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阳刚之气， 源自殷周封建军事贵族文化

作者：李竞恒（历史学者、大学老师）

来源：《南方周末》

时间：孔子二五七一年岁次辛丑正月廿一日辛亥

          耶稣2021年3月4日

“阳刚之气”近来在网上成为一个话题，一些人想象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是比较阴柔的，儒生或“酸腐”或“白面书生”或“手无缚鸡之力”。对此，笔者在《早期儒家有“武德”，并非文弱书生》一文，指出儒学是继承了殷周以来封建军事贵族传统的技艺，其技艺中包含了大量的军事贵族内容，孔门师徒战斗力很强。

当然，关于“儒”的最初含义，民国以来学者误读很多，如胡适认为儒是靠搞丧礼混饭的殷商遗民，徐中舒认为儒是古文字的“需”，是洗浴从事巫术活动的人，有的现代学者甚至认为儒讲究温柔敦厚是源自上古“阉人祭司王”的人格。这些印象，可能和晚清以来外患频繁，很多人把积弱归因于儒学有关。实际上，儒学既然源自殷周封建军事贵族文化，自然会天然带有强烈的军事贵族阳刚属性。孔子本人，就颇具阳刚的精神气质，他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意思是军队的首领可以被改变，但儒者作为男子汉的志向却不能被强迫改变，因为儒者有坚强的意志。他指出，“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意思是刚毅的精神气质才是接近儒者最高理想“仁”的。刚毅的“刚”，正是阳刚的“刚”，此种“刚”宝贵而稀有，以至于孔子有时感慨“吾未见刚者”（《公冶长》），当然这只是气话了。刚毅之外，孔子认为“仁者必有勇”（《论语·宪问》），就是说儒家最高理想的人格“仁”，一定是包含了阳刚的勇敢。

儒者所推崇的勇敢，常常指为保卫共同体而不惜牺牲的行为，《左传》记载鲁国在抵御齐国入侵的战斗中“公为与其嬖僮汪锜乘，皆死，皆殡。孔子曰：‘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可无殇也。’”这位战死的汪锜，属于未成年人，当时习俗认为未成年死者属于“殇”，不应该按照成年人礼仪殡葬。孔子则认为，汪锜能拿起武器，勇敢地保卫自己的共同体，虽然战死，但不应该算作“殇”，应该得到完全成人牺牲者的礼遇。此事也见于《礼记·檀弓下》：“与其邻里汪锜往，皆死焉。鲁人欲勿殇重汪锜，问于仲尼。仲尼曰：‘能执干戈以卫社稷，虽欲勿殇也，不亦可乎！’”都是对拿起武器保卫共同体勇敢行为的高度赞美。

除了父母之邦这种地缘、文化共同体，还要保卫家族血缘共同体，武力复仇是儒学的重要内容，如《礼记·檀弓》记载孔子教导弟子如何以武力手段为父母、兄弟、宗族复仇，《公羊传》更是有“大复仇”的义理。受此种义理激励，后世中国从汉代到魏晋、唐宋，仍然不断出现为父兄甚至朋友复仇的情况。当然，对复仇的法律评价，则是另一个话题了。

或有人会说，孔子反对子路这种“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的勇敢莽夫（《述而》），即以短兵器戈与老虎搏斗，徒手游过河，死了也不后悔这种。毕竟，他也讲究“温柔敦厚”，“必也临事而惧”，“子之所慎，斋、战、疾”，是不是意味着儒家文化还是不够阳刚？

对于这种理解，需要看当时的社会氛围，因为当时遍地都是充满了生命力、战斗力的人，子路初次见到孔子时“冠雄鸡，佩豭豚，欲陵暴孔子”（《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一副野蛮战士造型，而孔子则“设礼稍诱子路”，用教化来节制这种磅礴的生命力冲动。当时遍地都是原始丰饶，因此需要略加节制，才能达到中庸状态。孔子本人“温而厉，威而不猛”（《述而》）的形象，就是一种对力量有所节制的人格。他所提倡的“君子无所争”“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并不是反对武力竞争，而是针对当时的情形，对过度的比武加以节制。

孔子后的七十子时代也是颇为阳刚，《周易》的《象》对乾卦解释“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此种阳刚精神，尤为人们所熟悉。《礼记·儒行》则主张：“劫之以众，沮之以兵，见死不更其守”；“可杀而不可辱……其刚毅有如此者”。就是说哪怕用死来胁迫，要求儒者放弃信念，都是不可能的，士人可杀不可辱的阳刚精神，继承的正是孔子“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的教诲。

此后的孟子讲究“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更是脍炙人口。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公孙丑上》），即浩然正气具有“至刚”的属性，此刚正是阳刚之刚。孟子讲究正气和大丈夫，其阳刚四射，对宋代士人精神的深远影响，文天祥的《正气歌》，“天地有正气”的阳刚精神，至今仍在滋养着我们的文化。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