刘以为据人臣，谬矣。[34]

以《武成疏》例之，此《疏》“顾氏亦以此经据人君”以上之文，当即刘焯说义，“亦”之云者，顾彪之说亦同其说也。盖刘焯以“此经皆据天子”言，“顾氏亦以此经据人君”，独“小刘以为据人臣”。此《疏》末既斥小刘为误，则此一截当为刘焯义疏审矣。即此一端，可知唐人《尚书正义》实参酌、截取二刘义疏依用之，非如刘毓崧、潘重规所言，专据刘炫一家也。

另按《召诰》：“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孔《传》云：“告立社稷之位，用太牢也。共工氏子曰句龙，能平水土，祀以为社；周祖后稷能殖百谷，祀以为稷。”《正义》云：

句龙能平水土，祀之以为社；后稷能殖百谷，祀以为稷，《左传》、《鲁语》、《祭法》皆有此文。汉世儒者说社稷有二，《左氏说》：社稷惟祭句龙，后稷人神而已，是孔之所用。《孝经说》：社为土神，稷为谷神，句龙、后稷配食者，是郑之所从。而《武成篇》云“告于皇天后土”，孔以后土为地。[35]言“后土，社也”者，以《泰誓》云“类于上帝，宜于冢土”，故以后土为社也。小刘云：“后土与皇天相对，以后土为地。”若然，《左传》云“句龙为后土”，岂句龙为地乎？[36]

此《疏》末称小刘“以后土为地”云云而驳之，则“小刘”以上之文，当亦原本刘焯义疏固可知也。盖此以二刘对举，刘炫以后土为地，[37]与孔《传》、刘焯以“后土为社”之说互异，所谓炫“好改张前义”，故《正义》黜之。另检《武成篇》：“告于皇天后土”，《正义》云：

此告“皇天后土”，即《泰誓》上篇“类于上帝，宜于冢土”，故云“后土，社也”。昭二十九年《左传》称句龙为后土，后土为社，是也。僖十五年《左传》云：“戴皇天而履后土”，彼晋大夫要秦伯，故以地神后土言之，与此异也。[38]

按《召诰疏》既言刘炫解《武成》以后土为地，今《武成疏》不见刘炫是说，反以“后土为社”，与小刘异旨，则此《疏》亦据刘焯义疏甚明。合此数证，则《尚书正义》兼用刘焯之说，固无疑义矣。

刘文淇谓《左传正义》除唐人驳正刘炫之语外，其余皆原本刘炫旧疏，李慈铭疑其说而未能证其非，惟言“存此一段公案可耳”。[39]潘重规先生论《尚书正义》，亦据刘文淇之说；今以刘炫《孝经述议》证之，可灼然明断其非。兹复由本疏推勘，知《尚书正义》实参用二刘义疏，非专据刘炫一家也。

结语

综上各节所考，可得而言者，约有数端：

一、《尚书孔传》之北传，学者多据《北齐书》、《北史》之文，以为在北齐武平末；孔颖达《正义》、皮锡瑞《经学历史》则谓隋初始传河朔。今以郦道元《水经注》证之，知孔《传》北魏时已传行河朔矣，非武平末费甝《义疏》北传，北方学者始见孔《传》也。

二、皮锡瑞谓北朝经学之并于南学，系因“人情既厌故喜新，学术又以华胜朴”所致。今据北朝各史《儒林传》考之，知北学本身之荒疏实其主因。

三、皮氏疑《北史‧儒林传》“何休《公羊注》大行河北”之语，为非实录。实则《北史》此文当本《魏书‧儒林传序》，今据《魏书》志传证之，其说应可信也。特当时学风不尚墨守，学者多三传兼习，故鲜以《公羊》专门名家耳。

四、《尚书正义》一书，论者谓其书除唐人驳正刘炫诸处外，其余皆本刘炫旧疏。因刘炫《尚书述议》久亡，此一推论迄难断其然否。今证以日本所存刘炫《孝经述议》残本，更由本疏推勘，可决此《疏》实参酌二刘义疏而依用之，非专据刘炫一家之学也。

注释：
 
[1]《毛诗注疏》，嘉庆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学刊本，卷首，页1－2。
 
[2]《礼记注疏》，嘉庆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学刊本，卷首，页3。
 
[3]《春秋左传注疏》，嘉庆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学刊本，卷首，页2－4。
 
[4]《尚书注疏》，卷首，页2－3。
 
[5]按《尚书正义序》与《毛诗》、《礼记》、《左传》三经《正义序》，撰人应非一手。知者，三序称诸家旧疏，并言“其为义疏者”云云，此序独称“正义”；三序言“今奉敕删定”，此序则言“今奉明敕，考定是非”，其用语不同；而三序俱明着所本旧疏，惟《尚书正义序》独不然。
 
[6]皮锡瑞《经学历史》，页198。
 
[7]《尚书注疏》，卷十一，页24。
 
[8]王鸣盛《蛾术编》，卷一，页19。
 
[9]王鸣盛《尚书后案》，《清经解》，卷四三〇，页33。又，洪颐煊《读书丛录》“《五经正义》用旧疏”条，其说略同（光绪十三年，吴氏醉六堂重刊本，卷八，页15－16），兹不具录。
 
[10]刘文淇《左传旧疏考正》，《清经解续编》本，卷首《自序》。
 
[11]见《清经解续编》，卷一三四五、一三四六。
 
[12]《尚书注疏》，卷七，页9；刘毓崧《尚书旧疏考正》，《清经解续编》，卷一三四六，页15。
 
[13]《尚书注疏》，卷七，页10；又《尚书旧疏考正》，页16。
 
[14]潘重规《尚书旧疏新考》，1956年，《学术季刊》4卷第3期，页1－10。
 
[15]《尚书注疏》，卷三，页7。按“太史台”，“台”字原误作“书”，兹从阮氏《校勘记》改。
 
[16]同上注，卷三，页16。
 
[17]〔日本〕惟宗直本纂《令集解》，1924年，东京：国书刊行会排印本，页306。
 
[18]《尚书注疏》，卷十九，页7。
 
[19]《令集解》，页469。
 
[20]《尚书注疏》，卷十三，页2。
 
[21]《北史》、《隋书》刘焯本传，并言刘焯着《五经述议》行于世。其书《隋志》不载，《新唐志》著录刘焯《尚书义疏》三十卷（按《旧唐书》作二十卷，“三”字疑误）；而《刘炫传》则言炫着《尚书述议》二十卷，《隋志》作“述义”。
 
[22]〔日本〕藤原佐世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古逸丛书》本，页3。
 
[23]按王鸣盛《尚书后案》卷二十七云：“《孝经》引‘一人有庆’二句；《礼记》引‘苗民匪用命’二句，又引‘一人有庆’二句，又引‘播刑之迪’句，又引‘敬忌’句，又引‘德威’二句，皆作‘甫刑’。”（《清经解》，卷四三〇，页1）
 
[24]《尚书注疏》，卷十九，页17。
 
[25]按《史记‧周本纪》云：“甫侯言于王，作修刑辟。”亦以“吕侯”为“甫侯”。
 
[26]刘炫《孝经述议》，中土久亡。1942年，日本学者武内义雄教授，时任国宝调查委员，于访查舟桥清贤家所藏先代故籍时，发现《述议》古写残卷，存卷一、卷四两卷。其余所阙三卷，林秀一复就日本旧籍过录之《述议》遗文，搜辑排比，纂为《孝经述议复原に关する研究》一书，《孝经述议》旧貌，居然可见。
 
[27]林秀一《孝经述议复原に关する研究》，1953年，东京：文求堂书店，页230。
 
[28]《尚书注疏》，卷十九，页16－17。
 
[29]林秀一《孝经述议复原に关する研究》，页231。
 
[30]《尚书注疏》，卷首，页3。
 
[31]《北史》，页2763。
 
[32]《尚书注疏》，卷四，页24。
 
[33]同上注，卷十一，页5。
 
[34]《尚书注疏》，卷十二，页13。
 
[35]按《武成篇》：“告于皇天后土”，孔《传》：“后土，社也。”（《尚书注疏》，卷十之一，页22）此云“孔以后土为地”，“地”字当作“社”，阮元《校勘记》失校。
 
[36]同上注，卷十五，页4。按孔《传》“周祖社稷”，“祖”字原误“祀”，从阮《校》改。
 
[37]刘炫《孝经述议》卷二云：“社稷之义，《传》无明解。许慎《五经异义》载《古春秋左氏说》：社祭句龙，稷祭柱弃。《今孝经说》：社为土神，稷为谷神。郑玄以为社者，五土之总神，稷为百谷之总神，其祭必用先王之官善于其事而死者配之。言句龙、后稷配食而已，其神非独祭句龙、后稷也。案《周礼》之重社稷，与郊天略同。大宗伯职曰：‘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若是句龙之徒，不当在五岳先也。王者左宗庙，右社稷，若是古之人臣，不得与宗庙等也。《郊特牲》曰：‘社者，神地之道’、‘祭土而主阴气’，据祭土、神地之言，则郑玄以社为土神，近得其实。汉世为古学者，皆未见孔《传》。《古文尚书‧武成篇》云云，孔《传》云：‘后土，社也。’其文‘后土’与‘皇天’相配，孔以后土为社，则孔以社为土神，义如郑说。《书序》云：‘汤既胜夏，欲迁其社，不可。’孔《传》云：‘汤革命创制，变置社稷，而后世无及句龙者，故不可而止。’彼欲迁者，迁配食社者，故以句龙解之，不谓社稷非土谷神也。《召诰》孔《传》云：‘共工氏子曰句龙，能平九土，祀以为社；周祖后稷，能殖百谷，祀以为稷。’亦指解配食者也。”（林秀一《述议复原》，页236）此刘炫说“社稷”之义也，旧不详其说，兹悉引之以备考。据此文，则刘炫用郑玄及《孝经》今文家说，以社为土神，稷为谷神，而以句龙、后稷为配食者，并谓孔《传》解“后土”为社，即以社为土神，说与《正义》所据刘焯之说全异。
 
[38]《尚书注疏》，卷十之一，页22。
 
[39]李慈铭着，由云龙辑《越缦堂读书记》，1963年，北京：中华书局，页130。余考《令集解》卷十一《户令》引“杜预注《左传》曰：‘并畔为畴也。’刘炫云：‘田中之高地，种瓜豆之地也。’”（页352）此并引杜《注》及刘炫之说，盖节引小刘《左传述议》也。按杜预此《注》见襄公三十年，然《正义》不见刘炫此说，即此一例，可见唐人于南北朝旧疏自有裁剪去取，非尽如刘文淇所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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