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打开香港民众的心结，才能真正实现人心回归

受访者：田飞龙

来源：“百万庄通讯社”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一年岁次辛丑正月廿五日乙卯

          耶稣2021年3月8日

划重点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要打破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殖民者在文化和种族上的优越感，让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能够真正挺直腰杆站起来。

我们要在香港社会营造一种风清气正的政治文化。“爱国者治港”也会在香港社会催生出一种新的知识需求，就是重新认识我们的国家。

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正在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草案）》议案。

如何面对西方压力？如何实现香港“人心回归”？本期《识见》继续邀请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田飞龙，为大家进行解读。

百通社：西方指责中国中央政府在破坏香港的选举制度，破坏“一国两制”。下一步美西方是不是要对我们展开新一轮的制裁？中国应如何应对？

田飞龙：批评肯定有，制裁肯定有，外媒的污名化和抹黑是一定有的。香港内部的本土势力，包括跑路出去在国际空间继续从事“港独”行为的一些反中乱港分子，他们配合西方的政治需要进行表演也是一定会有的。这不过是一个新的斗争回合而已，我觉得中央是有周密的研判和准备的。

跟以前相比，我们处于一个更加有利的政治和制度环境当中。首先我们有了《香港国安法》，这就使得在香港试图仍然用一种传统的反中乱港的方式，尤其像2019年那样以全面“黑暴”的方式反对国家、反对特区政府，搞打砸抢烧、煽动恐怖主义的“颜色革命”，使其可能性归零。

《国安法》还有很重要的一条，使外部干预势力在香港本地的组织和行动能力大大受限。因为他们一旦露头，一旦与本土势力勾结，立即就触犯了《国安法》有关罪名，那就可以对其直接采取行动。现在还有整个国家的安全执法力量在支撑和威慑。

所以我认为，围绕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斗争有可能很激烈，但斗争将更加可控，更加有利于我们。

百通社：美西方有可能在哪些领域对中国和香港特区进行制裁？

田飞龙：由于美国国会已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香港自治法案》，国会将施加强大的压力，要求拜登总统使用两部法案里的制裁条款对香港特区以及中国的有关官员进行制裁。制裁也可能会扩及到贸易和金融领域。

其实，这不过是借香港议题打“香港牌”，美国和中国之间进行大国博弈的一个具体表现形式而已。

我们对此是有准备的。今年1月9日，中国商务部公布了反制外国非法“长臂管辖”的有关规定。香港本地也有一部法律叫做《保护贸易权益条例》，实际上是港版的“阻断法”。所以国家和港版的“阻断法”都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非法制裁进行阻断，我们反过来也可以制裁它。你让我疼痛，我也让你疼痛。

只有敢于斗争，在中央和香港特区齐心协力应对外部干预和挑战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国家利益和“一国两制”当中的综合利益才能得到更好的维护。如果你不敢斗争、离心离德、一触即溃，如果你寻求简单妥协，那么你受到的利益损害反而更大。要放弃幻想，敢于据理力争，对各种复杂情况进行研判，坚定有力地加以反制。

百通社：回到香港本地的深层次问题上来。从回归以后香港在政治、经济、社会方面出现了种种乱象，您认为其中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主要是什么？

田飞龙：香港社会的深层次矛盾，我认为实际上是在“一国两制”里“两制”跟“一国”之间的法理关系没有理顺，“爱国者治港”没有落到实处。

这使得“一国两制”的制度体系始终没有办法完成闭环，没办法真正形成共识以及法律执行力，所以一旦面对重大的社会运动冲击和外部势力的干预，香港的反应和控制能力就会大大下降。我们从非法“占中”和“反修例”运动里就能看出，制度体系本身不健全是重要原因。

另外香港回归之后，部分官商利益集团相勾结，只重视一些特定行业和精英的利益，忽视了人民大众在社会民生方面的诉求，出现了住房难、青年人发展难。此外还有整个教育和司法体系的问题，造成“一国两制”里一些固有矛盾被放大，使得本土势力和外部干预势力有机可乘，造成严重对立。

我觉得香港要先过政治这一关，先过制度能力这一关。过了这一关之后，人心齐了，对外国过度依赖、对抗国家的社会精神导向被扭转过来了，剩下的经济民生、社会不公、融入困难问题等等要加以解决，就获得了非常有利的制度条件和社会氛围。所以我觉得中央的决策是理性的，是负责任的。一个新的香港已经在路上。

百通社：香港精英阶层中的很多人，他们所谓的“爱国”其实是爱一个抽象意义上的“文化中国”“历史中国”“民族中国”，这是不是说明除了制度完善之外，在中华文化重塑方面，香港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田飞龙：是的，“文化中国”和“政治中国”的对立，很长时间里在香港、台湾以及海外其实已成为一种理论范式，成为隔断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中国内地与港澳台，以及海外与中国的一种武器。

这种对立，实际上把文化武器化、意识形态化了，并且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以窄化的理解，跟执政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对立，这正好迎合了海外反华势力遏制中国的图谋。

今天我们强调“爱国者治港”，这里其实包含了一个以爱国为核心、贯穿内外的统一战线，叫“爱国统一战线”。在这个统一战线之上，用“爱国者治港”的制度化力量，打破“文化中国”及“历史中国”“民族中国”和“政治中国”之间的对峙。

如果香港民众内心当中的“心魔”不能解除，文化和政治之间始终是隔离的，那么对“一国两制”走向深入都将构成很大的挑战。

百通社：有很多历史遗留问题，比如港英当局在撤离之前，在制度上、文化上给我们挖了很多坑，政治流毒一直延续到现在，能不能请您简单回溯一下港英殖民当局给我们留下了哪些制度上的隐患？

田飞龙：港英殖民当局最善于笼络殖民地的文化和政治精英，在建立一套威权政治体制之后，以贸易自由化、普通法体系、简式英语等一套现代性的文化和制度价值观，来塑造殖民地对其的忠诚。但是，它在殖民地又长期不兑现民主承诺和民主发展的诉求，然后在撤离之前开始制造混乱和对立，以保持对原殖民地的控制。所以英国在撤退时会留下很多烂摊子。

比如说港英当局从香港撤退的时候，留下了BNO【英国国民（海外）护照】，后来觉得这个BNO不过瘾、不够联系紧密，又提出针对香港精英阶层的“居英权”计划。这其实是用BNO抓住香港普通人，又用“居英权”计划抓住香港精英阶层，用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的政治身份联系及背后所谓的福利，还有对英国本土的“美好想象”来吊足整个香港社会的胃口，让一些人产生一种错觉，就是他们还能够继续得到英国的庇护。

另外，港英当局在撤退过程中，快速推进不符合香港社会实际、打破均衡参与原则，违背基本法、违背中英联合声明、违背中英两国关于香港回归过渡期有关协议安排的政改方案。尤其在末代港督彭定康时期，港督快速推进普选，为了让自己的代理人快速抢占香港各个管治岗位，形成既定权力格局；同时保护追随他的那些香港人的政治利益，这个政治利益直到今天，仍然需要通过“爱国者治港”的原则去识别和清理。

此外，港英当局在香港还留下了大量殖民地时期的制度，建立了很多法律组织和咨询组织，形成了强大社会网络，这也对回归之后，特区政府的治理和中央的管治构成了很大挑战。

今天“爱国者治港”原则的引入、选举制度的完善，都是要再造一个真正符合“一国两制”，忠诚于国家，为香港、为国家服务的新的管治体系和队伍。这一次完善选举制度，可以看作1997年没有结束的中英之间围绕香港回归的剩余议题的斗争。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要打破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殖民者在文化和种族上的优越感，让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能够真正挺直腰杆站起来。“爱国者治港”能够让全体香港人活出自己的尊严，与中华民族和民族复兴事业真正融为一体。

百通社：香港特区应该怎样做，才能赢得广大香港市民的人心？

田飞龙：赢得人心有两个因素：第一是自己要做得好。中国自身发展如果走得越来越好的话，人心自然会观察和比较。比如新冠疫情期间，中国的表现全面碾压了很多西方国家，这对香港市民的人心是很大的触动。事实胜于雄辩，事实也胜于一切的谣言，我们会让事实呈现，让数据说话，这其实是人心回归的基础性、决定性因素。

另外，我们要在香港社会营造一种风清气正的政治文化、政治氛围、政治秩序，这是以“爱国者治港”原则为主导、完善香港选举制度要去做的。当那些在其位谋其政的香港官员们都是真正的爱国者，他们都透彻地理解了“一国两制”，能够运用“一国两制”应对香港社会一切问题和挑战，负责任地去解决问题的时候，在香港社会就有可能引导一种非常良好的社会文化和风气。

“爱国者治港”也会在香港社会催生出一种新的知识需求，就是重新认识我们的国家，了解国家的历史、政治，了解国家与西方体制文化对比中的差异性，从中寻找到真正符合“一国两制”这个长期发展方向的身份认同和意义归属。

我相信，随着选举制度的进一步完善，随着“一国两制”更加完整地被理解和形成共识，随着香港与国家之间在战略和体制上产生越来越多的良性互动，随着爱国者更多涌现到香港的管治体系当中，我觉得“人心回归”，要解决这一最棘手的问题就能形成最好的条件和氛围。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