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安乐哲 著 姜妮伶 译《孔子与杜威：跨时空的镜鉴》出版暨序言

书名；《孔子与杜威：跨时空的镜鉴》

作者：[美]安乐哲

译者：姜妮伶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08月01日

【内容简介】

书稿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讨论儒家伦理与杜威的伦理学对西方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挑战。安乐哲教授从爱默生、詹姆斯、米德等人的思想切入对自我的本质的讨论，并进入对杜威自我观念的探究。第二部门讨论了杜威和孔子在宗教方面的思想。安乐哲教授提及杜威的母亲是位虔诚的基督徒，而杜威则在35岁时停止了去教堂。杜威以自己的方式来理解宗教和上帝这类概念，他拒绝将对宗教和上帝的定义权交给教会。安乐哲教授指出，尽管中哲中有“天”这样的超验性的概念，但用葛兰言的话说，“中国智慧不需要‘上帝’的理念”。仁和礼都应在在个体在一个群体中所起到的作用以及个体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来理解，儒家的“宗教”是以人为中心的。在这一点上，杜威和儒家的思想又发生了共振。第三部分的主题是杜威与以唐君毅为代表的现代儒家民主观的比较。

【作者简介】

安乐哲（Roger T.Ames）

国际著名汉学家、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1947年生于加拿大多伦多，伦敦大学哲学博士。曾任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夏威夷大学和美国东西方中心亚洲发展项目主任、世界儒学文化研究联合会会长、国际儒联副主席。研究领域为中西比较哲学、美国实用主义哲学。主要成果有翻译的中国国学经典《论语》《孙子兵法》《孙膑兵法》《淮南子》《道德经》《孝经》《中庸》等，原创著作有《儒家角色伦理学》《和而不同：中西哲学的会通》《孔子哲学思微》（合著）、《先哲的民主：杜威、孔子与中国民主之希望》（合著）等。2013年荣获第六届世界儒学大会颁发的“孔子文化奖”。

【目录】

1总序

1鸣谢

1序言儒家实用主义：百年杜威与千年儒学/温海明

1引言

1 1.怀特海：“如果你想了解约翰·杜威，请读孔子。”

4 2.杜威—儒家对话的基础

10 3.哲学在美国和“美国的”哲学

13 4.哲学在中国与“中国的”哲学

17第一部分儒家与杜威伦理学对“人”的理论化：对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挑战

19 1.完美风暴

26 2.自主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

32 3.个人主义和人权

38 4.作为人“存在”（Human Beings）还是“成为人”（Human Becomings）？

48 5.唐君毅与作为行为的“人性”

58 6.更好地理解“本”“源”“能”和“因”

63 7.以“心”转喻“成人”（Human Becoming）

68 8.关系的话语（Discursive）本质

70 9.意义从何而来？

72 10.“正名”

85 11.儒家焦点—场域中的人与古典实用主义之间的共鸣

95 12.杜威的“个体性”观念：一种联想类比

108 13.杜威的“个体性”作为差异中的平等

114 14.实用主义对关系性的人的看法：一种联想与对比的类比

127第二部分论儒家思想与杜威实用主义的无神宗教性

129 1.论点

130 2.提出问题

132 3.爱默生的“先验论”

138 4.绕过“超越”：区分中国宇宙论与希腊本体论

146 5.定义我们的术语：“儒家思想”从何而来？

149 6.儒家宗教性从何而来

160 7.术语定义：什么是“杜威实用主义”？

169 8.杜威的“个体性”作为以人为本的宗教性

172 9.杜威实用主义与儒家思想：比较点

174 10.儒家宗教性作为一种实用、以人为本的宗教性

195第三部分杜威、唐君毅及儒家民主观

197 1.儒家民主：是矛盾修辞法还是不断展开的抱负？

200 2.约翰·杜威与民主“思想”

204 3.唐君毅与儒学“思想”

208 4.关于“经验”的共通宇宙论

214 5.杜威“人在语境中”的“个体性”

217 6.唐君毅及作为行为的“人性”

222 7.杜威及作为行为的“人性”

225 8.杜威及唐君毅论“心灵”作为话语产物

228 9.杜威与唐君毅论民主：差别

【序言】

儒家实用主义：百年杜威与千年儒学

儒家实用主义是百年杜威和千年儒家的对话，是一场世纪性的思想马拉松，其对话成果必然超越时空、影响深远。如今，恩师安乐哲先生的著作《读懂孔子，会通杜威》（Reading Confucius,Reading Dewey）出版在即，这标志着百年前来过中国的杜威思想，旧貌换新颜重回华夏大地，新生的儒家实用主义思想带着一个世纪的风霜，吸纳着千年儒学的沧桑，正在汇入人类思想史的洪流。

百年杜威与千年儒学之间的对话是一个合二为一的过程，二者百年来的发展，都不仅为了成就各自的学问，也是为了致力于一种更好的中西文化对话与更成熟的世界公民之思考和行为方式——儒家实用主义。应该说，儒家实用主义这种新的可能方式植根于彼此都讲求实效的思想与文化传统。在这个意义上，千年儒家思想和百年杜威思想都是“实效主义”的，因为它们都不仅强调有用，更强调有效，都以“实效论”作为先导，都对未来有明确效果期待，更是力求付诸实践，并期望思想的实化状态能够改变社会现状、推动社会进步的学说。

正因为学说的共同性如此，所以儒家和实用主义的对话是一场世纪性的思想努力。从杜威百年前的中国之行和他对中西文明的思考那里，中国人可以学习如何致力于思想的当下实践，美国人可以学习如何跟中国这样历史悠久的古老文明对话。从千年儒学那里，从儒学的美国之行和儒学运用于当代东西方文明对话的实践当中，美国人可以学习如何让古老的思想焕发青春，中国人可以体味儒家刚健有为、与时偕行的品格。

一百年前，杜威来到中国，宣讲实用主义和美国精神；今天，杜威的思想又一次来到中国，这就是安先生带给我们的百年杜威，让我们品味杜威哲学韵味的丰富深刻、隽永绵长。在某种意义上，百年以来，杜威思想已经前所未有地融贯进儒学传统之中，如今，随着儒学国际化进程的推进，一个书写杜威思想与中国近现代儒学对话的时代工程正在展开，很多华人学者在中西比较思考之余，能够品味安先生的胸襟和抱负，我们从中无疑看到了杜威的影子，那种由杜威的实用主义定义的美国精神，似乎早已或隐或显地嵌入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的前进历程之中。

安先生的近著是对百年杜威和千年儒学对话这一历程的深度反思、理论建构和前景展望。首先，安先生在书中对百年实用主义的历程和千年的儒学传统作了深度反思，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西方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已经走向其初衷的反面，成了社会不公正乃至全球动乱的根源；孔子的“仁”本哲学有利于解释个人主义存在的严重问题，对治其病症并力图加以消解；儒家学说在汲取了实用主义的哲学精神之后，将对目前东西方的社会问题更加深入地加以反思。

美国实用主义精神之父爱默生追求个体的独一无二为最高品质，即所谓“自我最独特的行为”，并以这种真正的“个性”为思想计划的终点。可是，百多年来，实用主义的发展使得爱默生的理想堕落为一种自私且有争议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成为美国精神的流毒，贩卖给全世界，如果杜威重生，必然继续为此深感悲痛。美国文化之中的“新”个人主义，伴随着商业模式的全球化，导致了泛滥全球的零和思维，和非此即彼、你死我亡的善恶之战，这是整个全球性危机的风暴之眼。

要想从这一风暴之眼当中逃离出来，全世界就要形成新的思想文化战线，从彼此竞争、有我没你的思维方式当中解脱出来，进入互联互通，彼此学习的全新思想对话时代，这就是“儒家实用主义”这一全新思维模式如此重要的原因。因为它带着当今人类文明发展两股最为强劲的阴阳之力，这种全球性的思想文化之间的阴阳互动之力，必将改变和推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

面对春秋时期的百年血战，孔子提出关于人的“仁”本哲学，在那个动荡、冲突的时代，提倡仁爱似乎不合时宜，但其哲人气度跨越时空，为世人永远铭记。今天，安先生以孔子的气度，强调人的关系维度，也就是人是关系之中的人，是关系的产物；重申儒家文化中人是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的产物，可谓振聋发聩。如今，儒家文化面对的全球性危机，必将证明儒学的“仁”具有全球性的时代意义。千年以来，程颢的“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的说法，从未如当今一般具象和实际，从宋明时代的家庭、社群观念，延伸到今天全球的每一个角落。

西方文明诞生于缺乏生机的、资源匮乏的沙漠和地中海沿岸，从文明诞生之初就打着深刻的“有限游戏”烙印，千年以来，西方人在有限资源的前提之下，奉行有我没你的生存原则，今天美国文化当中的个人主义也承继着这样的印迹，认为他国的人民生活得更好，就必然会对自己的生存构成潜在威胁，所以必须要千方百计削弱之，如此方能有利于自己。这跟儒家文化当中从孔子开始的“己欲立而立人”的生存原则大异其趣。孔子认为，帮助别人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就是对自己之存立于世的最好帮助，这种“无限游戏”的生存哲学，带着对充塞天地之间生生之机的无限敬畏和巨大信心，相信“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是天地之间阴阳力量转化的正常现象，人应当顺应天地之生机而动，这种生机无限的哲学思想，可以说与上帝掌控之下有限空间之中的善恶之战意义上的零和游戏思路完全背道而驰。

罗思文（Henry Rosemont）在《反对个人主义》（2015）中指出，历经迭代重复的基础个人主义（foundational individualism）作为一种恶意的意识形态，已经走向西方中心的全球正义的反面，所以基于儒家立场对社会、宗教、政治等问题作哲学反思势在必行。同样，安先生深刻地指出，不受拘束的个人观，已经伤害了全球正义，使得整个西方社会乃至全世界离追求公平、自由和平等的初衷越来越远；西方知识分子群体已经在个人主义问题上丧失了判断力，沦为论证个人利益高于一切的理论帮闲；伤害他人利益基础上的个人利益最大化，其实最终必然伤害自己的利益，由此可见个人主义的短视和狭隘；把“自我实现”等同于个人利益最大化，这是滑向危险和堕落的轨道，脱离人根本上是社会动物、是社会关系的节点这个共识，允许个人从社群的网络中滑向堕落的私利至上的深渊，将进而导致人类社会发展至今万劫难复的巨大危机。

诚如怀特海所言，杜威和孔子都是过程哲学家，他们对于宇宙人生的过程性本质有着深刻的洞察和体悟。在百年来中美文化与哲学交流的过程之中，千年儒学与百年杜威之间，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沟通潜台词和交流的管道机制。其实，二者的对话远远超越了哲学本体论、宇宙论的层面，甚至超越了伦理学和政治学的层面，涉及教育学、经济思想、国家治理等多个面向，其影响之广早已超过其表面的相似性，深入到了中美文化、社会交流的各个层面。

作为美国实用主义精神的继承人，安先生和郝大维力图在中美哲学与思想的对话过程之中，开创出富有新意的对话和交流方式，甚至是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可以通约的行为方式。借助他们的学术努力，儒家学说走向融会美国精神的历史阶段，开启了中西文明交流的新纪元。儒学走近了西方学术的殿堂，成为西方学术话语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我们看到，吸收了西方哲学与文化精神的现代儒学，其充满古意但富有新意的思想与哲学品格，正通过安先生的学术努力，对西方哲学与文化的发展形成全新的挑战。这股力量在十六到十八世纪中西早期交流之后已经很久没有如此强劲了。可以这样说，吸收了实用主义精神的儒学，正在变成一个世界性的学问，对西方文化与文明的新发展提出了更多富有意义的全新课题。

其次，安先生在书中的理论建构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儒学是仁学，仁爱世人是儒学的原点；这一原点有必要通过“焦点-场域”的新视野加以全新的理论建构，尤其是对“心”做出系统性的解释；进而提出一种全然不同的“人”论，这样的新“人”观有助于儒学对人和世界的关联关系问题做出进一步的理论发展。

儒学是“仁”学，似乎毋庸置疑，但千年儒学，需要百年杜威的重构。安先生对于儒学之“仁”，运用杜威哲学解读出了新意。我们或许可以这样尝试推进安先生的思路，儒学的“仁”，首先是仁爱、孝顺父母，其次是仁爱他人，进而要求人们具备仁爱全体世人的心意力量，最后当然是延伸到对世界、天地、万物和整个宇宙的仁爱。可见，仁爱是一种心意的力量，是我们的心意具有“能动性”（agency）而去仁爱他人的力量，有了这种爱人的能力，我们才能去“行动”（prattein），即“产生”（poietin）并实化出言语和行动。可见，仁爱的心意力量是引发一切变化的动力因（efficient cause），是世间一切动者（kinoun）的根据和原点。这种“仁”的原点，古人认为来自对天地生生之力的领会，也就是说，不存在外在的、物质的、最终的原因，一切动因都需要人的心意加以领会，恰如安先生指出的，独立能动性、以行为主体为中心的生产性活动的假设并不是孔子的出发点。由此，我们可以推论，人的心意体现在人类群体中正确、有效地使用语言的言行之中，人心时刻的实化过程都是情境性的，其背景是人类经验的整全性。可见，对“仁”的理解的奥妙之处在于，“仁”既是人与世界打交道的出发点和开端，后来孟子引申发展成为“四端”，又是人与世界交流的经验整体，仁爱之情可以流布天地之间，构筑成为儒学的有情世界。

安先生认可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指出的心灵的社会基石，认为是因为我们不断进行交流，我们才能够具备“心”，因为我们沟通彼此，才能够心意相通、志趣相投。也就是说，我们先有社会交流，其次才有“心”，不是我们先有“心”，之后才引发社会交流。这种重视心灵之社会交流基础的观点，已经被心理学人不可能脱离社会而成长的相关例证所证实。可见，血肉的心不是“心”的基础，而必须是社会化的意识心，才是我们通常所谓的“心”的根据。语境论（contextualism）是古典实用主义的标志特征，但也跟儒学的意识心不可以脱离家庭和社会完全相通。这可以说是百年实用主义与千年儒学传统之间能够进行有效哲学沟通的坚固基石。

借用杜威的哲学语言，安先生重构了千年儒学的心灵言语，他写道：

心灵被“置于”“有机活动的属性之中”（qualities of organic action），他还以此概念阐述了心灵作为“互动的典型方式”（a characteristic way of inter-activity）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杜威所认为的“心灵”是一种动态、延伸到日常习惯的概念，与上文我们描述过的孟子所认为的“心”（body-heart-minding）这一既发散又集中的过程产生了有趣的共鸣。在试图寻找一种方式以对这种“处于社会中”（socially-located）的心灵进行讨论时，杜威想要绕过“哪里”（where）这个独立的问题……

可以想见，杜威式的对心灵加以建构的语言，可以转换移植到对儒学关于“心”灵问题的理解上。

因为对儒家的“心”加以哲理性的重新建构，所以我们找到了百年杜威和千年儒学对话的坚实原点。我们无疑首先要反对那种还原论和物理主义的观点，即认为“心灵”的“位置”（seat）或所在（locus）就是机体的活动，是机体的物理和化学过程，尤其是身体或者大脑的血液和神经活动等等，这种理解似是而非。其次我们要反对关于“心”的教条式理解，以为心灵必须依赖某些无可更改的教条，以为灵魂是人们必须加以信仰的外在之物，这是外在论的心灵观。再次，我们要反对僵尸式的心灵观，不知道心灵其实是日日更新，与万化同流，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有机体。

这种对心灵的重新建构，成为百年杜威和千年儒学的核心议题，等于为儒家实用主义安了一颗心，如果这颗心能够持续有效地跳动，就可以开创美国精神和中国文化精神沟通交流的全新历史时代。

在全面重构儒学心灵观的基础上，安先生彻底重构了儒学的“人”论。正如所有的哲学都是一种新的关于“人”的观点一样，儒家实用主义无疑提出了一种全新的中美之间的“人”的新观点，这种人的观念基于中美文化关系，是儒学关系中的“人”的中美延伸版本，仍然保留着儒家之人充满动态的、处于有机境遇的、无限互联互通的习惯，并以具有原初之“心”灵动力作为体系中的焦点。

杜威实用主义和儒家都基于富有前景的“经验主义”（experimentalism），都摒弃外在超越的、绝对性的实体主义，而相信人类经验的全体是思想和文化更新的根本动力。人类思考和生存的根本目的，不在于论证永恒不变的根源性实体的绝对性和真理性，而在于从日日更新的全新人类经验之中，为新的哲学思想对话注入活力，从而为实现“日生而日成”的新哲学对话做铺垫。

史无前例的历史机遇压迫着人们做出对于“人”的脱胎换骨的思考。有史以来，人类所面临的生存情境和社会问题从未如此密切地相互关联，全球化的物流配置，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朝发夕至的出行效率，经济指标的跨国联动等等，都说明人类进入史无前例的彼此关联共生的情境之中，而人是这种情境创生（contextual creativity）的产物，所以人应对一个世纪以来的新情境，从肉体到精神都发生着前所未有的感化，这种迅变必然催生对新“人”甚至新人类的定义和思考。

儒家实用主义的核心是孔子和杜威“关系构建的人”(relationally-constituted person)的观点。人是关系的产物，当关系发生重大变革的时候，人也必然发生相应的重大变化。过去一个世纪当中，亚太地区的迅速崛起，改变了欧亚大陆的力量对比和文化风貌，先是日本，然后是亚洲四小龙（韩国、香港、台湾、新加坡），如今是中国大陆。远东地区历史上曾经长期是人类文明最为发达的地区，只是在最近几百年的中西交流之中衰弱了，如今带着“睡狮猛醒”的气势重回人类文明发展的中心，与欧美共同成为转动小小寰球的两极。换言之，人类历史上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圈，从未具备如此力量和气势，与几百年来推动人类历史进步的主导力量，即欧美文明达到阴阳相互平衡的状态。

正是在这种东西文明相持的历史性机遇中，人不应该被理解为“存在”（Beings），而应理解为“成人”(Becomings)，即生成变化中的人，这是从实体性形上学过渡到过程性形上学的关键所在。杜威认为，个体是在联系中存在和运作的，没有能够脱离关系而生成的个体，这与儒家角色伦理学（Confucian Role Ethics）的主旨是相应的。不可以把人的“存在”当作永恒的、现成的、自足的灵魂，而应该看作是在动态关系当中不断生成和成就的角色，这个角色来自生命之“仁”本，是在动态的、有机的世界系统当中展开和成就的过程。

生生的“仁”力是中国土地的本性，是大自然生机的流露和反映，这与西方哲学缺乏对自然生机的领悟形成鲜明的对照。土地本性的生机与大自然的生生不息相映成趣，成为中国自然宇宙进入人生经验的基石。感通的力量是天地的生机之所以能够为人所领悟的关键所在，人与天地相感，所以能够领会天地自然的生机。情境是有生机的情境，人在生机中被推着走，所以能够感受到生机之中的阴阳之力，顺应或者逆行。人是能动性的动物，有着原始的生机和动力，但前进的力量，来自于其与情境之间的互动，或进或退，或生或死，或阴或阳……人能够领略环境的生机，但并不具备超越其所在时空的超能力。人根本上是与其情境互动之中生成的存在物，这是千年儒学，从孔子到“四书”到唐君毅不变的主旋律。

人作为关联创生的存在物，人生的意义来自于人生存其间的人际关系网络之中，而不像亚伯拉罕传统中那样，来自一个超越的、外在的、独立的、本质性的上帝或者耶和华这样的神灵。儒家视野中的“本”、“源”、“能”和“因”不能从其本性、本质的角度来加以理解，因为成就的状态其实不取决于内在本性及其倾向，而取决于环境对其的包装和改换，比如鸡蛋大多并不自然孵化成为小鸡，橡子并不自然长成橡树，它们很多因为其生存环境的改变，而不得不成为人类的早餐，所以环境的力量对人的塑造，常常超过本性对人的塑造。本性不过提供了人生发展的倾向，而环境则提供了人成就自身的养料和机缘。儒家经典意义上的“本”和“源”，没有超越人类生机、独立于人类生存世界之外的意义，而“能”和“因”则更是深深地植根于人类从古至今的生存经验之中，不存在任何外在超越的、神性命令式的动能，或者从“不动的第一推动者”开始的第一因。

人的“能”动性表现在，人的精神意志的选择性可以超越情境的限制，而通过对经验全体之要素进行匹配选择而成就自我；人能够因势利导而成就自身，是当下的、现象学式地展开自己的意识与其生存境遇的互动而日生日成。人能够成就自己的力量来自心意的原初性，人“心”之意识境遇的展开，本身就是不断“形成”（forming）的“运行”（functioning）进程，永远在不断“转化”（transforming）的过程之中，这就是人的心意能够“依境而生”的创造性所在。从《黄帝内经》开始，中国文化对人的“健康”（health）与否的判断，取决于身心与环境互动是否处于平衡状态。心不可以理解为本质上的一团血肉，因为血肉意义上的心没有“生机”，不是心之为“心”的关键所在，“心”是能够延伸到人生存情境之中的一切的那种动能，那种关联的能力，那种无限拓展自身的意识状态，那种无比欣悦地面对生生不息的世界的意识能量，如此才能把“仁”通万物、天人合一的境界落实在起心动念之间。

儒家个体的“行动和经历”（doings and undergoings）总是把生存情境首先化约为家庭，从而把群体与自我的关系理解为自然有机、充满生机和情感的。儒家人格的成就是超越小家而在“大家”之中成为“大家”，所以不可以为私人情感基础的小家庭意识所约束，而“大家”的成就，最后都化约为宽泛意义上的家庭关系，好像“乾称父，坤称母”一般，人生的意义也都是在这种宽泛的家庭情境的生发延长之中实现的，这就是“情境化艺术”（the art of contextualization,ars contextualis）或者“情境创生（creatio in situ）”的过程，其实就是“依境而生（contextual creativity）”，依人心意识所创造的人生境域（“道”）而有所“得”，从而成就德性，不断生长繁荣，与天地相参。

一旦把人看作是时刻与他人相“联系”（relatings）的过程，那么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就是言（perlocutionary）与行（performative）的践行，言的发用来自意念的实化，即意念实化为言语和名相，这种实化是给“名”注入意念的力量，使之足以影响他人和社群，进而影响现实，这就是“名”可能具有的“命”的能力。人通过意念的发动，进而使之实化，以名言来命名世界，既是以此种方式“了解（know）”世界，也是使意念转化、创造它成为现实（making it real），使意念实化（making intentions concrete）。无疑，从“语用学”的角度来讨论“名（names）”的作用，将为沟通百年杜威和千年儒学打开文字-名相-现实-历史-文化-政治等各个维度的解读大门，有着不同寻常的沟通意义。不过，我们也要注意到，从胡适开始把孔子的思想归结为“正名主义”，“正名”就成为中国哲学史研究当中，研究儒学难以绕过去的范式，今日我们重味孔子与学生子路讨论“正名”（using language properly）之时，不仅仅要重视孔子和子路在讨论时的历史社会情境，即“卫君待子为政”，更要重视百年之前，胡适和冯友兰在应对西方哲学挑战之时，所刻意强调中国哲学传统具备自己的名相观和逻辑观。如此见解在百年之后，即中国哲学登上世界哲学舞台之后，可能需要纠偏和调整，我们需要对此问题重新反思、重新阐述，使之与新时代的新哲学问题、新社会现实、新历史使命相关联。

安先生力图从西方对中国的文化化约主义中把儒家哲学拯救出来，恢复其自身独特的宗教性，他首先对于先验的亚伯拉罕宗教和儒家的宗教性做了明确的区分，指出儒家的宗教性以“人”为中心，不是以“上帝”为中心，其宗教性的中心问题是“在自己的角色和关系中做到得体”（“礼”），而不是所谓借以描述儒家版本的“上帝”，如“天”或“帝”等词汇，儒家的“道”更不能用超越论来加以理解。他认为杜威以人为本的宗教性与儒家思想有相通之处，可惜的是，杜威的说法有点平淡乏味而缺乏灵感，以致于被批评者认为降低了西方严格宗教性的门槛。不过，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儒家思想来推动对杜威宗教性的更有力理解，从而扭转文化比较的不对称格局，比如爱默生泛神“先验论”虽然指出上帝和人的不可分离性，有非二元宗教性的倾向，但爱默生并未达致儒学中人可以与天地宇宙共同创生的极致状态。借用爱默生视耶稣为历史人物而非上帝的宗教观，安先生认为可以像爱默生那样把宗教性带入当下，从而建构具备独特性的个体性，成为有意义的生活创造的源泉。儒家思想的宗教意味既不救苦救难，也不宣扬末世论，它是在基于家庭的无神场域延伸出去的情境当中逐渐创生起来的、对人性的天生良善、对人生与世界的天生和谐带着真善美期盼的宗教性。

最后，安先生在该书中的前景展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当杜威的思想百年之后重回中国大陆，世界的地缘政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中国从欧美文明史意义上的远东边缘地带，逐渐回到其曾经几千年引领世界的文明中心，其原发的力量开始彰显；与百年前中国“救亡压倒启蒙”的时代使命不同，今天中美哲学对话的新生儿——儒家实用主义对于人类文明的历史走向必将具有无比深远的影响。

当杜威思想重新回到中国的时候，世界性的地缘政治状况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那个一百年多前因为无力应对外国侵略而抛弃自己文化的儒学故土，已经凤凰涅槃一般开启了全新的历史阶段。在过去的三四十年当中，借助经济发展的契机，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更新自己的思想文化系统，而儒学作为传统文化的主干，一百多年被前辈抛弃和打倒的命运得到彻底的反思，重新走进庙堂和民众的生活，被赋予重振世道人心的历史使命和任务。而这次回潮的儒学，已经完全不同于一百年之前的儒学，那个僵化和保守的传统文化主体，早已在百年沧桑之中，经历过无数次脱胎换骨的炼狱式洗礼。倒是美国文化和文明，因其相对稳定和平衡，保持着一百多年前先哲定义的实用主义精神至今，而没有发生如中国一般的沧桑巨变。

所以，当以百年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重新回到中国的时候，实用主义的韵味依旧，而千年儒学在过去百年已经历过无数次从巅峰到波谷的潮起潮落，俨然难以找回其本来面目。当然，儒学自有其不易改变的本来面目，有其经历无数磨难而不改变其根本的内在精神和品格。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与美国的相对位置可以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儒家文化如今已经焕发出新生，古老的儒家文化带着新兴经济体的气势，正在走出其全球化过程漫长而黑暗的低谷，重新开始其提振读书人和人民大众精神气质的历史使命。

这个时代美国的哲学体系开始接纳实用主义哲学精神的回归，中国哲学开始面对儒家经典的重写和革新，预示着中国哲学将要开启全新的历史性更新时代。中国哲学在过去的一百多年当中，为如何融入西方哲学主流不断挣扎，如今随着经济融入全球化体系，文化和思想也越来越国际化、多元化、全球化。中国的哲学家们保持着开放的视野和哲学传统，主动吸纳西方宗教、哲学和文化的合理部分，中国文化正在苏醒，中国传统文化的力量正在蓄势待发。

儒家文明重回世界文明的中心，即将改变西方主导了全球几百年的社会经济秩序。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欧亚大陆文明的重新崛起，正在改变人类文明的版图。儒家文化参与的政治经济重构，将挑战一直为强大的自由主义所支配的精英世界文化秩序，引发新的地缘政治重组，在这个世界文化秩序翻天覆地的变化过程之中，重振杜威哲学思想将具有重大意义，因为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必将有助于同亚洲儒家文明圈的核心思想，即儒学进行思想对话和沟通，推动人类文明的和合进程。

今天我们主要关心和探讨的不应该是如何理解儒家思想，而是儒家思想如何走向未来，因为重新诠释过去，本身就是面向未来，就是开创思想在当代的新发展。中国大陆在经济改革和社会开放之余，正在探索儒家与民主对接的可能性，而杜威式的民主是建立在沟通的社群基础之上的。无疑，走过百年风霜的大陆，其实实践过各种各样民主化方式和途径，所以对于民主并非留在口头和表面。中国作为近乎整个欧洲一样体量的文明体系，与伊斯兰文明体系可以等量齐观，其对于民主的探索，不可能从微观的层面努力就可以一蹴而就，需要多层次多方面的艰辛探索。

中国加入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必然推动西方民主向着无法预见的、前所未有的全新式民主版本发展，这种“儒家民主”（Confucian Democracy）意味着中国进入现代世界体系的步伐开始加快到不可阻挡，而西方人曾经遮挡中国前进步伐的有效性也将相应减弱下来，从西方来说，必须去除单纯地将中国妖魔化和浪漫化的倾向，毕竟中华文明融入世界文明的过程，不是中国威胁欧美文明的过程，而应该是一种儒家实用主义的哲学开始登上世界哲学史的舞台的过程，开始让东西方都放下曾经的教条主义思路和不切实际的判断，帮助西方更加切近中国的历史来由和正在变化中的社会现实，运用更加多元和开放的态度来应对中华文明传统的新生。

西方需要走出“中国要么走上与西方一样的发展道路，要么就必然永远与西方彻底异质”的非此即彼思维模式，走出零和游戏思路的困局，要意识到中华文明是非常复杂而多元的，那么西方对于中华文明的应对也应该尊重其复杂性和多元性，意识到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存在思想的通约性（commensurality）和共通性（commonality），一切差异都是起心动念的差别，所有存在的差异的系统之间都可以沟通互补。中国悠久历史绵延至今相当稳定的政体传统也必然有其合理性，西方人不应该视而不见，这样才能真正开创儒家实用主义的当代版本，把百年杜威和千年儒学之间的对话更好地带入新世纪。

杜威访华百年前后，安先生的系列著作和演讲，正如当年杜威本人一样，可以说重新诠释了杜威思想，开启了杜威实用主义与儒家思想对话的新篇章。应该说，儒家实用主义可以给世界安上一颗新的心，造就新人类，可以给世界带来沟通与和谐、和合及大同。两千多年以来，儒学从未如是国际化，从未如此具有改变世界的潜能和力量。在安先生的启发下，我们当代人应继承孔子的“斯文”之志，推进儒家改造社会和时代的努力，或许这几代人将可以谱写出儒学实用主义这一儒学全球化的崭新篇章。在未来的一百年中，我们会发现，这种对话对于儒学的现代化进程来说是既幸运又深刻的。以人类大历史的眼光回看今朝，基于“百年杜威和千年儒学”对话的儒家实用主义，对于中华文明和欧美文明共同存续于世的漫长人类历史来说，既是何其重要，又是何其必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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