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实学发微

——颜元哲学的精神旨归

作者：许宁

来源：《东岳论丛》2020年第7期

作者简介：许宁(1973-)，男，陕西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宋明理学、现代新儒学。陕西西安710062

内容提要：“批判实学”是颜元哲学的理论定位与精神旨归。颜元认为尧、舜、周、孔的“事物”之学代表了儒学正宗，他“以破为立”，对儒学发展历程进行了系统性理论省思，在工夫路径上主张以动济静，在价值取向上强调以实药空，追求基于人伦日用、习动健行、以苦为乐的儒家“孔颜乐处”境界。

关键词：颜元/事物/习行/批判实学

标题注释：贵州省2017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国学单列课题“关中王学研究”(项目编号：17GZGX17)阶段性成果。

按照葛荣晋先生的观点，明清实学可划分为以王廷相、王夫之为代表的“实体实学”，以陈子龙、魏源为代表的“经世实学”，以徐光启、方以智为代表的“科技实学”，以李贽、黄宗羲为代表的“启蒙实学”，以顾炎武、戴震为代表的“考据实学”①。本文认为以颜元、李塨为代表形成了明清实学思潮中的“批判实学”。

众所周知，明清实学是相对于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学术流弊的反动而产生的学术思潮，不可避免地带有对理学的深刻反思与强烈批判。在颜元的学思历程中，批判不仅贯穿了其生命始终，而且构成了他的哲学主题。与同时代的思想家相比，颜元对理学的批判范围最广，火力最猛，态度最坚决，鞭挞最激烈。梁启超肯定颜元“举朱陆、汉宋诸派所凭借者一切摧陷廓清之，对于二千年来思想界，为极猛烈、极诚挚的大革命运动”②。在进行理论批判的同时，颜元也形成了自身的批判理论体系——批判实学。

一、以正显伪：批判实学的思想基准

颜元认为：“天下宁有异学，不可有假学；异学能乱正学，而不能灭正学，有似是而非之学，乃灭之矣。”③他认为，佛、老之学是“异学”的代表，宋儒之学是似是而非的“伪学”的代表④。而尧、舜、周、孔代表了儒学正宗，肯定尧、舜“三事六府”，周、孔“三物四教”是“正学”的主要内容。

所谓“三事六府”，出自《尚书·大禹谟》，“三事”指“正德、利用、厚生”，“六府”指“水、火、金、木、土、谷”。“三事六府”关乎养民之政，乃是国计民生、经世致用的学问，其中总为“三事”，分言“六府”，六府可以纳入三事当中，作为三事的具体条目。

所谓“三物”，出自《周礼·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颜元认为，三物与三事名异而实同。“六德即尧、舜所为正德也，六行即尧、舜所为厚生也，六艺即尧、舜所为利用也。”⑤

所谓孔子“四教”，指“文行忠信”。在颜元看来，四教与三物亦名异而实同。“孔之‘文’即周之‘艺’；行即周之‘六行’，忠、信即总括周之‘六德’也。”⑥

所以，儒家正学的道统在尧舜为“三事”，在周公为“三物”，至孔子发展为“四教”，究其实质是以“事物”为中心的教化之道。“夫尧、舜之道而必以‘事’名，周、孔之学而必以‘物’名，俨若预烛后世必有离事离物而为心口悬空之道、纸墨虚华之学，而先为之防杜者。”⑦颜元肯定《大学》得古圣真传，修齐治平无往而不是正德、利用、厚生：“修身者，正身之德，利身之用，厚身之生；齐家者，正家之德，利家之用，厚家之生；推而错之治、平，出其修、齐者，与国、天下共之而已。”⑧颜元指出，圣贤所传事物之教，学即所用，用即所学，为学目的不在于注解经书，而在于习行历练“三事”“三物”。

因此，颜元自认赓续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以及孟子一脉，展开为“正学”道统的精神谱系，以此为思想基准，反对宋明理学所标榜的周(濂溪)、程(明道、伊川)、朱(晦庵)、陆(象山)、薛(敬轩)、王(阳明)一系的“伪学”道统。

二、以破为立：批判实学的建构原则

颜元认为对理学的批判不是目的，同时也伴随着新理论形态的建构。他挺立“勇破成套，大树儒帜”⑨的学术宗旨，确定“舍末务本”“敛华就实”“去假求真”⑩三大标准，体现为批判实学之不破不立、边破边立、大破大立的建构原则(11)。他提出：“程、朱之道不熄，周、孔之道不著”(12)，“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13)。

一方面，批判实学的“以破为立”原则是颜元自身的学术思想演进的逻辑呈现。颜元的学术历程可分为三个时期。一是24岁到34岁，属于“参杂朱陆”时期。颜元一度对陆王心学发生浓厚的兴趣，视之为孔孟后身，从之直见本心，知行合一，著《求源歌》《大盒歌》《小盒歌》《格物说》，见者称为“真陆王”。随后，他阅读《性理大全》，以及周、程、张、朱等著述，幡然改志，以为比陆王更加纯粹切实，又视之为孔孟后身。34岁时，值养祖母去世，颜元居丧严守朱子《家礼》，几至哀杀，深感有违性情。“乃知静坐读讲，非孔子学宗；气质之性，非性善本旨矣。朱学盖已参杂于佛氏，不止陆、王也；陆、王亦近支离，不止朱学也。”(14)“元平生之笃服两派先生也如此，受教沐泽于两派先生也如此，将谓叛其道也，敢乎哉？将谓反操戈也，忍乎哉？”(15)由此，颜元对朱陆之学产生了动摇和怀疑，转入第二个阶段。二是34岁到57岁，属于“将就程朱”时期。颜元觉悟思不如学，而学必以习，故将书房“思古斋”更名为“习斋”，撰述《存性编》《存学编》，尚将程朱视为圣门支派，“犹不敢犯宋儒赫赫之势焰，不忍悖少年引我之初步，欲扶持将就，作儒统之饩羊”(16)。颜元的治学重点开始转静为动，转虚为实，以明行尧舜周孔之道为己任，从事于全体大用之学。三是57岁以后属于“必破程朱”时期。1691年，颜元南游中州，遍访师友，习武论道，但见“人人禅子，家家虚文，直与孔门敌对，必破一分程、朱，始人一分孔、孟，乃定以为孔、孟、程、朱，判然两途，不愿作道统中乡愿矣”(17)。颜元思想与程朱理学的内在冲突进一步激化和外显，他对程朱理学造成的社会危害和士风堕落深恶痛绝，以彻底决绝的态度公然与程朱理学为敌，南游中州成为批判实学真正成熟的思想标识。

另一方面，批判实学的“以破为立”原则又是对于儒学发展历程的系统性理论省思。在他看来，秦汉以降尧、舜、周、孔学亡道丧，造成学术、人才、政事、士风的流荡。对于汉代学术而言，正因为滥觞于章句训诂，不知章句所以传圣贤之道，而非圣贤之道；对于魏晋学术而言，正因为妄希于清谈玄理，不知清谈所以阐圣贤之学，而非圣贤之学。对于隋唐释老之学而言，所谓“静极生觉”“洞照万象”，实为“镜花水月”，“空静之理，愈谈愈惑；空静之功，愈妙愈妄”(18)。

宋明学术则是“集汉晋释、道之大成”，周孔正学小坏于汉唐，大坏于宋明，群天下人归于之乎者也、思读讲著，指斥办干政事为粗豪俗吏，讥讽经济生民为功利杂霸，奔走于富贵名利之场，贪恋于从祀庙廷之典，“全无立身致用分毫本领……大言道统，真伪儒也，贼儒也。可杀！可杀！”(19)朱子终其一生致力于儒家经典的注释训诂，厥功至伟，被尊称为孔子之后一人而已。但颜元公然宣称“其注解经书之功，不敌其废乱圣学之罪”(20)。颜元对朱子的批判简直登峰造极，斥之为“砒霜”“疫毒”，“满口胡说”“令人欲呕”，认为朱子以禅宗为根本，以章句为工夫，以著述为事业，既“混儒于释，又援释入儒”(21)，所谓“半日静坐”，是因袭佛教的禅定静修；所谓“半日读书”，是照搬汉儒的章句训诂。朱、陆二家互争短长，彼此攻讦，“其实与禅一条路径，一般伎俩，只名为儒，手执经不同耳”(22)。故此，他既撰写《四书正误》《朱子语类评》，又写了《王学质疑》，指出朱、陆二者皆非尧舜周孔之“正学”，反对“朱学胜陆”“陆学胜朱”或“朱陆合一”等观点。

颜元秉持“立言但论是非，不论异同”的精神，以大无畏的理论勇气寓破于立，断是非，辨真伪，建构了批判实学体系，“是，则一二人之见，不可易也；非，则虽千万人所同，不随声也。岂惟千万人，虽百千年同迷之局，我辈亦当以‘先觉觉后觉’，不必附和雷同也”(23)。

三、以动济静：批判实学的工夫路径

颜元肯定工夫是成圣的基本途径。“圣人是肯做工夫庸人，庸人是不肯做工夫圣人。”(24)如果说，做工夫与否决定了圣/庸之别；那么，做什么样的工夫(静/动)则决定了虚/实之判。

颜元曾经想象描摹了两幅图画：第一幅画，上坐孔子，佩剑，革带，着深衣。七十子侍旁，或习礼，或鼓琴瑟，或羽籥舞文、干戚舞武；或问仁孝，或商兵农政事。壁间置弓矢、钺戚、箫磬，算器、马策、各礼衣冠之属。第二幅画，上坐程子，峨冠博服，垂目坐如泥塑。如游、杨、朱、陆者侍旁，或返观打坐，或执书咿唔，或对谈“静”“敬”，或搦笔著述。壁上置书籍、字卷、翰砚、梨枣。这两幅图画呈现的乃是两个世界：一个是充满紧张、劲健有力、经天纬地的习行世界；一个是讲说性命、闲心静敬、虚华无用的文墨世界。“人之岁月精神有限，诵说中度一日，便习行中错一日；纸墨上多一分，便身世上少一分。”(25)颜元意在对比周孔正学和程朱理学的不同工夫路径，倡扬主动的正学宗旨，反对主静的理学宗旨。

颜元指出：“(宋儒)在思、读、讲、著四字上做工夫，全忘却尧、舜三事、六府，周、孔六德、六行、六艺，不肯去学，不肯去习，……率天下入故纸堆中，耗尽身心气力，作弱人、病人、无用人者。”(26)准确地分析了程朱理学由于持守主静的工夫所造成的三大弊端。

一是制造弱人。“今天下兀坐书斋人，无一不脆弱，为武士、农夫所笑者，此岂男子态乎？”(27)“白面书生微独无经天、纬地之略，礼、乐、兵、农之才，率柔脆如妇人女子。”(28)理学让追随者徒耗心思，耽误耳目，有女态而无男态，有空言而无实学，致使读书人身体差、意志力薄弱，难以担当大任。

二是制造病人。颜元指出：“(理学)萎惰人精神，使筋骨皆疲软，天下无不弱之书生，无不病之书生，一事不能做。”(29)“率古今之文字，食天下之神智，扫天下之人才。”(30)他认为《黄帝内经》载“肾藏慧”，精则精于血气筋骨，慧则更精于精。故好读、好讲、好著之人，必然腰疼遗精。正学不复，致使有病者而无健者，“天下尽弱病之儒”。

三是制造无用之人。读书人只知在书籍中用功，缺乏对政治时局和社稷苍生的观察、分析和判断，造成读书愈多愈惑，审事机愈无识，办经济愈无力。颜元自称读《甲申殉难录》，至“愧无半策匡时难，惟余一死报君恩”时，不禁凄然泣下。他指出即便是朱子，到了民族危亡、生灵涂炭的关键时刻，也难以帷幄千里、整顿乾坤，同样临大事一死而已。

相反的是，周孔正学能够坚持主动的工夫，会产生三大功效。

一是使人强壮。颜元指出养身莫善于习动，物上钻研，事上磨练，使人振作精神，日益精壮。习礼则周旋跪拜，习乐则文舞武舞，习御则挽强把辔，儒者经世致用之学使人强筋壮骨，动中受用。“一身动则一身强，一家动则一家强，一国动则一国强，天下动则天下强。”(31)

二是予人福祉。颜元指出，习行礼乐射御之学，能够健人筋骨，和人血气，调人情性，长人神智，有利于社会和谐安宁。“一时学行，受一时之福；一日习行，受一日之福。一人体之，锡福一人；一家体之，锡福一家；一国、天下皆然。小之却一身之疾，大之措民物之安。”(32)

三是造就豪杰。颜元认为儒者应当明确人之所以为人的本分和使命，须志存高远，是做“为一室之人”，还是做“为天下之人”；是做“为一时之人”，还是做“为同天地不朽之人”。他推崇“汉唐英雄”“汉唐豪杰”，盛赞“降龙伏虎手段”“鼓动得起，造就得成，驾驶得出”“各成一局，领袖一时”，呼唤当代文武兼备、经世致用的豪杰之士。“当吾世而为士，非有断然不羁之志，解网罗，斩荆棘，必不入也；非有毅然不夺之守，立持操，忍挠惑，必不久也。”(33)颜元对豪杰的颂扬反映了儒家理想人格从追求内在德性的圣贤到追求外在事功的豪杰的转变，儒者不再以文质彬彬、中正平和、温良恭俭为尚，而是展现刚劲激昂、奇崛雄伟、慷慨悲歌的人格气象，重塑了明清实学的人格典范。

四、以实药空：批判实学的价值取向

颜元指出：“凡天地所生以主此气机者，率皆实文、实行、实体、实用，卒为天地造实绩。……终身尽力于文、行、体、用之实。”(34)他明确提出了以实为贵的价值取向。

(一)见理于事

基于健动习行的“事物”世界，颜元要求真正的学问一定要“见之事”“征诸物”，反对理在事先，强调理在事中、见理于事。

《说文》说：“士，事也。”干事是儒者的本分。颜元强调：“‘必有事焉’句是圣贤宗旨。心有事则心存，身有事则身修，至于家之齐，国之治，天下之平，皆有事也。”(35)“天下事皆吾儒分内事：儒者不费力，谁费力乎！”(36)故而陈登原指出：“充此‘动’字之义，则其为人也，非畏事，非避事，而在寻事做，寻费力事做。”(37)所谓“理”不是孤悬外在的“理”，而是“木中纹理”，是谓理在事中；所谓“穷理”，即“凡理必求精熟之至”(38)，“精熟”是就习行上说，是谓见理于事。既然离事物无所谓“理”，自然除却应事接物无所谓“穷理”。

宋儒“以读书为穷理功力，以恍惚道体为穷理精妙，以讲解著述为穷理事业”(39)，终究是“见理不明”。颜元指出：“孔子则只教人习事，迨见理于事，则已彻上彻下矣。此孔子之学与程、朱之学所由分也。”(40)

这种本质区分在“格物”的解释上有具体的体现。所谓“格物”之“格”，汉儒训为“来”，程颐解为“穷”，阳明释为“正”，颜元则认为应是手格猛兽之格，手格杀之之格，犯手捶打搓弄之义。所谓“格物”之“物”，汉儒训为“事”，程颐解为“理”，阳明释为“意”，颜元则认为是周公“三物之物”。“‘格物’谓犯手实做其事，即孔门六艺之学。”(41)

周孔正学凸显的是以“事物”为中心的教化之道。“周先王以‘三物’教万民，凡天下之人、天下之政、天下之事，未有外于‘物’者也。”(42)在颜元看来，二千年道法之坏，苍生之厄，离“事物”以为道，舍“事物”以为学，正源于“事物”的缺席。秦人贼“物”，汉人知“物”而不格“物”，宋人不格“物”、不知“物”，且“空乎物”“废其事”。

(二)寓知于行

在知行关系上，颜元重视习行，反对空言讲说，强调行重于知，寓知于行。故孔门正学，“先之以六艺，则所以为六行之材具，六德之妙用，艺精则行实，行实则德成。”(43)例如古人设教，六岁便教之数与方名，七岁便教别，八岁便教让，九岁教数、日，十岁学书计、幼仪，十有三岁学乐舞，学射御，二十学礼，可谓“无人不习学，无时不行用”(44)。

颜元肯定行是知识的来源。他批评宋儒以书为道，以知代行，知而不行：“宋儒如得一路程本，观一处又观一处，自喜为通天下路程人。……其实一步未行，一处未到。”(45)程朱之学的缺陷在于“知行竟判为两途，知似过，行似不及，其实行不及，知亦不及”(46)，陆王之学的不足在于混淆知行，“以致良知为宗旨，以为善去恶为格物，无事则闭目静坐，遇事则知行合一”(47)。

在颜元看来，只有经过实践(行)检验的知识才是可靠、真实的。“读得书来口会说，笔会作，都不济事。须是身上行出，方算学问。”(48)所谓尧舜三事、六府之道，周公、孔子六德、六行、六艺之学，皆是实位天地，实育万物的。学，即是学礼，学乐，学射、御、书、数等实学。博学之，则兵、农、钱、谷、水、火、工、虞、天文、地理，无一不学。“道不在诗书章句，学不在颖悟诵读，而期如孔门博文、约礼，身实学之，身实习之。”(49)那么如何避免做泡影学问呢？颜元提出“学不徒读”的治学原则，如读一部《论语》，不徒读，贵在实行“学而时习之”一句，便是读《论语》。只有切实践履实行，才会知悉“学而时习”之“习”，是教人习善也；“习相远也”之习，是戒人习恶也。“孔子之书虽名《论语》，其实句句字字是行。”(50)

颜元自述对《论语》的学思体会是：“前二十年见得句句是文字，中二十年见得句句是习行，末二十年见得句句是经济。”(51)可见“诚、正是为学根本，孝、弟是为学作用，经济是为学结果”(52)。因此，正如观琴谱不能取代抚琴弹弦，读医方不能取代望闻问切，“读尽天下书而不习行六府、六艺，文人也，非儒也，尚不如行一节、精一艺者之为儒也”(53)。

(三)用上见体

颜元指出要做有体有用之真儒。“盖吾儒起手便与禅异者，正在彻始彻终总是体用一致耳。”(54)体用是一致的，既不存在“无体之用”，也不存在“无用之体”，颜元要求用上见体，即以“用”来界定“体”，以“有用”与否来规定“体”之真伪。那么，何谓“有用”，何谓“无用”呢？他解释道，学须一件做成，便是“有用”；不从身上习过，便是“无用”。“德性以用而见其醇驳，口笔之醇者不足恃；学问以用而见其得失，口笔之得者不足恃。”(55)显然，颜元认为不能仅凭主观愿望，还应当结合客观效果进行评价，“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强调动机和效果的兼顾并重。

周孔正学即是“有用”之学，释老宋儒皆是“无用”之学。颜元指出：“人皆知古来无无体之用，不知从来无无用之体，既为无用之体，则理亦虚理。释氏，谈虚之宋儒；宋儒，谈理之释氏。”(56)在“无用”的意义上，宋儒所谈的也即是虚理，和佛教的性质一般无二了。

不仅“无用”决定了“用”之伪，也决定了“体”之伪，造成彻上彻下的“伪学”。“盖无用之体，不惟无真用，并非真体也。”(57)李塨进而指出：“宋儒内外精粗，皆与圣道相反。养心，必养为无用之心，致虚守寂；修身，必修为无用之身，徐行缓步；为学，必为无用之学，闭门诵读。”(58)

在颜元看来，主静是“无用”的，“有用”只有通过习行才能展现出来，“犯手实做其事”才称得上“用上见体”。

(四)崇实黜虚

颜元指出“三代圣贤，躬行政绩多实征；近今道学，学问德行多虚语”(59)，推崇“宁为一端一节之实，无为全体大用之虚”(60)。他在主持漳南书院时提出“宁粗而实，勿妄而虚”的教学原则。设“习讲堂”，楹联是“聊存孔绪励习行，脱去乡愿、禅宗、训诂、帖括之套；恭体天心学经济，斡旋人才、政事、道统、气数之机”，对书院习讲的宗旨进行了高度的凝练概括。分为六斋：一曰“文事斋”，课礼、乐、书、数、天文、地理诸科；二曰“武备斋”，课黄帝、太公及孙、吴五子兵法，并攻守、营阵、陆水诸战法，射御、技击诸科；三曰“经史斋”，课十三经、历代史、诰制、章奏、诗文诸科；四曰“艺能斋”，课水学、火学、工学、象数诸科；五曰“理学斋”，课静坐、编著、程朱、陆王之学；六曰“帖括斋”，课八股举业。其中“理学斋”“帖括斋”为非周孔本学，乃吾道之敌对，暂收之以应时制，总有淘汰之日。

所以，他在讲学中贯彻“浮文是戒，实行是崇”(61)，重视实文、实行、实体、实用的价值。以六艺而论，如不能兼通六艺，终身止精一艺亦可；如不能通贯一艺，数人共学一艺，某人学婚冠，某人学丧祭，某人学宗庙，某人学会同亦可。“讲之功有限，习之功无已。”(62)在颜元看来，学习躬行经济是吾儒的本业，学事物有不明之处，故有讲辨，孔子时代的忧思是“学之不讲”。今则不然，舍“事物”而徒言讲说，故“讲之不学”是今世的忧患。

五、以苦为乐：批判实学的境界追求

颜元“艰危贫厄，以终其身”，颜李学派之士大多吃苦耐劳、生活朴素，具有从事生产劳作的实践经验，竟使得梁启超将颜元类比为墨者，认为颜李学中绝的原因就在于过于刻苦，造成传者寥寥。梁氏对颜元苦乐观缺乏深入的了解，将颜、墨混为一谈，没有看到颜元哲学中的原儒特质。颜元的苦乐观反映了批判实学的境界追求，值得深入挖掘。

一是乐从苦出。苦、乐犹如人生的两面，不了解人生的苦处，即不会了解人生的乐处，缺一便不完整丰满。颜元要求正确看待人生的痛苦困难，树立合理的苦乐观，善于从世俗的磨砺中汲取智慧、获得勇气、实现人生的价值理想。《言行录》载，颜羽抱怨多子之苦。颜元答道：“人世苦处都乐，如为父养子而苦，父之乐也；为子事父而苦，子之乐也。苟无可苦，便无所乐。”(63)“人生两间，苦处即是乐处，无所苦则无所乐矣。”(64)颜元反对佛教“人生皆苦”的观点，针锋相对提出“苦即是乐”，宣扬积极乐观的入世精神，与其隐遁弃世，不如经国济世，“苟无可苦，便无所乐”，但求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尽己之性，以践行仁道、经世致用为最高追求。

二是苦尽乐来。苦难是人生宝贵的财富，是年轻人成长过程中必要的人生历练。颜元指出：“自古圣贤豪杰，都从贫贱困苦中经历过、琢磨成，况吾侪庸人，若不受锻炼，焉能成德成才？遇些艰辛，遭些横逆，不知是上天爱悯我，不知是世人玉成我，反生暴躁，真愚人矣！”(65)在这一点上，颜元并非继承墨者遗风，而是直接孔子“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论语·述而》)和颜渊“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的好学精神，孟子的“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孟子·尽心上》)的大丈夫品格，以及张载的“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西铭》)的自强精神，是原儒精神的发展和弘扬。

三是苦中作乐。他批评宋明理学家津津乐道于“孔颜乐处”，以此为话头教导学生去思考“孔颜乐处”所乐何事，从而体悟安贫乐道、仁者不忧的境界，从而误人歧途。“曰‘孔颜乐处’，曰‘义理悦心’，使前后贤豪皆笼盖于释氏极乐世界中。”(66)显然，“孔颜乐处”本身是符合原儒的思想意涵的，问题出在宋儒的曲解上。宋儒不是将“乐”解释为动中乐，而是静中乐；不是将“乐处”理解为身上习行，而是心上禅悦；不是继承孔颜“以苦为乐”的精神境界，而是满足于“义理悦心”的极乐世界。这样，颜元将原儒基于人伦日用、习动健行的“孔颜乐处”与宋儒逃世脱俗、安于禅悦的“孔颜乐处”区分开来，明确了批判实学“以苦为乐”的境界追求。

注释：
 
①葛荣晋：《中国实学文化导论》，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版，第136-137页。
 
②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19页。
 
③李塨：《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下)，王星贤等点校：《颜元集》(下)，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783页。
 
④颜元指出：“宋儒之学，平心论之，支离章句，染痼释、老，而自居于直接孔、孟，不近乎伪乎！”(李塨《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下，《颜元集》(下)，第781页)“徒以空言相推，驾一世之上，而动拟帝王圣贤，此伪学之名所从来也！”(《存学编》卷三，《颜元集》(上)，第82页)“汉之滥觞，宋之理学，皆伪儒也。”(《习斋记余》卷九，《颜元集》(下)，第556页)
 
⑤⑦⑨颜元：《寄桐乡钱生晓城》，《习斋记余》(卷三)，《颜元集》(下)，第439页，第439页，第441页。
 
⑥颜元：《朱子语类评》，《颜元集》(上)，第281页。
 
⑧颜元：《驳朱子分年试经史子集议》，《习斋记余》(卷九)，《颜元集》(下)，第564页。
 
⑩参见颜元：《答齐笃公秀才赠号书》，《习斋记余》(卷四)，《颜元集》(下)，第466页。
 
(11)梁启超：“至于破坏方面，其见识之高，胆量之大，我敢说从古及今未有其比。因为自汉以后二千年所有学术，都被他否认完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23页。)钱穆则赞誉颜元：“一旦幡然悔悟，乃并宋明相传六百年理学，一壁推翻，其气魄之深沉，识解之毅决，盖有非南方学者如梨洲、船山、亭林诸人所及者。”(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59页。)
 
(12)颜元：《未坠集序》，《习斋记余》(卷一)，《颜元集》(下)，第398页。
 
(13)李塨：《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下)，《颜元集》(下)，第774页。
 
(14)颜元：《王学质疑跋》，《习斋记余》(卷六)，《颜元集》(下)，第497页。
 
(15)颜元：《王学质疑跋》，《习斋记余》(卷六)，《颜元集》(下)，第497页。
 
(16)颜元：《未坠集序》，《习斋记余》(卷一)，《颜元集》(下)，第397页。
 
(17)李塨：《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下)，《颜元集》(下)，第774页。
 
(18)颜元：《存人篇》(卷一)，《颜元集》(上)，第129页。
 
(19)(21)(22)颜元：《朱子语类评》，《颜元集》(上)，第296页，第283页，第285页。
 
(20)颜元：《四书正误》(卷三)，《颜元集》(上)，第186页。
 
(23)钟錂：《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下)，《颜元集》(下)，第696页。
 
(24)钟錂：《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上)，《颜元集》(下)，第628页。
 
(25)颜元：《总论诸儒讲学》，《存学编》(卷一)，《颜元集》(上)，第42页。
 
(26)(29)颜元：《朱子语类评》，《颜元集》(上)，第250-251页，第272页。
 
(27)颜元：《性理评》，《存学编》(卷三)，《颜元集》(上)，第73页。
 
(28)颜元：《泣血集序》，《习斋记余》(卷一)，《颜元集》(下)，第399页。
 
(30)颜元：《四书正误》(卷四)，《颜元集》(上)，第229页。
 
(31)(32)钟錂：《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下)，《颜元集》(下)，第669页，第693页。
 
(33)颜元：《初寄王法乾书》，《习斋记余》(卷四)，《颜元集》(下)，第446页。
 
(34)颜元：《上太仓陆桴亭先生书》，《习斋记余》(卷三)，《颜元集》(下)，第426页。
 
(35)(41)钟錂：《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上)，《颜元集》(下)，第631页，第645页。
 
(36)(38)(39)(40)颜元：《性理评》，《存学编》(卷二)，《颜元集》(上)，第68页，第60页，第59页，第71页。
 
(37)陈登原：《颜习斋哲学思想述》，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89年版，第75页。
 
(42)颜元：《题哀公问》，《习斋记余》(卷九)，《颜元集》(下)，第555页。
 
(43)(44)颜元：《四书正误》(卷三)，《颜元集》(上)，第194页，第197页。
 
(45)李塨：《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下)，《颜元集》(下)，第783页。
 
(46)颜元：《性理评》，《存学编》(卷三)，《颜元集》(上)，第86页。
 
(47)颜元：《明亲》，《存学编》(卷一)，《颜元集》(上)，第44页。
 
(48)颜元：《答齐笃公秀才赠号书》，《习斋记余》(卷四)，《颜元集》(下)，第466页。
 
(49)颜元：《上太仓陆桴亭先生书》，《习斋记余》(卷三)，《颜元集》(下)，第427页。
 
(50)颜元：《四书正误》(卷六)，《颜元集》(上)，第238页。
 
(51)颜元：《四书正误》(卷四)，《颜元集》(上)，第229页。
 
(52)颜元：《初寄王法乾书》，《习斋记余》(卷四)，《颜元集》(下)，第446页。
 
(53)颜元：《学辨一》，《存学编》(卷一)，《颜元集》(上)，第50页。
 
(54)(57)颜元：《性理评》，《存学编》(卷二)，《颜元集》(上)，第55页，第70页。
 
(55)李塨：《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上)，《颜元集》(下)，第747页。
 
(56)颜元：《朱子语类评》，《颜元集》(上)，第285页。
 
(58)冯辰，刘调赞：《李恕谷先生年谱》(卷四)，《李塨文集》(下)，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799页。
 
(59)颜元：《性理评》，《存学编》(卷三)，《颜元集》(上)，第76页。
 
(60)颜元：《学辨二》，《存学编》(卷一)，《颜元集》(上)，第54页。
 
(61)颜元：《学校》，《存治编》，《颜元集》(上)，第109页。
 
(62)颜元：《总论诸儒讲学》，《存学编》(卷一)，《颜元集》(上)，第41页。
 
(63)钟錂：《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上)，《颜元集》(下)，第654页。
 
(64)颜元：《答陈端伯中书》，《习斋记余》(卷四)，《颜元集》(下)，第461页。
 
(65)(66)颜元：《四书正误》(卷六)，《颜元集》(上)，第241页，第2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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