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不读经，安得识圣贤——与易中天先生商榷 
作者：空山泠雨（作者为民间教育者，三人行家塾创办人） 
来源：作者赐稿

  

    看了易中天先生与秋风先生商榷的文章＜＜这样的“孔子”不离奇吗＞＞，不禁哑然。他说秋风先生有些观点“纯属想象”，秋风先生的文章我还没有看，不知是否如他所说；但我看了易先生的文章之后，发现易先生的很多观点倒近于想象了。 
    
    君臣关系生来就定好了吗 
    
    易先生说“君臣关系,几乎刚一生下来就规定好了,根本就没得选”，依据是“君臣关系的社会基础、理论基础和心理基础是父子”，父子关系没得选，所以君臣关系也没得选。这类推未免简单化了。 
    
    不错，儒家常把“父子”“君臣”并举，在儒家语境中，“父子”与“君臣”有某种意义上的同构性，但并不是说“君臣”就等于“父子”。儒家强调“父子有亲，君臣有义”，父子亲情基于血缘，从天而来，当然无可选择，但君臣关系则是基于“义”，“义者，宜也”，是后天的，君择臣，臣亦择君，能否结成稳定的君臣关系，要看双方是否合义。刘备与诸葛亮是难得的君臣际会，但众所周知，他们君臣关系的确定是在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为其诚心所感动之后。 
    
    古代知识分子当然愿意做官行道，但如果他对君主、皇帝、或现实政治环境不信任，他宁可不仕。自古以来，面对朝廷征召辞不就仕的人，不可胜举。易先生认为孔子可以不做诸侯国的臣，但不能不做周天子的臣，也是想当然的，孔子如不想出仕，既使周天子征召，照样可以坚辞不出。伊尹本一农夫，耕于有莘之野，汤使人请他出来做官，他不屑一顾。汤再三恳求，伊尹才出而救世。伊尹为孔子所推重，如孔子处伊尹之境，恐怕也有他选择的自由，何必一定做周天子之臣？孔子的态度是“可以仕则仕，可以处则处，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无可无不可”，一切以义为裁夺。 
    
    秦汉以后，国家一统，皇帝虽然权力至高，但也不能强迫别人做官。光武帝刘秀登基之后，征名士周党、严光、王良，周党、严光不出，唯王良应召。而王良因无功取大位，为人所讥，后辞官，再征不应。严光本光武少时同学，光武待之殷勤备至，严光乃云“士故有志，何相迫乎”，归富春山耕田垂钓。尤其在政治黑暗的时代，不知有多少知识分子坚辞不仕，或教授乡里，讲明正学；或归隐山林，独善其身。翻翻历史，触目皆是。这种知识分子的高风亮节，正是儒家人格的光彩耀人之处，岂可视而不见？ 
    
    独善其身还是入朝为官，在古人是出处进退之大节，儒家更是特别重视这一点，孔子认为大臣应“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孟子与弟子们反复辩难“士不见诸侯、不讬诸侯”之义，国君如不致敬尽礼，士即不见。见且不得见，况得而臣之乎？这并非儒家自视清高，而是儒家认为，读书人出仕不是为了一身富贵，而是为了得君行道，兼善天下，“不如是不足以有为也”。如屈身而求仕进，大节已亏，做官也毫无意义，“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读点经书，就会知道这实为儒家立身之根本，处世之大节，丝毫含糊不得。 
    
    易先生之所以认为君臣关系与生俱定，其实还因为对“臣”的涵义理解有偏差。在易先生看来，只要你是这一国的人，就算是这一国的“臣”了，他依据的是＜＜诗经＞＞中的这几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其实孟子早就指出，这几句“是诗也，非是之谓也”，也就是说那只是诗，是一种情感性的象征性的表达，事实并非是那样的。孟子还举例说，＜＜诗经＞＞中有“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之句， 如果信以为真实，则周朝就没有遗民了，而那根本不符合事实。易先生以＜＜诗经＞＞中的一句话，来证明“君臣关系乃天定”这样的大题目，也太“想当然”了吧？ 
    
    
    “爱有差等”就不好吗 
    
    
    易先生批评儒家的另一方面，是儒家的“仁爱”是“有差别、有等级、不平等的”，认为儒家与“平等”最不沾边，反而是墨家、道家、法家等“非儒家” 比较接近“平等”，更有可能开启“平等之门”。对儒家“仁爱”的这种批评并不新鲜，乍看很有理，其实也是很肤浅的。 
    
    儒家有“差等”的“仁爱”与墨家的“兼爱”比较起来，的确容易给人不开阔、不彻底的感受，但如果你对人类的爱有实际的观察，你可能就不得不承认，儒家的“仁爱”才是更深刻、更实际的，也更平等。何以言之？爱不是空中楼阁，不是空穴来风，爱是要生长的，爱只能在家庭中生长，在父母的怀抱中生长。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爱是最真挚最深沉的爱，有了这种爱的体验，一个人才获得了爱的能力，才知道如何去爱他人。孤儿的不幸不只在于生活孤苦无着，更在于他失去了体验爱、实践爱的最基本条件，爱的能力无法成长。 
    
    从人类爱的实际情况看，除了少数宗教徒外，极少有人能够在爱家人与爱别人身上投入完全相等的精力，做到爱自己家人与爱别人完全一样。绝大多数人还是只能以爱自己家人为主。如果每个人都能真心真意地爱自己的家人，同时力所能及地爱别人，不是所有的人都得到了爱吗？这不就是最大的平等吗？为什么非要生硬地把对自己家人的爱与对别人的爱“扯平”呢？ 
    
    墨家的“兼爱”正是这样生硬“扯平”的爱，看上去很“平等”，很好理解，其实却是虚幻的，根本就做不到的。别说中国人做不到，就是以“自由”、“民主”、“平等”观念立国的西方现代国家也做不到。因为它根本不符合人性，不符合人之常情，终归不过是一句漂亮的口号而已。正如一位西方哲学家所说，固执地相信爱家人与爱别人应该相同的人，最可能的结果不是以对父母的深厚之爱爱别人，而是以对别人的冷漠对待父母——对谁都不爱，取消了爱。 
    
    正因为洞察到墨家“兼爱”对世道人心的这种巨大危害，孟子才不得不大辟杨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我们今天的人，可能会以为孟子批评杨墨未免激烈，其实，杨墨的思想发展到极端，真的会把人类带入“仁义充塞”“率兽食人”的“禽兽世界”！不了解这一点，你就不理解圣贤忧世之深广，爱人之真切。现代社会危机的一大根源，不正在于人们背离了家庭之爱这个稳固的根本，去盲目追求虚无缥缈的“平等”之爱吗？今天的人类在爱的问题上，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 
    
    儒家并非不爱人，儒家看“天下如一家，中国如一人”，认为“四海之内皆兄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但儒家不唱高调，老老实实地从人类的实际出发，从根于人类天性的亲亲之爱出发，逐渐推广到其他一切人，自然而然，顺理成章。这才是最真实、最自然、也是最平等的爱！一个视父母亲人如无物的人，会爱他人吗？一个连父母亲人都不会爱的人，有能力爱他人吗？天下有几人真有能力把自己的爱平均地施予所有人？易先生说儒家有“差等”的“仁爱”是孔子“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殊不知，这正是儒家比“非儒家”以及西方“博爱”观念更高明深刻的所在啊！ 
    
    
    周的天下是按“丛林规则”用拳头硬打出来吗 
    
    
    读易先生的文章，有一个强烈的印象，就是他似乎不相信国与国之间有正义，甚至人与人之间是否有正义，也得划个问号。他认为任何一个朝代、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按照“丛林规则”—— 达尔文式的“弱肉强食”规则——凭实力靠拳头打出来的。他认为周朝就是周天子用武力战胜别的诸侯，夺得霸主地位而建立起来的。如果他是在讲历史演义，我们置之一笑可也，但他现在是正经地谈学问，就不免令人感到惊奇了。 
    
    周的天下是按“丛林规则”用拳头硬打出来的吗？周的祖先自后稷起，修仁行义十余世，到文王，以百里之地行仁政，天下大悦而归往，以至“三分天下有其二”，但文王依然恪守臣道，服事于殷。到了武王，商纣暴虐无已，武王东观兵，天下诸侯不期而会孟津者八百，劝武王诛纣，武王犹曰“不可”。直到商纣残暴已极，惹得天怒人怨，武王始伐纣，两军阵前殷人倒戈，商朝短时间内摧枯拉朽般地灭亡了。 
    
    当然，这是历史记载，事实是否有出入，我们不得而知。但易先生又凭何断定周的天下一定是“用拳头硬打出来的”呢？不错，周朝的建立依旧使用了武力，最终仍是凭实力取胜，但难道其中就没有“仁政”——人心向背的因素吗？多少朝代兴亡更替，多少人物崛起覆灭，难道只是力量的消消长长，根本没有人心的作用？人类难道就是这么一群无情无义、按“丛林规则”组织起来的生物？ 
    
    易先生是历史学家，肯定熟读历史，对历史事实了如指掌。也许他在历史中看过太多的血雨腥风，阴谋诡计，太多的指鹿为马，翻云覆雨，于是以为历史不过尔尔，不过是少数野心家冒险的舞台。但历史难道就没有另外的一面——比如理想的坚守，救世的悲悯，无私的牺牲和真诚的眼泪？也许，这才是人类历史更重要更本质的方面。易先生看到了太多历史的阴暗和人性的消极面，但他缺少一束强大的光明来穿透黑暗。光明来自哪里？来自圣贤经典，来自为圣贤经典所启发的心灵。只读历史不读经书的人，常常会陷入历史的泥泞而不能自拔。 
    
    在儒家看来，人类的政治形态有三种：一是“王道”，以德服人，这是儒家最高的政治理想；其次是“霸道”，以德为号召，以实力作后盾；最后是“无道”，完全以力相胜，毫无道德可言。而易先生心目中的政治，似乎就是一个残酷无情的角力场，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这“霸道”也算不上，只能算是“无道”了！以这样的心态讲历史，谈政治，于世道人心有多少裨益呢？ 
    
    易先生以讲历史名扬四海，但当他洒脱的文笔触及儒家“君臣”、“仁爱”、“礼治”这样的大题目，并不能像叙述历史事件那样游刃有余。历史是学问，但学问不就是历史。古人云“先读经，后读史，则论事不谬于圣贤；既读史，复读经，则观书不徒为章句”。易先生给我的感觉，可能是先读史，后读经，甚至没读经，至少没有认真地读经。虽然他讲的是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其实他的观点是西方的，还是比较笼统、浮泛的西方观念。 
    
    于是在他的心目中，孔子天生就是一个在天子脚下唯唯诺诺的“臣”；儒家的“仁爱”，远不如墨家的“兼爱”“平等”；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圣贤天子文王武王，不过是在实力角逐中侥幸获胜的头目；周公所制礼乐，不过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巧妙的工具。圣贤高尚的人格、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就在这轻描淡写又貌似深刻的叙述中被一笔勾销。圣贤之心究竟如何？中国文化的精髓究竟何在？易先生是不管的。 
    
    古人历来主张“经史合参”，不读经书，安得识圣贤，安能理解中国文化？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

附录一：【秋风】你可能不认识的孔子：自由办学创造民间社会 
见儒家中国：http://www.rujiazg.com/article/id/1891 

 

附录二：【易中天】这样的“孔子”不离奇吗——与秋风先生商榷
见儒家中国：http://www.rujiazg.com/article/id/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