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孔子像竖立反映中国领导层的智慧
作者：刘国强（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尼山圣源书院副院长） 
来源：尼山圣源书院  
时间：2011-3-22 

 
 
     天安门广场历史博物馆前竖立了9.5米高的孔子像，标志着中华民族在人民百姓与政府的努力下，走出了自鸦片战争以来，因西方列强侵凌下中国人自信心逐渐丧失殆尽的阴霾，也反映了百多年来与列强交往周旋，当政者练历了一种成熟的智慧，这种智慧使当政者离开了革命时期容或需要的一种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简单二分法，走向实事求是，事事仔细研究了解，对他人他国优胜之处，都虚心学习，然后为己所用，是一种务实的可贵精神。三十多年开放改革所以取得如此大的发展与成就，使举世瞩目，背后就是邓小平所强调实事求是的精神有以致之。
 
　　在社会上，一些仍然停留在文革思维的人，对竖立孔子像，提出反对，把孔子视为封建统治阶级压逼人民的象征。这是一种不符事实，不实事求是的二分法思维的错误观点。孔子所主张的是「为政以德」，据《史记》记载，孔子五十岁前后在鲁当政数年，使鲁国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宾至如归」，当时邻国齐国怕鲁在孔子治下不断强大，因此赠送美女马匹，使鲁君及权臣季桓子沉迷其中，因此离间了鲁君与孔子的关系。由此而孔子离开鲁国，周游列国十四年，目的是访寻明君，游说其为政以德。孔子十四年四处奔走，恓恓惶惶，席不暇暖，事实上是因为孔子心中都是想着人民百姓，是站在人民百姓的立场，希望有明君施行他的为政以德的主张，使人民能安居乐业，否则以孔子之聪敏，为个人自己求官爵求富贵，并不困难，何用恓恓惶惶如丧家狗。标签孔子为贵族和统治阶级服务，是不符事实的。
 
　　至于后来历朝推崇孔子以利统治，则就算真的只是利用孔子而非施行孔子主张的仁政，也不能作为孔子本人之罪过。相反的，现在人民政府的时代强调为人民服务，若真正以利民安民为本，为孔子竖像，是最合理不过。孔子是真正系心人民为人民服务的，孔子首开平民教育之风，使教育不限于王官贵族子弟。孔子以人为本为中国二千多年的人文精神为本的传统文化建立根基。所以，毛泽东也说过从孔子到孙中山都要有所继承。
 
　　如果僵化地标签孔子，把他视为封建礼教的代表，必须打倒，这种二分法的逻辑是危险的，将使中国寸步难行。为什么要跟资本主义的头领美国做生意？为什么要学习西方建立股份制的各种公司，进行股票买卖市场，以至使中国人能投资世界各地，增加中国人的财富，增加中国政府与人民的实力，在世界事务上有更大发言权影响力？二分法的头脑也可以把这些当成是罪过。二分法的思维，也可以因为近代科学的确起源于西方，而问：为什么要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科技？以至中国超越他们，使当今中国人坐在和谐号高速列车上能引以为傲，也可以成为罪过。
 
　　如果反省近代历史，问满清覆亡后，为什么中国人走上共产主义道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孔子所确立的儒家价值观成为中国文化的要素使然。当代大儒唐君毅先生有很好的观察：孔子及儒家传统，总以天下为念，表现了一种世界主义的向往，不只以一族一国的利益为终极，所以《礼记．礼运》篇即有一种天下一家的思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谓大同。」而共产主义所向往世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国家最终也要消失，这也就是一种大同世界的向往。所以共产主义进入中国，一开始就能吸引中国的读书人，因为都向往一个终极大同世界的远景。反观基督教的一派，早在唐朝已经传入中国，是为景教，一直在中国皆未成气候，就是因为基督教所信仰的上帝与天国，与传统儒家的一直追求不离弃现世乐土的向往有别。反而佛教于东汉明帝永平年间传入，到隋唐便大盛，发展出中国佛教，尤其是华严宗、天台宗、禅宗，三大宗派，是佛教的中国化，是佛教的落地生根。
 
　　如果只看到中国传统与共产主义的不同，而忽略其有相同相通处，则永远是对立相碍，互相排斥斗争，而不是顺其相同以融通互补，这是二分法的思维忘记了共产党的革命先烈也是中国人，共产党的产生与执政，也正是这些中国人为救国救民回应中国历史发展的要求，抵御西方列强的侵凌而向外寻求良方所致。
 
     文化是智慧与价值的积累，历史中短暂出现没有智慧与价值的东西，在历史长河中可以被忘记和消失得不见踪影。孔子在历史中也不断被打倒和重新再起来。若中国人再不重视自己的文化，韩国人可以说端午节、中秋节是源于韩国，中医是源自韩医，孔子本来韩国人，因他的祖先是高丽人。
 
     中国文化及儒家思想本身也有不足处，不是不可以批评。其不足处也表现在现代中国人及共产党人身上，比如不够重视客观知识的纯粹真理意义，只重知识的实效与应用意义，以及对客观制度与架构的作用重视不够。中国要长治久安，必须建立客观的政治架构与制度，并在教育上加强人民的守法精神与实事求是的务实求真精神，或许可以先从官员身上要求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