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玄“文王受命”问题考论

作者：秦东京（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来源：《原道》第39辑，陈明、朱汉民主编，湖南大学出版社2020年11月出版

内容摘要：“受命”不仅是一个王朝合法性的重要标志，据《六艺论》，天对圣王的授命亦可视作“六艺”形成中最重要的事件。然而郑玄对“受命”的理解在其注释体系中非常复杂。

就“文王受命”而言，郑玄注《纬书》已经呈现出两种对“文王受命”的不同说法，其注《书》笺《诗》对“文王受命”的理解则有两个来源：“受命”观念取自《纬书》，文王受命后所做大事则来自《书传》。

值得注意的是，当郑玄同时接受这两种来源不同的文献时，其对作为文王受命标志性事件的文王断虞、芮之讼的理解已悄然变化，其显示着一种“受命”观念的转变：《书传》以诸侯归附作为王者“受命”的标志，在此理解下，文王因断讼而受命。

当郑玄接受《纬书》中五帝通过祥瑞对王者受命时，文王断讼仅为文王受命后所做的事情之一，并不具有“受命”的意义。

关键词：《诗经》；郑玄；文王受命；受命观念

（《书传》）

“受命”观念在汉代非常重要，所谓“王者必受命而后王”，从这个意义上讲，“受命”乃是新王朝的始点，是其获得合法性的标志。郑玄也不例外，《诗经·小雅·节南山》郑《笺》云：“昊天不自出政教，则终穷苦百姓。欲使昊天出图书有所授命，民乃得安。”其注《文王序》更明言“文王受天命而王天下”。

此外，在《六艺论》中，郑玄更将“受命”与“六艺”的兴作联系起来，将之视为“六艺”形成过程中最重要的事件，所谓“六艺者，图所生也。河图、洛书皆天神言语，所以教告王者也”。

“六艺”由“图”而生，而“图”，即天神教告王者的河图、洛书，“其实皆是天命”。“受命”问题在郑玄的整个注释体系中非常复杂，本文的目的在于试图对郑玄理解的“文王受命”作一较全面的考察。

一、孔颖达对“文王受命”的讨论

孔颖达在《大雅·文王疏》中对“文王受命”进行了详细讨论，基本观点可概括为两点：其一，郑玄所理解的“文王受命”指文王于戊午蔀二十九年受赤雀丹书，逾年改元；其二，郑玄此种理解在其整个注释体系中是一致的。

对于“文王受命”指文王受“赤雀丹书”，孔颖达除引用郑玄《洛诰注》“文王得赤雀，武王俯取白鱼，皆七年”外，又云：“以谶纬所言文王之事最为详悉，……说文王之事只言赤雀丹书。”而对于诸《纬》关于“文王受命”或言“赤雀”，或言“凤皇”，或言“鸟”，孔颖达认为“文虽不同，其实一也”。

对于“文王受命”在戊午蔀二十九年，孔颖达云：“《尚书运期受》引《河图》曰：‘苍帝之治，八百二十岁立戊午蔀。’注云：‘周文王以戊午蔀二十九年受命。’《易类谋》云：‘文王比隆兴始霸，伐崇，作灵台，受赤雀丹书，称王制命，示王意。’注云：‘入戊午蔀二十九年，时赤雀衔丹书而命之。’……以此知入戊午蔀二十九年卽是赤雀所命之年也。”

此外，孔颖达根据郑玄《书序注》和《毛诗谱》得出郑玄认为文王受命逾年改元。而孔颖达在其讨论中，参合使用郑玄《纬书注》《尚书注》《毛诗谱》等著作，可见孔氏认为郑玄对于“文王受命”的理解在其整个注释体系中是一致的。

（郑玄）

然而，郑玄对于“文王受命”的理解是否如孔颖达所说的那样？本文接下来将分四节进行讨论。孔颖达既然认为郑玄所理解的“文王受命”为文王受赤雀丹书，“谶纬所言文王之事最为详悉”，而“所论图书莫过《中候》”，那么《中侯》是如何理解“受命”的，便是笔者首先要讨论的问题。

二、《中侯》中的“受命”观念

郑玄作《六艺论》，将《中侯》增入“六艺”之中，与《诗》《书》同列。其采《尚书纬》，以《中侯》与《尚书》同源，均为黄帝玄孙帝魁之书，并经孔子删述，可见郑玄对《中侯》的重视。

《中侯》散亡，全书大略言河、洛“受命”之事。《合符后》言武王“受命”云：“（太子发）渡于孟津中流，受文命待天谋，白鱼跃入王舟，王俯取鱼，长三尺，赤文有字，题目下名授右。王维退，写成以二十字，鱼文消。有火自上复于王屋，流为乌，其色赤，其声魄，五至以谷俱来。”

在《纬书》中，授命王者的乃是太微五帝，即《春秋纬·文耀钩》所谓苍帝灵威仰、赤帝赤熛怒、黄帝含枢纫、白帝白招炬、黑帝汁光纪。然而五帝并不对王者直接授命，还需借助灵瑞，即“白鱼”“赤乌”。

对于“赤乌”，《合符后》云：“赤乌成文，雀书之福。”郑云：“文王得赤雀丹书，今武王致赤乌，俱应周尚赤。”则赤色代表周所尚之色。而“白鱼”，其云“鱼者，水精”，则“鱼”代表殷之水德，而“白”为殷之正色，白鱼入武王之舟，则殷纣为武王所擒杀。

《中侯》所言“受命”尚有两处值得注意。第一，“受命”之图书多有文字，虽然有些文字并非当时所通行。武王所得白鱼“赤文有字”，武王“写成以二十字”。周公得洛书“赤文成字”，周公“援笔以时文写之”。

汤受命伐桀，黑鸟化为黑玉，赤勒有“元精天乙，受神福命之：予伐桀命克，予商灭夏天下服”之文。天授命的信息以文字的形式传达，则解读天命就成了一件认字的工作，并且以文字传达天命意味着天命是清楚直接而且很少有歧义的，是天“谆谆然命之”的。

第二，“受命”之内容为尚未发生或尚未施行之事，天通过授命对受命之人昭示未来，或直接发布行事命令。尧所得河图昭示了历代帝王兴亡之数，秦穆公得白雀昭示了秦家的兴亡，文王得赤雀则被解读为上天命文王伐崇。对于受命之人而言，其可以通过执行天所命之事以助成天命，此即“应天命”。

有了《中侯》对于“受命”的理解，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回到《纬书》，具体讨论郑玄注《纬》是如何理解“文王受命”的。

三、郑注《纬书》中的“文王受命”

《易纬·乾凿度》对于“文王受命”有一较完整的历法，而郑玄诸《注》多与此有关，笔者的讨论将从此开始。

《毛诗正义》引《乾凿度》云：“历元名，握先纪，日甲子，岁甲寅。”又云：“今入天元二百七十五万九千二百八十岁，昌以西伯受命。”注云：“受洛书之命为天子。”

（《毛诗正义》）

孔颖达云：“依《三统历》，七十六岁为一蔀，二十蔀为一纪，……凡纪首者皆岁甲寅日甲子，即以甲子之日为初蔀名，甲子蔀一也；满七十六岁，其后年初日次癸卯，即以癸卯为蔀首二也；从此以后，壬午为蔀三也；……乙酉蔀二十也，是一纪之数。终而复始，后纪还然。”

依此，我们可以算出“天元二百七十五万九千二百八十岁”所当何蔀及此年干支，表述为公式即“1蔀=76年；1纪=76×20（蔀）=1520年；2759280年=1520×1815＋480（年）”，因而“天元二百七十五万九千二百八十岁”包括1815纪余480年。

此480年归入下一纪：“480=76×6＋24”。此处480年包括6蔀余24年，此24年进入此纪第七蔀，即戊午蔀，因而“天元二百七十五万九千二百八十岁”为戊午蔀二十四年。依《三统历》，每纪纪首均“岁甲寅日甲子”，480年正当8个甲子，因而戊午蔀二十四年为癸丑年，即“文王受命”在戊午蔀二十四年，癸丑年。

《乾凿度》又云：“入戊午蔀二十九年，伐崇，作灵台，改正朔，布王号于天下，受录应河图。”注云：“受命后五年乃为此改。应犹如也，如前圣王所得河图之书。”孔氏云：“既云‘入戊午蔀二十九年’，虽连以伐崇、改正之事，云‘受录应《河图》’，则二十九年之文为受录而发。受录者，即谓受丹书王命之录也。”

孔颖达认为二十九年为受录而发，则文王二十九年“受录”，所谓“受录”即“昌以西伯受命”，依郑《注》，其乃“洛书之命”，依孔《疏》，其亦“赤雀丹书”。然而孔氏解释与郑《注》抵牾。郑云“受命后五年乃为此改”，则郑玄并不认为此是文王受命之年。

（孔颖达）

对于“受录应河图”，郑云：“应犹如也，如前圣王所得河图之书。”则郑玄认为“受录应河图”在于说明文王受命与前圣王受命之间的关系，即文王所受洛书与前圣王所得河图之书为一事。

此正如《六艺论》中，郑玄认为河洛图书虽然依据所受之时是否太平而有正变之分，授受形式亦有分别，然而就其均为教告王者的天神言语来说则是相同的。以文王受命为戊午蔀二十四年亦与《雒师谋注》相合。其云：“数文王受命，至鲁惠公末年，三百六十五岁。”

孔颖达云：“案三统之术，隐公元年岁在己未，其年前惠公之末年，岁在戊午，计文王受命是戊午之年，下至惠公末年，六复戊午，当三百六十年矣。”孔颖达以文王于二十九年受命，故所算结果为三百六十年，与郑《注》“三百六十五岁”相差五年，而如果用二十四年计算，则从文王受命到鲁惠公末年恰好三百六十五年。

然而，郑玄《纬书注》又有文王受命为戊午蔀二十九的说法，《尚书运期受注》有“周文王以戊午蔀二十九年受命”，《易类谋注》则有“入戊午蔀二十九年，时赤雀衔丹书而命之”。

此外，《纬书》在述说文王受命时有两条明显不同的脉络。其一，文王受“赤雀丹书”多与伐崇、作灵台、称王相联系，并认为文王于丰受此丹书。《易类谋》：“文王比隆兴始霸，伐崇，作灵台，受赤雀丹书，称王制命，示王意。”

《中侯·我应》：“周文王为西伯，季秋之月甲子，赤雀衔丹书入丰，止于昌户，再拜稽首受。……王曰：于戏！斯在伐崇。……作灵台，缓优暇纣。文王告武王曰：‘我称非早，一人固下。’”注云：“我称王非为早，欲以一人心固臣下。”

其二，文王受命与文王演《易》相关，而从来不与文王伐崇等事同时出现。《易纬·通卦验》：“有人侯牙，仓姬演步，有鸟将顾。”孔颖达云：“其意言文王得赤雀而演《易》。”《易纬·是类谋》：“子乙世配丑子，予姬昌赤丹雀书也。演恢命，著纪元苞。”注云：“文王受丹赤雀书而演，谓作《易》。”

郑注《纬书》对于“文王受命”同时有戊午蔀二十四年与二十九年两说，且存在对于文王受命不同的叙述脉络，但这并不意味着郑玄认为文王曾两次受命。就《乾凿度》而言，郑玄认为二十九年乃是“文王受命后五年”。

对于《雒师谋》来说，与之同属于《中侯》的《我应》记述了赤雀衔丹书命文王伐崇侯虎的事情，而《雒师谋》中“文王既诛崇侯虎”与之相应。因而就《中侯》文本内部而言，对郑《注》最自然地理解当为文王于戊午蔀二十四年受赤雀丹书。

总之，在郑注的语境里，文王两次受命之说并不能成立。换言之，尽管郑玄注《纬书》对于“文王受命”同时存在戊午蔀二十四年与二十九年两说，《纬书》散亡，从现存的文献来看，此两说可能只是郑玄依据不同的文献作出的不同解释。

四、《毛诗笺》《毛诗谱》《尚书注》的理解

《尚书·洛诰》云：“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郑云：“文王得赤雀，武王俯取白鱼，皆七年。以文武受命七年而崩，周公不敢过其数也。”由此，郑玄注《尚书》认为文王受命就是得赤雀。

《诗经·小雅·节南山》云：“不自为政，卒劳百姓。”郑云：“昊天不自出政教，则终穷苦百姓。欲使昊天出图书有所授命，民乃得安。”则郑玄笺《诗》以昊天出图书作为王者受命的标志。

对于“图书”，《六艺论》云：“河图洛书乃天神言语，所云教告王者也。太平嘉瑞，图书之出必龟龙衔负焉，黄帝、尧、舜、周公是其正也；……文王赤雀止于户，……是其变也。”由此，文王所受“赤雀丹书”就是昊天所出之图书。

因而郑玄注《书》、笺《诗》对于“受命”的理解取自《纬书》，具体到“文王受命”，则为文王受“赤雀丹书”。

对于其受命之年，《泰誓序》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郑云：“十有一年，本文王受命而数之，是年入戊午蔀四十岁矣。”戊午蔀四十年当文王受命十一年，则其受命元年为戊午蔀三十年。

《诗谱》云：“以历校之，文王受命十三年辛未之岁殷正月六日杀纣。”文王受命十三年为辛未年，则元年为己未年，即戊午蔀三十年，两者一致。孔颖达又据郑玄《纬书注》，得出文王于二十九年受命，逾年改元。

（《诗谱》）

文王受命七年而崩，在此期间，文王多方征伐，为武王一举克殷扫除了障碍。对于此七年间文王所做大事，《尚书大传》云：“文王受命，一年断虞、芮之质，二年伐于，三年伐密须，四年伐畎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

又云：“文王一年质虞、芮，二年伐于，三年伐密须，四年伐畎夷，纣乃囚之，四友献宝乃得免于虎口，出而伐耆。”郑玄注《书》笺《诗》对此均有所引用。其注《西伯戡黎序》云：“纣闻文王断虞、芮之讼，后又三伐皆胜，而始畏恶之，拘于羑里。……纣得散宜生等所献宝而释文王，文王释而伐黎，明年伐崇。”

而笺《大雅·绵》“混夷駾矣”时，则云：“混夷，夷狄国也。……是之谓‘一年伐混夷’。”据孔《疏》，郑玄注《书传》“四年伐畎夷”时曾引用过“混夷駾矣”一句，则此处“是之谓‘一年伐混夷’”当即《书传》之文。在文王此七年间所做事情中，与本文主题最相关的在于断虞、芮之讼，笔者接下来对此略作讨论。

文王断虞、芮之讼最早出现在《大雅·绵》“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郑云：“虞、芮之质平，而文王动其绵绵民初生之道，谓广其德而王业大。”郑玄此《笺》乃是基于对《绵序》以及大王与周家王业关系的理解而发，《绵笺》云：“至大王而德益盛，得其民心而生王业。”则周室王业生于大王。

《序》云：“《绵》，文王之兴本由大王也。”大王德益盛，文王广其德，大王生王业，文王本之大王而兴，故此《笺》认为文王断虞、芮之讼是“广其德而王业大”。此外，《皇矣》云：“帝谓文王，无然畔援，无然歆羡，诞先登于岸。”毛《传》：“岸，高位也。”郑于此处易《传》，云：“诞，大。登，成。岸，讼也。天语文王曰：……欲广大德美者，当先平狱讼，正曲直也。”

郑“登，成也”的训释与毛《传》对“虞、芮质厥成”之“质”的训释相同，其“先平狱讼”，把“登”理解为“平”亦同于彼处毛《传》。而“广大德美”亦与前引“广其德”相合。

因而笔者认为此处郑《笺》“欲广大德美者，当先平狱讼”即为“虞、芮质厥成”而发。值得注意的是天语文王先平狱讼，意味着文王断讼在天语文王之后，即文王断讼在其受命之后。

至此我们看到，郑玄注《书》笺《诗》时接受了《纬书》的“受命”观念以及“文王受命”为文王受赤雀丹书的说法。在此观念下，文王断虞、芮之讼只是文王受命后所做的事情之一。

依孔氏文王受命逾年改元的说法，其在文王受命后一年，即戊午蔀三十年，而此一事件的意义被郑玄表述为文王在大王“德益盛”“生王业”的基础上“广其德而王业大”。然而，笔者接下来将指出的是，郑玄的这种理解实际上背离了《书传》、乃至毛《传》的“受命”观念。

五、“虞、芮质厥成”与“文王受命”

《书传》云：“文王受命，一年断虞、芮之质”，那么文王断虞、芮之讼对于《书传》到底意味着什么？

对于“文王受命”，《书传》云：“天之命文王，非啍啍然有声音也，文王在位而天下大服，施政而物皆听，命则行，禁则止，动摇而不逆天之道，故曰天乃大命文王。文王受命一年断虞、芮之质。”

《书传》此段当取自《孟子·万章上》，《万章上》通过孟子与弟子万章的对话集中讨论了孟子对于王者“受命”这一问题的理解，其云：“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曰：‘天与之。’‘天与之者，谆谆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昔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

（孟子）

故曰：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曰：‘敢问荐之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与之，人与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

在这段对话中，孟子首先肯定了天子之位不能由天子与人，而只能由天授予。对孟子而言，匹夫成为天子需要两个条件：首先要有天子荐之于天而天受之，其二要有天下之人的归附，即“暴之于民而民受之”。

有天子荐之于天，是匹夫成为天子的必要条件。然而从孟子对于尧舜等禅让过程的叙述中我们看到，有了这个条件也只是成为未来天子的候选人之一，甚至只是第二候选人，相比于天子之子，其并不具有优先性，而真正对于天子之位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乃是天下的归附。

天下的归附在《孟子》有两种表述，一是“天下之民”从之，一是“天下诸侯”从之。在以封建大一统对古史进行想象时，天子并不直接面对天下之民，天子建国以治民，诸侯作为天子与天下之民的中介，天子与诸侯的关系反而是直接的，一方面天子通过对诸侯进行赏罚黜陟获取天下民心，另一方面天子“天命”的获得与保持也依靠诸侯的归附来实现。

有了这种“受命”观念，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文王断虞、芮之讼对于文王受命到底意味着什么。在《大雅·绵》中，向来以质略著称的毛《传》却向我们详细讲述了文王断讼的过程，其云：“虞、芮之君，相与争田，久而不平。乃相谓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质焉？’乃相与朝周。

入其竟，则耕者让畔，行者让路。入其邑，男女异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让为大夫，大夫让为卿。二国之君，感而相谓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让，以其所争田为间田而退。天下闻之，而归者四十余国。”

文王断讼的结果就是诸侯国的归附。由于诸侯的归附可以作为王者“受命”的标志，因而文王断讼就成为文王受命最为关键的事件。毛公对于《绵》一诗的解释也能为这一理解提供支持。

（《诗经》）

《序》云：“《绵》，文王之兴本由大王也。”联系处于《大雅》首篇的《文王》，则此处所说“文王之兴”当指文王受命作周，即《序》所谓“《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因而，在《毛诗》的语境下，《绵》一诗实际是要讨论文王受命与大王之间的关系，并且《诗序》认为文王受命“本由大王”，即即大王之时已有受命之端。

毛《传》在《绵》中对于大王迁岐事有一段不同寻常的论述，其云：“古公处豳，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属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闻之，君子不以其所养人而害人。二三子何患乎无君？’去之，踰梁山，邑乎岐山之下。

豳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从之如归市。”此段几乎全部袭自《孟子·梁惠王下》。就《绵》一诗而言，毛《传》与郑《笺》有几处不同，与本文讨论相关者有两处。

（郑《笺》）

其一，毛《传》认为沮漆之水在岐山周原之地，而郑玄则认为其处于豳地。对于沮漆之水的不同定位关系着毛、郑对“绵绵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的理解。毛云：“民，周民也。……土，居也。沮，水。漆，水也。”则毛公认为周民兴起于大王居岐山周原之时。郑玄认为沮漆之水处豳，则周民兴起于豳地。

如果周民兴起于大王居岐，而太公迁岐之时，豳民“从之如归市”就非常重要。大王迁岐，正值周生死存亡之秋，豳人不从则周就此灭亡。其二，大王在周原所有的施为都依赖于从豳地迁去的豳众。

因而可以说大王迁岐时，豳人“从之如归市”就意味着周家王迹的兴起。《孔丛子·居卫》也说：“（大王迁岐）豳民之束修奔而从之者三千乘，一止而成三千乘之邑，此王道之端也。”

相比于大王迁岐时豳人“从之者如归市”，文王断虞、芮之讼后归附的不再是民，而是“四十余国”，豳人的归附意味着周家王业的兴起，则诸侯的归附当标志了文王的受命。

既然《书传》对于“受命”的理解来自《孟子》，在《孟子》的“受命”观念下，毛《传》给我们讲述了一个文王因断虞、芮之讼而“受命”的故事，则我们有理由推断，《书传》所谓“文王受命一年断虞、芮之质”也当指文王因断讼而受命，并且此年为文王受命一年。

至此可知，尽管郑玄对“文王受命”的理解接受了《书传》的说法，但当他同时接受《纬书》中的“受命”观念时，其理解下的文王断讼却与《书传》有极大分别：

就时间先后而言，郑玄认为文王断讼在其受命之后，而《书传》则认为断讼在其受命前或与受命同时；就断讼的意义而言，郑玄认为文王断讼只是在大王的基础上“广其德而王业大”，而《书传》却认为文王因断讼而受命。

六、结语

《尚书·泰誓》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之视听需要通过民之视听来察知。顺此以往，则天意的表达最终被落实为民意，而作为王朝起始最重要事件的天命授予也被落实为民心的归附，在封建大一统王朝的想象下，则表现为天下诸侯的归附。

《易》讲“顺乎天而应乎人”，此时的天其实已成为依附于人的存在。然而随着五行灾异及谶纬等的兴起，天的独立地位被提出来并复杂化，因此便有了“太微五帝”以及昊天上帝。

当然，“天”作为有意识的存在体被提出来，并不意味着民不再重要，只是民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从天意的表达者变成天意如此表达的前提，正如《文王笺》所说“文王初为西伯，有功于民，其德著见於天，故天命之以为王，使君天下也”。

本文主要立足于《诗经》，梳理出郑玄对于“文王受命”的理解，尤其是其与《孟子》、《书传》、毛《传》在“受命”观念上的差异。我们现在已经不可能相信天是由六个有着非常拗口名字的上帝组成，也不会相信这与我们现今的政治命运会有什么联系，然而这却是我们反思古典思想的一个环节。

在此基础上，我们对于古典思想可以有更深刻的思考。此外，郑玄在《六艺论》中明言“注《诗》宗毛为主，其义若隐略，则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识别也”。除了郑玄与毛《传》一些细节上的差异，本文更想尝试去做的是揭示出两者之间一些更根本的分歧，因而这也是我们理解郑玄“诗学”乃至其思想的一个必要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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